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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陈占祥:因规划老北京被打成右派

2002-12-1 11:00| 发布者: 谈乐炎| 查看: 843| 评论: 0

梁思成陈占祥曾主张全面保护北京旧城,开辟新的行政中心,并为此奔走呼号。最终,他们没能使北京旧城摆脱被大肆拆除的命运,但在许多人心里,他们成了守护北京旧城的象征。

“梁陈方案”60年

    被忽略与被遗忘的陈占祥

    提起“梁陈方案”,人们总会为梁思成保护北京旧城的种种努力感慨唏嘘。而因一纸方案,政治生命与古都同葬于废墟的规划师陈占祥,此后几十年悲喜人生,却很少为人所知

    在中国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大厅里,有4尊石刻雕像,他们都是中国建筑领域的大家:詹天佑、梁思成、杨廷宝,还有陈占祥。

    1989年那个多雪的冬天,73岁的陈占祥有天坐在摇椅上,平静地和女儿聊起过往,他说发生在40年前的那些事儿,不过是个“历史的误会”。

    父亲的波澜不惊,让女儿陈愉庆感慨不已。毕竟,陈占祥淡然聊起的“误会”,在外人看来,几乎瞬时改变了他和好友梁思成的人生轨迹——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联合上书《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两人关于新中国首都北京城建规划率性直言,导致了梁、陈二人日后坎坷的命运。1971年,梁思成抑郁而终,留下终身遗憾;陈占祥有幸活至2001年3月,却一生壮志未酬。

    2001年父亲的葬礼后,新华社记者王军来采访陈愉庆,期望还原陈占祥的人生以及那个因“梁陈方案”而起的“误会”。

    又过了2年,王军的书写好了,取名《城记》,陈愉庆读罢,失眠了,“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是不会发出那种振聋发聩的拷问,作为一名记者,能让青春岁月中的十年来为保护北京城奔走,作为陈占祥的女儿,我感到羞愧。”

    于是,陈愉庆也想写本书,她不但想从女儿的角度回顾父亲的“历史误会”,更想让世人了解一个更丰满的陈占祥,而不是“梁陈方案”中的一个符号,一个空洞洞的名字。“父亲一生所经历的悲喜,是一个高潮迭起的传奇,但那又不仅仅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命运。”

    命运,在一夜之间转折

    年初,陈愉庆完成作品《多少往事烟雨中》。很多人评价,她用平实、细腻的文字,讲述了私人记忆中“梁陈方案”的规划始末,种种细节不为外人知。然而,坐在《小康》记者对面的她却说,自己写的更像是一部父辈们的传记,其间有他们的悲苦与忠贞,他们的奋斗、彷徨与坚韧。

    据陈愉庆回忆,作为“梁陈方案”的主人公,父亲陈占祥与梁思成的“缘分”要追溯至1938年。那一年8月,陈占祥乘船离开上海,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留学。“他随行的书箱里,就装着一本梁思成的著作《清式营造则例》。”

    旅英8年,陈占祥有幸师从建筑大师阿伯科隆贝爵士及贺而福勋爵。当时,阿伯科隆贝爵士的名望如日中天,作为“大伦敦规划”主持人,他实践了在世界规划界酝酿已久的“有机疏散论”。

    这时,在大洋彼岸,梁思成也正在关注着这个规划,梁、陈二人虽从未谋面,却心有戚戚,彼此对于“有机疏散论”的高度认同,为日后成为知己打下了伏笔。

    时间转至1942年,那年的整个夏天,陈占祥几乎都在剑桥大学的图书馆度过。一段努力研读、不知晨昏饥饱的日子过后,陈占祥深感自己已着迷于中国古典建筑美学。在他看来, “中国的传统建筑,小到民居,庭园、回廊、牌楼,大到宫殿、宝塔、寺庙、陵墓,无不体现‘天人合一’。”

    陈占祥时常和友人谈起中国建筑之美,他说:“四合院居室坐北朝南,庭前植树,冬夜树叶散尽,阳光无遮无挡地洒进房间,夏季浓荫如冠,又遮阴避暑,而在西方建筑,很少顾及建筑物与阳光、风向和水流的关系。”

    他还说,当年外国使者来京见乾隆皇帝,穿过天安门、午门,登上如天梯般的石阶,之所以会渐觉自己渺小如蚁,最后在大殿中身不由己地跪倒在地,是因为“建筑群对心理的压迫,而当今世界,北京城是唯一拥有如此建筑群的都城。”

    正因对中国古典建筑之美的由衷自豪,所以,在1946年,当北平国民政府邀请陈占祥回国编制北平规划时,他喜不自禁。

    阿伯科隆贝得知这个消息时,同样欣喜难抑,“天哪,查理!(陈占祥英文名),你要成为北平的规划师?我都要以此为荣!机不可失,快回去吧,大北平规划将是你最后的博士论文,我等候你凯旋!”

    1946年,陈占祥回到了阔别8年的上海,但此时内战爆发。看到满目疮痍的场景,陈占祥知道,此时谈北平规划显得奢侈无力,北上之路只能暂时搁浅。

    滞留南方的陈占祥在南京主持完成了国民党政府“行政中心”规划方案。随后,他又被借调到上海市建设局参与编制上海都市计划,提出了开发浦东新区的建议。尽管一直在从事都市规划工作,也做出了一些不错的方案,但是内战打乱了城市的建设,陈占祥的理想成了一张张被束之高阁的图纸。

    父亲经历那段人生灰暗岁月时,陈愉庆尚还年幼。多年后,她试着分析父亲当年的心境——“一方面,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国统区经济的凋敝,他感到无比的绝望和痛苦;另一方面,他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不知道共产党是否能接受他这个受过英帝国主义教育的读书人。”

    转眼间到了1949年,陈占祥变得越发忧虑。素来远离政治的他,搞不清新政权是什么模样?他甚至想到要离开。

    然而,陈占祥的命运却在一夜之间发生转折。1949年5月26日的那个雨夜,陈占祥给冒雨露宿街头的解放军送牛肉汤时,被一一婉拒,回到寓所的他忍不住掩面抽泣。他相信,新政权值得托付。随即,陈占祥将第二天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撕成了碎片。

    当阿伯科隆贝得知陈占祥决定留在大陆时,电话那头沉默好久,半晌问了一句:“你觉得他们会把北平规划交给你吗?”

    陈占祥自信地回答:“会”。

    “愿幸运之星照耀你,查理!”阿伯科隆贝接着说。

    “也许父亲当时没有听出,导师祝福的背后是深深的忧虑。”陈愉庆若有所思地对《小康》记者回忆。

一起做梦的日子

    1949年10月,陈占祥得知梁思成正在领导北平都市规划工作,他主动写信给梁思成,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表示愿意参加。让他有些意外的是,梁思成立即回复,不仅邀请他参与北平规划,还希望他能推荐更多的专业人士北上。陈愉庆记得那段日子父亲整天忙着打包装箱,“喜悦而忙碌”。

    不久后,陈占祥一家踏上了北京的土地。这一年他33岁。

    至今,陈愉庆仍清楚记得和梁思成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清华新林院8号,并不豪华,却雅致有加,那天的下午茶只约见了陈占祥一家人,尽管陈占祥和梁思成相差十几岁,但谈及城市建设规划,两人却颇有共同语言。

    陈愉庆记得,当父亲说到“全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北京城,这块瑰宝规划时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不然愧对先人”时,“梁先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把茶杯举起来碰了碰说,‘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打造“梁陈方案”的那段日子,是陈愉庆儿时记忆的浓重一笔,“那段时间我们家经常灯火通明,父亲和梁先生几乎整天在一起”,至于童年时的她则“兴奋地围着家中一张明式花梨木大餐桌团团转,目睹他们把一件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模型排在大桌子上,热烈讨论每种设计的利弊得失。多少次争得面红耳赤,转瞬又笑逐颜开,云淡风清。有时半夜醒来,仍可看到客厅里灯火通明,不知父亲躬身在绘图板上赶制什么鸟瞰图、立面处理示意图之类。母亲默默陪坐在一旁织毛线,不时起身为父亲的茶杯里添着开水,递去一小碟他喜欢的核桃姜汁饼干。”

    陈愉庆还记得,每次动笔写方案前,梁、陈二人都会带着年幼的她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考察,“梁思成很幽默,自己开车,还自嘲‘老夫是车夫’。”

    “车夫”那时正是盛年。1950年,他49岁,而陈占祥34岁,前者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者则是北京建设局企划处处长。

    为了规划调查的方便,北京市政府给陈占祥配了一部银灰色的华沙车,一位专职司机,但是车里坐不下那么多一同出行的同事,陈占祥就索性和大家一道骑自行车,他说这样穿胡同进小巷更方便。

    在年轻的陈占祥眼里,北京城的每一样物件都满含历史文化,绝不止建筑,那些贩夫走卒的生活形态,甚至他们的穿戴、吆喝,都作为一种独特的城市景观进入他的视野。

    陈占祥当年还时常感慨:“在派对上,人们会为撞衫而尴尬,在城市建设上,泱泱古都北京为什么要去和西方的大城小镇‘撞衫’呢?”陈占祥那时每次从胡同街巷溜达回家,都会琢磨,“如何同原来的环境相融合,把保护古城有机地组织进新城建设的总体中去。”

    17至18世纪,北京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布局最完整、规划最科学、建筑成就最高的封建帝国首都。至今西方大学建筑系的教科书中,北京古城规划仍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梁思成、陈占祥眼里,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北京城,就是他们两人的一张试卷,作为专业人士,他们不想留给后人一个不及格的成绩单。意气风发的两人坚信,他们有能力让这座中国人引为自豪的古都重展芳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都市。

    对照日后的经历,很明显,此时的梁、陈,把事情想简单了。

    “梁陈方案”之前,梁思成已经对北京未来的规划有了初步的设想,他的观点是,设计一个新的市中心,这样可以保护北京古城风貌,这与陈占祥的观点不谋而合。然而两人的分歧却在选址上,梁思成认为应以早年西郊五棵松一带日本“居民留地”为基础,建设新中心。

    “父亲认为不能把新城建得那么远,老城区和新城区隔离开来,应该有一个衔接,他建议放在三里河那一带,这一带离老城比较近,过渡比较自然,而且有水系,这样的话还可以跟南边莲花池呼应,又可以建第二条中轴线。”陈愉庆说。

    令陈占祥意外的是,梁思成很快接受了他的建议,多年后,陈占祥如此感慨:“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从善如流的美德,只有胸襟坦荡、虚怀若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未得公布的“补充方案”

    “梁陈方案”完成后,梁思成和陈占祥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

    “我们用十几张图纸和两万多字的建议完成了一份使命,后来才知道这是要用一生去承担的责任。”父亲晚年时说的这句话,让陈愉庆感到一丝沉重。

    “梁陈方案”一出,围绕它的争论四起,它甚至被戴上“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的帽子,这让陈占祥始料不及。

    “无论水多深,我们只能向前走。”相对陈占祥的万般不解,梁思成显然明白得多、也清醒得多。陈愉庆记得父亲曾说,“别看梁先生要穿钢背心,但先生患灰质脊髓炎的脊梁,比健康人的脊梁还坚韧挺拔。”

    但梁思成还是病倒了。病中的他对陈占祥说,或许他们只注重了新行政中心的规划,却忽略了旧城中心改造的可能性,这成了挨棒子的口实。于是,两人决定对“梁陈方案”进行补充——从天安门皇城周边的规划做起。

    多年后,当父亲向陈愉庆提起这个“补充方案”时,她有些奇怪,为何世人并不知道“梁陈方案”有这之后的一笔?“父亲觉得,是因为当时已经四面楚歌,所以始终没机会公布。加上这么多年的动荡,他手边的图纸和文字早已不知去向。” 未得公布的“补充方案”或许就是陈占祥在1989年那个多雪的冬天,对女儿重申的,种种批判与不公,“不过是个‘历史的误会’。”

    多年后,陈愉庆在父亲文章《忆梁思成教授》中读到了如下文字:“补充方案”设想是以城内“三海”为重点,其南面与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相连接,使历代帝王的离宫与城市环境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1957年,陈占祥被打为右派。从被打为右派到1971年间,他再也没和梁思成接触过,“父亲知道梁先生的难处,不愿意自己的身份给他带来麻烦。”陈愉庆说。

    直到1971年年底,陈占祥才又和病重的梁思成相见,此时,他们已分别14年。

    在陈愉庆看来,父亲心里始终都有一个未圆的“北平规划梦”。这也正是为何他在晚年时,本可以有很多留在美国继续工作的机会,却仍头也不回地登上了国航赴北京的飞机。“许多人劝父亲留在国外,他只答说‘老马识途,我想家了。’”

    如今,谈及对“梁陈方案”的看法,陈愉庆沉思良久:“前年我带了一帮美国学生来北大学汉语,带他们逛王府井,到处逛,他们说你们北京和曼哈顿、香港都差不多。”说到此,陈愉庆深深叹了口气。

    一如一位看过北京旧城改造后的德国历史学家所说:“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曾经拥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你们也不再会有。”当年梁思成、陈占祥在“一起做梦的日子里”做出的老北京规划方案,如今看来如同前尘旧梦。然而,就像新华社记者王军所说,该在复建的永定门前,为梁思成、陈占祥立一块纪念碑,纪念“梁陈方案”的失败。或许,之所以要纪念“失败”,更多的不是让人捶足顿胸、扼腕叹息,而是让“失败”成为现世的启示与警醒。

(文中部分相关史实援引自陈愉庆《多少往事烟雨中》)

“梁陈方案”

    梁思成陈占祥曾主张全面保护北京旧城,提出在北起圆明园,南至丰台、公主坟至月坛之间的北京西郊,开辟新的行政中心,并为此奔走呼号。最终,他们没能使北京旧城摆脱被大肆拆除的命运,但在许多人心里,他们成了守护北京旧城的象征。当时梁思成痛心地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而就在去年,梁思成故居也差一点沦落到被拆的命运。值得庆幸的是,在舆论压力之下,梁思成故居迄今为止仍留存在北京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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