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这座历史悠久的古都，历代劳动人民在这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她拥有很多珍贵的文物和古迹。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她被完整地保存下来。随着1949年的到来，北京回到人民的怀抱。古都获得了新生。在这一历史更迭，时代变迁的重大事件中，我作为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代表，参与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全过程，从蓟县第二次商谈（第一次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接头是在河北易县。崔载之先生去的）到通县的签署协议；从北平联合办事处的成立到和平起义通电的发表，我都亲身经历了。现仅就回忆起来的一些情况记述如下。
和谈之前
1948年年底，在北平城里已隐隐约约听到炮声，市内人心惶惶。我从苏开元（傅部少将高参党的地下工作者，北平解放后任北京市公安局第三处处长）那里了解到张家口到北平一线以及平津的全部军事形势。这些时候，我也很少到“总部”去，每天在永定门外的南苑，搞国民党土地法上的“耕者有其田”和所谓的二五减租。
我认识傅作义将军是在1937年夏季。那时蒋介石邀请各地大学教授和“名流”在江西庐山开茶话会。当时我在山西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山西大学被邀请的有校长王禄勋和我两个
我到绥远后不久，傅军在南口与日军接火了，绥远到太原的交通就断绝了，我只好由宁夏乘飞机借道西安返回晋南临汾老家。此时傅也于太原失守后到了临汾。我们见面后傅说拟请我代表他到延安与中共中央商谈合作问题。因为傅已被闫锡山任命为第七集团军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八路军的一二0 师此时驻在晋西北兴县、岢岚一带，正是在傅的北路军作战范围以内。党中央派曾山、程子华同志到山西汾阳柳林镇会见傅作义将军，所以傅请我去延安代表他走一趟。到了延安，我拜见了毛主席本来还要见周恩来副主席的，因周去了重庆，未曾会唔。恰于此时，贺龙师长和肖克副师长同在延安，毛主席告诉我说可以和他们两位会谈一下。我就是那个时候与贺龙、肖克同志认识的。我由延安返回傅部，便在北路军总总司令部战地工作委员会负责，时常与八路军接触。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委派傅作义将军为长城以北热、察、绥的受降官，所以傅就派我作代表，到绥远的商都和察哈尔的张北与苏联红军接头。不久，中共与国民党会谈粕成立了三人和谈小组，我又担任傅作义的代表，在绥远、集宁、丰镇张家口与八路军会谈。
多年来，傅与中共的接触，大部分都是我代表他参加的。
当北平、天津的战事十分吃紧的时候，有一天夜半，傅的秘书闫又文经我打电话说：傅令我立即到总部。并说对我夜间通行已做了安排，派车接我。所以各道警卫、门岗均未阻拦，我一直走进傅的办公室。进屋后看见傅一个人在房间内踱来踱去。他看见我后，双目注视，一言不发，片刻后问我：“你对目前的时局有什么看法？”因我长时间不到“总部”，有时偶尔碰见傅，傅也不和我谈这一类问题。今天半夜电召，单独接见，且开门见山地问我对时局有什么看法，于是我便猜着了几分。我反问傅：“是不是打算与解放军接洽？”他听了我的话后，仍不停地在室内绕行，边走边说：“李任潮（李济深）派了个代表叫彭泽湘（事后查实，他是冒充代表李济深先生的）建议我‘反蒋独立’，举行起义，所谓走第三条路线，独树一炽。民盟也派来一个叫张东荪的代表团，是燕京大学教授，他建议我与中共接头。”说到此处，他停了下来。我随即问他：“总司令打算怎样？”他沉思了一下说：“我觉得李任潮的代表彭某人的意见，不是个好意见；而且我看彭某这个人谈吐间，一片浮夸气，我不打算理睬，也不答复李济深。另外，前些日子胡适偕司徒雷登（美国驻华大使）来北平，曾谈过让我退守山东沿海一带，美国人的意见是要我以青岛为根据地，人员由我们解决，武器装备由美国供给，但军需后勤由美国人监督，还说了些很难听的话。他们太小看中国人了，我不同意，就搁下了。”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蒋介石是不行了，政府腐败，人心焕散，军事无能，经济崩溃，就是美国人也救不了他了。要是我对蒋介石还有一点希望，也不会拒绝担任华东南军政长官了。我考虑再三，还是与中共接头为好。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是可以把中国搞好的。数月前我曾给毛主席发了个电报，请求派南汉宸先生来北平一趟（傅城晋西北时，南曾偕夫人数次到河曲。毛主席于1938年夏派到傅部的一个统战小组共8人，由潘纪文同志负责，在我的战地工作委员会工作，就是南去与傅商订的）。至今未见复电，不料局势发展如此之快。半月前，我已派了崔载之（傅在北平办的《平明日报》社社长）与中共在易县接上了头，并带着一个电台，一个多星期的谈判，仅和他们的参谋长刘亚楼谈了两次话，不着边际，最后表示说我们没有诚意。我已电令崔将电台留下，立即返平。我又去电说派你去重新商谈，对方已复电同意。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同张东荪到易县去，怎样？”我问去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些什么？应该怎样说？傅简单地讲了他的想法后说：“你去了相机行事吧！”说完又在室内踱来踱去，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又说：“去准备吧！”同时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十分机密。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对家里也只说是要在中南海住几天。
蓟县的谈判——草签会谈纪要
1949年腊八那天（1月6日）清晨，傅的政治部主任王克俊坐车到我家，说：“咱们一起到张东荪家，他就住在李阁老胡同。”到张家后，王克俊对张东荪说：“你那天代表民盟谈的意见，我们考虑了好久，前天傅先生请你吃饭时对你所表示的意见，周北峰先生也赞成，今天你们就可以去了。你昨天派的人我也见了，并请他传话给你说今天就可以出城。父准备了吗？你们现在就可以走吧！路线及联络的讯号已约好。出西直门通过前线的办法，也也安排好了，就坐我的车走吧！”说完他就走了。这时有一个青年人进来，自我介绍他是崔月犁（解放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并说：“周先生，我们知道你，傅先生派你代表他去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表示欢迎。”我说：“我们是否在这里先谈谈？”他说：“不用了，您二位这就走吧！我们也为你们的行动安排好了，出西直门，直奔海淀，在那里有我们的人来接，联络口号是找‘王东’。又说：“我已接到党的指示，让我和你在这里见面，希望你们这次出城，能很好地完成这一工作，路上要小心，多多保重”。这时，崔就让张东荪的儿子取了块儿白布，缝在棍子上面。告诉我说：“通过火线时就摇晃这个旗子走吧！”
我与张东荪乘车出发，到西直门后，汽车停下受检查。这时过来一个军官，打开车门说：“主任认识我吗？”我说：“面熟得很”。他又说：“我叫卫树槐，在河曲时我在‘军官训练团’受训，那时你是我们的政治部主任。现在我是ⅹ团团长，奉命在西直门接你们。”又说：“出西直门后，直奔万牲园（即动物园），在前面白石桥拐弯处，有人接你们，请吧。”我们坐车一直朝颐和园方向驶去。到了白石桥，一个军官拦住我们的汽车，打开车门看了一下说：“汽车不能向前开了！请下车吧”！并对我们说：“这是第二道防线，距前沿战壕只有三五百米，你们步行到那里后，有人给你们穿越火线的路线和办法。我认识您，前面那个军官不认识您，我给你写个条子，您交给那个人，他是个连长。”接着他给了我一个纸条。
我们把汽车打发回去，让司机转告王克俊说我们已去了。这样，我们这两个夹着皮包戴着皮帽的大学教授打扮的人，持杖步行，在一股死气沉沉的静寂中向前走去，我与张东荪一面前进，一面注视着道旁的情况。走了十几米，后面的那个军官喊着：“请马路中间，千万别走两旁的土路，土路上埋有地雷。”我俩继续向前，到了前沿战壕。这时从路旁草棚里走出一个人，我将纸条递给他，他看后说：“你们过去吧！从昨天到今天这里很安静，没有响枪，你们小心点儿就是了，听见响枪就卧倒，等那边招手再向前走。”我们又走了大约一百米，突然听见有人喊：“站住！”我们顺声音看到了“农研所”门口石桥上有六七个解放军战士，我们就摇晃着手中的小白旗向他们走去。到了跟前，他们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我俩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好久没有回家了，要回家去。一个班长模样的战士像是有点了解我们的情况，就说：“走！”便领着我俩到了他们的指挥所。
这个指挥所设在海淀镇西南角的一个大院内。一位干部和我们谈了话。我们说要找“王东”，并简单地说明了来意。他很热情地招待我们吃了顿面条，饭后还让我俩在一个屋子里休息了一会儿。看样子是预先接到了我们情况的通知了。
两个多小时后，来了一辆吉普车，由一位干部陪同我们乘车前进。走了一会儿后，我发现是向颐和园方向前进，就说：“我们是去清河镇的，现在好像是去颐和园。”那个干部笑着说：“我们已请示了上级，批示把你们送到西山那里。“半小时后汽车到了一个小村庄，在一个大院门口停了车。程子华将军站在门口。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山西汾阳，离石一带和程子华将军接触过几次，彼此是很熟悉的。他一见到下车的是我，便很热情地与我握手，并说：“路上辛苦了，累了吧！”我向程将军介绍了张东荪。我们一面寒暄，一面进入给我们准备的房子里。屋子里生了个大火炉，从寒风凛冽的外面一下步入温暖如春的小屋，心情觉得十分舒畅。又因为安全地通过了封锁线，所以精神为之一振。饭后，程子华将军就与我们漫谈起来了，从抗日战争一直谈到解放战争，由离石谈到北平。最后，程子华将军说：“今天本来准备请你们从海淀向东去总部的，但时间晚了，要绕到北山脚下，路不好走。所以，你们先在这里休息一夜，明天一早出发，大约下午就能到总部了。”
翌日清晨，我们乘坐一辆大卡车出发了，由一个班的战士护送我们。
下午4时许，我们到了蓟县。下车后，一位同志过来招呼我们：“周先生，你们一路辛苦了！你不认识我了吗？”我说“面熟的很，好像在那里见过，记不准确了”他笑着说：“我叫李炳泉，曾在《平明日报》工作过，负责招待你与张先生，我已用电话向首长报告您们来了。这里是蓟县东南的八里庄，总部离这里还有一段路呢！”随后他让我们进屋休息，在用饭时，我听见汽车停住的声音，一会儿聂荣臻将军健步走进屋中。我们急忙站起来。李炳泉同志作了介绍，聂将军很客气地让我们继续用餐。
饭后，我们就谈起来了。聂将军向我们讲述了当时全国的战局和平津前线的形势。约半个小时后，聂将军说：“很好，你们路上累了，今天就休息吧！明天再谈。”我与张东荪将聂将军送出了大门，握手告别。
在返回我们的住处时，张东荪走在前面先进了屋。这时和我们一道送聂将军的李炳泉同志小声地对我说：“聂司令在东边那个院子里，请你过去谈一谈。”于是我又返身出去，进了那个院子。
我与聂将军谈了几句闲话后，聂就转话题说：“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你这次来很好，1945年你在张家口代表傅先生和我们进行三人小组会谈焊，那时傅和我们商谈是个骗局，所以我没有和你见面，只是让我们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王世英同志（抗日战争前，曾由张友渔同志介绍认识）和你见面，后来你就业到兴县见贺老总去了。这次你来了，我们很欢迎。你看傅作义这次有诚意吗？”我答到：“我看傅先生已经看清了形势，这次叫我来主要是看解放军对和平解决有什么条件。”聂将军说：“条件很简单嘛！我们要求他停止抵抗。不过，你是单谈北平的问题呢？还是谈傅统辖的全部部队和地区呢？”我说：“我是谈全面的问题的包括平、津、塘绥的一揽子和谈。”聂将军点了点头后又说：“傅先生是否还准备困兽一斗，用当年守涿州的办法，在北平负隅顽抗？”我说：“这次叫我出城商谈，我看是有诚意的，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有走这一条路。当然在具体问题上，可能还要费些周折。”聂将军又问了傅的一些近况，我就把三十五军和一0四军在新保安、怀来溃败后的情形以及我所知道的北平情况，大致谈了一下，并说：“傅还有不少顾虑，我们这次前来商谈是希望谈得比较具体点。”聂将军说：“好吧！明天我们正式会谈，你也早些休息吧。”我返回住处时，张东荪已躺下，见我回来便问道：“你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干什么去了？”我没告诉他刚才谈话的情况，只说到外面走了走，换了换空气。
第二天（1月8日）上午10点钟，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等几位将军一同来到我们的住所，开始正式商谈。我说：“昨天夜间我已给傅先生打了电报，说我们已安抵蓟县，并与聂司令员见了面，约定今天正式会谈。傅复电很简单，只是：“谈后即报”4个字。罗政委说：“那好吧！咱们今天先做初步会谈。你来是只谈北平问题呢？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地区都谈呢？”我说：“傅先生的意思是我们商谈应是以平、津、塘、绥为中心的所有他的统辖区一起谈。”罗政委说：“那很好！请你电告傅先生，平、津、塘、绥可以一起谈。不过请再次转告傅先生希望他这次要下定决心。我们的意见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化，所有地区一定解放区化。在接受这样条件的前提下，对傅部的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傅的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同时也谈到了对傅本人的安排问题。说完后，又谈了些别的，时间已至中午，我们便一同进午餐。饭后，罗、聂等将军又嘱咐我们多住几天，好好休息，过几天再谈。下午我便将这次会谈情况向傅作了汇报。
这样我们就在蓟县东南隅的八里庄住了下来。我们每天除了在农村散步外，就是在屋里看一些李炳泉同志为我们拿来的书报杂志。每日夜间与傅先生通电报，复电有时是傅先生来的，有时是王克俊来的。从复电中我感到傅先后对第一次会谈炽解放军方面只谈了笼统的意见且没有约定第二次会谈的时间显得有些焦急。在这几天中，傅每次来电差不多是一样的意见：希望我们谈得具体些。有一天晚上，罗、聂等都来了。这就谈如何改编使傅部所属军队解放军化以及文职机关如何改组和人员的安排；如何使这些人都能解放后很好地为革命工作等。谈了以上意见后，他们问我：“你对所谈的这些有什么意见？傅作义将军还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详细地谈一谈。”我说关于军队的改编，我出城时草拟了个意见，军队是以团为单位出城整编。对于新保安、张家口、怀来作战被浮人员一律释放，不作战俘对待。文职人员也都吸收到新的工作单位继续工作。傅还说他一贯主张政治民主，经济平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关于他的军队、行政、文教等人员都予以安排，给与生活出路。还有，他是追随着蒋介石做了些不利于国家、不利于民族的事情。在他的率领下，这些随他工作的人员或多或少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甚至于罪恶，这一切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对于他的所属军政人员的以往罪过，请就不要追问了。
罗、聂等听完我的陈述完傅的意见后说：“凡是你刚才所谈的各地作战被俘人员都可以一律释放，并不追究他们以往的责任，用一句成语说就是‘不咎既往’；凡愿继续工作的，都可以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不愿工作而要还乡的人员，都可以资遣，并发给资遣费及资遣证明书，令其还乡，并嘱咐地方政府对其还乡后也不予岐视。”还说：“我们对傅不但不作战俘看待，还要在政治上给他一定的地位。”我们会谈焊由刘亚楼同志作记录。谈完后，几位位司令员和我都到旁边的屋子里去坐，罗政委吩咐刘亚楼同志把所谈的记录整理一下，并说：明天再谈。便都走了。
我们送走几位司令员后，李炳泉同志对我说：“明天罗、聂、刘等首长早饭后就来，请不要出去。”
翌日上午10时，罗、聂、刘等几位将军一起来了，我与张东荪随他们一起走进一间已布置好的会场，还是由刘亚楼同志作记录。这次会谈主要是有关傅部属十万军队和一些文职人员的安排情况，并将昨天所谈内容重述了一下。全部谈完后，又问我与张有什么意见。张东荪说：“我没什么意见。”罗政委说：“请周先生说吧！”我说：“傅的希望与要求全都谈了。”于是罗政委让刘亚楼同志将会谈的结果整理一个“纪要”，就可以草签了。这次会谈较顺利，气氛也比较融洽。
午饭后，稍事休息，刘亚楼同志便将所谈的具体条件及会谈纪要整理好了，让我看后，罗、聂等在文件上签了字。轮到我们签字时，张东荪说：“我不签了，而且我不日便到石家庄去，不回北平了。周先生是傅先生的代表，由他签字就行了。”于是我签了字。签字后，刘亚楼同志说：“你们回去吧！路上要小心，我们派人送你们到前沿阵地。过火线的办法与联络方法你们用电报详细联络吧！”他还再三嘱咐说：“文件一定要保存好，以免发生意外，最好缝在衣服里面，千万小心。”我立即与王克俭通电话说明会谈已结束了，并要求安排我回城通过火线地点及办法。一切就绪后，下午二时许，解放军派了王参谋陪同我们乘汽车出发了，当晚我住在清河镇，汽车将张东荪送回燕京大学。
翌日清晨，王参谋带了4名战士陪同我继续前进。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均步行前往。10时许，我们走到了德胜门北边距土城子（俗称燕王城）约三华里的地方，王参谋说：“前边就是火线了，不能前进了，请按你们联络好的路线、方向向前先进！”我说：“谢谢诸位同志，请回去吧！”告别后，我一个人沿着公路继续前行。又行了半里多地，突然响起了枪声，子弹呼啸声从我头上掠过。我立即卧倒，几分钟后不打枪了。我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发现东边有一个茅草房，门外有两个老人，看样子是一对老夫妇。我急忙匍匐到草房前，老人说：这里有两天没打枪了，怎么今天又打起来了，你是干啥的？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这里可不能走啊！我站起来走进茅屋里说：“我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好久没有回家了，现在想进城回家看看，麻烦您到前面去跟他们说一声。不要打枪。”那老人似有难色，不愿承诺。经我再三请求，老头终于应允了。我在他身后约30米处跟着向前走。我看见老头到了战壕，与从壕沟里出来的两个兵说了几句话，随后老头就招手叫我过去。我随即走到了战壕前。那两个兵端枪指着我厉声问道：“进城干什么？”我说：“进城回家。”那两个兵停了一下，就摆手令老头回去，随后将我带到了一个指挥所。一个排长模样的军官对我进行了盘查。我一听他的口音就觉得不好。联络时明明说的德胜门是傅的嫡系部队，怎么他们说的话却是南方口音，而不是察、绥人的口音？这一定是蒋介石的嫡系，我心里埋怨王克俊把事办糟了，这时我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果然，他们见问不出来别的，就令我将衣服脱下来，仅留内衣，对我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幸好文件是缝在内衣里面的，没有被搜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见没有搜出什么可疑的东西，就把我带的香烟以及零碎物品都拿走了。然后让我穿好衣服，说：“行了，你可以走了！”，于是我便向德胜门走去，走到城门口的一个茶馆门前，我看见一个军人站在一块儿大石头上东张西望，看见我后急忙跳下来，说：“你是周主任吧？我等了你好半天了。”我问“谁叫你来的？”他说：“王克俊主任。”我说：“这是青年军的防地，你们不知道吗怎么不到前边第一线去，而在这里接我？”我与他边说边讲进了城门，乘上等候在那儿的汽车回家去了。
一到家，我就给王克俊打电话，告诉他我已平安回来了，吃过饭就到总部去。过了一会儿，王来电话说：“总司令请你立即来，这里给你准备饭，来这里吃吧！衣服也不用换了，你的车有特别通行证，可一直到总司令办公室。”我乘车去总部，汽车一直开到傅的办公室——居仁堂。不巧得很，我刚下车，就碰上中统在傅部的特务头子张庆恩出来，彼此打一个招呼，我就进去了。我从屏风的夹缝中看见在大客厅里正在开军事会议。我听见傅正在大声地布置北平的城防事务。我找到傅的随从副官，叫他通知一下王克俊，说我已来了。不一会儿，傅走进办公室，外面的军事会议仍在继续开着。
傅和我说了几句话后，就问：“你来电不是说已签了个协定，有文件吗？”我说：“不是什么协定，是一个会谈纪要。”我即从内衣中取出文件交给傅。傅看完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唉声叹气。我说：“这个文件是我们谈完后归纳整理的，最后一段附记说所谈各项务必于元月14日午夜前答复。”傅一言不发，又踱起步来，我只好安慰他几句。他平静一些后说：“你可电告解放军，你已回到北平。”停了一会儿又说：“这个文件过两天再说。”
我内心非常不安。看见傅的样子是要拖延时间，也有背城一战的可能。如果傅先生一时想不开，背城一战，北平这个数百年的古都岂不是同锦州的情况一样了吗？明清两代王朝的文物岂不都要付诸战火？这几天我与崔月犁同志作了数次联系，崔向我说了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城工部的意见。所以我还是不断到傅的“总部”，要求傅于14日午夜前答复，并安慰傅。此时傅的大女儿傅冬也知道傅心情沉重，她在傅的身边做了不少工作，还经常买些家乡小吃送给傅。傅这几天见了我总是闷闷不语，我一提到14日午夜前要答复的事，傅便用别的话岔开。
三四天后，傅对我说：“你可发电告罗、聂就说前次所谈都已研究了，只是限于14日午夜前答复，时间太仓促，不日你将偕邓宝珊将军再去。”傍晚接复电云：“电悉，可请再来。”于是我们又做出二次出城的准备工作。
傅将军与解放军接洽事，蒋介石在北平的特务已有所风闻，南京准备派飞机到北平接运军队。有一天，我与崔月犁同志约在锦什坊街内油蒌胡同傅的前军医处处第杜勤书家里见面时，将南京要派飞机到北平接运蒋的嫡系青年军和石觉的部队之事告之了崔月犁同志。这时北平的南郊、西郊飞机场都不能使用了，傅在天坛修了个临时飞机场。南京来的飞机就在这个机场降落，已经运走了蒋介石的一些嫡系部队。南苑的解放军便向天坛这个飞机场打炮。所以南京的飞机第二次飞来北平降落后便不敢起飞了。傅命我打电报给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请不要打炮，接到复电大意是：部队不能运走，一些蒋介石的高级将官和特务，不愿意参加起义的可以走。所以蒋介石的嫡系军官和宪兵第三团以及一部分特务便乘这次飞机逃走了。
通县的谈判——签署协议
1月14日上午，傅先生将我与邓宝珊将军请到“总部”，令我俩立即起程再赴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我说：“今天就14号了。我们对前一次在蓟县商谈纪要上所说的时限该答复了。傅说：“”你们去吧！有些条款还需要再商量一下。”我即发电说：“我偕邓宝珊将军今日日新月异往，请指定路线、地点及接头办法。”复电说：“欢迎你与邓将军同来，仍在清河镇接头，我方派王科长等候你们。”
午后一时，我们乘车出德胜门，改骑马前进。我们一行四人，（邓、我还有王焕文、刁可成）过了土城子，到了前沿战壕，护送我们的人便回去了。又走了几步，我们向前望去，好像有几匹马拴在树下，也有人走动，可能是对方的接应人员。越过战壕后，我们步行向前，走了大约二三百米，就有人招呼我们。接谈后果然是接我们的。他向我们介绍他们是平津前线司令部派来的，其中就有王科长。我们一同骑马到了清河镇，稍事休息，便改乘吉普车前进。哪里是目的地无从知晓，我在车上问：“天黑之前能到吗？”王科长说：“用不着天黑，一个多钟头就到了。”一小时后，我们的汽车停在通县西有一个大院子的门口。罗、聂等几们将军便到门口迎接我们。我们相偕进门后，罗政委说：“你们先休息，等一会儿再谈。”我们说：“不累。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谈？”聂司令员说：“周先生我们前次说得很清楚，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下达了进攻天津的攻击令了。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邓对我说：“用你的名义打个电报，将这个情况报告总司令请示。”傅复电说：“我弟与邓先生相商，斟酌办理。”接电后，我们于第二天上午开始了通县谈判，但是已悄包括天津了。参加谈判的有罗荣桓政委、聂司令员、邓宝珊和我。由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参谋处的处长苏静同志作记录。会谈一直开到深夜，主要内容包括傅部军队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办法（专指北平部分），对傅的华北总部和部队中团级以上人员的安排以及对北平市的文教、卫生等行政单位的接收办法，共整理归纳出具体条款十余条。15日清晨的4点多钟，李炳泉同志到我们床前说：“天津已经解放了，午夜，我们截获了陈长捷给傅的电话，说天津起火了，傅的参谋长回答‘灭火’，以后就再没有声音了。不一会儿，苏静同志也来了，他告诉我们说：“天津战争已进入尾声，国民党部队全部瓦解，城防司令陈长捷被浮，副司令候静如在天津战役打响之前，就率部由塘沽出海南逃了。”
下午继续会谈北平和平解放的问题。罗政委说：“绥远的问题，党中央指示缓缓再谈。但是如果北平的和平解放能顺利完成，使中国数百年古都的文物能够完全回到人民的怀抱，绥远的问题就好谈了。毛主席说将用一种更和缓的方式，我们叫它做绥远的方式。”最后双方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并决定次日由邓宝珊先生、刁可成和邓的副官王炳文偕同苏静同志和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队队列科王科长进城。我仍留通县以备联系。
16日苏静同志与王科长偕同邓宝珊先生等一行5人乘车仍经清河镇到北平去了。当天 下午邓宝珊将军来电说：“已回到北平，途中误入地雷区，望弟返平时务必小心。”
当天半夜，李炳泉同志将我叫醒说：“北平城里部队怕有判的。”这时我们已听到北平方面传来密集的枪声隔窗遥望，火光冲天。当时蒋介石的嫡系李文、石觉部队有十数万人在北平。如果风闻傅要起义，他们一定会蠢蠢欲动，制造事端。可是傅主力仅有两个师驻防城里，怕镇压不住。李接着说：“听枪声已有兵变了。首长说请你急电傅先生，如果需要的话，开放西直门，解放军进入一个纵队，完全由傅先生指挥。”这时城内枪声愈来愈紧，我立即给傅发电。傅回电说：“谢谢，我们完全能控制城内的治安，请罗政委们放心。”我们一直焦急地等待事态的发展。直到凌晨，城内枪声渐渐稀疏，后来完全停止。清晨7时，陶铸同志笑容满面地走来说：“城里已经平静了，傅先行已通过国民党的中央社将前天签定的协议条款公布了一部分。请电告傅先生，解放军派两个纵队，由程子华同志指挥从复兴门、西直门入城，接管北平的城防，我们已电告了苏静同志。另外咱们一起入城，你可联络好路线和接头办法。”这时我才如释重负地喘了一口气。
中午王克俊回电：“指定我们由朝阳门入城，派人接我们。另外他还告诉我，昨夜驻在朝阳门内自来水厂的石觉部队一部兵变，已全部歼灭，城内秩序很安定，已开启复兴门与西直门，欢迎解放军入城。”
北平和平解放
大约元月22日一大早，我与已经化了装的陶铸同志及一位警卫员、一位司机，乘吉普车出发。在解放区的防区内，由陶铸同志亲自下车联系。前进几十里后，陶铸同志笑着说：“我的任务完成了，前边是傅的部队了，由你联络吧！”说话间，突然前面一声巨响，尘土飞扬，司机有点把不住方向盘了，汽车摇摆起来。我由后座急忙抓住了方向盘，并叫他停车熄火。车停后，发现是前面一群羊因来了汽车惊散，离开了公路，跑到两边的土路上，踩响了地雷。司机同志看到这种情况便有点紧张。于是我说：“我来开这段路吧！”陶铸同志说：“好吧！让给周先生开。”于是我们继续前进。
约行了3里多，碰到了两个国民党的兵，我即停车说：“我是华北总部的周北峰，王克俊主任没有通知你信我在这个时间坐一辆吉普车入城吗？”你们俩互相看了看，不置可否，就领我们到指挥所，向一个军官报告。看来，这位军官知道这事。他说：“一个刁参谋等了一个早上，刚才进城吃饭去了，可能一会儿就来。”我说：“是刁可成吧？我不等了，我车上都是咱们‘总部’的人。”这位军官放我们通过。我驾驶着汽车一直开到华北总部联络处（东交民巷御河桥，原日本大使馆），便立即给王克俊打电话说我们已经进城。王告诉我傅先生请陶铸同志即到他那里去吃便饭。我们又改乘一辆卧车到了中南海的居仁堂（傅的办公室）。我做了介绍后，傅对陶说：“很好，部队出城改编的计划已拟好了，程子华将军已接管了北平的城防，苏静处长与王科长也都安排好了。”饭后，又闲谈了一会儿，我们就走了。
当天下午，陶铸同志对我说：“按照双方协议的规定，应立即成立‘北平联合办事处’处理北平和平解放的善后工作。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同志任办事处主任，另指定我、徐冰和戎子和同志为委员。傅先生方面的3个委员请你们定了后告诉我。一两天咱们一起到城外看叶总参谋长去。
傅先生指定我、郭载阳和另外一人为委员，参加北平联合办事处工作。
叶总参谋长对傅先生提的3个委员中的另外一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希望能另换一人。这个调换人选的问题是由叶总参谋长的老朋友李明阳先生向傅提出的。李向傅说明原因后，傅沉吟了一下，决定改换为焦实斋。这样，一个处理北平解放后有关军队、行政、财经、文教、卫生等方面的接交善后工作的联合办事机构就正式成立了。
1949年元月31日，这个具有历史意义气日子来到了。解放军举行了正式的入城仪式。以叶主任委员为首的北平联合办事处的全体委员，在前门箭楼上欢迎入城部队并观看了入城仪式。雄伟庄严的解放军的步、骑、炮等部队，精神抖擞，步列整齐地通过前门向各个主要街道前进。从此这座历史悠久的古都，焕发了青春。人民奔走相告，欢喜雀跃，震惊中外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了。
北平和平解放通电的发表
北平的和平解放，在我国解放战争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对全国人民是巨大的鼓舞，对蒋家王朝是沉重的打击。因此要由傅作义将军向全国和全世界发一个通电，决定由王克俊、闫又文、冀朝鼎（当时冀是傅作义的华北总部经济处处长）和我组成一个“通电起草委员会”，在西郊傅的新居开始工作。准备了两个多月，通电草稿已拟妥，但始终不能定稿，还有绥远的和平起义也未能最后商定。有一天傅对我说：“我打算亲自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你可向叶剑英主任委员说一下，是否可以？”我即向叶汇报，叶答应立即请示党中央。此时上海的民众和平代表团颜惠庆、江庸等几位老先生由上海乘飞机到了北平。三五日后，叶主任委员告诉我：“请告诉傅先生，明天上海民众和平代表团的颜惠庆等人飞石家庄，即请傅先生乘这个飞机去。”于是第二天我送傅、邓和闫又文到西郊机场，赴石家庄谒见毛主席。第三天下午，飞机又载傅、邓等返回北平。傅回来后，精神焕发，心情欢畅，与赴石家庄前判若两人。之后，很快地将北平和平解放的通电定了稿，经陶铸同志和我一起请示了周副主席后，便以通电全文在各大报纸发表了。当时世界和平会议正在布拉格召开，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告诉我说，傅先生在那个通电作为大会文件在会上发给了与会人员。北平的和平解放至此就全部完成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