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是如何从小平原上的交通枢纽一路演进而来的？丨侯仁之与北京

2025-1-15 11:20|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朱祖希|来自: 北京纪事

摘要: 从20世纪50年代起，侯仁之先生在不断地为大家作《历史上的北京》报告的同时，也撰文论述古都北京在其发展中的诸多问题，进而形成系统的论著。诸如1959年发表在《文物》第九期上的《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其间分 ...

从20世纪50年代起，侯仁之先生在不断地为大家作《历史上的北京》报告的同时，也撰文论述古都北京在其发展中的诸多问题，进而形成系统的论著。诸如1959年发表在《文物》第九期上的《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其间分别以“起源试探”“燕都蓟城”“平原门户”“城址沿革”“巨变之始”为题作了论述。继而又先后出版了《历史上的北京城》《历史地理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史话》等著述。这些著述使广大读者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北京怎样从北京小平原上的一个交通枢纽，发展成为华北平原的北方门户；怎样从一个“自然生长的国家”，成长为我国北方的封国，进而又从中国北方的军事重镇，上升为辽国的陪都、中国北半部的政治中心，乃至最后上升成为首都。而这也是侯先生在“讲北京”时的重要内容。现分历史时期简明扼要地分述于后。

燕都蓟城、商贸要津

如前所述，到了战国时期“燕国”日强。它不仅已崛起于北方，号称“战国七雄”之一，而且要争霸中原。燕将秦开大破东胡，其势力一度扩展到了今辽宁省的建昌，乃至朝阳市以北的地区；向东渡过了鸭绿江。可能也就在此时，燕人和朝鲜南部，乃至日本也都已建立了贸易关系。因为，在朝鲜的北部曾发现战国明刀货币出土。

与此同时，燕国也竭力向南扩张，和中原诸国争雄长，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齐国。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伐齐，仅6个月的时间便攻下了齐都临淄等70余座城，取得了空前未有的胜利。乐毅在报燕王书中提到了“蓟丘”：“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而“蓟”之得名本源于“蓟丘”。这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是记得很清楚的：“昔周武王封尧帝之后于蓟，今城内两隅有蓟丘，因丘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

细读《水经注》，参考有关的文献记载，可以肯定郦道元所记的蓟城，约当今北京外城的西北部，现白云观以西的土丘。

燕都土城墙遗迹

尽管所论的蓟丘所在，尚未发现有足以论定的文化器物，但其南不远处的广安门外，却曾在1957年5月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址——其中更有粗细绳纹陶片、碎绳纹砖、瓦砾和饕餮纹的残半瓦当。发现者记载说，“饕餮纹半瓦当，久被公认为燕宫常用的瓦屋构件。其为战国遗物，似无可疑。”至于出土的古陶等，经专家鉴定其年代最早接近于西周，因此被认为这就是战国燕都的遗址。（见赵正之、舒文恩，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迹，文物参考资料，1959：74—75.）

平原门户、军事重镇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在中国历史上建起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而在这被并吞的六国之中，最后的两国就是燕和齐。

为了加强秦王朝的统治和首都咸阳与其他六国原有首府之间的联系，包括远在其东北的蓟城的联系，便“尝修驰道，北至蓟城”。而其间的最后一段，也必然是沿着太行山东麓向北推进的。到汉武帝时又进一步经营东北，在燕国原有疆土的基础上，继续向北面拓展，并设立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蓟城既然是由长安经略东北边防的必经之地，其重要性也可想而知。

北京建城蓟城纪念柱

隋炀帝于大业四年（608年）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黄河），北通涿郡。当时的涿郡治蓟城，其位置即在古蓟城。这条运河的修凿，第一次开辟了自南而北直达蓟城的运道，也就是日后的“北运河”（潮白河下游），沿着当时的永定河（时称“桑干河”）的故道（今凉水河），直达蓟城南郊。其后三年即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欲伐高丽，曾从江都（今扬州）乘船而北直达蓟城。其之所经，正是这条水道。《资治通鉴》大业七年秋七月有记载说：“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八年（612年）春正月又有记载说：“四方兵皆集涿郡，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宜社于南桑干水上。类上帝于临朔宫南，祭马祖于蓟城北。”

所谓“宜社于南桑干水上”当是指蓟城以南的桑干河畔；“临朔宫”是蓟城行宫。但是，这次出师却不利而返。

到了隋大业九、十年（613—614年）再度征兵并集中到蓟城。《隋书·炀帝纪》写道：“九年春正月丁丑，征天下兵。募民为骁勇，集于涿郡。”但是黎阳兵起，东都（洛阳）被围，遂引退。

隋炀帝像

隋炀帝两次亲到蓟城大举出征，说明蓟城在经略东北方面的重要性。而蓟城本身，也因此形成了一时的富饶。《资治通鉴》这样写道：“帝谋伐高丽，器械资储，皆积于涿郡，涿郡人物殷阜，屯兵数万。”

到了唐太宗时，由于国力日益强盛，又一次助长了封建统治者对外扩展的野心。贞观十八年（644年）冬，太宗决心亲率主力，从陆路过蓟城趋辽东，并在蓟城南郊誓师，大飨六军。但是，此次远征遭遇到高丽人民的顽强抵抗，又加上天寒地冻，粮食等军输供应不畅，将士死伤无数，被迫撤退。贞观十九年（645年）十一月，太宗兵退蓟城，为了安抚军心，决定在蓟城的东南隅建寺以志悼念，命名“悯忠寺”。这就是今天“法源寺”的前身。

唐朝中叶以后，大唐国力日见衰微，中国北方的游牧部族日益强盛起来并伺机南下。为此，唐朝统治者便在北方一些重镇设置节度使，他们可以代表皇帝权威率兵驻守。唐玄宗时，沿北方边防即从今河北一直到新疆，共设有8个节度使。蓟城便是其驻地之一，号称“范阳节度使”。这足以说明蓟城在当时边防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了。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游牧部族的南侵，往往总是先夺取蓟城，继而南下。东晋的前燕是这样，后来的契丹、女真，也多循此路径，一路下来。

综上所述，蓟城作为华北平原的门户，在部族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固然是汉族和东北游牧部族必守必攻之地，但在和平相处的日子里，它又成为部族融合、文化交流，以及贸易往来的中心。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夫燕（即蓟城）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扶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总之，从古代的蓟城一直到隋唐时期的幽州，作为华北平原北部的一个军事重镇、经济贸易的中心之地，其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辽代陪都，巨变之始

自唐末以后，我国北方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定居于今辽宁省西北部西辽河上游西喇木伦河（时称潢水）流域的契丹族，迅速崛起并趁五代的衰乱于公元916年在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正式建立契丹政权，成为我国北方一支强大的势力。不久，契丹又灭了东邻的渤海国，“得地五千里，兵数十万”，实力更加雄厚。于是，契丹统治者便开始举兵南下，叩打后唐的大门，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幽州城。

当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政权时，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篡夺政权，便自称“臣下”——儿皇帝，把以今北京、大同为双中心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十六州”既失，整个华北平原便无险可守，门户洞开，契丹骑兵的铁蹄便可进而向中原长驱直入了。

契丹政权在吞并了“燕云十六州”之后，于公元947年改国号为“辽”，并在幽州建了陪都（首都之外另建都城），又因为这个陪都在其所辖疆域的南部，所以被称为“南京”。

辽代共设有“五京”：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城西南）、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

在“五京”中以南京城规模最大。不过，它基本上还是沿用唐时幽州城旧址，只是把城墙重加修筑，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仅在城内西南部修筑了一座很小的宫城，称为“大内”；城内宫殿也多沿用前朝的建筑。

据《辽史·地理志》载，南京城方圆三十六里，城墙高三丈，宽一丈五尺，上设敌楼，城设八门：东为安东、迎春；南为开阳、丹凤；西为显西、清晋；北为通天、拱宸。大内位于城的西南隅，周长五里，宫殿林立，堂阁栉比。正南门为启夏门，东面为宣和门，中有元和、仁政、洪政诸殿，又有景宗、圣宗二御容殿等，建筑壮丽。西南巅有凉殿，东北隅有燕角楼。城中有二十六坊，每坊各有门楼，上书坊名，如罽宾坊、肃慎坊、卢龙坊、棠荫坊、永平坊等。这些坊名大多是唐幽州城的旧称。城内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

《契丹国志》载：南京“户口三十万，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居民除汉族外，辽南京城万家星井，百货汇集，人才荟萃，经济繁荣。它既是辽国的陪都，也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经济贸易中心。

金朝继起，改称中都

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九月，辽兵直趋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宋真宗在寇准的强烈建议之下御驾亲征。宋军士气大振，与辽军形成对峙的局面。后双方议和，宋答应每年向辽输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作为辽军北撤的条件，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史称“澶渊之盟”。

正当辽、宋缔结“澶渊之盟”，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之际，在东北松花江流域的一支号称“女真族”的少数民族，却日益强盛了起来。公元1115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定都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宣和七年（1125年）金灭辽。同年十二月（1126年1月）间，金军南下攻宋，并占领了燕山府。翌年，北宋亡。

北京二环边的金中都公园丨图源网络

由于这时金朝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到了淮水（河）沿岸，它在华北平原上的统治，也就转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于是，金朝统治者便有意将首都从远在松花江上的会宁府迁到燕京来。金统治集团内上书者咸言：“上京临潢府僻在一隅，官艰于漕运，民艰于赴愬（诉），不如都燕以应天地中。”（《金史》）天德三年（1151年）海陵王在颁布的《议迁都燕京诏》中说：“昨因绥抚南服，分置行台。时则边防未宁，法令未具。本非永计，只是从权。”行台既撤，“京师粤在一隅，而方疆广于万里。以北则民清事简；以南则地远而事繁。深虑州府申陈，或至半年而往复；闾阎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供馈困于转输，使命苦于驿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事实上，迁都燕京更符合金朝统治者的政治野心，“燕京自古霸国，虎视中原，为万世之基。陛下宜修燕京，时复巡幸。”（《元一统志》）。于是，便派张浩、苏保衡等人负责南京城的规划设计工作，并于天德三年（1151年）“广燕京城”，宫阙制度完全模仿汴京（开封），“先遣画工写汴京宫室制度，阔狭修短，曲尽其数”。

整个工程分为城池的扩建和宫殿的兴建两大部分。张浩等取真（正）定府潭园的材木，营修宫室。三年之间役使民伕达80万，兵士40万。据史书上记载，从涿州到南京，夫匠排成一长列用筐传送土石。载运一根巨大木材的费用多至20万两；拖拉一辆载满器材的大车，则需用500余人。“宫殿建筑极尽奢靡，皆以黄金五彩为饰，一殿之成，数以亿万计。”

金中都城是以辽南京城为基础加以扩建的，也是在蓟城的基础上兴建的最后一座大城。

新建的金中都城有三重城墙，除北城墙依旧外，东、南、西三面都大大地向外拓展了（其位置相当于现今西城区的南半部）：北城墙在今军事博物馆南会城门一线，东城墙在今法源寺的东侧，南城墙在今右安门内西街，西城墙在今白云观西至马连道一线，并将西湖（今莲花池）下游河道（今莲花河）圈入城内，以供同乐园、鱼藻池等宫苑用水。尔后，再由皇城南门外的龙津桥向东南流出城外。大城的南部为皇城，故址在今广安门以南，为一长方形小城。皇城之内又有宫城，居中偏东。左有太庙，右有金迁来的中央政府和地方衙署。宫城西侧就是风景优美的皇家苑囿。

金海陵王完颜亮贞元元年（1153年）宫城竣工，便正式下诏迁都，改南京为中都，改析津府为大兴府。其他如上京（会宁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仍旧，另以汴京（开封府）为南京，中京（大定府）为北京。

北京正式成为皇都——中国北部的政治中心便由此开始。海陵王迁都不单在城市发展史上标志为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在北京的城市发展史上也开启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新纪元。

金中都城周长计37里（实测为18.69公里），设城门13座：东为施仁、宣曜、阳春；南为景风、丰宜、端礼；西为丽泽、颢华、彰义；北为会城、通玄、崇智、光泰。宫城在全城中央的南部，周围9里30步。南为宣阳门、北为拱宸门，东西两侧分别为宣华门、玉华门，主要宫殿建筑是以从城南的丰宜门，北经宣阳门抵达拱宸门的中轴线为基准展开的。如果沿着柳荫匝地的大道入丰宜门北上，前面就是龙津桥，桥下河水东流，清澈而深；桥以燕石（汉白玉）砌筑，上镌刻有精美的图案。桥分三道，中间是御道，循御道进入内城的宣和门。夹道有沟，沿沟植柳，道旁为东西千步廊。文楼、来宁馆、太庙分布在廊之东；武楼、会同馆、尚书省等“三省六部”在廊西。再往北便是内城的正南门——应天门。

应天门阔11间，楼高8丈，下列5门，四隅角楼，琉璃瓦顶，金铺朱户。内城中有9重殿阁，36所：前殿为大安殿，后殿为仁政殿，它们都是在辽代旧殿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是金帝日常朝政的所在。在其东面是东宫，为太子所居，还有寿康宫，是母后的住所；西边的16宫，则为妃嫔居住之地。

中都城内的宫殿完全是按照北宋汴京的皇宫规制构筑的，甚至连门屏窗牖，乃至所陈设的玉器珍玩也多是宣和的旧物。在建筑风格上也承袭了北宋末年崇尚奢丽纤巧的风气，滥施奢华。

宋汴京的正北门名通天，而金中都的正北门为通玄；汴京皇城北门为拱宸，金中都城也设有拱宸门。另，金宫城的东华、西华二门的名字，亦是仿北宋东宫城门的名。中都城的施仁、彰义、端礼、崇智等名，都有崇尚仁、义、礼、智之意，“其宫阙壮丽，延亘阡陌，上切霄汉，虽秦阿房，汉建章不过如是”。

扩建以后的金中都城“增至六十坊有奇”，除去因扩大城区新增诸坊外，旧有各坊又有新置，今能确定其位置的不止20坊。

辽南京城的商业多集中在城北部，而金中都城的商业区除城北部的市集而外，多在城内东北隅，特别是在圣恩寺、大悲阁十字街口一带，乃是全城最繁华的地区。

金中都城的规划设计，正处于从唐辽时期的封闭式坊制，向宋元时期的开放式街巷的过渡期。两种形式共同存在于一个城市之中，从而形成了中都城自己的特色，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金中都城及皇城的布局设计，为元明都城的建设开了先河，亦体现出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

金初，只有贵族、官僚及其帮闲，方能居住在中都城内。但为了补充劳动力以供养贵族，遂向中都城内移民。“凡四方之民欲居中都者，给复十年，以实京城”。

如今的金中都公园丨图源网络

金中都人口众多，约在40万之数，且有汉、契丹、奚、女真、渤海、回鹘、诸乣人等聚居。

金朝的统治范围虽然仅限于淮水（河）、秦岭以北的广大地区，但还是想尽办法把从华北平原征调来的粮食，经由今卫河、滏阳河、滹沱河、子牙河、大清河等河流，汇集到今天津所在的地方，输送到中都城以东的通州。每年漕运的数量少则数十万石，多则百余万石。

为将这些粮食漕运入京，便从通州中都城挖掘闸河。但由于水量不足，航道欠畅。金大定十年（1170年）议分卢沟（今永定河）水为漕渠，即金口河，以通京师漕运。但开通之后，却因“地势高峻，水流湍急”，每遇洪水暴涨，波涛汹涌，直接威胁到中都城市安危，又因其“水性浑浊，泥沙淤塞不能胜舟”而告失败。其后，闸河或通或塞，而仅以车辆挽运。

金初，阿骨打和吴乞买的陵墓均在上京护国林之东。海陵王在迁中都之际，又卜地大房山云峰寺，兴建陵园，并把包括阿骨打和吴乞买在内的始祖以下计十二帝的梓宫全部迁葬至此。以后的金熙宗至章宗诸帝也都埋葬于此，即今日在房山区云峰寺的金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