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屠岸的干校点滴

 




    口述：屠岸，1923年生，诗人、翻译家、出版家、文艺评论家。《济慈诗选》译本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编撰：何启治，李晋西。两人近年来为老作家做口述，已完成牛汉、屠岸口述。

    有人问，你掉到水里，是不是想到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我说没有，当时什么都没有想，只是挣扎着往岸上爬。

    1969年9月，军宣队宣布，我们必须在国庆前夕离开北京下放，但中间放几天探亲假，我和妻子妙英赶了三四天到苏州和上海去看望母亲和岳父母。

    9月底，坐火车到河北省怀来县沙城。怀来县老城沉到了官厅水库里，县委、县政府移到了沙城。中国文联各协会下去，剧协在土木乡，这也是我1958年下放的那个乡。到土木乡没几天，就是“十一”了。9月30日我们在土木乡举行庆祝国庆游行。我们到了土木，寻访土木之变的遗迹，看到一所寺庙，名叫显忠祠，里边原有纪念明朝在土木之变中殉难的全体军官的牌位。但现在的许多牌位，却跟明朝一点关系都没有。我问了，牌位立的是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当地军民。

    1969年深秋，从土木乡迁到宋家营。这时农业的田间劳动已基本停止。我们的任务是挖防空洞以及“备战”。劳动强度很大。1970年元旦后，剧协又一次迁移，转到河北省宝坻县，分住在几个村里。我住的村叫北清沟。夏天，发大水，我和几个同志一起乘坐拖拉机去抗洪，我站在拖斗里。因为路滑坡陡，拖拉机翻倒到河里。那条河虽然不深，却能淹死人。我掉到河里，几度挣扎，不知道怎么就爬上了岸。如果车斗倒过来把我罩住，就麻烦了。回家换了衣服，继续前去抗洪。晚上开会学习毛泽东思想，那是每天晚上的例行公事。有人问，你掉到水里，是不是想到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我说没有，我说当时什么都没有想，只是挣扎着往岸上爬。有人说，那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还不够。

    1970年的春节，是在宝坻县过的，叫 “过革命化的春节”，不回家，自己包饺子。春节三天，都在地里帮助老乡拉犁，不是牛拉犁，是人拉犁。呼出来的气就是一团团白色的雾，看到的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虽然苦，但心情还比较好，比在牛棚里好，因为已经和革命群众在一起了。春天的劳动，是刨高粱茬。我干得非常带劲，进度竟能赶上强劳力，觉得每刨出一株高粱茬就是出了一口恶气。夏天，我参加种棉花的劳动，这项劳动要锄草而不伤苗，得非常细心才行。但还没收获，又搬家了。

    造反派可以抄走书籍，但抄不走我心中的书。于是每晚与妻子一同默吟杜甫、李商隐或者默诵莎士比亚、济慈。

    1970年9月，干校再次迁移，从宝坻搬到静海县的团泊洼。静海县那时属河北省，后来归到天津了。干校正式挂牌，名叫“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剧协、美协、音协、影协、摄影学会、中国戏曲研究院、电影研究所等的同志们都到了这里，成了 “五七”学员。我们劳动的地方，跟劳改农场和右派农场连在一起。劳动时，能看到穿着囚服的劳改犯，还有荷枪实弹的岗哨。右派农场的右派，穿的衣服跟我们一样。

    我们是五连，由剧协与美协的人组成。我们先住在一个大厅里，男女分开。后来打土坯盖房子。我的工作是打土坯，运砖瓦。校部请了县里的建筑工来指导盖房，到冬天，盖房任务全部完成。建成的房分两种，一种是夫妻房，一种是单身房，单身房也是两个人一间。我跟妙英有一间房，冬天有炉子，自己生火，食堂打饭。白天劳动，晚上经常开会学习，汇报思想。

    有了自己的住房，即可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晚上看书。准许带的书，有毛选，马列著作，鲁迅著作。读鲁迅没有禁区，是一大自由。我爱诗，手中却没有古今中外的诗集。但我心中有，于是与妻子一同默吟杜甫、李商隐，或者默诵莎士比亚、济慈。造反派可以抄走书籍，但抄不走我心中的书。虽然关门闭户，仍恐隔墙有耳，所以仍是默吟默诵。如此一统，可奈我何？

    在干校，虽然思想上仍受压抑，但劳动确能舒张经络，开放襟怀，暂时把烦恼抛到九霄云外。收割高粱时，上有蓝天，下有大地，左手将高粱一大把抓住，右手挥动长镰，从根部把高粱切割，大把高粱应声倒地。高粱穗红色如火，我曾有诗句：“长镰挥舞，一大片火林倒下。”割高粱动作幅度大，虽汗流浃背，而身心痛快。割时，心中默诵济慈诗《秋颂》（Keats：To Autumn）。把切割动作和诗行节奏结合起来。割完后，是用手镰把高粱穗从杆上“扞”下（老乡把割穗头称作“扞”）。这项劳作，动作幅度小，须细心谨慎为之。一面默诵济慈诗，一面“扞”穗，节奏舒缓，心态平和。无论是配合割还是“扞”，诗只能在心里默诵。如果出声，旁人会问：怎么啦？或说，神经病！甚或说，阶级斗争新动向来了！所以只能“噤若寒蝉”，自得其乐。

    第二年开春，军宣队说要种水稻。但那里是盐碱地，根本不适合种水稻。军宣队的王政委说那就抽水压碱，还是坚持要种。用了两万元，投入多少劳动力，结果颗粒无收。这个王政委没有一点歉意，还满不在乎地说，我们失败了，等于交了学费。我干过插秧，长时间弯腰蹲在水田里，很累人的活儿，但我坚持下来了，经受了锻炼。

    后期，成立校部，调我去做记录，给军宣队领导起草发言稿。半年、一年，军宣队要总结，也要我起草。调到校部的，还有方杰。后来军宣队让方杰和我负责校部办公室的日常行政事务。校部下属的还有一个医务室，医务室里四五个医生给全干校的学员看病。

    在干校展开一场批斗“五一六”的运动，很残酷，常常是车轮战。我是做记录的。“五一六”分子分别在连部被审讯、批判。有的“五一六”，熬不过，违心地“乱咬”别人，过后又翻供。我当时有一种预感，“五一六”像“三反分子”一样，最后是要被解放的。最后查无实据，松了绑，所有的“五一六”全都一风吹了。

    各连有食堂，后期伙食有改善。我一个星期帮厨一次。由于参加体力劳动，我食量增大，早上就能吃两个窝头。

    1972年“斗私批修”，我做了两次思想检查，最后通过，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从1969年4月初步解放，到1972年7月才彻底解放。

    军宣队让妙英参加种菜班的劳动。因为她体弱，这是轻劳动。种菜班里还有三个人：美协的蔡若虹、华君武、王朝闻。本来，蔡若虹是主席，后两人是副主席，“文革”中受到冲击。他们都还没有最后落实政策，还在受监管。人们用三人的姓的谐音称这个种菜班叫“菜花王”。军宣队要妙英汇报他们三个人的言行。妙英对我说了，她从来不汇报。她跟他们的感情好，处得很宽松。

    在干校有探亲假。一次，交通有故障，为了跟儿子和小女儿团聚一天，我和妙英赤足蹚水，从北清沟步行几十里赶到一个小站，乘上火车，赶回北京。

    在干校，不知道什么时候毕业。大家都表态：党指向哪儿，就奔向哪儿。但两三年后有了变化。1971年有一批人先回到北京。我1972年12月回北京，妙英因为有病，比我早一个月回北京，等待分配。1973年1月接到通知：妙英到出版口（后来发展成新闻出版总署）工作，我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1971年在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屠岸和两个女儿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