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从东四朝内大街经过，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向着小街路口西南方向的“小院”看上一眼。这“小院”就是后拐棒胡同8号。1951年冬天，我就出生在这里。
四合院是爷爷的房产。爷爷曾是国民党一名少将，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快要解放时，老人家拒绝了国民党政府要他去台湾的安排，携妻儿老小隐居在这个并不起眼的8号院内。
8号院靠近后拐棒胡同北口，与现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办公楼相邻。小院坐西朝东，共有十三间住房。按照老北京的习惯，一般都把北房当作上房，不知什么原因，爷爷和奶奶却把五间西房当成了上房由他们自己住；北房三间妈妈带着我们三姐妹住，南房三间是叔叔一家六口居住，东房两间是厨房、洗澡间及储藏室。
院子大概约有三百平方米。院落里东西南北房的门前面对面的铺有一米多宽的青石路，将各屋相连。一个四四方方的院落又分成了小正方形，这便是规划有序的花池。在我的记忆中，小院里到处都是花草树木，分明就是一个小花园。所有房子的屋檐下，整整齐齐地摆放着盆花；房墙根四周种着玉春棒、百合花；被青石路分割成的大花池中栽种着芍药花、令箭荷花、龟背竹、石榴树、香椿树……
院子的东北角和西南角放置两口直径一米左右的水泥色大瓦缸，一口存满了水是爷爷浇花用的；另一口则是精致许多，缸的外壁布满了一组组雕花，是养金鱼用的。“龙井”、“虎头”、“红帽子”……十几条不同颜色的金鱼在挂满绿苔的缸内欢快地游来游去。
每当春暖花开时节，天刚蒙蒙亮，爷爷就起床开始整理院落了，仍然像是在打仗，风雨无阻。记得他总是穿着一身白色衣裤，先是高声的咳嗽两声，继而活动活动手脚，接着就去拿小锄、小铲、剪刀之类的工具，松土施肥、捆绑枝干、修枝剪叶……然后用一把颈很长的洋铁皮做的喷壶浇花，长颈鹿一样的喷壶浇水时发出咝咝的水声。
太阳出来了，被爷爷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子里萦绕着潮湿泥土的清爽和幽幽淡淡的花香。
冬天到了，爷爷的一间耳房、堂屋、北屋立马儿变成了花房。初冬时，菊花盛开，形态各异，有黄色的、白色的、紫色的、粉色的、混合颜色的。我最喜欢的是那种金黄色的，好似女人的卷发一样，花瓣又细又长往上勾垂着！还有一种墨菊我也特别喜欢！平时，爷爷手里经常拿着一个放大镜四处巡视着、欣赏着、呵护着他的“士兵”。记得冬天里，爷爷不但给令箭荷花喷水、晒太阳，还别出心裁地浇骨头汤，令箭荷花得到了大补，长得油绿油绿的，春节时开满了玫瑰色的花。爷爷在旁边看着我们小孩儿一个一个地数花苞，数来数去就是数不清！爷爷虽然是军人出身，但他对花草却格外有耐心，天天年年乐此不疲，儿时我不理解。
记忆中，爷爷有一张非常军人的脸，只是在某种新奇的花卉开放的时候才会露出少有的微笑。有一次，一个硕大的仙人球蹿出一支白色的花剑，从未见过爷爷如此的高兴，晚上他把全家男女老少统统叫来，我们眼看着花苞一点点开放惊奇不已，第二天，花剑就凋谢了，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开始领会到了爷爷的用心，读懂了何为“珍贵”！
在爷爷的教导和影响下，生活在小院里的家人逐渐地对花草树木都怀有一丝不同寻常的感情，树上的石榴熟得裂了口，没人去摘；多么喜爱的花草，无人去采；任凭香椿芽长老，大家也管得住“嘴馋”不去尝鲜……不管大人小孩不去伤害一草一木成了不成文的家规。直到现在，我仍然保持着“踏青必去植物园”的习惯，百忙中有点时间就去逛花卉市场，对各种植物有着难以割舍的偏爱。
爷爷虽然很严肃，但也不无理解小孩子心思的一面，只是不爱表露出来。记得爷爷有一台美国电子管收音机，体积不大是黑色胶木的，声音特别纯正好听。我们小时候最爱听的是少年儿童广播，什么“小喇叭”啦、“小叮当”啦、“孙敬修讲故事”啦，都是我们十分喜爱的节目，每到这个时间爷爷都会放给我们听。冬天在他的房间里，夏天就在院子里。孩子们坐在小板凳上，围在收音机的四周聚精会神地听着。小院里不时地传出阵阵欢笑声。
1966年6月爷爷病故，市政协和市民革及爷爷的生前好友送来的花圈摆放在堂院中。
爷爷走了，奶奶学着爷爷的样子天天为整理花草忙个不停，孩子们也都乐于帮忙。可这些都没用，美人蕉从根上烂了，大丽花枯萎了······令人无法理解的岁月开始了！奶奶伤心地在花池边哭诉着:“老爷子，这么多花你都带走了，可不是我们不管啊！”
1970年母亲带着我们搬了家，再来到儿时的住地，8号院及周边已变成了一座大厦的后花园，绿油油的草地上鲜花盛开，杨柳成荫，“后拐棒”的春天被装扮得分外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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