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市上四条 时传祥那魁梧的身影

    花市上四条位于崇文门外大街东侧，西花市大街北侧从南往北数第一条胡同。从上四条往北依次是：上三条、上二条、上头条，这四条胡同的东口被一条南北胡同“北羊市口”隔开，往东连接中四条、中三条、中二条、中头条，再往东被北小市口胡同隔开，东面是下四条、下三条、下二条、下头条……直至白桥大街，如今这一带已经被一幢幢高大漂亮的商厦和住宅小区所取代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也就是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家从上四条搬到了附近的茶食胡同，在此之前，我一直生活在这条胡同里。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胡同西口南侧是一家叫“青山居”的商店，经营工艺美术、古玩、玉器，它的南侧是被称做“一社”、“红门”的综合商店，经销肉、蛋、菜等居民日常生活用品以及学生用的文化用品。沿着“青山居”往胡同里走，是丝线厂的职工食堂，当时那里有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机，我们这些孩子们每到有电视节目时（那时不是每天都有节目），都千方百计混到里面去看。虽然电视的影像效果很不好，有时有影没声，有时有声没影，还有时出来的图像像木刻画一样黑乎乎的，但谁也舍不得走，都看得津津有味的。再往里走，路北是一个染料厂，由于这个厂工艺落后，又不注意环保，搞得胡同里到处花花绿绿的，工人们出来休息，个个都像“窦尔敦”，所以工厂很快就搬到郊区去了。染料厂往东不远就是我们家，我家对面是丝线厂的制线车间，车间很大，机器也多，昼夜不停的轰鸣声吵得人们无法休息。

    上四条整条胡同只有三条通往西花市的窄胡同，和一条通往上三条的“穿堂门”。通西花市的胡同由西往东依次是：曹家店胡同（位于现在已翻新的火神庙西侧）、西罐胡同（位于丝线厂制线车间东侧）和东罐胡同。这些胡同窄得两辆自行车错车都很困难。那时候整条胡同只有穿堂门有一个公共厕所，我们家住靠胡同西段的甲36号（老门牌），上厕所要么往东到穿堂门，要么穿过曹家店到花市南边的黄家店胡同内的公厕，两边距离都差不多，非常不方便。附近大杂院有蹲坑厕所，但人家整天锁着只让本院人用，外院的人要用一年得交6毛钱。6毛钱在那个年代可不是小数儿，是一家人好几天的菜钱。如今50岁往上的人都知道，那时候北京胡同内的厕所都不是水冲的，要靠掏粪工人掏到木桶里，然后再一桶桶地背出来倒到粪车里拉走。由于公厕极少，分布在大杂院内的小厕所又都设置在院内角落里，地方狭窄，工人们工作起来很不方便，有的要走很远的路才能把粪背出来。当时负责我们这一片掏粪工作的，是崇文区清洁队的时传祥伯伯（全国劳动模范）等几位师傅。在我的印象中，时伯伯身材魁梧，脸色黑红，总是带着微笑。他们工作起来非常认真，掏粪时从不把粪便溅到外边，掏完后还要把每个坑都打扫干净，过狭窄院子时总是小心翼翼，防止剐蹭，弄脏院里的东西。我当时在上头条小学上学，有一天，全校师生都在礼堂开会，只见时伯伯陪着一位同样背着粪桶干部模样的人从礼堂旁边走过去，后来听说那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同志，专门来调查胡同内公共厕所问题的。不久，各胡同就建起了布局合理、干净漂亮的水冲厕所，上四条也增建了好几处公共厕所。

    时传祥简介

    时传祥，1915年生，山东省齐河人，14岁逃荒流落到北京城郊，受生活所迫当了掏粪工。1952年，他加入了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成为一名掏粪工人。1959年，时传祥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国家主席刘少奇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当年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也曾背起粪桶，跟着时传祥学习背粪，给环卫工人鼓气，一时间在北京城内传为佳话。1966年国庆节，他被请上了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活动。时传祥1975年病逝，享年60岁。去世之前他还反复叮嘱，让儿子继承父志，也当一名称职的环卫工人。
 

编辑手记
从胡同里走出来的“时传祥精神”
     就像胡同深处的“茅房”早已走进人们的记忆深处一样,“掏粪工”这一行当也早已经成为了历史。然而,一提起时传祥,便一下子开启了我们记忆的闸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传祥肩背粪桶、走家串户的魁梧身影；1959年,国家主席刘少奇与掏粪工亲切握手的感人镜头……往事历历,如电影中的蒙太奇,一幕幕在我们眼前浮现。谁都知道,掏粪的工作又脏又累,对于身高1.85米的山东大汉时传祥来说,同样是个重体力活,半人多高的粪桶已有10多公斤的分量,装满了粪便更是重达50多公斤,时传祥每天掏完再背,一天下来，肩上的总重量约有五吨,但正是这位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以“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时传祥精神,将时传祥三个字永远地铭刻在了共和国劳模的史册上,在新中国即将迎来60岁的今天,“时传祥精神”已经成为共和国的一份精神财富,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