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仲君(原山西大学师范学院教授，1994年被指定参与薄一波回忆录《七十年奋斗与思考》写作组，得以与晚年居于玉泉山的薄一波有一段长达数年的交往)
晚年重视历史
他晚年住在玉泉山，孩子们周末才来，平时就一个人，有时女儿从美国回来住一段时间，大部分时间花在总结自己的人生和历史了。
1994年1月，我在北京第一次见到薄老，他当时86岁了，满头白发，长长的白眉毛，就是民间所说的“寿眉”。
1988年到1993年，他写了带有国史性质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对“文革”前17年最权威、最详尽的研究著作之一。
这本书完成后，他觉得还有许多事情和许多话没有尽述，想再写一本，但毕竟年纪大了，需要帮手。
当时中央专门为他配备了写作组，写作组大约10人，因为涉及他在山西的经历，我被抽调参加。
他当时住在玉泉山庄7号楼，我们写作组住在11号楼，每次我们去见他，他都站起来迎接，我们离开，他又坚持送我们出门。
他每天的主要工作是讲述，我们记录后再整理，上午9点开始，11点半结束，下午3点开始，5点半结束，他打趣说，我们这是名副其实的“九三学社”。
他极其认真，有时，写了初稿后，他再一遍遍地改，有些甚至推倒重来。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原来要写三本，第一本已经出来，第二本也已经写好，并且开印，后来因故没有出来。
他也有委屈，有些委屈也没来得及说出，现在他走了，也不可能说了，恐怕有些人对他有误解，他本来想写一写，说一说话，后来考虑到时机问题，就错过了。
自己对自己的回顾
老人很机敏，记忆力惊人，年轻时的事情甚至细节都记得很清楚。这种机敏在政治上就是敏感，对“文革”以及批斗刘少奇他其实早有预见，他当时和我们谈了很多。
对自己“文革”期间被批斗的次数，他都记得很清楚，每次经历都记下来，斗了他136次，审讯了206次。那个时候，几个人抡着他的手脚从床上往水里扔，是家常便饭。
他自己也说不清关在什么监狱，只记得中间转了很多次。
在困境里，他非常倔，且坚定，你可以说他就是个“死硬派”，偏要活下来，所有给他吃的东西，他一点都不浪费，掉在地上的米粒都捡起来。
他的房间从这头到那头就七步，他就自己给自己编了个七步操，边走边想着锻炼身体，就是不让自己垮下来。到了1975年，四人帮想把他支到河南南阳，他不肯，坚持留下来。
粉碎四人帮后，他还没被解放，才有些绝望，但即便那种情况下写给孩子的信，还是很真挚，很动人，没有一句不合适的话。
他为人最大的特点是实际，坚持实事求是。他最显著的例子是与阎锡山达成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协议，搞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山西后来成为抗日期间最早也是最大的根据地，得到毛泽东的肯定。
他自己在回忆人生时，也很看重这一部分，将其比喻成围棋中的术语“手筋”，意思是最要紧最关键的一步。但遗憾的是，这一块的贡献后来并没有得到充分评价。
传统还是保守
改革开放后，许多人有误解，认为薄老这样的老同志一定很传统，很保守，事实上呢？
我举一个例子，我看到他1980年代初对“傻子瓜子”作出的批示，“市场活跃并不失为社会主义，我觉得，这几年我们在搞经济上确有显著成绩，其中允许私人(个体)雇工带徒弟经营是个很重要的成功，对此我们应总结经验，使个体经济合法化，要定出更合理的法规来。”
在当时提出这些观点很不容易，阻力非常大。看到材料后面批评雇工人数多的时候，他又批了一句，“雇工多了，是违背政策，但促进了经济发展，又符合政策。”
薄老还讲过另外一件事，1980年代，他到美国波音公司参观，看到停机坪上只有两架飞机正待交货，就问陪同的美方人员，飞机这么少，货取走了，岂不是没有了。对方解释，我们是定单生产，定一架生产一架，不然就积压资金了。
薄老很感慨，这才是真正的计划经济，我们以前搞计划经济动辄就超额，这是什么计划经济？他参观回来后，对国外的以市场为导向而不是人为导向来发展经济的做法非常赞同。
晚 年
1996年老人家得了一场大病，肠胃出了问题，当时情况危急，后来总算恢复了。之前他的身体一直很好，这场病之后就长期住在玉泉山七号楼。
2006年4月，发现牙不好了，吃东西不好了，他的病就是从口腔开始的。薄老一直相信协和医院，有什么病一般都到协和医院去看。
薄老的爱人在文革中去世，女儿当时赶到火化的地方，听到火化工人说，景况好惨啊。关于死因，至今仍不得答案，但薄老晚年从来不提此事，我们也不好多问。
晚年去看他的人比较多，阴历正月初五是他的生日，我在的那几年每年都很热闹，国家领导人都会去看他。
老人不喝酒，不抽烟，喜欢穿中山装，从不穿西装，也听京戏，有一次出去，看看北京，转了半途，说不看了，他对老北京的许多建筑和特色的消失很遗憾。
改革年代的薄一波
薄一波?1908—2007?，原名薄书存，山西定襄县人。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7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被增补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2年5月任国务委员，曾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同年9月和1987年11月，两度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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