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的狂

    如果说在外地人眼里北京人的傲慢、蠢、笨、懒还可以容忍的话，那北京人的"狂"就是最难让人接受的了。

　　我第一次体会到北京人的狂并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外地。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工作，"城市老爷卫生部"给砸烂之后，开始执行毛主席"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从北京到了青海。一家人住在西宁市的"西宁宾馆"里，市"革委"的领导们出面招待北京来的"全体革命职工"。吃饭的时候谈笑风生，其中一个大半也算个人物，可说到北京似乎还有些心有余悸的样子："你们北京人可真厉害！"

　　原来那人不久前到北京去"外调"，住店时好像因为介绍信有什么疑问或是别的什么原因，与服务员有了小小的争议。那人的陪同或是下属就说了，这是我们省的什么什么领导。服务员似乎怔了怔，立刻就不吵了，都以为这下好办了。没想到的是他十分恭谦严肃地问："知道×××吗？"

　　知道吗？！要知道×××其时是省里的大人物，党政军大权独揽不说，反他的人不少是吃了枪子儿的，去看看《青海日报》大门口墙上的弹痕吧。提他的大名，大部分青海人是要尿裤子的！

　　"那是我儿子。"服务员指着自己的鼻子，不紧不慢十分平静地宣布。

　　也许，北京人真正的"狂"还不全在于此，比如说北京的服务员也好售货员、售票员也好，历来没把外地的官儿们放在眼里，至少"县太爷"一级是不在话下的；外地人，对北京人的"狂"的反感有的时候并不是在北京人对官的蔑视上，如果对权贵一律地蔑视，粪土当年万户侯也还罢了，相反，很多时候又是对权对官儿的"自我化"。

　　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一个外地人和一个北京人喝酒，微醺之余外地人也许会说，我们那儿县长家我都去过。北京人呢，十有八九会尽量掩藏着笑，宽宏大度地带着体谅点点头，然后轻描淡写地说一件小事儿或跟谁谁吃过两回饭。外地人必是要等到第二天酒醒之后才咂摸过味儿来，他结交的也好熟悉的也好间接认识的也好，至少比自己的高三十级。同时也许还想起，一块儿吃饭，似乎从来是自己结的账，托办的事，也一直没消息。

　　就算，就算没有压谁一头的话，也没有撇嘴和哂笑，有的时候北京人的气质或者神态就叫许多人受不了。出租车上，面对着"的哥"的高谈阔论，有的外地人就心悦诚服自惭形秽，有的就觉得自己碰上了疯子；有的就纳闷他怎么对中央政治局内幕如此清楚对萨达姆的脾气摸得这么透？有的就视为痴人说梦。买东西也好，住宿也好，吃饭也好，逛公园也罢，不知不觉中总会碰上一些趾高气扬的家伙，总会遇见一些莫名其妙的张狂与轻狂。比如说让外地人感触最深的那些驱赶与吆喝着外地"老冒儿"的售票员，俨然丞相门前五品官的公园收票员，表面恭敬而暗藏杀机，宰你没商量，宰了你还笑你傻，你抗议就是大逆不道。

　　令人费解的是，即便是商品大潮早已吞没了一切的今天，即便许许多多的"规范"、约定俗成的"风尚"已经"治"好了大多数城市的"欺生症"，可在北京仍然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暗流"在涌动。用我的一个外地朋友的话说，就是你们北京人是礼貌多了，在公共汽车上旅店里也不怎么总是遭训斥了，可是我总觉得与其如此还不如过去了呢。你们北京人的轻视人看不起人由外表改到了心里。

　　"我最讨厌，最最讨厌的就是你们北京人的那种不出声的笑！"我的那个外地朋友说，"还不如痛痛快快地骂我呢，怎么就那样的狂妄，凭什么？"

　　问得好，凭什么？

　　有一个词儿现在不怎么出现了，有一种人现在基本看不见了，就是所谓的"狂生"。狂生或者狂士我们在书里见过不少，这些人都有什么特点呢？恃才傲物的有，不容于世的有，时乖命蹇的有；使酒骂座俾睨群小的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有，总而言之就是不忿不屑不*?不指着；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无为无不为；就是"从前阔"，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就是"墙上的野猫猛似虎，没毛儿的凤凰不如鸡"。而所有的狂生，必然是要有两下子的，否则也就没有资格狂；然而这所谓的"两下子"，又大部分没能施展开来或者一时半会儿没法儿施展，所以才要狂。北京人的所谓"狂"，或多或少与古时候的狂生有些类似，然而奇怪的是，咱们这儿怎么忽然凭空就冒出如此多的"狂生呢"？

　　实际上，北京人的"狂"是有些来历的。

　　八旗贵胄名门后裔就不必说了，哪怕现在穷得丁当响呢，往前脋那么几辈儿，说不定金马玉堂钟鸣鼎食之家；就算不是贵族出身，直接或着间接地，十分或者九分八分地跟人家亲近过，不亲近也接近过，不接近也靠近过，至少见过感受过受过熏陶--从国外回来的人爱谈政治，五星级酒店的服务员看不上国产西装，清华大学扫地的都带书卷气，联防队员急了张嘴就"我拘了你！"--跟这一个意思。再有就是当初或雄赳赳坐着坦克车进京的，或金榜题名鲤鱼跳了龙门的，或者揣着公文组织部报到的，当然不能混同于一般。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必然也应该有某种程度的优越感，尽管有的时候不被人理解。还记得当初"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感叹吗？一旦堂堂国家干部、知识分子、正式职工混得不如街头卖假药的，他们外地人十分敏感的"不出声的笑"就经常挂在脸上了。

　　平心而论，有些的"狂"并不是北京人的特有。香港卫视中文台一个著名节目请了个在美国教书的上海籍著名嘉宾，在一次做节目的时候，忘了怎么个话题说到了上海人的有些高傲，于是这个著名人士无意中就掰着手指算开了，上海人每年平均创造多少产值，每年为支援各地贡献了多少等等；我在不同场合直接或间接地听过不止一个广东人说过，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为全国财政做了多少贡献。甚至假如广东真的独立了，什么亚洲四小龙通通不在话下的论调都出现过。 "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的心脏"和"东方的巴黎"还有"亚洲的得克萨斯"与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当然是有一定的关系，但令人费解的是，有的时候越是对这些地方的繁荣、文明没有贡献的，反而越有优越感。所以这些人的"狂"，的确是非常叫人受不了的。　　北京的流氓，上海的瘪三，广州的瘾君子，并不能代表北京，也不能代表上海，广州。我一直没有机会到美国国会或哈佛去演讲，所以也就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他们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随地吐痰，同时也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看好莱坞的"大片"。好在我现在就能告诉那些对北京人的"狂"深恶痛绝的外埠人，北京人并不都狂；同时还要有些惭愧惶恐地补充一点儿，也许，有的时候，一些相当有修养的北京人的表现出的"狂"，是对某种浮夸、虚妄的一种反动。

　　当年欧洲上流社会鄙视美国人，尤其讨厌那些"该死的得克萨斯暴发户"，而这种情绪也蔓延到了欧洲的平民阶层。这种鄙视是不是很可怜或很荒谬我们这里不做评论，但是如果仔细地体味目前北京人的某些的"狂"，多多少少有些"没落贵族"的味道。而这种情绪或情结，一方面是某种失落嫉妒的混合体，而其表现形式，往往就是对许许多多公认的好东西的蔑视；另一方面，则是一种捍卫，尽管所捍卫的东西的价值值得怀疑。就后者来说，这些人并不是"遗老"，也没有太多的激愤郁闷，甚至也不太多地留恋什么，然而却墨守着从小，从他爷爷那辈儿就养成一些规矩或者情结或者操守或者情调……总而言之说不清楚的那么一股劲儿吧。

　　这些人不拒绝现代，"麦当劳"照吃，"的"照打，空调照用，也并不怀恋豆汁儿大碗茶、"当当车"、芭蕉扇，可是却绝没有浮夸虚妄，绝没有投机钻营，绝没有哗众取宠。燕窝大鲍翅，也没摇头叹息，可招待客人炸酱面也一点儿也没显窘迫；偶尔让人请了回"高尔夫"回来也没吹半个月，有人给介绍"法拉利"也听得挺仔细，可并不妨碍琢磨着什么时候遛遛画眉，书桌下面藏几罐蛐蛐儿；有人忽发现那澄浆罐值俩儿钱了也从来没想找人估估价儿；听说安在旭要来没欣喜若狂，知道刘晓庆进了班房也没好几宿睡不着觉，可是听说哪儿要拆了说不定骑车过去看看；电视里的歌星也知道几个，电视剧插曲也会哼哼可时不时地沏壶茶听听唱片里的"二黄"；掌故轶闻知道得不多，老"八大饭庄"什么菜拿手也不怎么门儿清，早年间没跟"爱新觉罗"有什么瓜葛，小时候也没吃过"谭家菜"，跟齐白石下过棋，跟梅兰芳的儿子没的说，可爱看《茶馆》喜欢"人艺"偶尔也炒盘儿麻豆腐；职位名声也好生意也好收入也好，当然从来在意，从来也没不在意过，可给个"理事"却不一定干，日本那边有人请，年薪多少多少万十有八九还就不去。

　　这些的人，属于甭跟他们致气的一群。所以有的时候，大红大紫的，小红小紫的；特明白特机灵的，比较明白比较机灵的；前卫的，乡土的，学者型的精英式的；居高临下的，礼贤下士的，如果觉着他们有些狂，少招惹少答理他们就是了，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