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去北京景山公园，在景山东麓崇祯殉国处，您可以看到两块崇祯殉国碑。这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块碑，是“九一八”事变前，1930年故宫博物院所立。碑高2米有余，为汉白玉老坑石料，碑文为“明思宗殉国处”，故宫博物院落款,文人沈尹默题。
第二块碑，是1944年3月19日，由三位清末翰林共同书篆敬立。前北京政府教育部长72岁的傅增湘撰文、67岁的陈云诰书丹、84岁的潘龄皋篆额。碑通高约3米，石料为优质老坑汉白玉。《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碑阳：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上款“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下款“故宫博物院敬立”。碑阴858字碑文，无只字谄敌之言。
此两碑均于1955年8月1日被移走，2003年7月被发现后复立于此。
碑文作者格外强调明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正统地位，不满意于异族的统治,“驱蒙兀，扫群雄，光复神州，创业同乎汉高”，“遗书为万民请命”。
他们立了碑，他们熟悉古人陆龟蒙之言：“碑者，悲也。古者悬而窆，用木，后人书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他们事先曾订有组织集会许多计划，而日本不准许，他们只立了此碑。他们立了碑之后，1944年5月18日，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筹备会给故宫博物院一封感谢函，文中透说了部分经过：
“敬启者，敝会刻之明思宗纪念碑，已蒙贵院允许就思宗殉国之处建立，即于本月六日，敬谨立起，未敢举行仪式。窃思中国近数十年来，因欧洲权力主义播入中土，人人蔑弃道德，忘廉鲜耻，以致分邦离析，国几不国。敝会同人愚见，窃以为欲救危亡，非挽回人心不可，欲挽回人心，非提倡忠义爱国、表扬先哲之可歌可泣事迹不可。明思宗殉国事迹，壮烈悲凉，中外同钦。今年恰届三百周年，敝会是以就此时机，藉立碑之事，为提倡忠义爱国之举，以冀挽回人心于万一。此敝会以为当今要务并无其他作用也。今幸我院长冀主管诸公，扶持正义，慨然允许，俾此时已完成建立，既慰思宗在天之灵，而后来过此地读碑文者，知有此壮烈悲凉之事，使忠孝节义之心油然而生，徇私忘公之辈惭然气沮，似于挽回人心拯救国艰不无裨益也。仰承鼎助，祗颂勋绥，诸继霁照。此上。”
共同书篆敬立的三人情况是：
碑文的撰写者傅增湘（1872～1949），四川泸州江安人。1898年戊戌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1902年入袁世凯幕府。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委任，参加唐绍仪的议和代表团南下议和。民国初年与蔡元培等同为教育界名人。1917年12月，在北洋政府任教育总长，一年半，总统一易，总理三易，傅增湘的教育总长牢而不动。1919年五四运动，北洋政府欲追究北大校长蔡元培策动包庇学生，逼蔡离职。傅增湘极力抵制，不得不辞教育总长职。后担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以图书收藏研究为乐。20世纪20年代末，曾赴日本搜集流失的中国古籍。一生所藏总计达20余万册。其中多有宋、元、明精刊及抄本。傅的收藏在当时独步天下，中外闻名，仅宋、金刊本就有一百五十余种，后来编制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就著录傅氏藏善本二百八十多种，为同期个人收藏之冠。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傅增湘留滞北京，从事古籍的收藏与整理。1938年他参加日本人控制的东亚文化协议会，先后任副会长，会长。这为后人所诟。他藏有一部南宋本《资治通鉴》，一部元刻本《资治通鉴音注》，别署“双鉴楼主人”；又由于其在北京西城西四石老娘胡同建有“藏园”作书库，自号“藏园老人”。1949年的建国前夕，周恩来特派陈毅持自己的亲笔函，专程拜访。陈毅还未到，傅已经遗憾长逝。
碑文书丹者陈云诰（1877～1963），字紫纶，河北易县人，清光绪二十九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大书法家。新中国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碑篆额者潘龄皋（1867～1954），河北安新人，清光绪二十年举人，甲辰恩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我国近现代著名学者、大书法家。1921年10月任甘肃省省长。1922年8月辞职。后专以卖字为生。新中国建立后，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44年他们在景山立碑的同一天，郭沫若在重庆解放日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此文一发，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以此文作为“整风教材”，用以告诫全体共产党人，不要学李自成式的流寇主义，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全社会的进步力量，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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