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总结

    前面，我们对北京人的构成来源有了一点回顾，对特定的人群的精神状态的来历也粗粗地说了一点儿。那么现在就有可能适当地做一点归纳总结了，也就是说可以对这些人整体上的精神风貌有个比较细致的描绘了。

　　考察或谈论一个城市的特点，它的风格及人文，必是要一个时间的范围。而这时间段如何截取却颇费周章。太早了，断层太大，说明不了问题；过近，则有些渊源脉络就脋不清楚 
。笔者反复权衡，以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年龄为参考对象。当今最能体现北京人特点的是哪些人呢？太年轻的和太年迈的肯定不是，比如那些手机经常换，网友最亲近，昨儿还在探讨谢霆锋左脚第四跟脚趾的长度今儿除了安载旭看谁都别扭了的最酷一族，北京上海广州或者随便哪个城市分别不是太大。太老的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无论怎么表现都代表不了什么也很少再能影响什么了。比方说任何一个外地人在北京遇到一个八十几岁的老者，老者再谦和也会给当成"古董"，也不会从他身上"看到了北京人的成熟儒雅与恬淡"。

　　由此，笔者以为比较理想的时间范围似应为20世纪50年代中、后至70年代中、后期。现在最能代表北京风貌的人，正好是在这时期或风华正茂或刚刚长成或已经有些懂事；而北京的人口结构在此期间又是相对稳定的阶段。

　　如果我们就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北京来说，居民的构成大致就是这么几块儿：世代居住在北京的老住户；解放后进京的新住户（以干部为主）；逐渐多起来的毕业的学生和比他们稍早或同时在北京落户的知识分子。从层次上分，那就有"新贵"、"旧贵"--"旧贵"里包括"平民"、还有又贵又贱的大、中、小知识文化阶层。

　　经历了辉煌富足与落魄贫穷，大起大落的旗人以及那些与旗人水乳交融了的汉族贫民，是最广大的"小"市民阶层。这些人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正如刘心武先生表述的，无论职业收入修养等都处于相对的"底层"。但他们对传统有着惊人的继承能力，"记性"也特别的好。这些人与其他城市的小市民的区别在于既本分踏实同时又有很大成分的郁闷与不平；尽管往日的辉煌早已成为模糊的影子了，就算安贫知命早已成为人生信条了，可是总还是有那么一丝地轻蔑--并不针对谁，也并不针对某件事。这些人把"脸面"看得比命还重要，经常表现得大大咧咧全没当回事儿--大杂院里光着膀子端着海碗喝豆汁，孩子打架了大人跟着掺和动不动开骂，穿"出国"的鞋，打一分钱的醋，买两根黄瓜偏让人饶把香菜--全没一点儿不好意思；可婚丧嫁娶过生日办满月中秋过年，"礼儿上"不仅没得挑，补丁衣裳熨熨场面上还挺是那么回事儿；说话办事透着那么圆满，做派透着那么大气；面有菜色的一群对"精致"的菜肴不大动刀叉，饥肠似乎对一毛五一两的茶叶末更感兴趣；然而即便是大碗的炖肉端上来，不仅没有任何人会"发出尖叫"，更没有谁的眼睛会"放光"，必要的时候也许会委婉地指出，"色儿"是不略微有点儿重了？

　　半头砖支着红木贴皮儿的立柜，"六面樟"的箱子底儿是发了霉的大褂儿，瓷冰箱挂的锡早已卖了钱，荷花缸里种着土豆儿，瘸了腿儿的香炉里养着指甲草或"死不了"--破落、贫寒；满宫满调地哼着"二黄"的三轮车夫原先是红极一时的"名票"，街道工厂白头发会计也许是内务府的权贵；回民食堂的伙计可能某大饭庄的股东，委托店的店员更没准是皇族。北洋政府的大员在看自行车，盐业银行的高级职员在捡破烂儿，五族共和时的议员在居委会发耗子药，民国财政部的司长正扫街。旧的与新的"遗民"，还有他们的老成持重的儿子，不声不响的女儿，瞄着别人的脸，永远迟钝着，并敏感着；永远地恭敬、顺从，但永远也没人知道他们的内心--这是在解放后"沦为"小市民的一群，数量不很多，但影响还是有的。

　　除了最早的贫民和最新的贫民，再有就是逐渐没落的原来的"中产阶级"。小职员（旧政府机关机构的、国营私营公司的）为主，包括小买卖业主--羊肉床子猪肉杠的老板，大店堂的二掌柜，原来兴盛现在败落消失的各行业中的优秀者--戏班的班主，二房东，牙行的掮客，工厂的"高管"等等。要知道北京历来是行政、消费型城市，因此这类人较其他城市就更多。解放后分期分批地改了行或换了主人，收入普遍有所降低但有固定的职业收入也还过得去。当然，这些人细分的话还是挺有区别的，其中文化上，兴趣上，情致上是有高有低有粗有细的，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大于区别：不高不低，没有太大起落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态决定了他们是相对平和的一群，同时也是相对平庸的一群。他们在市民阶层处于中间地位，这些人在机关单位在工厂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但多少具备的一技之长或基本素质又不至于混得太惨；他们有限度地受尊敬，可一旦忘乎所以就可能倒霉；并不忍气吞声但必须谨小慎微，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于是，他们也就不想再有什么作为，没有奢望也从来不失望，没有理想也不需要理想。在情感和生活习惯上，他们更接近于"新遗民"，有的时候私下里也有些不平，偶尔也"忆旧"，但又不愿把自己归为"穷人"一路，因此对"老遗民"们的无所顾忌是远远躲着的，同时又哂笑着工农出身的干部们的"粗鲁"与"笨拙"，但轻易不表现出来。

　　在气质上与小市民有本质区别的就是干部阶层。

 
　　我们都知道，干部历来分级，随大军入城接管的，是一层，这里面也包括陆续调动、提升的干部。这些人一般至少在行政十七级以上，在中央各机关部委固然属"一般工作人员"，但到外埠起码是个"县太爷"了。

　　这里虽然说的是"十七级往上"，可是又不包括太高级别的"领导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不是因为别的，因为"领导人"们数量相对地少又深居简出，对社会 
风尚的影响有限。

　　其实，我们过去习惯上称之为"干部"的，正是指的这样层次级别的；像某个工厂的小干事，办事员一类，也脱产，行政上也二十几级，可他的儿子如果也称自己是"干部子弟"，是要叫人笑掉大牙的。

　　这一层面上的人，是真正的"新贵"。正因为北京是首都是中央一切机构所在地，庞大的机构里和所有重要、相对重要的部门里，甚至大部分中等规模的机关厂矿中，就有大量的干部--数量多。在当初，政治压倒一切，行政手段是惟一手段的时代，干部决定着一切--权利大。与其他城市有明显区别的是，在北京，干部，包括下面要说的"准干部"，甚至可以组成一个阶级！在当初，北京从行政上身份上说只有两种人，不是干部就是工人，而北京的工业从来比不上其他的大城市，真正的产业工人更少，所以这些"国家干部"在北京也"成堆"。

　　"成堆"的结果就是这些人早已成为普通人或混同于普通人，不很起眼，也并不招摇。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人才能够真正地影响了北京的一切。

　　这些人最大的特征就是自信。

　　首先来说骨子里的自信是装不出来的，而纯粹的趾高气扬或小人得志，这最让人难以接受尤其容易遭"遗民"白眼的东西，在他们身上恰恰又基本没有。在一个被"占领"的城市，这种现象应该说少见，可是并不奇怪：他们用自己的热情、坦诚和谦虚，还有勤奋和俭朴征服了北京的市民。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政府的干部，是受尊敬的。

　　于是，他们的服饰，气质，行动做派都成了模仿的对象；南腔北调的口音，从来也没有引起哪怕是一丁儿点儿的歧视，相反，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是不带一点儿口音，简直就不像干部了。这些人对政治的敏感，对小节的某种忽视，有话直说的脾气，甚至看人的眼神说话的口吻等等，都被人接受并悄悄地影响着人们，无形中，北京的风气、风尚发生了变化，整个北京似乎都自信起来了。

　　我家的一个亲戚60年代初从外地回北京，他是解放前夕走的，知道回来后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首先是感觉前门楼子高了，肃穆了；再就是人整个变了，甚至亲戚朋友都变了。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人都好像是干部了，说话都那么有政策水平，都那么眼光远大同时又掌握分寸，甚至连上点岁数的都变得没那么多虚礼儿而一张嘴"最近工作还好吧"，不知道的还以为领导接见呢，他说。使他惊异不已的还有，他到从小玩儿惯了的胡同口小铺儿买烟，过去的油盐店老掌柜跟他谈起了公私合营的必要性及国家政策个人得失等等，"水平绝对不比我们那儿的县长低！"

　　后来部队复员、转业，陆续从工人中选拔，知识青年中任用，于是相对级别较低的干部数量也很大。这些人政治上一般比较地可靠，同样有朝气，同样信心十足；如果说与前面提到的干部有区别，主要是在气质上。也许是修养的程度不同，可能更多一点儿"自我感觉良好"而"底气"相对不足，似乎缺了点儿气定神闲与从容不迫。当然，这些人中的一小部分或许还有些"傲"，而这种所谓的傲更多地也许是一部分"群众"的感觉而已。

　　遗憾的是什么事情都有变化，美中不足仿佛是普遍规律。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担忧至少部分地不幸而言中，"以功臣自居"的情绪滋生了，有些人开始贪图享受了，更有的人开始习惯于"做官当老爷"了。不能排除，有些的级别比较高的干部，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些"资产阶级"的作风习气，有的专横跋扈起来，有的傲慢脱离群众，还有的高特殊化，俨然"老爷"了。

　　前面说过了，文革来了之后一切来了个颠倒，造反派不论青红皂白，"当权派"全"靠边儿站"了。然而尽管"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都是人民勤务员"永远挂在嘴边儿，新的官僚产生了。回想一下儿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们的"广大干部"是什么形象？"领导"与"群众"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动不动就发脾气整人，一句话就能置人于死地的"军代表"、"军宣队"；以"大老粗"自居，对什么都看不惯可永远怕被人小视了的"工宣队师傅"；总给人以"小人得志"感觉的造反上来的"新贵"；这些人手握"尚方宝剑"，比起过去的"黑线专政"时期的"走资派"更令人恐惧，同时也有更多的霸气、俗气。因而可以说，"新官僚"们，某种意义上，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旧贵"的专横与高高在上，却缺少起码的修养，败坏着毒化着社会风气。

　　更高一层的我们还是不多谈，只要想想江青的跋扈张春桥的阴毒姚文元的恶狠狠王洪文的自鸣得意，那个时期的高官是怎么回事就差不多了。上行下效，谬种流传；如果说解放后一段时期市民阶层--牵强一点儿整个北京都受着革命干部的革命精神的支配，从而有一种朝气蓬勃的气象的话，那么"文革"时期，北京人的精神面貌甚至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有某种程度的扭曲。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个城市的精神风貌，总是以居住在这里的"上层人士"的风尚为主体的。因而在那个特殊时期，北京庞大臃肿的机构和各机关单位里的大大小小的"头头儿"，他们的影响力是决不可低估的。

　　这里找补几句题外话：干部队伍的建设是异常艰难的工程，中央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同时反腐败也是既紧迫同时又很难解决的世界性难题。改革开放以来，"官倒儿"的一度盛行，是以北京为始的，而"几个字几个公章"的批文奇观也以北京为甚；于是，某些外地人异常敏感，也十分容易产生反感的北京人的"官气十足"、"霸道情结"、"神气活现态度"以及"莫名其妙的骄傲"等的毛病，一方面是"八旗遗风"，但更多地可能是"新八旗"遗风。

　　几度起落的知识阶层，他们为北京贡献了什么呢？

　　首先，因为北京的政治地位，北京的知识层是"政治化"程度最高的。文革前十七年频繁的"运动"，文革十年中政治形势的云谲波诡，造成了知识分子状态上的尴尬。学非所用，言不由衷的现象尽管仅十年的时间，但十年对一个人来说毕竟不是很短暂，如果要养成某种习惯恐怕也够了。

 
　　再者，既然一切的政治运动都由北京发起并进行得最为彻底，北京文化人的"思想改造后遗症"，尤其地严重。其症状一半就是谨慎、敏感--对自身"安全"上的；迟钝、木讷--对一切有关个人发展、利益上的。

　　在一个相对动荡，相对不理想的社会状态下，知识分子们最容易产生的情绪，或者说人生态度为人处世最经常的选择是什么呢？

　　我有一个叔伯姐夫，北京大学学化学的高才生，文革前毕业，文革中由工程师变成了工人。在"派仗"激烈的时候，经常在家"赋闲"。那时候我们家的几个人经常凑在一起"打百分"（那时候我们一个大家族全住一个院子里），而我最愿意的就是跟我这个姐夫"一头儿"，因为他水平既高却并不指责我"臭"。美中不足的是他经常莫名其妙地不玩儿，有的时候我们大胜了，他反而并不怎么高兴。于是有一次我就问他还拿架子是怎么的？他的回答当时着实让我吃了一惊：玩扑克太浪费时间了！

　　时间，难道没事儿可干的时候也有时间可浪费？后来改革开放了，我的不少邻居熟人都"发了"，而我这姐夫却对"休闲"开始重视起来了。我不止一次问过他，如此多的发财机会，尤其他现在既有地位又有头脑还有那么多已经是董事长了的同学、朋友，干什么不跟着"下海"呢？他微笑着的样子我至今感觉不舒服："钱太多了人就会变俗。"

　　我至今也没弄明白他说的有几成是心里话，有多少是感情用事的遁词，但我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对财富不感兴趣。可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不光书上，仅我认识熟悉的人里边，尤其是知识分子中，就有不少人对钱持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疏远态度。不管这态度是可笑的还是值得称颂的，但他们的的确确地清高。

　　无论这清高有多少实际价值，也无论这种清高是愚蠢还是高尚，更不论现在这种清高还存在多少，今后会不会彻底消失，真实的是，知识分子的清高不仅影响了北京的许多人，甚至可以说限制、制约了很多人，使我们与其他的地方相比，有些方面落后了。

　　前面说了，北京人由于某种历史的原因，从来尊重甚至多少有些崇拜"读书人"。这一点，原因不难解释：数百年的政治中心地位，科举取士的制度，使北京形成了崇尚知识的风气；同时，读书出身的官员、幕僚、文士相对地集中，又引导、影响了整座城市，成就了文化的繁荣也形成了一定的文化氛围，这是一方面；一段时间政治上的黑暗（比如文革时期），又强化了轻视功利的倾向，渐渐地整个城市似乎也跟着"清高"起来。

　　顾忌多，禁忌大，要面子，讲格调，尚风雅，这本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共同特点。然而北京过分浓重的政治氛围，更多的"官场"情结，就迫使文化人同时产生了某种"超脱"与"依附"并存的境界。因而一方面很有些自负，经常以"正宗"、"御用"为荣，同时怯懦、保守并有些媚；另一方面又很孤傲，完全轻视任何的实用功利，崇尚学术，不屑随波逐流，所以"君子固穷"。而这两方面发展引申之末流，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愚蠢与轻狂。也许在一些"北京人"--有些准"文化人" 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些影子。

　　北京有相对其他地方比较特殊的小市民，有数量更多的官儿，有精神势力强大的知识阶层；同时这里工人少，商业相对落后，商人地位低贱。小市民、官员干部以及大小文化人再经历了地位的动荡之后发生了"化合"。如果我们仍是以前面说的20世纪60～70年代甚至更晚一点儿包括80年代上半段儿为例，那么在北京就能非常容易地看到那些有些"市民"味儿的官，带着官味儿的"市民"，兼具官味民味儿的知识分子；儒雅并轻狂着的"公仆"，有品位并顾影自怜着的"俗人"。

　　这些的"北京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皇城"里幸福地生活着，很少注意也没有必要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在忽然发生的变化中，当外地人大量涌入并且有些残酷地"践踏"了"捣毁"了一切高贵、闲适、儒雅，当他们的直截了当急功近利获得成功并铸就了辉煌的时候，北京人傻了。

　　本来就已经够"窝火"的了，忽然又有人说北京人既蠢笨又懒惰，还"狂"还"贫"；生意、职位给人抢了，忍受说着"鸟语"的大款的白眼儿，躲着怕着人多势众的"民工"，却忽然让人指着鼻子："你们歧视外地人！"

　　北京人……哎，什么也别说了，不如买块豆腐撞死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