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忆旧

    明成祖朱棣修建北京城时，在高大的城墙上开了九个城门：正阳门、崇文门、朝阳门、阜成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和西直门。到了嘉靖年间，为了防止长城外的蒙古人卷土重来，嘉靖下令增建了外城，要用铜墙铁壁将自己层层包裹起来。外城共有七个城门，它们是：东便门、西便门、广渠门、广安门、左安门、右安门和永定门。再加上皇城内的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四门，就构成了明清时期北京城“里九外七皇城四”的城门阵势。民国十五年(1926年)，在宣武门和正阳门间开了一个和平门。日本侵华时期，为了使东郊和西郊成为通达的直线道路，在东单牌楼以东和西单牌楼以西，各拆除一段墙，修建了两座城门。城门刚刚建好，日本人就举着白旗打道回自己的海上小岛了。国民政府接管北京后，将这两座城门命名为建国门和复兴门，寄兴国兴邦之意。

北京的城门之多，估计是其他地方不能比拟的。尽管几经风雨，守护着城门的城墙很多都已被拆除，还有留下的孤零零的城门楼子，甚至有些城门也不复存在，但是它们伟岸深沉的故影却给这座城池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早在1915年，正阳门瓮城便被拆除，城楼两侧被增建券洞。196年，北京地铁工程开工，原要拆除城楼，周恩来总理亲自视察，指示保留城接和箭楼。

正阳门也叫前门，它不仅是北京城门的老大，更是北京城的象征。元朝时称丽正门，正统元年(1436年)改名为正阳门。这座城门并没给京城的百姓们带来多大的方便，从建成之日起，它就常年闭门谢客，因为这是专门为皇帝设计的“国门”，百姓自然是没有分享的份儿。皇帝出城祭天祭地时，城门才洞开，恭候天子的龙车从这里经过。也许是天子的阳气太旺盛了，正阳门从建成之日起，就屡遭火灾。

此为正阳门箭楼今况，它被绿草簇拥，孤零零站在那里，荣耀又失落。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正阳门第一次遇火。万历皇帝比较倒霉，他在位期间，皇宫遭遇了一次特大火灾，不仅三大殿化为灰烬，就连乾清、坤宁二宫也付之一炬。皇帝上班和睡觉的地方都没了，已经够让他上火了，偏偏祸不单行，正在一班人马垒力抢修皇宫的时候，“国门”又起火了。深宫内院断壁残垣的尴尬百姓看不见，皇家的门脸可就遮掩不住了，何况皇帝又是最在乎面子的。万历皇帝连夜指派一个太监作为正阳门修复工程的主管。宦官当权，是明朝的一个典型特征，太监手里有了权，接下来就要以权谋私了。这位总管胃口不小，打了个报告说工程预算需要白银13万两，不遗余力地揩皇帝的油。这时，有一个叫陈嘉言的大臣，是一个比较开明正直的人，他向皇帝进言说这个工程只要3万两就足够了。万历也不是傻瓜，有人肯为他省钱他当然高兴，当即拨了3万两白银给陈嘉言。陈嘉言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却得罪了那位太监主管，正阳门修复之后，他也被排挤出朝廷了。此后的300年间，正阳门又经历了大大小小几场火难，几经修复和改建，最终才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

  这是摄于民国时期的一帧旧照。当时的北京已不是中国的首都，但古老的宫殿依然存在，破败中掩不住森严的皇家气派。

天安门是皇城的正门，始建于1417年(明永乐十五年)。明成祖迁都之后，为了表明自己是继往开来的新君主，便仿建南京承天门的样子建造了皇城正门，所以天安门在明朝叫做承天门。明清两代，天安门是皇家举行各种庆典活动的场所，皇帝去祭坛祭祀时要出入天安门，颁发皇帝登基以及册立皇后和太子的诏书时，要在天安门的城楼上举行隆重而麻烦的颁诏仪式，用以向百姓展示皇家的威风和气派。不过，这座城楼也和京城里的“飞贼”们交情甚好。

1900年中国发生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选．北京城落八敌手。从照片可以看到1900年的天安门一片破败的景象，似乎很久没有人打扫了。 

    在天安门城楼大厅上，有一块一米见方、绘有龙凤图案的天花板，这块天花板叫做“承尘”，承尘之上的顶层部分叫做“暗楼子”，承尘下面明亮的大厅叫做“明楼子”。皇宫宝贝自然不少，所以明清时代，北京专吃皇家的大盗不少。这些人为了能够进入皇宫，练就了飞檐走壁的绝活。他们夜间行走于宫内各大殿，搜罗宝物，白天就舒舒服服地躲在天安门和其他城门的暗楼子里养精蓄锐。对于盗贼的这种行为，当差的早已见惯不怪了，反正皇宫里珍宝无数，少一两件又有什么关系，更何况又不是自己家里的东西。更夸张的是，当时镇守城楼的当班人员们经常聚众赌博，躲在暗楼子上的飞贼在上面看得心里发痒．实在按捺不住时，就索实性下来和当班的一起“娱乐”起来。城楼守卫们虽然心知肚明，可谁都不说破，赌桌上兵贼一家亲，真是其乐融融。

当差的和飞贼们鬼混在一起不大要紧，但皇帝自称贵为九五之尊，他要登城楼的时候，暗楼子里就容不得这些大侠们了。每当皇家要在天安门举行庆典活动的前几天，侍卫们便纷纷拥上各个城楼，把承尘全部摘下来，点上十几盏明灯，往暗楼内反复照射。对外宣称是打扫卫生，实际上就是查盗，这项工作称之为“扫楼”或“晾楼板”。这活虽然辛苦，也不失为一件美差，抓了盗贼可以立功，而且每次扫楼都可查获不少失窃的宝物，至于这些东西能不能完璧归赵，那可就说不准了。

崇文门原来是元大都的十一个城门之一，当时叫做文明门。据说有个叫哈达大王的人，他的府邸曾经建在此门内，所以也叫“哈达门”。天长日久，哈达门被讹传成“哈大门”或“哈德门”。后来，一些文人墨客在写作时，觉得无论是“哈达～哈德”还是“哈大”，都登不了大雅之堂，于是便取“哈达”的谐音，写成“海岱门”，换了个好听的名字，城门也显得威风气派多了。明朝改建北京城时，将十一个城门精简为九个，海岱门没有惨遭淘汰，被更名为崇文门。

俗称“哈德门”，初建于明朝永乐十七年（1419）年，正统元年重建城楼，增建了瓮城、箭楼、闸楼。崇文一词，来自《左传》“崇文德也”一语，以此命名城门，表示“尊重文治”。1965年，崇文门城楼被拆除。

    清朝的皇帝属于少数民族，天子为了更好地照顾他的族人，特意给在京的满人官吏们开了小灶，让他们到内城的九门口去站岗，但见来往的商贩，就伸手向他们要钱，口头上美其名日“征税”。九门税关都“统于崇文一司”，所以崇文门税关自然是肥得流油。税关的办公地点位于今哈德门饭店的旧址之上，税官官员多数由皇帝管家——内务府大臣担当，皇家的意图很明显，肥水是绝不能外流的，所以凡是被安排到这里的官员，均是皇亲国戚。

    崇文门税关有了皇帝的“黄马褂”，自然是有恃无恐、胡作非为。不光在城门口专门设了交费站，官吏们还经常四处巡逻，随便揪到几个倒霉蛋就称其偷税漏税，加倍惩罚。就连蒙古王公、外国贡使进京，也难逃“雁过拔毛”的厄运，至于商贩百姓更是苦不堪言。天长日久，就有了关于崇文门税关的歇后语：“崇文门关当差——发了”。辛亥革命后，崇文门税关仍是北洋政府的摇钱树，直到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才取消了崇文门关，结束了崇文门以税关之苛而使人“望门生畏”的历史。当时京城内禁止设制酒作坊，外来酒类都由官方专营。因此城内酒价很高，酒类走私便应运而生。酒贩们常常在夜间偷偷爬城墙进城，俗称“背私酒”。背私酒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首先，酒贩们先将装满酒的猪尿脬挂在胸前，然后背贴城墙，手脚并用，沿着城墙上稍微凸出来的城砖一点一点地向上爬，爬到墙头再用绳子把身体顾下去，稍有不慎就会跌下来。为了生计，酒贩们都要练就杂耍般的绝活，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这张税单清晰地记录了崇文九的税关在光绪八年八月初六一日征税额。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