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西汉古城考

2025-6-20 19:24|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金鉴|来自: 北京纪事

摘要: 谁曾在此筑城？北京清河西汉古城遗址考古揭秘北京德胜门外清河镇，西二里，有朱房村，村西头有一高台地，西面和南面各保存一段土围墙，最高处近5米，南壁残长50米，西部残长30米（1962年考古工作队测量南壁残长150米 ...

谁曾在此筑城？北京清河西汉古城遗址考古揭秘

北京德胜门外清河镇，西二里，有朱房村，村西头有一高台地，西面和南面各保存一段土围墙，最高处近5米，南壁残长50米，西部残长30米（1962年考古工作队测量南壁残长150米，西部残长115米），用板筑成，板孔仍存。

我原单位在清河朱房村附近，紧邻清河西汉古城遗址。因遗址仅存西南角数十米，且地处朱房村的西头，邻近清华园开往南口的火车（京张铁路），越过火车道就是中国体育大学的校区，是个被人遗忘的死角，很少为人所知。

我很早就关注此城，并收集相关资料，关于此城资料我收集的最早的是1962 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编的《北京名胜古迹》中苏天钧先生写的《清河古城遗址》一文，还收集到其他一些关于清河古城的资料，如奥林匹克出版社出版的《北京百科全书》涉及到“清河古城遗址”的资料。可以说都是以苏天钧先生的“清河古城遗址” 为蓝本编写的，苏天钧先生所写《清河古城遗址》是最具权威的第一手资料：

“铁犁头”清河汉城遗址出土（首博北京通史展）

“1953年开始，清河砖窑厂在这土围的范围内取土，发现了大量的陶片和一部分铜器和铁器，当时经文物部门调查研究确认这座土围是汉代的一座城镇，面积约一平方里，在地下堆积的文化层次中，铁农具有锄、铲、斧、耧犁等多种。铁兵器有剑、戟刀等，另外还有铜剑头一个。出土的钱币有‘半两’‘三铢’‘五铢’‘货布’‘货泉’以及铸钱用的钱范，由此推测在这个城内可能有铸钱的作坊。靠近城的东南角，发现铜印两颗，一个子母印，子印已失落，母印刻‘刘允印信’四字。一个是普通的龟钮印，上刻‘王尚私印’ 四字。城的东北角，有古井十几座，这些井是用陶土烧成的陶井圈，井圈外壁印有绳纹，内壁为卷云纹，一节节镶接埋藏在地内，井底中，发现有高领罐及五铢钱等等。这样的井圈在北京白云观、陶然亭等地都有发现，可以确定为汉代井圈。”

“建筑遗迹城内遍地皆是，地上分散着有大量的汉代筒瓦、板瓦和瓦当，瓦当上的花纹有卷云纹、万字花纹和“千秋万岁”的篆体字，地下埋有整行的墙基和房基，根据砖的尺寸和花纹，可以判断出为汉代的建筑基址遗迹。上述这些情况，初步能够证实这座古城的年代是汉代的，但是这座古城的上限究竟是什么时候还不敢确定，因此在1955年和1958年先后又试掘两次，以便找出年代的根据。这两次的试掘比较成功，一方面是开掘城墙豁口，看看城墙内的包含物，一方面在平地上开掘探沟，来解决地层的相互关系，两方面相互印证，古城的年代就不难解决了。在城墙夯土内所包含的陶片，有红陶瓮，粗把豆和鬲足等等，这些都属于北方战国时代典型的器物，没有发现一件是汉代的。在探沟地层中，可以分作两个主要的层次，上层为唐、辽，下层为两汉的遗物，这些都与地面上所暴露出来的陶片大体相同。由以上材料证实，这座古城的使用年代，上限为西汉初，下限为唐、辽。至于荒废的年代，由于材料的限制，还不能作出最后的肯定。古城西北角，是汉代墓葬区，其中有一个大型的汉代砖室墓，分前、中、后、左、右五室，在发掘过程中，发现是被盗过的，残存的殉葬品，有陶器和漆器多种，这些东西都是专用埋葬的冥器（即实物模型）。由墓葬规模上来看，也是一个较大的统治者的墓葬。按古城不过一平方里，为什么在这里发现有大量的兵器呢？由地理位置来说，北京蓟城当时为华北平原北部的门户，西汉统治者无论是对外扩张或镇压人民，都需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那么围绕蓟城的周围，建立一些小的军事城镇，作为军屯是很可能的，朱房古城北临南口，南接蓟城，所处位置非常重要，因此如果把这座小城推测为军事城镇，出入是不会很大的。”

“万岁瓦当”清河汉城遗址出土（首博北京通史展）

首博北京通史展中有汉（前206~220）鸭形铜砚滴，出土于海淀清河汉城遗址。砚滴又称水注，是文人磨墨时用来往砚台添水的器具，此器为鸭形，背负一注水器。砚滴造型大气高雅，鸭头前伸，是砚滴的出水口，鸭尾翘起，鸭翅以阴刻来展现其羽毛的质感。整体观看这件文房用具，鸭的形态栩栩如生，情趣盎然，想来是两千年前汉代清河文人不可多得的案头之物。四乳四鸟纹铜镜：汉镜中精品，镜背铭文记载了铜镜铸造相关技术。半球形钮，圆钮座，钮座区周均匀伸出四组由短弧、三直线条组成的装饰。主纹饰区和铭文圈带由内外两周栉齿纹环绕。主纹饰区以四乳区分为四区，每区设置一只凤鸟。镜缘饰以锯齿纹和双线水波纹。如此精美的铜镜在清河汉城遗址出土，显示出清河汉城文化之辉煌；展品中还有青铜灯及铜提梁炉，提梁两头是龙头口衔着铜环与下面的铜漏锅相连，漏锅下面是铜盘，铜盘下面该是炭火。有人说它是用来烧肉的炊具，肉流出的油漏到下面的铜盘里，我总觉得这尺寸用来烤肉又太小，猜测它可能有更重要的用处。

据我单位同志（原清河生产队农转工）讲：此地耕种经常有陶罐残片、瓦砾出土，偶尔也有完整陶罐出土，多被社员砸碎弃之。此城距离我单位近在咫尺，可以说单位围墙外就属此城范围。20世纪90年代初，我单位盖成品库，在挖地基时，出土一枚“半两”钱，一看便知是东汉“半两”钱，钱币很薄，比起“秦半两”，重量相差甚远，汉半两做得如此之小，可以看出东汉钱贬值得相当厉害。汉半两的出土说明清河早在汉代就是十分发达的地区，是蓟城与居庸南口古城中间的咽喉城镇，军事地位、政治地位均十分重要。大概是在1970年代，我单位的配电室附近，发现一件青铜犁，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人放置在工具柜中，不知被谁人拿走。青铜犁起码要追溯到汉代以前，可见清河地区除了有汉代作为军事防御的古城，还有相当发达的农业。

20世纪末，我曾多次到此城考察，并拍下一些照片。《郑振铎美术论文集》中的《伟大的艺术传统》一文中写道：“北京清河镇最近出土了汉墓的陶屋二座，每座竟亦有三层或四层。这些遗物虽都是属于东汉时代的，但亦可是我们得到些西汉的建筑规制的印象。它们都是封建地主们或官僚们的居室，属于帝王的建筑，一定是更为弘丽伟大。后人所写的《汉宫春晓》一类的图画，虽出于想象，但大体上汉代的宫殿是会有那么样的离宫别馆，弥山跨谷的规模。在这些描写汉代建筑的图画，雕刻或‘模型’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建筑的雏形，已经大体具备了。屋顶、屋脊、斗拱、楼阁，乃至楼梯等构造和后代的相差并不甚远。中国民族形式的建筑，在这时候已经奠定下来。最下一层一定是庖厨或储物的所在，第二、三层才是起居宴饮的地方。后代的建筑不大重视楼房，他们不想向高处发展。这一点和汉代的建筑的作风不同的。”这两件汉代陶屋，30年前我曾在博物馆参观时见到，只是那时没有相机无法拍摄下来，因为出土于清河汉城遗址，倍感亲切，印象非常深。

陈桥驿先生主编的《中国六大古都》，侯仁之、金涛先生介绍的六大古都之一的“北京”，提及西汉中期关于铁的应用时谈到了清河汉代古城：“到了西汉中期，由于铁质农具广泛使用，大量土地被开垦，蓟城（北京汉时之称谓）的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也相当发达。汉代在涿郡、渔阳（今北京密云县境内）都设有铁官。北京清河镇汉代故城中发现有冶铁遗址，出土了大批铁器，说明当时的冶铁技术已经相当发达。”这是关于清河西汉古城少之又少的记载，清河古城出土的大量铁器，能够例证中国在西汉中期冶铁技术已经相当进步，仅此一点清河古城确有保护之必要。

周正义主编的《北京地区汉代城址调查与研究》记载：该遗址既不见于有关汉代的古籍记载，也不见于北京地方文献。为了进一步了解现存状况，探讨该城的相关问题，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北京地区汉代城址调查课题组成员于2007年3月15日在海淀区文管所同志的陪同下，前往该地进行考察。“在我们调查的二十多个古城遗址中，有汉代的郡城、县城、侯国城、食邑城、军城等多种类型。朱房村古城既不见于文献记载，似乎也难以归属到上述类型之中。朱房村古城遗址所出土的铜、铁器似乎不完全是为了本城、本地所用，很可能是供应整个幽燕地区的，如遗址上所出的铜镞，大的多，小的少，其中一种为正方形立体锥体，其刀横断面最宽处达1.1厘米。这显然并非射人，而是用以射兽……朱房村古城位于清河北岸，西汉时此地处于上谷郡与渔阳郡的交界之地，南面紧邻蓟城，处于由蓟城通往西北居庸关和北部古北口的交通要道上，是各族人民进行经济、文化和贸易往来的要害之地。再者，北京西北、北部山区，以及军都山以西的怀来盆地，燕山以北的滦河中游陷落地带（近承德地区），就是农、牧、猎兼营的民族地区。延庆就有夷舆古城，密云有犷平和厗奚县，均说明当时有少数民族和牧猎民族长期活动于军都山左右和燕山南北。铜铁又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北方民族地处草原，经常是食无粟、炊无釜，进入中原必然要抢夺帛、粟、盐、铁。因此朱房古城遗址这一地区建立一个官营的专业性冶铁坊城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我们所调查的北京地区汉代城址中，除了窦店古城外，朱房村古城址是内容最为丰富、全面，而又相对特殊的一座汉代城址，为我们研究汉代北京地区城市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我考察此城的过程中，当地民众保护古城的意识淡薄，古城破坏严重，古城墙遗址逐渐缩小，1999年海淀区将此遗址作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立碑说明。2001年7月12日此城遗址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立碑“清河汉城遗址”。2014年清河西汉古城遗址经过文物部门的彻底整修，夯土层从地面砌1米多高的条石墙围，土墙直上下修整一新，外面敷上保护层，墙体上部呈缓坡状，中间铺成一米宽的青石步道方便参观游览。

首都博物馆于2022年至2023年更换了展品，2024年2月10日重新开馆，换展后有十数件清河汉代遗址出土的文物，笔者前往拍摄，为此文充实了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