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心乐事谁家院

    自打清同治年间，北京就有了票房。所谓票房，就是京剧发烧友（习称票友）聚在一起，你拉我唱，自娱自乐。清唱不过瘾，于是粉墨登台，那就是“票戏”了。

　　京剧风雨兼程二百余载，之所以成为“国粹”，票房功不可没，盖因它是培养京剧人才、弘扬京剧艺术的一方沃土。借得梅花一缕魂。在京剧历史上，浸淫票房多年的票友“下海”从艺，成为名角儿乃至一代宗师者不乏其人。

　　京城的每一处老宅，都能读出一段涂有历史色彩的悲喜故事。今天跟您讲述的便是发生在四合院里的票房往事。

　　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前期的北京，您要是在胡同里遛弯儿，一准儿能听见不知从谁家院子里飘出来的胡琴声。那琴声透着那么悦耳，那么悠然，那么闲适，浓浓的京味儿便悠悠地酽在心头。

　　“袁家票房”位于西城辟才胡同内梯子胡同（后改云梯）4号院。这是一所有十八间半房的中小型四合院。红漆大门坐北朝南。门前一片开阔地，足有八百多平方米，这在北京的胡同里不多见。院分三进。宽敞的前院呈长方形，方砖甬道，迎门立一荷花石座的山水盆景，有西房两间，一间门房，一间厕所。穿过垂花门，进入中院即主院，北房三大间，前廊后厦，两侧各配耳房；东西各两间厢房，西房配大半间耳房为女眷厕所；南房五间，最东头一间为门厅。后院不大，仅东房两间，正中一人多高的葡萄架，两株玫瑰香葡萄攀缘其上，每入秋，紫络满架，垂珠凝香。

　　在我四岁的时候，北京刚解放，该院搬进来一户新街坊。女主人姓丁名桐华，长得慈眉善目，又白又胖，所以我打小就叫她“胖妈”。儿时常见她挥毫泼墨，时不时还伴着留声机来几段梅派青衣。直到胖妈的老父亲丁　瑜先生搬进4号院，才知道，敢情胖妈是大名鼎鼎的山东巡抚丁宝桢的重孙女。今天知道这位因诛慈禧的宠信太监安德海而有名于时的“丁大人”恐怕不多，但提起他首创的“宫保鸡丁”，那真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也正是因为这道名菜，为京城著名川菜馆峨嵋酒家赢来了京剧大师梅兰芳相赠梅花图和“良厨能事也千般”的赞誉。这是题外话。

　　该院的男主人姓袁名季远，不仅工书善画，与齐白石、陈半丁、宁伯龙等书画大家亦师亦友，也喜皮黄，最欣赏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那时节，夫拉妇唱，遂成家中乐事。膝下二子，老大袁庆枢，老二袁庆ケ。由于家庭熏陶，哥俩自小就对京剧爱之弥深，老大喜弹月琴，老二独爱京胡。每逢周末假日，全家人聚在一起，时有票界友人欣然参与，或低吟高唱，或说戏侃谈，其乐陶陶，热闹非常。有道是“主雅客来勤”，袁家主人谦和笃厚，善交好客，以致票界朋友纷至沓来。从此袁家票房“开锣”，人气与日升腾，恰似春云乍卷。

　　写到这儿，读者也许会问，你怎么对4号院如此熟悉？这里有下情回禀：旧居与袁宅仅一墙之隔，我与袁氏昆仲是发小儿，岂有不“门儿清”之理。言归正传。话说1954年，梨园名家、坤生孟幼冬（“冬皇”孟小冬之胞妹）率河北省京剧团进京演出。胖妈跟她是老朋友，欣然借房，于是孟幼冬和她的养母薛老太太搬进此院居住。时隔不久，胖妈、吴姨和我母亲与孟幼冬情投意合拜了干姐妹，所以我一小儿就管她叫“四姨”。那时的我可没少听蹭儿戏，坐在长安大戏院、天桥剧场的乐池里，过足了戏瘾。还记得当时在北京戏校已小有名气的花脸演员孟俊泉（郝寿臣的学生、一级演员、已退休），也曾到过4号院，看望他的姑妈孟幼冬。正是由于孟的到来，院里的京剧气氛骤然变浓。夏夜院中纳凉，一起搭上一出戏很是平常，虽未经磨合，却能唱得珠联璧合，俨如菊坛消夏晚会。

　　小学快毕业时，袁家哥俩还将我们几个年龄相仿的小兄弟组织在一起，取名“青青京剧团”。暑假时，白天排练，晚上演出，地点就在前院，观众自然是胡同里的一帮小伙伴。戏码虽不多，可一点不含糊，脂粉涂脸，炭笔勾眉，上衣斜穿，长巾缠腰垂带，持刀拿棍，扑跌翻打，一水儿的武戏。我和马荫柏的《三岔口》，庆枢大哥的《石秀探庄》，杨　煌的《真假李逵》；大轴戏是庆ケ二哥的《时迁偷鸡》，因为有“铁门槛”和“吐火”，最受欢迎。作为“袁家票房”的一景，虽时隔近50年，胡同里的老街坊还记得当时情景。

　　1956年以后，院里的票房“一分为二”，老般大儿的（指六七十岁的一般老年人）在北屋，以学唱余（叔岩）、梅（兰芳）为主；袁氏兄弟和喜爱京剧的学友则在南屋，效仿的是当红的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一院之内，老少戏迷，互不相扰，各得其乐。我痴迷京剧，就是在那个时候熏出来的，至今深爱不已。我的启蒙戏是《铫期》，叶瑾良大哥（后得汪本贞先生真传，被尊为全国票界净行琴师之楷模）一板一眼地教我，并为我操琴。及至1958年，老一辈的票房活动日见萧条，而少一辈的票友队伍兵强马壮，于是从南屋移至北屋正堂，紧锣密鼓，乐此不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庆枢、庆ケ和叶瑾良、陈幼生、韩桐仁几位大哥，凡假日，朝夕琴不离手，以苦练为乐事，精心于每一弓，潜心研磨京胡大师们的技法，诸如裘派花脸之挺拔苍劲，张派青衣之柔中有刚、华丽纤细。兴之所至，或专攻一派，或兼学他派，琴艺突进，以致成为京城各大票房盛邀的常客。

　　某周日，大家正尽兴演唱，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推着自行车走进院中。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著名京胡演奏家、长期为裘盛戎操琴的汪本贞先生。汪先生就住在胡同口外的辟才胡同。他是骑车路过，被琴声吸引进来的。他的出现对于这些迷恋京剧的青年人来说，恰如今日追星族见到了自己崇拜的偶像，前呼后拥地将先生迎至上房。汪先生听了两段之后，决定加入票房，并表示每周日若无演出，下午两点准到；如果白天有演出，散了戏也赶来。这下可把大家高兴坏了。得遇良师，无不喜出望外，那心情好似春风骀荡，秋月舒晖。

　　1960年之后，“袁家票房”是越来越火，如日中天，名声在外。各界名票慕名而来，济济一堂，托腔协律，不乐不归。我记得当时的基本成员有，京胡：袁庆ケ、叶瑾良、陈幼生；京二胡：张宝荣；月琴：袁庆枢；三弦：王维孝；司鼓：岳维城、张毓英、魏乃武；大锣：洪英儒；铙钹：吴铭磊；花脸：刘养痴、赵志远（侯喜瑞弟子）、杨怀俭、郭立志；青衣：肖香生、卢志仁（张君秋弟子）、姜汝泰（一水儿的男旦）；老生：陈朝正（马连良弟子）、周嘉祺、范广宏、黄慕坚、邢育儒；小生：韩桐仁、孙立生；老旦：刘养愚。这些票友多为文化、知识界人士，其中有几位后来“下海”从艺，成了专业演员。此外，北京中医医院著名妇科专家刘奉五大夫，河北北京师院的白宝华教授，西城工商联的马君良先生，也不时前来一展须生风采。还有两位值得一提，一位是上世纪90年代初外交部京剧学会组织者之一的梁于华先生，另一位是退休于北京京剧院的一级演员陈志清先生。那时节，人才济济，行当齐全，流派花团锦簇，虽不能“一丝萦曳珠盘转”，却弦与唱丝丝入扣，有如拱星托月，称得上是“艺有所源，唱有所宗”，难怪墙外常有路人停车驻足，凝神倾听。说起“袁家票房”红火于当时，庆枢大哥功不可没。他不仅月琴弹得好，能戏甚多，而且热情好交，善于组织。他曾为谭元寿、张学津、叶少兰等名家伴过琴，至今与票界和梨园行的朋友过从甚密。《京剧谈往录（四编）》一书中，有一篇描述上世纪50年代末期前泥洼票房活动的文章，曾三处提到他的名字。文中写道：“一次在票房过戏，唱《搜孤救孤》，樊先生（指樊棣生，上世纪20年代初期‘春阳友会’会长，襄助余叔岩二次成名，票界名教师）司鼓，吕齐操琴，袁庆枢弹月琴，张志平（谭小培弟子）的程婴，王永琪（李春恒弟子）的屠岸贾……这一堂人在当时票界可称得上十分整齐了。袁庆枢是高文静的弟子，在票界颇有名气。”时至今日，六旬开外的袁大哥仍是外交部票房、北京国际票房、西马小区票房的绝对主力，颇不寂寞，数十年以传承国粹为乐事。

　　“袁家票房”最精彩的一幕是票房中的三位年轻人拜在京剧大师的门下。1961年，京胡大师汪本贞先生首开山门，收叶瑾良为第一大弟子，袁庆枢拜马连良先生的月琴师高文静先生为师，卢志仁拜张君秋先生为师。这一拜师会同时举行，地点在西单北大街玉华台饭庄。最可称道的是，须生泰斗马连良先生主持，谭富英、裘盛戎、李慕良、马富禄、谭世秀等京剧大师盛情捧场。此中有一事需要交代，袁庆ケ未能同拜，非功力不深，乃事出有因。由于他的琴技尽得裘派、张派佐琴之神韵，很得汪本贞、何顺信（张君秋的琴师）的赏识，二位老先生曾多次表示：“不用拜师，庆ケ就是我的学生。”数年后，庆ケ“下海”干起了专业，先应聘于陕西京剧院，后加盟北京风雷京剧团。上世纪70年代，庆ケ与张似云（京二胡演奏家）为张君秋二次出山吊过一年多的嗓子。有一事至今记忆犹新，当年薛亚萍（张君秋得意弟子、张派首席青衣、今旅居美国）还是个小女孩，常来“袁家票房”请庆ケ为她吊嗓。她成名后，还经常跟别人提起庆ケ对她的帮助多多，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京胡圣手燕守平就曾对我说过，二哥的胡琴没的说，尤其是悟性好，只可惜身染重疾，提前收山了。

　　1963年前后，张君秋、张似云、高文静、高玉倩等几位前辈大师，曾数次光顾“袁家票房”。杨博森先生（裘盛戎弟子、花脸名家杨燕毅的启蒙恩师）也常随汪本贞先生前来。幸赖诸多名师指点传授，“袁家票房”才得以在京城票房中异军突起，独领风骚。还有一事实难忘，在汪本贞先生精心辅导之下，由养痴、养愚哥俩主演，袁家哥俩伴琴的《赤桑镇》在京城票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时传为佳话。

　　世事沉浮难料，1966年后期，神州大地风云突变，从此再也听不见从梯子胡同4号院里传出来的优美唱腔和悦耳琴音了。

　　四十多年前的票房往事如烟云旧梦，每思之，恍如昨日。如今，不计工拙，拉杂成文，以追怀有功梨园的众票友（其中有几位已作古）和普及京剧艺术的一方苗圃———四合院中的“袁家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