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大院儿的记忆

文化部大院儿 

 
 
　　门墩儿 
 
 
　　大院儿古木
 
 
    京居悟与怀

    我在一岁时搬到东四四条85号，据说那是吴佩孚的财政总管的私人住宅，解放后改做文化部宿舍。大院门口有两个鼓形的石墩，儿时，我们常常坐在石墩上等候父母的归来。两扇木制的大门，厚重古朴，斑驳的油漆显示着岁月的沧桑，门上用篆书深深地刻着两行八个大字，直到以后离开时也没弄清写的是什么。沿着高高的台阶，拾级而上，一进大门是一个长长的过道，分别列着两排座椅，足足能坐上20多人，院里的孩子们经常在这里猜谜语、讲故事。最有意思的是大家经常在这里扯着脖子唱歌，“我们走在大路上”，“红珊瑚”，引来胡同里的人驻足观看，而尽情抒发后的那份惬意至今让我深深怀念。

    走过大门道，是一座标准的垂花门，木雕考究近似浮雕。全院共有大小十个院落，有游廊将其连接起来。与传统的几进院落不同，十个院落分布于东西南北不同方向。遇有雨天，不论去哪个院落，只要沿着游廊前行，全身可不沾一滴雨水。“文革”中游廊被居民一段段堵起来，变为各家各户的小厨房，这个功能从此消失了。

    那时，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捉迷藏了。我们在大院中奔跑、躲藏，时刻观察对方的动静。充分利用大院的建筑特点，来起到掩护自己，麻痹“敌人”的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开始懂得欣赏大院的文化内涵。记得每逢夏夜，万籁俱静之时，我总喜欢独自站在院中央。朦胧的月色下，高大的屋宇，变成了黑色的剪影。微风吹过，树影婆娑，置身其间，遥想当年古人信步庭院，对月吟诵，自是别有一番情趣。不知不觉间，我渐渐领略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离开大院已经20多年了，儿时的伙伴已各奔东西。大院儿也几经沧桑，见证着我们成长的过程。

    现在想起来，大院儿的住户大约分三部分：

    一部分是来自老区的，如延安抗大、鲁艺的。他们大多出身工农，但在革命队伍中接受了文化教育，并从事文化、宣传工作。他们有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言谈举止也中规中矩，而且还恪守着“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古训。于是，大院里出现了操着山西、陕北、河北口音的农村妇女。她们有的到文化部下属的工厂做工人，有的索性在家操持家务。如农村读物出版社副社长高野夫的妻子就来自农村，只有小学文化，但他们却相濡以沫、恩爱有加。高伯伯在外著书立说，妻子在家掌握财政大权，总理一切大、小事物。为了在计划外给女儿买一些零食，高伯伯常与女儿密谋策划如何从妻子那里要出一、两元钱，但却常常以失败告终。

    一次妻子回老家探亲，高家便乱了套，不仅一日三餐质量下降，甚至连高伯伯寸步不离的高度近视眼镜也不知放到了何处。高伯伯由衷地感慨道：“家不可一日无主（妇）啊！”

    第二部分是北京市城工部及其他白区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本身就是文化人，搞地下工作时的公开身份也是一些文职人员。这些人知识面宽，阅历丰富，很有些文人情趣。有一次，我到教普司副司长王伯华叔叔家里去玩，时值天降大雨，王伯伯脱口而出，这才是“多少楼台烟雨中”。王伯伯还爱以家庭琐事为题，挖掘其间的情趣，如以他的妻子马力阿姨为题，写的“马力二、三事”，其中就有“马力极大”、“马力摔镜子”等句子，语言诙谐幽默，读后令人捧腹不已。

    第三部分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他们年轻、热情，比起老干部们在政治上的谨言慎行，显得更坦率、更直接，敢于直言政治运动的利弊得失，是非曲直。

    受老北京文化影响，大院儿的邻里关系和大杂院一样，“近邻胜过远亲”。一家有事，八家支援，只不过稍稍带点职业色彩，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温馨、有趣。

    记得我十一、二岁时，孩子们开始学骑自行车。有的家长从安全考虑，不让孩子骑车。这时干部司的蒋阿姨挺身而出，主动找这些家长，批评他们不注重人才培养。她反复强调：要放手，要大胆让孩子们实践。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是蒋阿姨这种“为民（小儿）请命”的精神，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20多年间，在大院中住过的有：外事司司长朱明及夫人石油部司局级纪检员柳青；教育司副司长王伯华及夫人文化部教育司少儿处处长马力；艺术局局长黎华及夫人中国书店副书记刘乃仪；廖沫沙夫人文化部电影局幻灯处处长陈海云；还有北京市文化局局长张国楚；甘肃省文化局局长程远；农村读物出版社副社长高野夫；北京市副市长陈克寒一家。

    廖沫沙夫人陈海云是“文革”期间搬进我们院儿的，当时她偕70多岁的老母亲及一双儿女——陈小云、陈星，住进了最靠后边的一个小跨院。由于我父亲与陈海云阿姨是老同事，我又和她女儿陈小云一起学中医，后来又一起分配到东四医院中医科工作，所以两家走得很近。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陈阿姨的老母亲了。在大院里，我们经常看到这位老人忙碌的身影。她中等身材，略显消瘦。我敢说，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漂亮的老太太。她的皮肤像少女一样细腻洁白，两颊总是泛着红晕，深邃的秀目，高挺的鼻梁，显示着古典的美。只有那几缕白发和浅浅的皱纹，才让我意识到这是个年过古稀的老人。

    我们都不知道老人的姓氏，只是按照北方的习惯称她为“姥姥”。姥姥是广东人，操着一口难懂的粤语，她性格开朗，喜欢与邻居们交流。“文革”的迫害，家庭的剧变，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过多的痕迹。她热情地教我们如何做沙拉酱，如何用咖喱作原料，烹制各种菜肴。这些厨艺，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还是非常少见的。她忙碌着买菜、做饭，并乐此不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姥姥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她虽然没有文化，但对人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讨论小孩子很难解的宋词：“如今尝遍愁滋味，欲言还休，欲言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姥姥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她不识字，更不懂诗，但从我们的言谈中，她读懂了我们的心情。她用我最怕听的粤语加上手势比划着说了一遍又一遍，意思是：“人不可能总是快乐，也会有不快乐的时候，没有关系。”听小云说，在“文革”开始时，全国都在批判“三家村”，他们全家顶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姥姥就是用这句话鼓励、安慰着家里人，也鼓励着自己。猛然，我想起了“宠辱不惊”四个字，用在姥姥身上再合适不过了。这的确是一种境界。

    大约一年以后，廖沫沙伯伯获准与家里取得联系。一天姥姥高兴地告诉我，廖伯伯这些年在外地读的报纸，被朋友带回来了。她打着手势说：“报纸叠得整整齐齐，连个角都没有折过。”那样子，欣慰极了。“报纸整齐又能怎样呢？人还是不能回来，冤案仍然不能昭雪。”我不解地望着姥姥问。她平和地笑笑，没有再说什么。

    许多天以后，我终于明白了姥姥的意思，报纸叠得整齐，说明廖伯伯心境平和，安宁，说明他热爱生活，珍惜生活。试想，一个万念俱灰的人，怎么能有心情整理报纸呢？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又有什么比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平安，更令人欣慰呢？看来，姥姥的聪慧，远是我等人所不及。正如她老人家所料，“四人帮”被打倒了，“三家村”沉冤昭雪，廖沫沙从江西平安回家。

    再后来我国迈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祖国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足以告慰姥姥的在天之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