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恂解铜运河行

寒风料峭，河阔冰封。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腊月的一天，通州北运河畔，一位官员摩挲着几枚精美的铜币，凝目远望冬日沉寂的运河，他就是京铜头起正运官黎恂。就在前几天，他因运铜有功，受到道光皇帝的召见嘉勉。此刻，他心潮澎湃，回顾一年多的艰辛历程，思绪万千……

政声卓异 临危受命

自古以来，云南是全国著名的铜产地。清初，由于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开采管理难度大，加之货币制度屡次改革，滇铜京运还未形成规模。随着康熙年间平定三

藩和雍正年间“改土归流”，西南地区日趋稳定，清廷对于云南铜

开采和管控更加重视。同时，陆运和水运的畅通，使大量运铜成为可能。至乾隆时期，云南铜产量已经高达数百万斤，占全国铜产量的95%以上，形成了“云南铜供天下”的局面。云南铜矿业逐渐成为清代铜矿业中的绝对主力，滇铜也逐渐成为全国铸币材料的重要来源。

押往京师的滇铜，专名“京铜”。滇铜京运的差事责任重大、路途遥远、危机四伏，顺利时需要一两年背井离乡、舟车劳顿；逆境时沉铜失事、受到惩办，弄不好还会搭上性命。这是一个苦差事！官员唯恐避之不及，一般须由朝廷直接委派。

清道光二十年（1840），时任云南大姚知县的黎恂接下了这份苦差事，被委任为京铜头起正运官。黎恂是贵州遵义人，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道光十四年（1834）入京候选，被拣发云南，先后任平夷、新平、大姚等地知县、知州，能体察民意，政声颇佳。上任后，他数次前往铜锭装运现场监督检查，为滇铜京运做好充足准备。

这次承运，恰逢滇铜京运整整100年。100年前，滇铜开采后直接在当地铸成铜币，实为“代京铸钱”，后解钱进京。这种方式虽然节省了大量运力和费用，但也带来私铸猖獗等一系列弊端。乾隆五年（1740），朝廷做出撤销云南铸币的决定。从此滇铜京运被清廷以制度化的方式固定下来，“每年运京滇铜正运400万斤，加运170.4万斤，每百斤加耗铜8斤，带余铜3斤，共计630余万斤”。滇铜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铸钱局鼓铸，形成规模庞大的途经长江和大运河的转运工程。

临近启程，黎恂倍感责任重大，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想到，这100年间承运的官员达数百人，每趟京铜北运，千里行舟，万里征程，都凝聚着千万人的辛勤汗水，承载着千万人的离愁别绪。他不由提笔写诗，发出“回首自兹去，泪盈声勿吞”的感叹。

水陆兼程 历经艰辛

一轮朝阳，冉冉升起。清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二十日的清晨，黎恂率队从云南昆明出发，开启了前往京师的运铜之旅。

昆明到四川永宁（今叙永），走的是陆路官道。为防盗失，所运铜锭都用专制的竹篾篓装运，严密护送。这些铜锭以人工挑抬、骡马驮运，经崎岖小道，穿危岩峡谷，抵达永宁。自永宁开始改为水运。水运人力负荷减少很多，但过了纳溪要入川江才能汇集到泸州进行兑铜（清代运解铜锭之制，叫作兑发京铜。凡云南省运京之铜，在泸州查验称重后方能运出。）。

京铜事关重大，为严防偷盗和私下交易，启程前，黎恂已派人先行至泸州筹备仓房、雇请船只，由云南本地派出的官员亲自押送并交接。在称重过程中，他派运员用自带的秤砣与泸州铜店的秤砣进行校准，并在印章处填写上“自行敲平，并无短少”的字样，此过程船户须在旁查验。另外，每兑铜百斤，除注明形状及块数，还要落实三联票据：一张发交船户查收点验，一张交运员自行存查，一张收存泸州铜店备查。如装船后沿途搬运时，发现形状及块数不符，即将船户严行查办。最终，此行兑铜1144500斤。

在铜店领铜装船后，黎恂带领一行人按照川江船工习俗，在开船远行之时举行了祭拜江神仪式，祈求神灵保佑近千人的船队顺利抵京。

川江水势凶恶，险滩相连，行船须小心谨慎，严禁夜航。为了水运的安全，待天亮且雾气消散，方可启航行船。十月初三，船队行至四川合江县属的罐子口滩时，意外还是发生了！船队中的8号船触暗礁损坏沉没，致5万斤铜锭沉入江底。经过一个月的打捞，铜锭失而复得。此次事故，为船队敲响了警钟。

几番风雨，几多艰辛。船队驶抵江苏仪征，由长江转入运河，此时是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闰三月，距离出发已达9个月。五月，船队行至江苏邳州汇泽闸。这一带河面较窄，一直延续到山东临清闸，长达800余里的窄水路。一天，太阳西落，黎恂打算靠岸停泊。清风徐来、水缓河平、舟樯稳适、远山如画，数月来的旅途劳顿瞬时消散。他正沉浸在美好的遐思中，却被旁边的运员一声“所幸漕船先行”打断。问及缘由，得知嘉庆年间此处曾发生过一场船队纷争。

那是嘉庆九年（1804）的一天，云南官员程球率领的京铜船队与运粮漕船在此不期而遇。此处水势平缓，河身狭窄，船只只能单行。双方互不相让，因而发生争执。粮船运官认为铜船期限宽裕，可延迟缓行。铜船如果随意插进粮船船队，不仅会导致漕粮送达延期，还容易造成事故，应让漕船先行。程球认为漕运船只达5000余艘，若等到全部通过，必然会延误京局鼓铸。双方各执一词。漕运总督不得不从中协调，令铜船插空前行，出闸后粮船加纤先行，铜船分流到对岸行驶。

运河有着严格的运输制度，用不同规制和标识，对承运物资不同的船只做出区分。黎恂所带的船队，因携带京铜重量大，船体吃水较深，很容易被其他船队辨识，享有优先通过的权利。所幸，此时粮船船队已先行数十里，暂无拥堵的风险。他率领浩浩荡荡的运铜船队，朝着京师加速前行。

《运铜纪程》 留传后世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初十，黎恂船队到达天津，例行卸铜换船，由驳船将铜沿北运河运抵通州。抵达通州后，先要将铜锭存放在铜房，由通州坐粮厅兼管验铜及转运至大通桥等事宜。虽距进京仅一步之遥，但黎恂作为领运官员却品尝到了官场推诿塞责、程序烦琐复杂的诸多滋味。

坐粮厅监督只关心当时关东粮豆的验收，置验铜于不顾。好不容易验铜结束，却被石坝管河州判告知驳船分配给了粮豆，运铜无船可用。黎恂东奔西走，几经周折才凑齐了船只，此时已经是九月，到了月底才把铜锭运到东便门外的大通桥桥局。接下来，这批铜锭会由大通桥监督这一专官接运，沿陆路进京城。全程他都要跟随报批文件，还要负责水陆脚费、车马费等的交纳。

十月初三，铜车到达崇文门税关之前，黎恂亲自前去缴纳税款。时隔三天，户部开出印有龙纹的运铜入库凭证。运铜队伍终于朝着京城的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进发，交铜的第一站就在宝泉局的东作厂。

《〈运铜纪程〉校注》（黄一曼 摄）

当时，京师最大的铸币机构当数宝泉局，为户部所属的铸币厂。雍正四年（1726），因铸币的需求量增加，清廷对宝泉局重新规划，将原东四牌楼街北的公署停用，另辟新址设东、西、南、北四作厂铸币。东作厂位于东四四条，炉12座；南作厂位于钱粮胡同，炉12座；西作厂位于北锣鼓巷千佛寺后，炉14座；北作厂位于北新桥三条，炉12座。正炉共50座，东南西三厂又各置临时炉3座，北作厂1座，以备不时之需。

黎恂在交铜之时，看到了铸币厂内外一派繁忙的景象。厂内有看火、翻砂、刷灰、杂作、锉边、滚边、磨钱、洗眼等八行，工匠们严格按照烦琐的铸造工序操作。

事也凑巧，铸币厂官员前来收铜时，黎恂意外地发现一人似曾相识，凝目辨认，这人竟是与其同年的进士王蕅唐，现管户部钱法堂事务。老友相遇，黎恂喜不自胜。交铜完毕，两人相谈甚欢。分别时，王藕唐送给他几枚珍藏的康熙和乾隆年间的万寿钱，这是一种皇家逢节日庆典做装饰、赏赐用的特制钱币，用铜及做工要优于流通的钱币。黎恂十分喜欢，一直攥在手中，把玩不停。此刻，手中精美厚重的铜币，抚慰了迎一路风雨而来的疲惫身心。

十一月，百万余斤的铜锭终于交付完工。次年二月，黎恂告别京城，踏上归途，为这次滇铜京运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黎恂将这次铜运事宜、交往人物、各地风土人情等都详细记录在日记中，从此便有了留传后世的《运铜纪程》。这部著作，为我们了解滇铜进京和大运河运输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