1978,改革开放真正起点
<div class="font_title margin_top"><span id="c_title">1978,改革开放真正起点</span></div><div class="font_hui" style="LINE-HEIGHT: 25px;"></div><div id="content_zoom"><style id="_Custom_Style_"></style><p> 中国改革史都重彩记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代意义，实际上问题都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而西单墙大字报事件是此次会议“思想解放”的直接推手。</p><p align="center"><strong>西单民主墙事件改变会议讨论议题</strong></p><p> 出席这次工作会议的共有212人。中共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以及各大军区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原来的计划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首先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邓小平当年9月提出的）。</p><p style="MARGIN: 0px;"> 但当时，西单墙的最新消息，反而意外成为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会下的重要话题。西单墙指的是当时北京西长安街和西单北大街交会处，西单体育场的约2米高、100米长（也有一说是200米左右）的宽阔围墙，又被称为西单民主墙。</p><p style="MARGIN: 0px;"> </p><p style="MARGIN: 0px;"> “民主墙”的形式源于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即民众（不排除有官方背景的人混在“民众”队伍中）在公众场所张贴文章，表述某种政治主张或心声。但在内容上，民主墙上出现的（尤其是运动中后期出现的文章）更像是民众（其中最有分量的似乎还是一些知识分子）真正独立思考的声音，而非文革时期那种被官方煽动导向的无意义口号。</p><p align="center" style="MARGIN: 0px;"><p align="center" style="MARGIN: 0px;"><strong><font color="#006600"></font></strong></p> 1978年9月，“文革”中被停刊多年的《中国青年》杂志复刊。但复刊后的第一期便被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下令查禁。</p><p> 查禁的理由是：1、刊物中登载了一些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的诗抄，有为“反革命事件”叫屈的嫌疑；2、杂志里没有登载毛泽东的诗词；3、杂志里没有登载华国锋的题词；4、有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要破除“现代迷信”，即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这在当时是极具震撼力的观点，也是刊物被禁的最主要原因。</p><p> 11月15日左右，有人把已被查禁的《中国青年》公开贴到了西单墙上，一下引起了千万民众聚集到此观看。随后开始有人在墙下面贴出自己的感想，表达对宣传部门查禁《中国青年》的抗议。接下来，就进一步出现了要求肃清专制余毒、要民主、要言论自由的大字报。</p><p> 事情越闹越大，很自然的，西单墙的大字报就和中央工作会议上思想解放的议论结合起来了。</p><p align="center"><strong>陈云首先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strong></p><p> 大家围绕这个事件提出了各种突破当时禁区的问题。华国锋和汪东兴失去了会议控制权，会议很自然地转变了方向。11月12日，以擅长经济工作而闻名的陈云，首先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六个问题要求中央考虑和决定：</p><p> 一、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p><p> 二、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大批被打成叛徒的人，要根据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的决定重新复查，恢复其组织。</p><p style="MARGIN: 0px;">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以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现在被定为叛徒或者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一个“尾巴”，……应当由中央组织部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p><p style="MARGIN: 0px;"></p><p style="MARGIN: 0px;">四、彭德怀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p><p> 五、天安门事件……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p><p> 六、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对他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p><p align="center" style="MARGIN: 0px;"><br/><strong>“凡是派”遭到元老集体炮轰</strong></p><p> 陈云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赞同，从而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推向高潮。谭震林指名道姓地批评“凡是派”。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这六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肖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大家不仅要把“文革”中颠倒了的大是大非问题颠倒过来，还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十一大”以来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清算，并对很多重大决策提出了新的建议。</p><p> 这些在中共党内有很高声望的元老，接二连三地发出一门门重炮，矛头直接对准 “凡是派”。</p><p style="MARGIN: 0px;"> 面对此种情况，11月14日，在会议期间，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由北京市委出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 “解冻”的气氛由此开始渐渐蔓延。紧跟着，“南京事件”（1976年4月，南京群众纪念周恩来而引发的类似北京“四·五”的事件）也宣布平反，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平反。</p><p style="MARGIN: 0px;"> </p><p align="center" style="MARGIN: 0px;"><p align="center" style="MARGIN: 0px;"><strong><font color="#006600"></font></strong></p> </p><p style="MARGIN: 0px;">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这个讲话真正付诸实施的还是关于经济问题部分。他认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这就是中国八十年代初期改革的指导思想。</p><p> 12月15日，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叶剑英在闭幕式上说的话饶有深意。他说：“民主作风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华主席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华主席提出今后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写‘党中央’就行了，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p><p style="MARGIN: 0px;">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的第三天，即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只用了五天时间，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p><p style="MARGIN: 0px;"></p><p style="MARGIN: 0px;"></p><p style="MARGIN: 0px;"></p><p style="MARGIN: 0px;"></p></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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