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录）
（香港《凤凰卫视》播送稿，2001年9月）
主持人：……今年三月十五日，国家正式批准了国家大剧院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采用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方案。这意味着，围绕国家大剧院的一切争议有了一个结果。但是，也许这场争论还不会结束，因为，它所带来的思考已远远超过了一个建筑本身的范畴。……
王争鸣（业主委员会党委书记）：……1998年4月13日，业主委员会在中国大饭店举行了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的发标会。……明确提出，大剧院建筑风格应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传统。……
主持人：正是在这场发标会上，业主向建筑师们提出了三点要求。一看就是个剧院，一看就是中国的剧院，一看就是天安门旁边的剧院。这听似容易，做起来却不简单。对建筑师来说，大剧院是一个两难的命题，做为一个新世纪的标志性文化建筑，它应该现代而富有个性。而做为天安门广场的一分子，它又不能喧宾夺主。本来，按照标书的要求，三个月后，建筑师们应该交出答卷，而在2001年底，大剧院就应该已经竣工了。实际上，这场漫长的竞赛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其间共经历了两轮竞赛，四次修改，收到六十九个方案，而工期也向后延迟了三年。……
主持人：……评委会拿出了结果，鉴于第一轮的方案中没有十分令人满意的设计，因此只推茬了五件作品进入下一轮竞赛。其中入围的国内单位只有建设部设计院一家。
彭一刚先生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剧院评审小组（编注：应为第一轮评委会）成员之一，他几乎参加了方案评选的全过程。
彭一刚：第一次选出完了以后 我们给朱镕基总理汇报的时候，朱镕基总理意思就是说不一定要这么匆匆忙忙的定案，这么大的工程，影响那么大，投资那么多，我们还是时间要服从质量。又组织了第二次竞赛。第二次竞赛完了以后呢，争论也很激烈，依然没有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方案。
两轮竞赛过后，只剩下三家国外的设计单位了，他们是法国的安德鲁，英国的塔瑞?法若和加拿大的卡洛斯。……
主持人：当时，朱镕基总理审看了前面的方案，发现由于受到位置的影响，设计者在处理大剧院与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的关系上缚手缚脚……建议大剧院位置南移，从长安街隐退。朱镕基的这个建议，后来使大剧院建设用地南移了70米，这一决定从很大程度上使建筑师放开了手脚。……
彭一刚：在这一轮的时候呢，安德鲁的那个方案没有改好，改的相当的不理想。有的评委就说干脆把安德鲁就排除掉。我在会上就说不能排除，因为我觉得安德鲁，他作为一个外国公司单独（？）参加这个方案，尽管有一些不足，但是我认为这个建筑师是很有才华也很有激情的，不要把他这个机会剥夺掉。后来大家也算是同意了我的意见。
主持人：回到法国，安德鲁的心情糟透了。一年来，不断的修改再修改已经使他筋疲力尽，而更令人灰心的是建设用地的改变，这意味着，他原来的设计构想已经完全没有用了。（编注：从这几句话也可以证明，安氏以后提出的大蛋方案是一个全新的设计，不是对他第二轮方案的“修改”）他几乎想退出比赛。
彭一刚： 安德鲁在法国就是失踪了，不知道这个人跑哪去了，据说他开了车子在法国满处转转转，回来以后，不仅显得非常苍老，胡子也很长什么的等等的，一个人都变了模样。据说在这次这个在法国的游荡的当中，他突发灵感，结果方案就做成一个椭圆的这么一个壳体，哗然大变。所以在第四轮（？）方案竞赛当中，安德鲁的方案就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
吴耀东（清华大学教授）：我在巴黎的时候，我清楚记得，要说安德鲁我们曾经开玩笑，安德鲁说你是第一个赞成我的人。其实我们当时一起看方案。其实出来那个方案，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构思太好了。因为当时这个大剧院作为很多矛盾，我们一直在做也一直没有解决掉，比如说它有很多舞台，要高起来，有的很高，像Opera(歌剧)的舞台很高，还有Theatre（剧场） ，还有这个 Concert Hall（音乐厅），还有Mini Theatre (小剧场)，有四个厅在里面。舞台高低起伏，就很容易把这个东西做的，就是很乱，在那个建筑造型上。但是我觉得安德鲁，当时我说哎呀他那个想法，其实你一想就觉得很简单，你怎么没有想到？就是用一个shell（壳体），一个roof（房顶），给它罩起来了。那么就是说，我们叫什么？就是说这个房子很多乱的东西呢，就是说非常复杂的功能，被他用简单的一句话说清了。（编注：看来，吴先生对中国话大概有他独特的见解，连最简单的词句都要使用洋文。当然，我们无意从此就判定他有崇洋情结，不过是语言习惯而已。）
主持人：业主委员会规划设计部部长周庆琳，是原建设部设计院的总建筑师，安德鲁的新方案令他震惊不已。
周庆琳：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方案的时候，我就是非常的惊讶。啊！我说怎么会出来这么一个方案呀！哎哟！我说这个能不能被大家接受？而且当时我的想法，我说估计可能接受的可能性不大。可是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他这个方案，看了他那个人从水下进去，进去以后呢，经过一个水下的一个长廊。进去以后是很大的一个空间，然后摆了那么三个剧场以后，我说这个想法太独特了！所以后来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认为这个方案很有竞争能力。
安德鲁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成功说服业主，将大剧院再次南移80米，使大剧院的东西轴线与人民大会堂重叠，这不仅将大剧院编进了天安门建筑群系的网格之中，从长安街上的退隐也使它能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同时，他对整个天安门地区提出了规划设想。
周庆琳：……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想法非常构思——从水下进去。别的方案是没有这样的想法，都是一进去就是一歌剧院，它就是很平淡。它这个经过一个80米的水下长廊，这个长廊里面可以布置很浓厚的这种艺术氛围，让人一进去以后感受到，感受一下艺术的熏陶，完了以后你再去看戏。
比赛到了此时，也许可以划上句号了。加拿大方案因修改不成功而被中途淘汰，英国方案和清华方案在安德鲁方案出台后不觉也步其后尘，采用了弧线外形及周边水池的创意。虽也各有特色，但必竟，是受人启发，失去了创作的锐气。
周庆琳：那么这三个方案出来以后 怎么向中央汇报？我们要推荐哪一个方案做为首选方案 向中央汇报？那么这个事情是很至关重要的，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很慎重做的。我们开了各方面的会。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事情，讨论这个事情到底是大家推荐哪个方案。那么在这个会上最后表决的结果是，大家表态的结果（没有举手表决），大家表态认为那个方案（好）。建筑专家组是有十个人，有五个人推荐这个方案，有五个人推荐英国那个方案，等于是五比五。在那个工艺的专家组里面有十个人，也是十个人，有三个人支持英国那个方案，有七个人是支持这个方案，就是说七比三。然后艺术委员会，当时来了六个人，是全部都支持法国这个方案。当然我们业主委员会也可以表表态，我们等于是一个执行机构了，我们业主委员会内部都支持法国这个方案。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就是各个部委的领导，他们表态也都支持这个方案。所以我们当时给中央写报告就是推荐这个，然后那两个方案也做了相应的介绍，然后由中央来最后决定。最后中央还是决定用这个方案，这么一个过程。（编注：这是一些以前从未公示的重要情况）
1999年7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定了上报的三个方案，经讨论最后确定，由法国ADP公司（即安德鲁供职的法国机场设计公司）设计，清华大学配合的方案为实施方案。并指示，应对此方案加以完善后尽快组织实施。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自1958年讨论通过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以来，第二次对一个建筑设计方案进行审定。（编注：请注意，这也是公众第一次得知的情况，而按照原公布的规定，方案的决策是应由国家大剧建设领导小组作出的。中央某一具体机构的名称，也是业主委员会首先透露的。业主委员会为什么要这样，或许不难推测。）
……安德鲁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当所有人都已才思枯竭的时候，他重新规划了赛跑的区域，并使裁判接受了他的想法（编注：此处证明了“老三看”之改为“新三条”的缘由。此处的“裁判”显然已不是国际竞赛评委会，而是业主委员会），在冲刺前最后迸发出的这个灵感，不仅改变了其他参赛者的思路，也为国家大剧院赢得了一个充满灵气的设计。
2000年4月1日，在刚刚平整完的工地上，人们正在为大剧院的开工仪式忙碌。此时，国家大剧院建设项目已得到中央的批准。但按照法定程序，它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还没正式批复，为了慎重起见，开工仪式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如此富于戏剧性的变故自然引来了公众的关注与疑虑。一场争论的风暴已在这块空地上酝酿开来。（编注：“风暴”难道仅只是由一次典礼被临时取消造成的？）
主持人：上书，是中国知识分子向领导者表达意见的传统方式，清朝六君子的公车上书是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表现社会良知的一段佳话。去年6月，49名两院院士及百余名建筑界人士的联名上书，将关于大剧院方案的争论推向了高潮，许多中国人正是从那时才知道国家大剧院这回事的。
建国五十年，这么多院士联名上书却是头一回，国家大剧院终于从一个学术问题演变成了社会问题（？）。更多的人参与了进来，给人的感觉是，所有的专家都在反对这个方案。
吴耀东：其实我当时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当然曾经跟底下一些老先生请教过，就是究竟上书的这些学者有多少是建筑类的专家？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有多少真正了解大剧院这个方案本身？
事实上，在49名院士中，只有6名来自建筑界，而中国建筑专业的院士一共是13名。
吴耀东： 中国人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毛病，就是人云亦云啦。比方张三是个坏蛋，可能我连这个人都没有见过，就传开了，噢，这个人是个坏蛋。实际我特别忌讳，就是老百姓这么说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我特别忌讳学者这么说，因为学者实际是一种社会的良心了，或者叫行业的良心。（编注：对院士们的公然诽谤）
在给中央的信中，学者们指出，该方案有四大缺陷，分别是形式问题，安全问题，清洗问题，以及造价问题。……
按惯例，所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都应交由中国国际咨询总公司进行可行性评估。国家大剧院的投资算不算多，中咨公司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彭一刚： 在那个第一次由中咨总公司主持的会上，那个董事长姓屠，屠董事长，他就讲在我们咨询的项目当中，国家大剧院的投资算是最小的一个。才不到50个亿。
如果横向进行比较，在当初同时上报的三个方案中，安德鲁的方案也不是最贵的。
……除了造价，反对者提出了一系列的技术问题。现行方案剧场主体深埋地下，观众席水平面在地下负8米，而上面有巨大水池覆盖，一旦水池发生崩漏，具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周庆琳：水池。有人说，你水池一漏，一个人炸以后，你水漫金山下边全都给淹了。确实是，你要是不处理的话，确实有这个问题。你要水池要哪儿漏了的话，把水全都流进去不是把底下全都给淹掉了吗？那么他就把水池分了22个格，我要是漏，我只不过是这一格的水漏掉。
大剧院的水池最深处为80公分，最浅处30公分，如果有一格发生破裂，将有4000－5000立方米的水漏下。
周庆琳：这会形成什么一个局面呢，可能在最下面一层可能积水能积到20公分吧。……有人说，你北京冬天冻冰把池子给胀裂了怎么办，那么他现在的处理就是把池壁做成斜的。就是你一冻的话他那个应力可以释放掉。就是不至于把池子胀裂掉，把那冰本身让它有一个释放的空间。所以这个呢，就解决掉了这个，他就让它冬天冻冰，冬天冻冰人还可以在那上头滑滑冰。这个想法很浪漫了。
水池的问题解决了，学者们又提出壳体的清洁问题。反对意见说，北京风沙大，空气污染严重，大剧院晶莹剔透的外壳很容易蒙上灰土，大圆弧建筑又难于清扫。可能后面还没擦完，前面又成了花脸。
周庆琳：你比如清洗问题，清洗问题确实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是呢不是说不能解决，了不起我就上去人去清洗么！只要认真对待我觉得这是可以解决的。
清洗建筑表面有多种办法，目前的问题只是选择其一。业主曾咨询为国贸大厦做清洗的一家公司，他们研究了 大剧院的壳体弧度后认为，在这样平缓的椭球体上做清洁并不难，而3.6万平方米的表面面积，如果以人工清洁，估计半天就可完成。
对设计者安德鲁来说，中国的建筑专家对具体的技术问题如此看重着实令他有些不解。
周庆琳：我们跟安德鲁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些问题当作一个问题，他说这些问题都是我的助手应该解决的问题。他不认为这些是问题，他认为这些经过努力都可以解决。可是我们现在就是有些人觉得这些问题是足以可以推翻这个方案。这些问题你怎么解决？你解决不了你这方案就成立不了。……
吴耀东：……其实，在所有的这些意见背后，真正令反对者不能接受的，是安德鲁的这个大圆球，它实在是太标新立异了。反对的学者们认为，它与天安门广场的其他建筑不协调，与周围的人文气氛不合谐，对古都风貌是又一次严重的破坏。
彭一刚：天安门广场呢是一个政治性广场，非常大，全都是硬铺面，都是花岗石铺面，给人的感觉呢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场地。而在它的隔壁盖一个国家大剧院，应该说是一个文化娱乐性的建筑，应该说和这个政治广场就是和天安门广场呢在性格上面有所区分。那个呢，我认为是一种阳刚的一种，主要的特征是阳刚。这边呢，是曲线是水是绿化是树林，我认为呢是一种阴柔。是吧？我们中国传统哲学不是讲刚柔相济吗，我说正好到这个广场应该换一个气氛。
主持人：吴焕加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在方案公布之初，他做为一个旁观者，写了一篇文章《投一张赞成票》，可是不想这篇文章却引来了许多人对他的质疑。……
吴先生认为，对建筑来说，简单齐一是一种协调，而多样统一才是更为高级的协调。经过改造后的天安门广场已经是一个多样统一的典范，强求风格一致是不可能的。
吴焕加：你想那个地方，天安门前面有多少房屋，有明朝的天安门，明清的天安门，有人民大会堂五十年代末，然后，还有二十世纪初期，十九世纪末期那个前门火车站。前门火车站那是一个什么房子？法国式的吧，欧洲的半古典么，巴洛克式。那样一个东西摆在那儿，你说它怎么样，是不是非常之不一样？中国古书里就讲过这个事情，中国讲究和而不同，物一无文，东西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意思，同则不继，相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叠加，重复，不继，同则不继，并不是继续发展的。所以讲究不同而和或者叫和而不同。
安德鲁这样形容大剧院与人民大会堂之间的关系，他说，他们就象两个有着不同个性魅力的人，他们相互尊重，相互对话。这恰好印证了中国哲学中君子和而不同的观点。
如果说，任何不同的建筑形体放在一起都可能会产生矛盾，安德鲁的方案恰恰以退让的谦逊姿态避开了矛盾。
吴焕加：它很聪明的一个办法，它从长安街上向后退了一百多米，退后一百多米，前面有水池，水池前面又有树木，它一旦长大以后，长安街上，你走在路上的人远处不大容易看见它走到正面才会看见它。中国园林里面有很大一部分，一种手法很强调掩映，就是遮起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种中国人讲究这个藏而不露，不是那么很暴露的，它藏起来了。这个建筑从长安街上来看它有点藏起来。藏起来就减少了冲突减少了矛盾。
圆融的外型，谦逊的姿态，地区建筑群中规规矩矩的一分子，大剧院却仍不能逃脱被嘲讽的命运。反对者形容它如坟墓，如乌龟，如粪团，如鸡蛋，而设计者最得意的巨大的钢结构网壳则被认为是典型的形式主义之作。
彭一刚： 这么大的尺度不可能给人以坟墓的感觉，至于说它象乌龟，我说你从模型上看是从天上看，你从地上看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联想。比如说，说它这个房子当中套房子，有的说它屋子里边打伞，因为它两层罩子么。一层罩子底下又有房子。我说这个话，我说相反，正因为它是一个大胆创新的一种措施，因为他这样做了以后呢，从这个体形上面讲是高度的净化，特别加上他的一个先进的材料玻璃和钛合金，不会给人以沉重的感觉。
其实，这个巨大的外壳正是安德鲁设计的要旨所在，在它之下，大剧院形成了第四个公众大厅，在巨大的穹隆之下，人们可以在咖啡厅小坐，可以透过玻璃幕帘观看城市的景致，置身于剧院之中，城市如同一个舞台。正是由于有了这个大厅，安德鲁才得以真正实现“城市中的剧院，剧院中的城市”这一最初的设计理念。……
吴耀东：……可能中国建筑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样一个景象了。我把它叫做景象，就是太死气沉沉了。实际我是觉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恰恰说明它特别才得到争论。你说你很平庸，人家别人懒得看你一眼自然没有争论，就是懒得议论你。现在为什么这么大争论，说明它与众不同。……在北京做房子尤其困难，就是背负着许多历史的使命，或者叫政治的使命。其实建筑，你也知道，建筑就是建筑。就是说你要背负这么多使命是很难办的。所以我坚信安德鲁他，因为我合作过程中呢，他应该是很痛苦的。他没有想到中国的建筑会背负这么多东西，而且都要在一栋房子里展现出来。
一看就是中国的，一看就是北京的，一看就是天安门的，六十九个方案中最终没有一个能够满足这些条件。安德鲁起先也十分困扰，后来他终于悟到，并非要给业主一个他们想要的，而是应该拿出一个他们始终等待的方案。
吴耀东：就是大家如果都拿不出来，那反向就会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么苛求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加在一栋建筑上，本来就是个乌托邦，是不可能的。……
吴焕加：建筑或者城市记录历史的变迁，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有人想退回，想维护古城风貌，是维护不住的。……
吴耀东：其实我们这个民族太讲究继承继承，为什么要继承？因为你有很灿烂的文化，曾经有，那么就是，继承呢，往往就是说过了之后就会成为一种包袱。
对传统的过分依赖和迷信，或许源于东方民族所特有的保守的文化心态。……
周庆琳：……应该如何看待我们五千年灿烂文化留下的传统呢，不妨听听一个安德鲁的看法。
吴耀东：他说做为中国目前的情况呢，我希望你们把传统的包袱卸下来，就是往前看，就是径直往前走，不要考虑你的传统啊文化这种东西。他说，但是呢，他有后边这句话我觉得非常之重要：他说但是当你往前走的过程中，你往脚底下一看，传统没有离开你，传统就在你脚下。
在任何历史时期，一个新世纪的转换必然带来一系列的变迁，而建筑总是这些变迁最忠实的记录者。大剧院的争议是一个文化在转型期中各种思潮碰撞的结果，它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从这种意义上说，大剧院将会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吴耀东：这对年轻人来讲，这种鼓舞，我觉着不仅是我们建筑界应该欣喜，我觉着整个中国人应该感到欣喜。原来中国现在这个领导班子是面向未来的。
主持人：在一次朱镕基主持的大剧院方案的讨论会上，朱镕基问，听说，反对的都是清华的？这话不假，参加联名上书的6名建筑方面的院士全部出身清华，而且其中有建筑界泰斗、两院院士吴良镛。吴先生同时还是大剧院方案评审小组的组长。有意思的是，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发现许多坚定的支持者也来自清华。在业主委员会中，也有许多清华人在为大剧院忙碌奔波。如果从五十年代算起，清华与大剧院的缘分可谓不浅。
从五十年代到今天，几代清华人为国家大剧院倾尽心血，他们前前后后共设计了十余个方案，在所有国内设计单位中，清华坚持到了最后，在最后的中选方案中，也有清华参与的成份。中国建筑师虽然败了，但却让人看到希望。……
彭一刚：安德鲁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呢 既有诗人的浪漫，又有工程师的严谨。……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安德鲁决定捡起他最初的弧线性的设计思路，与他以往的大多数作品一样，他的大剧院有着浑圆的外形，采用了大跨度的钢结构，充分地展示了建筑的结构之美。
吴耀东：就是你想要知道安德鲁为什么会做成这样？实际上和这个建筑师成长的过程特别相关，应该说他天生脑子里，就对这种纯粹的圆，这个椭圆呀，他是一直抱有极大的兴趣。包括戴高乐机场，包括在日本做了一个海事博物馆，它就是个球吗，也刚刚建成。去年的时候，就是他有这样很多，就是建筑师有自己很多的意向的。但是恰恰圆和椭圆这样的东西又是一个无风格的（？）——知道吗，全世界共通的一个东西。……
主持人： 我就是要切断历史，要保护一个古老文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逼到危机边缘。这两句话几乎已成了安德鲁不尊重中国文化的铁证。实际上，这的确有些冤枉他了。一个强烈反对安德鲁方案的建筑界前辈，曾转述他听到的原话，安德鲁说，要保护一个古老文化，就应该发展它，使它有生命力，发展就会冒险，就会处于危险境地。其实，在安德鲁的剧院设计中，已经体现了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
吴耀东： 安德鲁先生他并非说不考虑中国文化背景，可能单纯从这个外形上，大家觉得是一个很中性的，或者叫一个 Universal Style 。但是实际他在内部的装修上面，比方说，像这个壳体的内部，它基本上就像小提琴的木制的小提琴的颜色。他其实还是在找一种东方的温馨感。比如说，就像这个Opera，这个歌剧院，他其实做的这种格调呀，我相信在西方他是不会做出来的。他其实做的是一种，就是红色和金色交织的一种场景。他等于在红色的墙面上做了一层金色的，实际材料是用铜丝编的一个网，然后铜丝金的网和这个红色材料之间，他打的是灯光。可能根据那个场景不同，忽然照亮红色，照亮金色，那么就会产生一种非常戏剧化的，一种梦幻效果。而这个红和金这种颜色的运用，咱们故宫里是最典型的，就是红色和金色。代表一种华丽、华贵。其实他脑子里，潜意识里还是力图捕捉中国文化的东西。
主持人：用四十年这样漫长的时间去等待一个国家大剧院，人们有理由去苛求它，因为它所背负的使命，它所承载的希望，它要传达的理念实在是太多太重了。安德鲁说，一幢建筑的完成，是当人们走进去，风吹过来，阳光洒进大厅，一切活动起来，建筑才有了生命。也许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体会，这座建筑带给我们的真实感受。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这将是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建筑，或许，它会与天安门广场上的建筑一起，成为未来中国的象征。……
有一个故事，说是一个人为了保存一只五角钱的鸡蛋，于是花五块钱买了一只木头盒子；为了保存这只木头盒子，又花五十块钱买了一只铁箱子；为了保护这只铁箱子，又花五百块钱买了一个高级保险柜；为了保护这只保险柜，又……。
现代的建筑技术，只要肯花钱，几乎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的，比如，深达十几二十米的建筑所受地下水的浮力问题、漏水的问题、清洗的问题、采光通风问题等等，没有解决不了的。但是，豆腐做成肉价钱，为的就是保存那个五角钱的鸡蛋，值吗？何况，先天不足的安氏方案还有怎么花钱也不能解决的例如安全疏散等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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