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十大“文保杰出人物”候选人事迹简介-文化遗产保护-服务器里的北京 - 老北京网

掌柜发表于 2009-5-6 23:55:00

第二届十大“文保杰出人物”候选人事迹简介

第二届十大“文保杰出人物”候选人事迹简介
 
<a href="http://blog.sina.com.cn/wbrwpx">中国文保年度人物官方博客</a>
 
第二届“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评选4月25日在北京举行了初评。由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张文彬、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张廷皓和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黄景略等9位评委组成的评委会经过认真审核，从候选人中投票产生了高泽友、林树中等26位人选进入到最后的终评。
这26位入围人选的事迹涉及到海外文物回流、历史建筑保护、打击文物犯罪和文物普查等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诸多方面。虽然他们来自于社会不同领域，从事的工作也不尽相同，但在他们身上却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有着强烈的维护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安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以各自的实际行动自觉担当起了做为华夏子孙都应有的这种责任和义务。
据悉，初评产生的26位候选人及其文保事迹将于近期在央视网进行公示，接受广大网民的检阅和投票。
评选活动将在6月份综合终评评委、媒体和公众的投票结果评选出第二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十大杰出人物”，并于第四个文化遗产日当天在无锡举行隆重的颁奖典礼。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一直积极倡导建立以“国家保护为主，动员全社会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新体制，为了贯彻中央提出的这一精神，去年，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联合中国文物报社、中国文物学会和央视网等六家单位决定举办“文保杰出人物”的年度评选活动。该活动旨在通过对文保杰出人物及其先进事迹的广泛挖掘和大力宣传，使保护文化遗产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影响并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自觉爱护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行列中来。
 
附1 评委名单:
<a href="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blogid=50a849120100cwqm&url=http://static11.photo.sina.com.cn/orignal/50a84912t6873955c6a7a&690" target="_blank"><img style="WIDTH: 500px" src="http://static11.photo.sina.com.cn/middle/50a84912t6873955c6a7a&690"/></a>
前排，左一：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马自树；左二：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黄景略；左三：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吕济民；左四：国家文物局原局长、中国博物馆学会名誉理事长张文彬。
后排：左一：中国文物报社社长谢冰；左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张廷皓；左三：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杨志军；左四：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左五：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
 
附2 进入第二届“文保杰出人物”评选终评阶段的26人名单：（按音序排列）
          卞再斌  陈启宗  董士军  高大伦  高泽友  郭汉东 
          胡家豪  林树中  刘保全  刘亮晖  刘谦定  毛伟书
 
         穆  森  蒲  龙  孙国平  谭金花  唐舍娃  王金柱 
          王文超  吴荣治  吴永琪  谢  明  徐荣丰  张  巍
                 邓芳团队   新乡市文物保护者协会

小小的我 发表于 2009-5-7 17:27:00

支持掌柜的入选

树人treeman 发表于 2009-5-7 22:50:00

<div class="msgheader">QUOTE:</div><div class="msgborder">以下是引用小小的我在2009-5-7 17:27:00的发言： 支持掌柜的入选 </div>
                       我认为掌柜能入选就是件很光荣的事!看看都和什么样的人站在一起!
     突然弱弱的想起黄健翔的名句.......你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那一刻老北京.....灵魂附体....,
       忍不住还是想再说一句废话:
                            掌柜的好样的!!!

帝京子民 发表于 2009-5-7 23:51:00

   可喜可贺！！！！！

了无痕 发表于 2009-5-7 22:01:00

<div class="msgheader">QUOTE:</div><div class="msgborder">以下是引用掌柜在2009-5-7 0:09:00的发言： 
24．张巍
张巍，男，32岁，北京人。
在无任何外部资金投入的前提下，2000年11月1日，由张巍先生创办了“老北京网”，是一个带有公益性、文保性、学术性的老北京传统文化网站。
建站9年以来，老北京网创办人张巍以弘扬北京传统文化，宣传文物保护意识为办站的中心工作。坚持每天对网站的更新，从书籍、地图、网络等媒介，分门别类搜集整理了超过5000万字的文字资料和数十万张的图片资料，包括老北京的历史、地理、民俗、风物、建筑、艺术品等等，其中不乏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使老北京网逐渐成为一个老北京传统文化的资料库，成为北京传统文化门户网站。
2004年，老北京网论坛正式开通，吸引了众多对钟爱老北京传统文化的网友，来自不同地方的京味儿迷，在论坛中畅所欲言，交流信息，互通有无，感受老北京千百年文化沉淀的独特魅力。而如何将老北京文化和文化遗产，更好的传承与保护话题，很自然的成为网友中间讨论得最为激烈的话题。至今已吸引近20000名注册会员参与讨论。
2005年6月，随着大规模城市改造对城市历史文化遗存破坏的情况愈演愈烈，张巍组织召开了第三次网友见面会。会间，众多的民间文保人士齐聚一堂，对北京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拍记队以完整，客观，真实的纪录古都变迁过程为宗旨，利用业余时间，系统的拍摄北京城的胡同，寻访胡同里发生的故事。活动开展近四年来，从未间断。留下了近百万万余幅的图片资料，几乎囊括了北京所有的胡同影像。至今，很多照片已经成为了绝版记录。在拍记活动的带动下，一些北京史地民俗界的专家学者，也参加到活动当中来，沿途为大家讲解，为拍记活动的针对性，知识性，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活动的同时，使网友的历史文化知识，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增加了拍摄的效率。
拍记队利用网络平台，积极宣传文保意识，广泛传播传统文化知识。越来越多的网友参与到拍记活动当中来，其中包括一些外籍的朋友。呐喊终于引起了外界的关注。2005年底至今，北京各大媒体开始集中关注老北京网创办人张巍及老北京网拍记队。
包括《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CHINA DAILY》等几乎所有的北京主流纸媒体；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等电视媒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以及一些网络、杂志媒体，在半年的时间里，一直关注着老北京网以及老北京网拍记队的发展和动向。同时，BBC、NHK、华尔街日报、CNN等一些境外媒体，也纷纷把目光，对准了张巍，对准了老北京网，对准了北京的城市改造问题。一时间，北京城市发展与文化保护的矛盾，成为了社会最为热门的话题。
媒体的支持，给予了老北京网的文保事业，极大的动力和帮助。让老北京网创办人张巍所倡导的城市发展与文化保护平行发展的挂念，走进千家万户，让广大的市民理解了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除了利用网络平台，张巍还在2005、2006、2007、2008四年内，于北京近20所高校及一些社区中，举办了人文北京胡同2005、2006、2007、2008四届公益摄影作品巡回展，将老北京网拍记队所拍摄的一些摄影作品，制作成为展板，放到大学里展出。并在影展的同时，举办北京传统文化知识的讲座，对北京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未来北京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摄影展和文化讲座在大学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响，诱发起很多同学，对北京传统文化的向往。
在《文明北京胡同2005》公益摄影作品展中，张巍制作的一幅根据卫星遥感图和1937年北京旧城地图对比制作而成的《北京最后的老城区》一图。，为展览的结束语，引发了观展师生的思考。学校的相关社团，并为此展开研讨会。 2005年中国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 CHINA）陕西大会上。这幅地图，连同一封北京市第四中学地理小组同学们的呼吁信，一起被带到了会场上。
在张巍和网友们的呼吁和努力，媒体帮助，在引起了民间共鸣的同时，也得一些人大代表的支持，纷纷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的问题提案，在一定程度上，对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起到了客观上的作用。同时，在老北京网拍记队的影响和带动下，一些其他的网站，也纷纷投入到北京城市影像纪录的工程中来，扩充了文化保护的实力。
2007年，拍记对继续的奔波、呐喊，像保卫自己的亲人一样，用影像的方式挽救着北京文化的印记。在一个古老城市被现代化冲击得摇摇欲坠的现实中，在我们借2008年奥运之际展现民族风情、传播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这个保护民间文化古迹的群体所做的努力显得异常珍贵，也体现了现代公民依法保护文物、传承历史的公益心和法律心。张巍带领的团队被评选为2007年度CCTV十大法制人物。这个团队在2008年度又获得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杰出贡献奖。
在张巍带领的拍记队坚持记录活动的同时，网站的其他活动，也在张巍的倡导下红火的开展起来。论坛文史研究版，会定期组织网友，到北京的远郊及周边地区进行古村落的文史考察活动，活动深入山村乡镇，皇室陵寝，寻找历史遗迹，考察文物保护单位的保存状况。
2006年，随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张巍还倡导成立了一支由年轻曲艺演员为主的老北京网民俗曲艺队，并与联合一些曲艺界的朋友，成立了老北京网爱心联社，走访社区，进行免费的公益演出。以发扬和传承老北京民俗曲艺事业，填补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卫方面的空白。
在张巍建设老北京网的9年之间，与各个传统文化领域的专家以及学者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并与他们保持着长期的联系。各位老师也欣然成为了老北京网的文化顾问，保证了老北京网的学术性，以及文化信息的互通。作为网络媒体，老北京网也为老北京传统文化的爱好者，以及热心于文化保护的朋友们，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公众交流平台。也使更多不了解北京的朋友，能够更加方便和直接的链接北京千百年形成的历史文化。
2005年以来，老北京网与一些文化企业、媒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如纸老虎文化广场、佳能公司等文化市场的朋友，成为了老北京网的密切的合作伙伴。长时间以来，一直关注并支持着老北京网的成长。他们作为北京文化交流得一个重要窗口，多次与老北京网合作，与相关专业文化团体，在举办各种类型的文化讲座，以及影展活动等，深受群众的欢迎活动，将老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示在市民身边。
老北京网目前已成为民间最大的文化保护网站，对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张巍针对“传承”一词中的“承”也做了独辟蹊径的见解。提出要培养文化承载土壤的理念，只有存在土壤文化才能生根发芽，才能复苏。也正如同老北京网多年的工作一样，通过网站的文化介绍与互动参与培养了一大批文化爱好者，并通过其主办的众多文化活动感染了众多普通市民，让市民理解到他们是文化的看护者而不是所有者，为传承文化的土壤做好了充分的养料基础。通过网站互动的形式对80后年轻人重点培养，并在多方呼吁将本地传统文化教育纳入9年制义务教学大纲中。目前活跃在北京文化保护前台的年轻人均是老北京网注册网友。目前张巍和他的老北京网网友们目前正在构建一座规模最大的北京影象资料库，将要把搜集到的图片影象资料入库，为我们的后人正确认知北京传统文化和保护这座3000年的历史古城做积极的准备。</div>
 
钦佩！

析津志 发表于 2009-5-7 22:14:00

希望掌柜的最终能获奖.

掌柜发表于 2009-5-6 23:56:00

1．卞再斌 卞再斌，男，58岁，现任四川都江堰市文物局党总支书记、常务副局长。曾18次被评为四川省、成都市和都江堰市表彰的“先进个人”、“百佳执法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等，2006年荣获“成都市优秀人才”称号。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卞再斌在办公室整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工作文件，除了感觉天气有些闷热外，四周显得格外的祥和与安宁。突然间大地颤抖，山崩地裂，楼房剧烈摇晃，门窗格格声响，房上的小青瓦像下冰雹一样稀里哗啦震落下来，顷刻间，美丽的家园变得满目疮痍。
强烈的地震持续约两三分钟后，卞再斌迅速从二楼冲下来，看到遍地都是砖头瓦片和碎玻璃，砖混结构的办公楼和文物库房在剧烈的摇晃中多处震裂，受损严重。紧急撤离中，一位职工下楼时摔倒，两位职工被楼梯窗落下的玻璃砸伤头部、手部，鲜血直流。当看到她（他）们惊恐不安地站在院坝内时，卞再斌叫大家赶快离开，疏散到楼房外安全空旷的地方。
地震发生后，都江堰市文物局随即启动了《处置紧急突发事件预案》，立即派车将头部受伤出血的戢燕萍、杜新力送到临时医疗点救治，当得知她们在慌乱中未带钱包时，卞再斌立即拿出200元，让她们赶快去包扎治疗。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下，卞再斌用手机发短信，即时向市委政府和省市文物部门领导报告灾情和人员受伤情况。
地震造成围墙垮塌，停电停水，电视监控安防系统不能使用。为了确保库房内47000多件馆藏文物的安全，卞再斌和樊拓宇副局长借了3把遮阳伞作为防震值班棚，并在午夜后启用应急电源对文物库房进行电视监护。当晚，天降大雨，卞再斌和几位干部职工轮流值班看守文物库房和机关，对馆藏文物实施24小时死守硬看。风雨交加，伞下不能避雨，虽然衣衫淋湿、饥寒交迫，大家仍然在原地坚守。卞再斌把仅有的一条毛巾被送给衣衫单薄的女职工。当晚，卞再斌因风寒感冒咳嗽。
地震后，文物局成立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卞再斌和其他三位副局长分工负责，分别对馆藏文物进行清理，对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青城山及全市文物古建筑受灾情况进行踏勘调查，摸清文物毁损情况。为了鼓舞士气，大家在机关悬挂了“保护祖国文物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等标语；还制定了抗震救灾期间的上下班纪律（星期六、星期日照常上斑）和夜间值班制度、因病因事请假制度。同时，对伤亡职工、亲属和离退休职工进行慰问。
第二天，为了确保馆藏文物的安全，卞再斌和几位副局长带领职工冒着余震不断的危险，将字画库内被震倒，装有575件珍贵文物的铁柜从地板上抬起，并将它们搬运到楼下安全区域。为了防止文物被雨水浸泡损坏，卞再斌和李霞副局长又带领职工将文物库房塑料顶棚上积蓄的大量雨水一小盆一小盆地排放干净。然后从严重受损的二楼库房内将陶瓷器、青铜器、钱币、图书、字画等馆藏文物分批次地搬运到楼下分类装箱打包。经过大家千方百计争取，得到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在成都市博物馆、公安武警和济南铁军师部队官兵的支持下，将抢救出的47000多件馆藏文物，武装押运到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寄存。其中包括战国时期的铜柄铁剑、金粉书《金刚经》、张大千、徐悲鸿和明清时代书画等国家一、二、三级珍贵文物1500多件。
5月14日，在地震后的第三天下午，国家文物局和省文物局领导到都江堰了解受灾情况，看望、慰问职工，还进入文物库房，现场指导并亲自转运馆藏文物。
获悉国家文物局领导将于5月19日视察都江堰文化遗产受灾情况后，为了协助做好考察工作，真实了解文物古建筑受灾情况，卞再斌和李治国副局长18日上午带领职工冒着余震不断的危险、顶着烈日高温，从二王庙后山门进入庙内，边清理道路上垮塌的石头砖瓦，边踏勘文物受损情况，不仅从废墟中抢救出清代的楹联和匾额几个，而且从地震后尚无人穿越过的残垣断壁、一片废墟中清理出一条安全通道，为领导的人身安全和成功视察铺平了道路。后来，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和国务委员刘延东、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等首长先后到都江堰考察文物、古建筑受损情况时，卞再斌都陪同考察并详细向领导介绍职工伤亡和文物毁损情况。
5月19日，在单霁翔局长视察文物局并慰问受伤和痛失亲人的职工后，卞再斌向单局长汇报：为了真实记录并反映地震和抗震救灾的历史，准备大量征集有关的实物资料，为筹建地震博物馆做准备，当即得到领导的支持和赞扬。当晚，卞再斌连夜起草关于征集与地震和抗震救灾有关实物资料的通告，并报请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同意后，通过手机群发短信和通告等形式，向社会广泛宣传。
为征集实物资料，卞再斌深入二王庙重灾区，从垮塌的废墟中采集地震中死亡或砸伤游客的遗留实物10多件；到北京军区261医院和济南军区铁军师抗震救灾部队营房征集到大校军装、臂章、标语和有30多位解放军官兵签名的1面队旗；还从地震垮塌的纪念性遗址中挖出被严重压坏的银行自助取款机、会计凭证、算盘、警示柱、拆除公告牌、红庙一巷牌等十多件遗物。目前文物局已征集汽车、家俱、家电、死难学生遗像遗物等实物、资料约3000多件套。
在抗震救灾和抢救馆藏文物中，都江堰市文物局的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在大灾面前不退缩，舍小家，顾大家，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坚守岗位，张秀、干琪和王伟等三位职工在地震中分别失去丈夫或爱子，她（他）们强忍内心的悲痛，在安排了亲人的后事后又重返工作岗位。刘学勤同志忍受着摔伤的疼痛，坚持将575件珍贵的书画文物转移封存后才到医院检查，结果骶5骨折、左足第5跖滑基底部骨折，需立即住院治疗。戢燕萍头部被玻璃划伤，缝合7针，杜新立手划伤感染化脓，包扎后又返回单位参加抗震救灾。
都江堰市文物局干部职工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多次受到国务院领导、国家和省市文物部门领导的高度赞扬，被称为抗震救灾中抢救和保护国家文物的先进群体。

掌柜发表于 2009-5-7 00:07:00

20．吴荣治
 吴荣治，男，70岁，祖籍广东开平，香港润成纺织集团主席。
吴荣治先生是广东省开平市一位爱国爱乡的香港知名实业家和侨领。现任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理事、广东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江门市侨商总会会长、江门市和开平市政协常委、五邑大学常务校董、香港珠三角工业协会江门地区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选举委员会委员、香港开平同乡会永远名誉会长等社会公职。
吴荣治热心家乡的各项公益活动，长期支持家乡文化遗产保护事业，20世纪90年代，他在家乡广东开平市梁金山建造成一座现代文化风景园林——“在园”，并成立“在园”文化基金会，出任基金会主席，致力于家乡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为弘扬中华文化、关注青少年的成长，尤其是海外华裔青少年爱国爱乡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吴荣治先生每年都在“在园”举行各类文化沙龙活动，热情接待到访的国际友人、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学者和回国寻根探亲的各国华裔青年学生。“在园”已成为全国侨界、海外华侨及华裔青少年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吴荣治先后为家乡文教事业及赈灾救灾等捐资累计已逾1000多万元，先后被江门市和开平市人民政府授予首批“江门市荣誉市民”和“开平市荣誉市民”的称号。近年来，更加积极参与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和研究工作。2003年，被开平市人民政府授予“文化建设杰出贡献奖”。2008年11月，被授予“广东省开平碉楼与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特别贡献奖”荣誉。作为侨领代表曾受到原国家领导人李鹏、李岚清、钱其琛等人的接见。
一
1999年，由于风雨等自然灾害的侵害，开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开元塔及金章阁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开平市委、市政府将重修开元塔及金章阁纳入10项“民心工程”之一。当时的市领导人找吴荣治先生商谈，吴荣治先生说：“这件事，我认为非常有意义。可否由我在政协会议提出提案，通过市政协向社会和海外华侨华人同胞发起倡议？”开平市委、市政府采纳了吴荣治先生的建议。于是，“重修开元塔”的政协提案很快就得到了海内外乡亲的呼应。在一次讨论会议上，吴荣治先生当场毅然慷慨捐资100万元港币。当时，开平的另一位旅港名贤、依利安达（开平）公司董事长谭锦濠先生也立即响应，捐赠了港币100万元。在他们的表率垂范下，其他社会名流、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一呼百应，踊跃捐款。
经过开平市领导和吴荣治先生等一大批华侨华人同胞的努力，通过政府投入和侨胞捐资的方式，先后投入了700多万元，对这两座文物建筑进行了修葺和加固。如今，开元塔和金章阁巍然屹立在马山之巅，“圣人”孔子的金身塑像坐立殿堂之中，面对川流奔腾不息的苍江，成为激励侨乡民众和游人奋发拼搏，不断开启科学文化知识大门，攀登世界先进文化高峰的力量之源!
二
开平碉楼历经沧桑，见证了诸多历史事件，抵御了各种匪患和洪涝灾害，保卫了一方平安，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碉楼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侨乡人民抗日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堡垒。如今，碉楼以其独特的风貌和经历，成为侨乡开平最具特色的历史和建筑人文景观，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2000年2月，从国务院信访局到开平挂市委常委职务的李玫同志在香港社团团拜会上向吴荣治、胡耀坤等社团首长首次提出将开平碉楼与村落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得到了吴荣治先生等人的大力支持。
“小时候我就住在碉楼里，对碉楼有着深厚的情感和许许多多的记忆”，吴荣治先生说。他认为，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对国家或开平，特别是对华侨有着非凡的意义。为此，在“申遗”之初他就热衷参与，多次和开平市领导成员一起到国内多个世界遗产地考察，学习各地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申遗”成功经验，并多方面联系对“申遗”工作有帮助的朋友，请他们到开平帮忙。其中，香港大学教授、古建筑专家、香港文物咨询委员会主席龙炳颐先生通过吴荣治先生等人的沟通联系，经常到开平指导“申遗”和文物保护工作，在联系世界遗产专家、编写申报文本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吴荣治先生认为，申报和保护世界文化遗产需要专业人才。为此他专门资助曾到美国留学，返回开平市任碉楼研究所副所长、“申遗”专家组副组长的谭金花到香港大学攻读古建筑保护专业硕士学位。在吴荣治先生的动员下，其他几位开平籍的著名侨胞也给予了谭金花学业资金上的大力支持。谭金花完成学业后回到开平市，在“申遗”和文物保护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吴荣治先生以自己是开平人和开平华侨为荣，积极为开平碉楼与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华侨文化研究、保护华侨文化遗产而奔波，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不仅自己撰写文章介绍开平碉楼与民居，而且以香港开平同乡会会长等身份，利用自己的工作和人际关系，走香港、过澳门、返家乡，竭力为开平碉楼与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穿针引线，积极参与和发动专家学者一起讨论开平碉楼与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他先后多次出席开平碉楼保护规划论证会，并代表华侨和碉楼业主的后代在会上发言。在2002年2月的一次开平碉楼保护规划论证会上，他从“碉楼的历史”、“碉楼主人的故事”、“碉楼的沧桑”、“保护碉楼”等四个方面，发表了题为《开平的碉楼与侨屋》的情深意切的讲话。
他呼吁：“碉楼与华侨屋，是一套完整的组合，也是前代人留下的难得的古董。开平的农村，至今还是保留着完整的农耕生活，星罗棋布的碉楼群，加上广阔原野上的山山水水、田畴、树木，构成了一幅绚丽的华侨田园画，古迹与现代生活浑成一体。像云南丽江古城一样，是一个宝贵的旅游资源，我们必须善于保护和利用。不要随意更改它的面貌，更不要多加修饰。说到底，凡属古迹，如历史氛围，是千万不能破坏的！” 　　吴荣治先生还鼎力支持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官员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家文物局、广东省文化厅的领导和国内外专家学者到开平考察碉楼，先后多次在自己的私家园林“在园”热情地接待他们。为了搞好接待工作，吴荣治先生专程把精通英文的太太和二女儿从美国请回来当翻译。
2006年9月，在一次开平碉楼与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晚会上，吴荣治先生与夫人当场捐赠人民币100万元支持“申遗”工作。
为了与乡亲一起见证“申遗”成功的历史性时刻，他专程从香港赶回家乡。2007年6月28日，当他知道开平碉楼与村落在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表决通过时，兴奋得与亲朋拥抱在一起。是啊，开平碉楼与村落能“申遗”成功，开平碉楼与村落能得到科学、有效的保护，凝聚着他们一家人的心血。
三
吴荣治先生知道，世界文化遗产更注重它的内涵，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开平碉楼与村落是华侨文化的杰出代表，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保护开平碉楼与村落除了保护它的文物本体外，更要深层次挖掘它的内在文化。吴荣治先生说：“虽然开平碉楼与村落的历史不算悠久，但这种大规模的、由华侨将侨居国的建筑文化主动融入乡村建筑中的现象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开平碉楼与村落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是活的文化遗产，因为还有很多侨胞后人生活在碉楼里面，保留着传统的耕作文化。”为此， 2005年3月31日至4月3日，吴荣治先生以“在园基金会”的名义，出资主办了来自中国（含香港、台湾地区）、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数十位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参加的“在园侨乡文化论坛”。与会代表围绕侨乡类型特征、侨乡比较、侨乡文化与华侨文化、侨乡文化与地域文化等专题展开研讨。当时，这种由侨资出资主办的华侨文化论坛活动在国内尚属首次，对于推动侨乡文化研究工作具有特殊的意义。会后，吴荣治先生还出资将研讨会收集到的论文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在园”侨乡文化论坛》论文集，对开平碉楼与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开平碉楼与村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掌柜发表于 2009-5-7 00:07:00

21．吴永琪
情牵黄土地  青春筑丰碑
吴永琪，男，57岁，山东莱阳人。1971年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1978年调入秦俑博物馆筹建处，1987年任秦俑博物馆副馆长，1998年任馆长、党委副书记，兼秦俑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物学会修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博物馆管理和文物修复、保护工作。
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多年来秦俑文物的保护以及秦俑博物馆的发展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作为秦俑博物馆馆长的吴永琪为了秦俑文物的保护事业，为了秦俑博物馆的发展兢兢业业、殚精竭虑、任劳任怨，默默的将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秦俑文物保护事业，他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文化遗产保护人的时代凯歌！
吴永琪祖籍山东，生于北京。1969年，不满18岁的吴永琪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到陕西延安农村插队。1971年吴永琪被招工进了陕西省博物馆，当了一名讲解员，自此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文物工作生涯。现在已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的吴永琪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尽管当年不是我选择职业，而是职业选择了我，但是我却从未后悔也从未想过放弃”。1978年12月，吴永琪从省文化局调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从事文物修复与保护工作，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从踏上黄土地的那一刻起，吴永琪的命运就和这片黄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一、艰苦奋斗，努力探索，文物保护成绩斐然
1980年12月，在秦始皇陵封土西侧的一座陪葬坑的试掘方内，出土了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这是继兵马俑坑之后，秦始皇陵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由于曾遭受坍塌损坏，两乘铜车马出土时均破损严重，无法在发掘现场进行精细清理，为了能更安全稳妥地做好后期清理拼对工作，吴永琪提出了整体迁移方法，将铜车马及其附带的土壤在原状不变的情况下全盘运至室内，使铜车马本体及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得到了最大限度地保存，为后来的修复、保护以及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铜车马运到了秦俑博物馆后，随即开始了修复工作。吴永琪带领一批保护修复人员不顾土垢，铜锈的污染，不顾化学药品及某些有害气体的侵蚀，一片一片、一块一块的把碎成几千片的铜车马完整的修复好。在修复保护研究工作过程中的每一次发现都令吴永琪和他的同事们惊叹。例如铜车马的钻孔、修锉、倒角、活铰连接、铸接、双金属连接；大型青铜器铸造、薄壁铸造、镂空成型等等无一不代表着当时的高超科技水平，充分体现了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经过8年的奋战，两乘铜车马终于修复完工。一组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再现了昔日的风姿。
 1994年12月《秦陵一号铜车马修复技术》项目通过了国家文物局的鉴定，专家组认为：该项目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古学和工艺技术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分析了一号铜车马的结构、主要部件的成分、各部件的形态及其相互关系，制定了综合利用粘结、焊接、机械连接及适当使用加强件补强的总体修复方案。在修复材料及工艺方面，经过理论研究、模拟试验，筛选出合理的粘接、焊接材料、配方、方法及其工艺，并根据对比实验研究成果，对铜车马彩绘进行了进行了加固保护，从而成功的保护修复了秦陵一号铜车马。修复方案科学、合理、可行，技术资料齐全，实验数据可靠。本项目将传统修复技术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在修复工艺设计和修复技术方面有所创新，在大型青铜文物修复领域里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995年陕西省文物局授予该项目“陕西省文物局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同年获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997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江总书记在视察铜车马时，了解了铜车马的修复情况后由衷地赞叹道：“他们能把零散地碎片修复得这样完整，劳苦功高。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
秦始皇陵和兵马俑是我国首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五处遗产地之一，它的保护长期以来为世人所关注。尤其是陶俑的彩绘，它对于研究秦代的雕塑艺术、军事、科技等诸多方面都有重要的价值。由于彩绘出土后存在起翘、剥落这一严重问题，1987年，秦俑博物馆成立了“秦俑彩绘保护技术研究”课题组，集中力量进行专题攻关研究。
研究之初，课题组面临诸多问题，仪器缺少，实验室简陋，研究人才奇缺。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吴永琪带领一帮年轻人，艰苦奋斗，同心协力，采取请请进来与走出去两种办法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一是积极地从高等院校招收专业人才，及时充实研究队伍；同时积极组织研究人员参加国际、国内的学术活动，以及选派青年科研人员到国内外进行专业的培训强化。
经过10多年长期不懈的努力探索，课题组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一，用科学、可靠的综合分析方法证实了秦俑彩绘有机底层是用中国生漆制作的；其次，在有确切出土地点和年代的秦俑上，首次发现了20世纪80年代才被人们认识的紫色硅酸铜钡颜料；第三，将先进的激光全息摄影技术首次成功运用于彩绘损害机理和加固保护效果的研究及评估方面；第四，成功研究出聚乙二醇与聚氨酯乳液联用和单体渗透——电子束辐射聚合两套保护方法，并总结出了一整套适用于各种条件下的彩绘保护工艺，有效地保护了一批出土的珍贵彩绘秦俑。
2001年，“秦俑彩绘保护技术研究”课题通过了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技术鉴定，专家组认为“该成果在以生漆为底层的彩绘文物保护领域中，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2003年，该项成果获得了陕西省科学技术成果奖一等奖，2004年，该项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鉴于秦俑博物馆在彩绘陶质文物保护方面居国际领先水平，在研究保护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秦俑彩绘保护技术不仅应用于秦俑二号坑出土彩绘陶俑的现场保护，而且还推广应用于秦陵百戏俑坑、六号坑、凤翔唐代彩绘俑等文物的科学保护，都取得了很好的保护效果，正因如此2005年国家文物局将陶质彩绘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依托于秦俑博物馆，这是国家文物局首批的3家重点科研基地之一。
 二、积极促进国际合作，推进秦俑文物保护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起步比较晚，文物保护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大量丰富的文化遗产面临诸多方面的危害，亟待保护。在短时期内要获得突破性的进展，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文物科技保护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在合作中不断学习，缩短攻克保护难关的的时间。在这一点上，吴永琪的思路是十分开阔的。德国巴伐利亚州文物保护局是最早和秦俑博物馆开展合作研究的国外机构。1991年，在时任秦俑博物馆副馆长的吴永琪通过多方斡旋，积极争取，和德国巴伐利亚州文物保护局草签了《中德秦俑文物保护合作研究意向书》，至此中德合作保护兵马俑文物的大幕徐徐拉开。与德方合作保护兵马俑文物，作为中方专家组组长的吴永琪一直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通过合作解决问题，改善科研条件；依托合作项目学习先进保护修复理念，培养后备人才”的三大原则开展工作。双方合作十几年来，德方以派遣专家、提供仪器设备和资料信息、等方式支持合作研究工作。到目前为止，巴伐利亚州文物保护局已向该项目投入经费200万欧元，其中向秦俑博物馆提供仪器设备、技术资料和保护药品共计逾20万欧元；至2007年底，秦俑博物馆先后有30多人次赴德国，到巴伐利亚州文物保护局、以及相关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学习交流和技术培训，他们现在已经逐渐成为秦俑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的中坚力量，在秦俑文物保护、修复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2001年原巴伐利亚州文物保护局局长，中德合作保护兵马俑文物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现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主席米夏埃尔?佩策特先生获得中国国际合作奖，这不单是对佩策特先生本人在合作中突出贡献的肯定，更是对整个中德科技文物保护合作的肯定。
在吴永琪的积极推动下，十余年来，双方的合作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目前已基本解决了秦俑彩绘保护等迫切性难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合作为我们打开了中国与西方文物保护修复界交流的窗口，带来了西方先进的保护修复理念，培养了一批文物保护、修复的业务骨干，提高了秦俑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队伍的整体水平。在此基础上，秦俑博物馆又先后与先后与西安杨森公司、比利时杨森公司、美国强生公司、美国沙漠研究所等合作，在秦俑彩绘保护、秦俑坑土遗址加固、秦俑遗址及相关文物防霉保护、博物馆室内大气污染监测等多个课题上取得了成果。2001年，秦俑博物馆建成了全国文物系统唯一的一个现代化防微生物危害实验室，并承担了国家文物局多个科研项目。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发展，秦俑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目前已进入到系统化和深层次的阶段。
多年的努力和探索，也给吴永琪带来许多荣誉。他主持的“秦陵一号铜车马修复技术”项目1995年获“国家文物局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9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陕西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陪葬坑第一阶段发掘”项目1999年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一等奖”；《秦俑博物馆计算机多媒体文物管理系统》1996年获国家文物局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秦俑彩绘保护技术研究”项目2003年获陕西省科技成果奖一等奖；2004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他还先后出版和发表了《秦始皇陵铜车马修复报告》、《遗址博物馆学概论》、《秦汉文化史大辞典》、《秦俑彩绘碎片的前期观察研究》、《秦俑坑土遗址的研究与保护》、《秦俑彩绘颜料调合剂的初步研究》、《秦始皇陵铜车马》等多部专著和论文。吴永琪同志1995年被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7年被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陕西省先进工作者”，同年任政协西安市第十届委员会委员，2002年连任第十一、第十二届委员；2000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2001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2002年被授予“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2003年任陕西省第九届政协委员会委员。2007年当选中共陕西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中共“十七”大代表。
面对成绩和荣誉，吴永琪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许多场合，吴永琪经常说，这诸多荣誉，是秦俑馆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的结果，荣誉成绩属于博物馆全体员工，自己只是个领班的。
三、科学管理，加快建设步伐，创建世界一流博物馆
作为一个著名博物馆的馆长，吴永琪不仅是秦俑秦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而且在博物馆管理方面更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从他开创性地将企业界一贯推行的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机制引入博物馆管理之中就可见一斑。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博物馆生存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由于我国博物馆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博物馆工作人员形成了严重的“等、靠、要”的思想观念，而且在博物馆内部也是人浮于事，互相推诿，这一切因素都严重影响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为了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博物馆事业健康快速的发展，吴永琪开创性的将企业界一贯推行的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机制引入博物馆管理之中。虽然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机制诞生于制造业，但是其所蕴涵的管理模式和本质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现在各行各业为了提高管理都在积极地将这种先进的管理理念引入日常管理。通过几年的努力，秦俑博物馆终于在2004年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从而成为全国率先通过这两个体系认证的博物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提高博物馆管理水平，促进博物馆事业又快又好发展，是时代给广大博物馆工作者提出的历史命题，在这一方面可以说秦俑博物馆是走在时代前列的。
在博物馆管理方面，吴永琪既有宏观的全局考量，也有细致入微的细节思考。如何为博物馆观众营造一个优美、高雅的参观环境是他多年来一直在思索的一个问题。由于秦俑博物馆地处距临潼城区8公里的农村，博物馆大门外摊贩云集，违章建筑多，秩序混乱，严重影响了博物馆的社会形象和参观秩序。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博物馆下大力气，斥资近2亿元对馆前区进行了环境改造，为游客营造一个和博物馆内容相契合的参观环境。改造后的馆前区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绿化区，已于2004年建成并对游客开放。游客在参观时要穿越这个绿化区，从而给游客一种曲径通幽的美感，将游客的心态由嘈杂浮躁的市井之声变成优雅的欣赏、学习的愉悦之情。环境的改善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2007年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首批5Ａ级旅游景区。
“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物质依托，仅仅把文化遗产保护下来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发掘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将其转化为服务于人类现代和未来生活的宝贵资源，转化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现实力量。文化遗产更应融入社会生活，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进一步诠释、丰富和利用它们的综合价值，发挥其综合作用，使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进一步融入经济发展、融入社区生活、融入城市建设。”十七大会议期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永琪这样说。为了扩大文化遗产的影响力，加快文化传播的速度，更大限度地发挥博物馆服务大众、服务社会的功能。1983年至1988年、2002年至2005年，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就分别在全国32个城市举办了“秦兵马俑全国巡回展览”，观众累计达300多万人次。兵马俑展览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掀起一股“秦俑热”。
为了更好的保护和传承秦陵兵马俑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各级政府部门得关注和极力支持下，以秦俑博物馆为基础，以秦始皇帝陵遗址公园为依托的基础上建立秦陵博物院，作为国家重点项目工程，正在有调不紊进行。秦始皇陵遗址公园建设工程于2002年正式启动以来，作为项目建设法人单位的负责人，吴永琪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秦陵遗址公园工程立项之初，面对征地、搬迁、移民浩大繁锁的前期工程，他始终奉行一个原则--最大程度地维护群众利益，积极争取当地政府支持。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在省、市、区三级检察院的配合下，在工程中创立了“预防职务犯罪”体系，没有发生一起群众上访事件，被省检察院命名为“阳光拆迁工程”。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座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为基础，以秦陵遗址公园为依托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拔地而起。届时，它将以崭新的姿态，多角度、全方位地向世人展示秦代灿烂辉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同时为研究者营造一个大的秦陵研究、秦史研究的平台。从而成为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坚实的阵地。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自从吴永琪踏上这片黄土地的那一刻起，他就深深地扎根在了这里，一刻不曾离开，正是黄土地深邃的文化积淀深深地吸引着他，使这个北京青年将青春献给了这片黄土地。他在工作和生活中体现出来的积极进取、坚韧不拔、勇于开拓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从这个角度讲，他不仅是一个知名的博物馆的馆长，他的一言一行更是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

掌柜发表于 2009-5-7 00:08:00

22．谢明
 谢明，男，54岁，四川仁寿人，现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曾任泸州液压附件总厂工程师，泸州市进出口公司进出口部经理，泸州市经委高级经济师、处长、新产品开发中心主任，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中共泸州市龙马潭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中共泸州市龙马潭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1、实施文化战略，为传统民族工业发展注入源源活力。泸州老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国传统民族工业的优秀代表。为避免现代工业化生产和西方现代消费对传统民族工业造成的冲击和影响，使民族工业得到良好的发展和振兴，谢明将文化建设提升到战略的高度，带领公司团队专门制订文化发展战略，起草文化遗产整体保护规划，以文化建设来引领传统民族工业抵御外来侵袭和破坏，为泸州老窖酒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谱写新的篇章。通过坚定不移地实施文化战略，不仅使泸州老窖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完整地传承和保护，而且也使传统民族工业焕发了生机，为提高泸州老窖的知名度、尤其是美誉度和提升产品形象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为有效的提高民族工业的核心竞争力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文化战略已经成为民族工业发展的助推器。
2、成立保护研究机构，进行专业化管理。为切实推进文化战略的实施，使文化遗产得以科学、合理、良好的保护和继承，在谢明的领导下，泸州老窖内部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和部门，负责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管理工作。通过专业部门的管理，有关文化遗产的界定和规定相继出台，使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有了指导性的文本依据，相关工作得以程序化和规范化，整个企业对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意识也日渐增强。
3、开展科技项目研究，挖掘泸州老窖文化遗产底蕴。中国酒界泰斗、原轻工部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所长秦含章说：“从酒文化的角度，可以告诉我们，泸州老窖从历史到现在，是代表了中国酿酒工业的最高水平。”数百年来，泸州老窖薪火相传，绵延不绝，靠的就是一辈辈泸州老窖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完整保护和继承。然而，中国传统民族工业大多以小作坊形式世代家族传承，技艺也通过师徒的方式进行口授心传，文化遗产凌乱而无文字依据。为挖掘泸州老窖文化遗产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好地展示泸州老窖厚重的历史文化，以及合理正确地利用文化遗产，谢明启动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与西南大学合作引进博士后开展川南酒史和酒道研究，深入发掘酒文化历史底蕴。聘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泸州老窖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专业规划设计，制订出台保护规划，正确指导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开展专项课题研究，完成省级研究课题两项，其中《泸州老窖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研究》被作为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立项项目得到资助。此外，还完成10万余字《四川志·川酒志》，20万字《泸州老窖酒文化》以及6万余字《中华百工——泸州老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初稿。
4、开展文化遗产抢救和整治，增强文化遗产管理保护水平。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老一辈传统技艺传承人的离开，泸州老窖文化遗产所遭受的冲击和影响也越来越大。为实现对泸州老窖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谢明带领文化遗产工作机构对泸州老窖文化遗产进行了全面的摸底调查，基本掌握了现行文化遗产的整体状况。启动北斗七星计划，对濒危和老化严重的酿酒作坊和天然储酒洞库立即开展了抢救性的保护和整治，避免了文化遗产的遗失。同时，为改变对文化遗产落后的管理方式，提高文化遗产管理、保护和利用水平，他又率先在酿酒行业内成功申报四川省博物馆、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旅游示范区，并成功将泸州老窖百年以上窖池群（1615口窖池）及其酿酒作坊申报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泸州老窖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
5、发挥行业领袖作用，带动行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觉醒。1986年，泸州老窖首次迈进了泸州市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门槛，即显见了泸州老窖深厚的文物保护意识。2005年，国家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国人尚不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何物的时候，长期关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谢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次唤醒国民沉睡的传统民族文化意识的绝佳机会，积极组织申报泸州老窖酒传统酿制技艺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没有聘请大学等专业机构作指导的情况下，泸州老窖独自准备申报材料，一举通过评审委员会的审核，并被专家作为申报材料的范本而被广为借鉴。随后，泸州老窖相继成功申报了2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3名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泸州老窖申报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大地影响了白酒行业和部分传统民族工业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意识，促使它们转变观念，提高认识，纷纷加入到申遗的浪潮中来，带动了整个行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此外，泸州老窖还被政府机构和其他单位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典型代表，邀请进行经验推广，毫无保留地将成果传播开来，显著地推动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进步。
6、捆绑申报世界双遗产，让全球飘荡中国酒香。谢明坚持认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泸州老窖作为中国酿酒业首家集国家级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于一身的“双国宝”单位，并不局限于仅让中国传统民族工业在华夏大地香飘九州，更希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代表中国传统民族工业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向全人类传播中华五千年来博大精深的灿烂酒文化。为此，他促使泸州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市长为领导组长的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组，并在2005年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泸州老窖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冲刺。考虑到中国白酒的多样性，以及向世界展示中国白酒的统一形象，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联合捆绑申报的建议，得到中国各大酒文化遗产单位的大力赞同。于是，在他的组织协调下，在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上，泸州老窖与一同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的4家单位（刘伶醉烧锅遗址、李渡烧酒作坊遗址、水井街酒坊遗址、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一起以中国白酒酿造古遗址的身份捆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由于，泸州老窖在白酒业深厚的影响力，被一致推选为申报小组组长，具体协调和组织各单位申报事宜。在他的建议下，四川省政府召开了两次关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专题会议，全力支持中国白酒酿造古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上，泸州老窖与酿酒行业另外两家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单位贵州茅台、山西汾酒以中国蒸馏酒的身份联合捆绑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泸州老窖在文化遗产方面的经验和优势，又被推举为小组组长单位。目前，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该项目已于2008年底被国家文化部推荐上报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评审。
7、创新发展模式，用文化创新力引领传统民族工业发展。谢明明确提出泸州老窖的发展一定不能够脱离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华文化走多远，中国的白酒走多远，中华文化影响有多广，中国白酒的发展就有多宽。他倡导优先重视泸州老窖的历史文化地位和泸州老窖的品牌地位，在坚持继承传统白酒发展的基础上，创新白酒发展模式，用文化创新力引领传统产业发展。坚持泸州老窖双品牌战略实施，极大的提升了泸州老窖无形资产价值和核心竞争力，使泸州老窖进入了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时期。公司销售收入和销量连续4年创出历史新高，股票市值从2005年末的约30亿元增长到目前的200多亿元，增长了六倍多，实现了国有资产的大幅增值。销售收入、利税、利润也实现了每年30%以上的高速增长，达到泸州老窖历史最高最好的经营时期。

掌柜发表于 2009-5-7 00:08:00

23．徐荣丰
但存方寸文化  留予子孙品读
徐荣丰，男，50岁，高级摄影师，浙江省余姚市朗霞街道业余文保员。2007年8月被特聘为余姚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队队员，是队内主要摄影师，任三组组长。
“但存方寸文化，留予子孙品读”是徐荣丰10余年来坚持向社会各界呼吁的一句文保理念。
徐荣丰当过30多年的摄影个体户，并且喜爱收藏，这一喜好使他内心逐渐生出对文物的爱惜之情。后来有心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他，担任了10余年的业余文保员，他用自己的摄影特长，为文保事业鼓与呼，拍摄了近万张文物资料照片。2007年8月徐荣丰的人生有了一个很大的转折，他从一名个体摄影师、收藏爱好者，成为专职的文物普查队员，本来就酷爱文保事业的他，万分珍惜这可以见证历史的机会，他怀着一腔热情全身心投入到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精于摄影钟情文保
徐荣丰自幼对绘画有特别的兴趣，从临摹、写生到创作，对美术的欣赏和尝试，陶冶了他爱美的性情，培养了他对美好事物的感悟，多年来他收藏了不少民间瓷杂古玩。他先后加入了浙江省收藏协会，并任余姚市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他的部分藏品被选送参加省、市的展览，他还将有些藏品捐献给文保部门。
徐荣丰1974年初中毕业后，曾当过农民、油漆匠、画过墙头宣传画，开过画店，他是一位知名度甚高的个体工商户。选择了摄影业后，一干已过三十个春秋。他热情服务、以诚为本，先后获得了市“五好经营户”、“消费者信得过单位”、“光彩之星”和宁波市、浙江省“诚信经营户”等荣誉。他在业务上精益求精，刻苦努力，是余姚市获得（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考核）为数不多“国家高级摄影师”职称的人之一。
生意的繁忙丝毫未影响徐荣丰对文物保护的关注和热心。1989年，当时的朗霞乡进行街道和河流改造，填河拓宽街路，有一座建于民国十三年的该镇标志性建筑“朗霞桥”被列入拆迁范围。对家乡的历史文化有深厚感情的徐荣丰，闻讯后四处奔走建议保留，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从此他更加关注文保事业。“拥田权碑记”、“八保庙石香炉”，以及丈亭镇“胡界九进十明堂”、马渚镇“斗门山前胡家”、马渚镇沿山村“姚州名宦汪文璟墓”石碑等文物，经过他的发掘得以保留，并在他的建议下，被市文保所保护或收藏。
1998年，徐荣丰成为余姚市首批推荐的宁波市业余文保员。“保护文物和宏扬传统文化，匹夫有责”，这是徐荣丰经常说的一句话。他利用下村拍照的机会，从民间搜集传说故事并鉴定古老建筑，他经常把生意交给妻子打理，陪同市文保所的文物工作者奔走在姚北大地，为市文保所同志发现和保护该市文化遗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徐荣丰所在朗霞街道的“新新公司旧址”是解放战争时期余姚、上虞两县的重要秘密联络点，解放后一直是当地政府的爱国主义教育点，但没有申请文保单位，后来在徐荣丰的关注呼吁下，挂上了市级文保点的牌子。在“新新公司旧址”旁建造烈士陈列室时，他又积极参与义务放大制作了10余位烈士照片。“轿彩店红色联络站”、“余姚抗日第一支武装诞生旧址”等其他红色旧址也在他的奔走下一一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保护。
“符氏宗祠”，是余姚为数不多而且梁架木雕较好的祠堂建筑，徐荣丰不但建议使之成为市级文保单位，更在维修中捐献有关构件和家具。目前国际“符氏宗亲会”把该地列为祭祖活动点，为推动该地经济发展带来契机。
“徐家大宅”、“周氏洋楼”、“南顺盛”、“皇封桥”和因集镇改造，被列入拆迁范围的晚清举人杨儒鸿的藏书楼“汲修书屋”等古民居、古建筑，因为他的呼吁相继得到了保护。
“社会要发展，文化要重视。尤其是传统文化，那是中国的瑰宝……”年己半百的徐荣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和谐文化，而文化，有无形文化和有形文化之分，无形文化是思想或非物质，有形文化就是物质，是造型艺术的结晶，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保住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也就等于保住了一段珍贵的历史和记忆……我们人人都要有但存方寸文化，留于子孙品读的一片心”。
多年来他在适当场合和媒体积极呼吁对文化遗产加强保护。《中国文物报》及家乡报刊先后刊登了《适量保护乡村老民居》、《不要再被无知所误》、《呼吁对古树名木加强保护》、《建议设置“四先贤”城雕》、《救救姚北古建筑》等文章和摄影作品，其中摄影报道《救救姚北古建筑》稿获得了2000年度全国县市报新闻摄影作品优秀奖。徐荣丰先后被评为宁波市“十佳文保员”、宁波市“优秀农村文化员”、并获得宁波市“文博系统先进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和浙江省“优秀业余文保员”等殊荣。
弃商从文投身普查
2007年8月，余姚市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正式启动，徐荣丰作为首批被招聘的社会力量接到了脱产投入野外普查的邀请，他欣然接受。
“弃商从文”意味着经济收入受影响，但面对利益得失，徐荣丰毅然选择了“文物普查员”一职。一直以“信念为重，利为轻”的他认为：这次普查是了解乡土文化、传承民族文化的好机会。
徐荣丰更认识到，这是在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和自己的文化含量，是在为保护余姚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贡献自己的力量。于是，他做通了妻子的思想工作，把两店（照相店、化妆品店）并成一店，推掉许多待遇丰厚的婚庆摄像业务，把生意全部托给老婆，自己则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文物普查工作中。
野外普查不但要有精力更要有体力。徐荣丰在《职工履历表》健康状况栏上轻松地填了二个字“正常”，其实则不然。他身上藏着0.8——3.0厘米的多颗结石，几年前还因肠梗阻讨救护车住院治疗，医嘱是：不能劳累。但他在普查工作中“工作为重”，认真对待，一丝不苟。
“宜宽不宜紧”是本次普查工作一再强调的原则，徐荣丰认为，余姚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丰厚是名邦古城的基础。尽管历代、历年文化遗产屡有毁建，但各镇各村还是有不同时代特征、不同特色的许多遗存。他感到搞好这项工作是历史的使命、时代的召唤，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
去年3月普查办为加大普查覆盖面，加快普查进程，一队分成三组开展拉网式普查。徐荣丰担任了第三组长，这更增加了他普查的主动性。如虎添翼的他更下溪潭、入丛林披荆斩棘开展普查工作。
今年4月，普查队将进驻他的家乡朗霞街道，徐荣丰又是该街道的文普联络员。朗霞街道是一个正在兴建的省级工业开发区，早在三年前市政协征集提案，有关同志征求他的意见，他拟就了《园区开发与文物保护》的提案，强调“地方文物是地方文化灵魂，着眼长远，走经济开发与文物保护协调发展的道路”。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在这次普查队进驻该街道前夕，徐荣丰积极配合街道党委、文化站，做到：办事处召开文普动员会；建立各村联络员队伍；开展普查工作培训；发放普查宣传资料；普查展板巡展；街道集镇、各村路口悬挂宣传横幅、落地喷绘广告。形成一个空前的文普宣传氛围，力求做到文物保护，家喻户晓，人人参与。同时，他还交出了自己多年来调查的村、片历史建筑分布情况，使各村联络员初查有目标，为普查队普查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普查一年多来，在“既抓进度又抓质量”的思路下，徐荣丰跑在前头从不叫苦，没有因生病而休息过一天。他随着普查队一起走遍了16个乡镇、街道近1500多个自然村，他翻山越岭，攀岩、爬树、上屋顶，在对数千幢（处）地面建筑、古遗址、墓葬和古窑址间，为普查拍下了宝贵的资料照片。
善于思考勤于发现
“20年一遇的普查决不能走过场”。所以徐荣丰无论在行车途中、在进村踏勘中都睁大眼睛左顾右盼，发扬了“登高不惧险，探细不厌烦、寻找不怕难”的精神。经他首次发现的有几十处之多，同事们说他有着鹰的眼光和“猎犬”的嗅觉。
第三次文物普查是一项延续工作，也是一项新工作。操作工具不但新老结合，普查队伍全新组织，许多同志没有工作经验。徐荣丰是该普查队的主摄影手，在余姚舜江楼历史街区和武胜门历史街区普查中，他为尽量拍下整个历史街区，寻找制高点，爬到十层搂以上的屋顶俯摄。他所拍摄的照片能多角度地反映文物的特点；他用镜头捕捉时代的潜在信息，真实、全面地反映文物的整体状况。
徐荣丰善于思考、善于学习，他常常与文保所叶树望、孙栋苗、谢向杰等专家一起探讨普查方法，摆脱“房产登记”式普查，在注重文物本体调查的同时，注重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提出以“信息找文物，找到文物挖内涵”的视角丰富普查内容，以“普查要多一只眼”的态度不轻易放弃“断墙残壁”，以抓住文物的“尾巴”。
由于徐荣丰历年对历史文物认识不断的积累，使他对文物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敏感，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从模糊的字迹里证实了明代的凉亭、田头地角的石碑获得了“翻身”、明代的石羊石虎找到了出处……他还从贴在墙上罩满尘土的“官报、捷报”中，翻开“施家”、“叶家”、“翁家”等多个家族过去辉煌的一页；从散失的石刻件中找到文物遗址，从地理环境迷局中找到古墓葬……。
徐荣丰是一个好学上进的人，他先后参加了余姚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余姚市民间艺术家协会、余姚市姚剧研究会等多个地方史学术团体，汲取养料，发挥作用。
在当地群众的支持帮助下、在队友们的配合下，“宋代御碑”、“狮子潭摩崖石刻”、“越王练兵台寨基坪”、“深山里书香门第”以及袁阁老墓的石刻件等等一一浮出水面。其中“越王练兵台寨基坪”、“百年学宫”和“明代名臣龚辉故居”等普查结果多次得到了市委书记王永康的肯定，王书记还为此作了批示。
徐荣丰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社会的发展，总是在其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时代变换到另一个时代，当中往往会忽视一些东西，包括许多回过头来看，其实是很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现在努力要做的一件事是，尽量不要放弃各个历史时代的东西，以此来延续社会文化发展的轨迹。”
“普查必先要了解历史”，徐荣丰如是说。他在普查中既当普查员，又当辅导员，去年底，普查队分配进来了两位外籍大学生，其中一位分到了他的组里，徐荣丰认识到，外籍大学生刚从大学出来，一是缺少社会实践经验，二是人生地不熟，普查要多角度了解、掌握当地的历史、人文等要素，普查中更重要的是采访，而采访对象大多是老年人，语言障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他一方面把自己收藏的10余本介绍余姚历史和现状的书籍送给她们阅读，一方面帮助她们做好翻译，一空下来还给她们讲些当地的方言典故，从而提高了普查的进度和效率。
“对祖先的文化心存敬畏”，这是徐荣丰对文化遗产保护坚定的信念。他既当普查员又做宣传员，在走村入户发好宣传资料的同时，积极配合宣传组的同事向报刊发表了《历史家园：守护，更需保养》，《官报，揭开叶家大屋的历史》，《历史建筑：发现，更需保护》以及《村镇建设应注重历史建筑的保护》等图片文章。提出了文化遗产保护应纳入村镇建设规划中，以提升村镇品位，有效保护“中国元素”。
徐荣丰的故事，平凡而动人，凭着他对文物普查坚定执着的信念，我们有理由相信：怀着一颗奉献之心的他，在文物普查和文化遗产保护这条道路上，会越走越好，文物和普查也将给徐荣丰的人生历程添上光彩的一笔。

掌柜发表于 2009-5-7 00:09:00

24．张巍
张巍，男，32岁，北京人。
在无任何外部资金投入的前提下，2000年11月1日，由张巍先生创办了“老北京网”，是一个带有公益性、文保性、学术性的老北京传统文化网站。
建站9年以来，老北京网创办人张巍以弘扬北京传统文化，宣传文物保护意识为办站的中心工作。坚持每天对网站的更新，从书籍、地图、网络等媒介，分门别类搜集整理了超过5000万字的文字资料和数十万张的图片资料，包括老北京的历史、地理、民俗、风物、建筑、艺术品等等，其中不乏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使老北京网逐渐成为一个老北京传统文化的资料库，成为北京传统文化门户网站。
2004年，老北京网论坛正式开通，吸引了众多对钟爱老北京传统文化的网友，来自不同地方的京味儿迷，在论坛中畅所欲言，交流信息，互通有无，感受老北京千百年文化沉淀的独特魅力。而如何将老北京文化和文化遗产，更好的传承与保护话题，很自然的成为网友中间讨论得最为激烈的话题。至今已吸引近20000名注册会员参与讨论。
2005年6月，随着大规模城市改造对城市历史文化遗存破坏的情况愈演愈烈，张巍组织召开了第三次网友见面会。会间，众多的民间文保人士齐聚一堂，对北京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拍记队以完整，客观，真实的纪录古都变迁过程为宗旨，利用业余时间，系统的拍摄北京城的胡同，寻访胡同里发生的故事。活动开展近四年来，从未间断。留下了近百万万余幅的图片资料，几乎囊括了北京所有的胡同影像。至今，很多照片已经成为了绝版记录。在拍记活动的带动下，一些北京史地民俗界的专家学者，也参加到活动当中来，沿途为大家讲解，为拍记活动的针对性，知识性，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活动的同时，使网友的历史文化知识，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增加了拍摄的效率。
拍记队利用网络平台，积极宣传文保意识，广泛传播传统文化知识。越来越多的网友参与到拍记活动当中来，其中包括一些外籍的朋友。呐喊终于引起了外界的关注。2005年底至今，北京各大媒体开始集中关注老北京网创办人张巍及老北京网拍记队。
包括《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CHINA DAILY》等几乎所有的北京主流纸媒体；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等电视媒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以及一些网络、杂志媒体，在半年的时间里，一直关注着老北京网以及老北京网拍记队的发展和动向。同时，BBC、NHK、华尔街日报、CNN等一些境外媒体，也纷纷把目光，对准了张巍，对准了老北京网，对准了北京的城市改造问题。一时间，北京城市发展与文化保护的矛盾，成为了社会最为热门的话题。
媒体的支持，给予了老北京网的文保事业，极大的动力和帮助。让老北京网创办人张巍所倡导的城市发展与文化保护平行发展的挂念，走进千家万户，让广大的市民理解了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除了利用网络平台，张巍还在2005、2006、2007、2008四年内，于北京近20所高校及一些社区中，举办了人文北京胡同2005、2006、2007、2008四届公益摄影作品巡回展，将老北京网拍记队所拍摄的一些摄影作品，制作成为展板，放到大学里展出。并在影展的同时，举办北京传统文化知识的讲座，对北京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未来北京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摄影展和文化讲座在大学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响，诱发起很多同学，对北京传统文化的向往。
在《文明北京胡同2005》公益摄影作品展中，张巍制作的一幅根据卫星遥感图和1937年北京旧城地图对比制作而成的《北京最后的老城区》一图。，为展览的结束语，引发了观展师生的思考。学校的相关社团，并为此展开研讨会。 2005年中国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 CHINA）陕西大会上。这幅地图，连同一封北京市第四中学地理小组同学们的呼吁信，一起被带到了会场上。
在张巍和网友们的呼吁和努力，媒体帮助，在引起了民间共鸣的同时，也得一些人大代表的支持，纷纷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的问题提案，在一定程度上，对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起到了客观上的作用。同时，在老北京网拍记队的影响和带动下，一些其他的网站，也纷纷投入到北京城市影像纪录的工程中来，扩充了文化保护的实力。
2007年，拍记对继续的奔波、呐喊，像保卫自己的亲人一样，用影像的方式挽救着北京文化的印记。在一个古老城市被现代化冲击得摇摇欲坠的现实中，在我们借2008年奥运之际展现民族风情、传播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这个保护民间文化古迹的群体所做的努力显得异常珍贵，也体现了现代公民依法保护文物、传承历史的公益心和法律心。张巍带领的团队被评选为2007年度CCTV十大法制人物。这个团队在2008年度又获得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杰出贡献奖。
在张巍带领的拍记队坚持记录活动的同时，网站的其他活动，也在张巍的倡导下红火的开展起来。论坛文史研究版，会定期组织网友，到北京的远郊及周边地区进行古村落的文史考察活动，活动深入山村乡镇，皇室陵寝，寻找历史遗迹，考察文物保护单位的保存状况。
2006年，随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张巍还倡导成立了一支由年轻曲艺演员为主的老北京网民俗曲艺队，并与联合一些曲艺界的朋友，成立了老北京网爱心联社，走访社区，进行免费的公益演出。以发扬和传承老北京民俗曲艺事业，填补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卫方面的空白。
在张巍建设老北京网的9年之间，与各个传统文化领域的专家以及学者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并与他们保持着长期的联系。各位老师也欣然成为了老北京网的文化顾问，保证了老北京网的学术性，以及文化信息的互通。作为网络媒体，老北京网也为老北京传统文化的爱好者，以及热心于文化保护的朋友们，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公众交流平台。也使更多不了解北京的朋友，能够更加方便和直接的链接北京千百年形成的历史文化。
2005年以来，老北京网与一些文化企业、媒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如纸老虎文化广场、佳能公司等文化市场的朋友，成为了老北京网的密切的合作伙伴。长时间以来，一直关注并支持着老北京网的成长。他们作为北京文化交流得一个重要窗口，多次与老北京网合作，与相关专业文化团体，在举办各种类型的文化讲座，以及影展活动等，深受群众的欢迎活动，将老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示在市民身边。
老北京网目前已成为民间最大的文化保护网站，对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张巍针对“传承”一词中的“承”也做了独辟蹊径的见解。提出要培养文化承载土壤的理念，只有存在土壤文化才能生根发芽，才能复苏。也正如同老北京网多年的工作一样，通过网站的文化介绍与互动参与培养了一大批文化爱好者，并通过其主办的众多文化活动感染了众多普通市民，让市民理解到他们是文化的看护者而不是所有者，为传承文化的土壤做好了充分的养料基础。通过网站互动的形式对80后年轻人重点培养，并在多方呼吁将本地传统文化教育纳入9年制义务教学大纲中。目前活跃在北京文化保护前台的年轻人均是老北京网注册网友。目前张巍和他的老北京网网友们目前正在构建一座规模最大的北京影象资料库，将要把搜集到的图片影象资料入库，为我们的后人正确认知北京传统文化和保护这座3000年的历史古城做积极的准备。

掌柜发表于 2009-5-7 00:09:00

25.邓芳团队  
背景提示：2008年6月12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成功追索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展”在北京历代帝王庙开幕，展览集中展示了近5年来中国成功追回流失文物的成果，195件曾辗转流浪于丹麦、日本、美国等国的珍贵文物重归故土一一亮相。
此次展览中，31件包括塑衣陶俑和黑色裸俑的汉阳陵陶俑格外引人注目，它们身上凝聚着15位华人华侨的拳拳爱国心。
 天若有情天亦老
——回顾31件西汉文物回归故里
作者：邓芳
欣闻我们集资购得并捐赠回国的31件西汉文物，于年前顺利抵达咸阳，并在2006年12月2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光彩亮相（5名“佼佼者”，14名“杰出者”，10名“优良者”分别荣获一级、二级和三级文物之称），接踵而至的国內外多家媒体都给予了充分报导和转载。我们难抑心中的喜悦与激动，骋思驰想这批见证中华民族沧桑历史的珍贵文物，行尽千山万水，万水千山，几经劫难与辛苦，终于得返家国，再见故土山河，重新安身于汉阳陵博物馆的新家。春节期间又与观众隆重见面，接受华夏子孙崇祖追远的礼拜，想象他们于尘封2100多年的记忆中搜寻过往的时光，亲眼细细辨认如许后辈，仍似曾相识？或记忆犹新？
回顾与这31件国宝之邂逅与相认，从怜其“失之交臂”到为其收之西域而喜悦，从引其为故里相知，到为之目痴神迷，以至相送时分难舍难分，不见“飞鸿”见长亭，我们犹如置身永恒的时光隧道，演绎出一则始于凄楚而终于圆满的故事。如今，只要忆起曾与之朝夕相处的可爱陶俑与秀巧编钟，我们不复喟叹光阴荏苒，岁月蹉跎，尽管在时光的沧海之中，我们永为一粟，我们却曾一苇航之——与他们同托身世，齐印历行；翻然悟出元是此身之际，他们不复间隔我们以百代之跨距，又万里之遥迢，尽管我们中多数从未屦沾咸阳尘土、渭水波滔，目睹原上荣生枯灭，而史书中的古道音尘，自是袅绕逶迤，由串串朴实庄重的编钟频频摇震我们的耳廓，藉个个纯良可爱陶俑踢踏的跫音，扬起我们脚下家国的尘土。无论境由心生，或是心随境造，唯有不舍之情，与挥之不去的牵挂，令我们感触甚深，终生难忘。
 （一）邂逅与相认
2006年初，我们从美国、英国、新西兰、泰国等地发现一些出售中国文物的网站，数量之多，文物价值之高，令我们惊愕不已。几个月来周密细致的调查和学习，加上长期对文史的兴趣与钻研，以及读书、旅行，多次参观中国和世界各大博物馆所获得的经验，我们初步断定此类祖国文物流失的事态堪属极其严重。这些文物，主要出自汉代帝王陵阙及其陪葬墓，包括气韵高古情态传神的塑衣陶俑，黑色裸俑，还有大量逼真可感的战马、猪、牛、羊，质朴秀美的蚕茧罐，钫壶等等。通过向卖主打听货源情况，得知它们先被走私到香港，一入香港，便得“自由”——自由地由来自欧美的文物商定购，而再次远离中原故土，流散于异地他乡。处于中兴阶段的中国，对香港的立法与执法，迫于国际政治的压力，未能有与大陆同等的严肃缜密，使得贪商激钻法律疏漏，造成祖国珍贵文物流失。目睹他们一张张清秀的面庞，自信又本分的神采，在荧屏上“无知”的或微笑或出神或灵犀忽动，浑然不觉周遭的险峻与日后的艰辛，“等候”几多不相识不相干的人来挑选，买卖，再买卖，再远走他乡的他乡……
我们随即查阅了国际文物法的状况，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纷纷签署了反走私盗窃文物的条文，闻名世界的拍卖行亦申明不接受有疑文物的拍卖。事实证明，2003年中国通过国际刑警及时阻止了苏富比（事先并不知赃物之事实）对六件走私黑色陶俑的拍卖，直至近期﹐六俑才得以平安返回祖国，国内媒体对此做过大量报道。正因为惯常渠道不再，文物商则借助网络进行销售，因无需支付拍卖行高额佣金，网名与网址亦可虚拟，利润与安全均有保障，可谓一举数得；卖主中不乏中国通，对中国文化既钻研又精通，著述者亦不在少数，所选所售多精品，令我们震惊而倍感羞愧和难过。
更令人颓丧的是，这些出自汉代帝王陵阙及其陪葬墓的珍贵文物，一俟流落异国，其史学价值随即激落，鲜少有心人能面对这些来自异邦的文物，发思古之幽情，怀想当年社会风貌，人事沧桑，政治兴衰等等。汉代帝王陵阙及其陪葬墓的文物，之堪称珍贵，在于其超出艺术鉴赏的史学价值，尽管在艺术成就上，中华先祖秉承可颃颉任何民族的天分和创造力，尤其，其传神而富于情思的低回无限之情韵，与质朴巧慧之精湛工技，更有胜筹之处。我们曾经在汉阳陵和咸阳博物馆目睹，略大于真实尺寸1/3的各类文物，诸如排排镇定从容的陶俑士兵，列列威凛俊逸的战马骑士，群群精壮膘肥的猪牛羊鸡，批批五色飘漪的盛酒的蚕茧罐等等，此番气势，展现着西汉初年尚武有志的男儿抗匈安邦的豪气，与文景之治时期社会安定的祥和瑞气；其艺术成就之高妙之处，教人舍其形于外的生动之态，而聚神思于其精神内涵，令生向往之情。再有，帝王陵阙及其陪葬墓文物的重要，更是因其在技艺方面拔萃鹤立的成就，领表当时国家文化艺术的最高水平，示范出社会的面貌和时代的姿态。
玄想感慨之余，我们仍然难弃半信半疑之虑，而陶俑编钟的天生丽质——古朴、温良、现实又充实的神态气韵，显示出我们熟悉的西汉时期雕塑作品中深沉雄浑，气势悠远与天地同寿的高古格调，我们终于作出真品的可能性居多的初步判断。我们明知这些文物非法走私之实，亦了解追回它们最直接的手段，即是由中国提供文物被盗的书面证据，联合国际刑警并通过法律程序，向这些文物的持有者没收索回。然而，文物被盗之前深居墓中，并无正式记录，由此，依照法律程序索回几无可能兑现。于是，我们想到民间筹款的有效方式，将至为重要的一部分尽快购得，而后捐赠回中国。与此同时，我们对这些文物的价值作出粗略估计，随后订购了部分神韵绝美品相上乘的精品：一套9枚的陶编钟，和两个彩塑着裙（应称为深衣）的陶俑。尽管编钟附带牛津大学实验室的热释光测试（专门测验陶器最后一次过火年代）报告，对其真伪的辨识我们丝毫不敢松懈。多少个黄昏至深夜，我们挑灯废寝，在放大镜下仔细查看，用少许清水泼拭以测试陶体的干湿度，以舌尖舔尝以感受其吸水性能的强弱，并与我们收藏的文物画册和网站上相关数据库中图片进行比较辨认，以判断文物是否经过人为的虚掩作假。我们曾在陶俑身上，用细小的镊子捡出二三毫米大小，极难察觉的一片衣服碎片，通过放大倍数为20的放大镜观察比较陶俑眉毛和眼珠的颜色与身体肤色及表面剥落情形的关系，判断是否存在后加彩的状况……
近一个月的独立摸索探寻，竭尽了我们有限的知识和破解了当时所有想到的疑问，于是决定向文物界专家求取更专业的咨询和鉴定。如前所述﹐我们曾参观过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的汉阳陵博物馆，了解它作为中国收藏西汉帝王陵墓及其陪葬墓文物最为丰富﹐设备条件尤其优良的博物馆之事实。为此我们特意寻访汉阳陵博物馆网站，将意图和文物图片电邮至其信箱，同时获得博物馆的电话号码。几经辗转，终于找到副馆长王宝平先生。我们十分感佩王宝平先生的诚恳态度、责任精神和办事效率，在阅览我们发送的图片之后，立即告知他的初步判断：应为真品。并主动与上级单位陕西省文物局沟通，并敦促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随后我们又得到陕西省文物局公安处刘拥政先生的指教，明确了捐赠文物启动回国的程序，即是：寄至北京国家文物局，经过报关和免税手续，等候专家鉴定团进行鉴定，一俟鉴定通过，根据捐赠者的意愿，将文物移交接收单位（汉阳陵博物馆）作永久保存。31件文物在北京接受鉴定期间，我们得到鉴定处张学武先生的理解，他鼓励我们“不用担心，即使鉴定没有通过也没关系，你们此番行为本身就应该得到表彰和大家的效仿……”我们尤感宽慰。
（二）失之交臂，收之西域
接下来三个月，我们陆续解囊购买其他陶俑之余，全心撰写一篇题为“天若有情天亦老”的捐赠倡议书，向国内外多年交好的同学朋友介绍这批文物的始末和将其捐赠回国的意愿，恳请大家达成共识：尽匹夫之责，送国宝回家。那些个夜晚，周遭寂静，唯我们擎豆灯于深更，匍匐书桌，敷衍笔墨，犹如行前整装，启前鸣号，我们将意愿与决断付与严肃慎重的宣言。时时放飞的思绪，时时撩起我们对陶俑身世的怀想和感慨，想象着他们历2100多年的一场大梦，醒来之际，非但不及端瞻熟悉的皇天后土，而是屈辱被贩，迫走他乡异国。此中滋味，差与长吉（李贺）的七言古风“金铜仙人辞汉歌”堪比：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此诗描写的是金铜仙人迁出汉宫时对故都的不舍，对汉武帝的感念。金铜仙人，原是汉武帝于咸阳建章宫所造神明台上的雕塑，其手托巨盘，承接空中露水，期汉武帝饮此仙露而得长生。金铜仙人于景初元年（公元237年）为魏明帝曹睿（曹操之孙）搬拆，运往千里之外的洛阳，离去途中，金铜仙人亲眼目睹茂陵秋风（茂陵为汉武帝陵），汉宫颓废，人生易逝，满目凄凉。“酸”字出奇而厚重，依恋故国之情，远离故国之悲，恨别伤离之苦，尽都包含其中。
吟至“天若有情天亦老”，我们再也难以释怀。昔时金铜仙人辞汉教有情唐人悲情难抑，今天黄土陶俑流落天涯，令我唐人之后叹情何以堪。昔日金铜仙人的凄苦，不正是今天黄土陶俑正数倍经历着的吗？想象他们被迫飘洋过海，纵是再三回头，也只闻得咸阳已远音尘绝，音尘绝处，陵阙已空，魂去无归兮，精神何托！西风残照又如何！空去汉家陵阙，李太白的诗还有甚意义？中华文化的根当置生何方？
庆幸老天终有情。高谊在，兰不衰——对朋友我们充满信心。我们笃信大家定会鼎力相助，实现文物回家之良愿。每每想到其隆情高谊，我们玄感温暖和信心，在倡议书中不禁慨然抒发：“各位向有思想，有见识，有理想，有追求，平日关心政治，关怀中国，在各自的领域卓有建树……这个捐赠活动既是我们对朋友的倚重，本身亦是对各位的考验。我们自视读书识礼之人，平民的物质生活，贵族的精神風范，当是我们的共识。对文物的珍惜与爱好，自古就是品格士人之天性与风范，远有魏晋名士，宋明學人；到天一阁的范氏，近代徐悲鸿先生等等﹐其保护祖国文物之作为，更为后人铸下模范之功。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人，更应将‘修齐治平’的理想付诸行动，实践明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不期倡议书及所附文物照片发送各位不到十分钟，老同学王雷先生以及时雨般的热情回应：“珍贵文物，绝好行动。请告家庭地址，我即刻将支票寄你们。”他向来单纯而理想，是非分明，而情义含糊，我们忍俊不禁又甚感欣慰。
更有王纲先生，他对中国的热爱为我们一向深知，无论听闻中国发生水灾，还是“非典”流行，他都慷慨捐款赈灾解难。这次他很快电话告知我们，立刻加入捐赠者的行列，并自告奋勇提出寻求法律咨询，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物流失走私等问题。
随后北京的老同学万红女士更慷慨表示，赞同并支持我们的倡议，深以加入到捐赠者行列为荣，她深情写道：“魂兮快快归来，愿同此心。”想到我们多年的交往，无论读书还是旅行，那一份默契大概正缘于“同心”。
同心者来，同力者至。同事加朋友施茜女士和她的先生薛小林先生，不仅仗义大方，更了解文物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意义，他们不仅持有高见，更谨慎多思，明确敦促我们一定将真伪鉴定工作做好，绝不可出错。他们给予我们做事须做成的紧张感和力度，稍予我们压力又激予我们动力，我们十分感念这二位和气的“力友”。
尤令我们难忘的是黄翔华女士和她的先生吴宗钧先生。他们来自台湾，是我们结识不久的忘年之交。二位长辈身上蕴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儒者的气质，不仅史书画修养俱全，而且游历丰饶，并多次访问中国大陆，对祖国向有情意；在我们晚辈眼中更是慈爱的长者。二位长辈看完我们的倡议书，很快打来热情的电话，盛赞这一活动，表示愿意支持，共襄义举。待陶俑到来之后，他们更冒着暑热赶来面晤，聚神专心的看了又看，夸了再夸，如同面对亲友，那一份真性情，令人铭心难忘。
我们一面兴致盎然的收聚来自四方的支票，一面千呼万唤每一位英雄朋友于心底。与此同时，可爱陶俑亦在不知不觉中齿序而来，鱼贯而至。我们自不敢怠慢，将他们一一排成队列。编钟开路，古礼领先；女孩立前，男孩站后，新派气象。终于能够面对面端详他们，神情恬静的不输神采高昂的，神情腼腆的亦不输神态潇洒的，塌鼻子的更不输单眼皮的……他们神情各异，我们却无法比出个差异来，只因他们秉承一共同的特质：纯正。纯者，乃血脉传承之一致；正者，即温良灵秀而志高勇壮的面目气质。我们知道，那正是华夏儿女的标志。
无论端详多少次，我们仍十分好奇他们的断臂，明知因为年代久远，原本木制的手臂朽化成土，早已各随其命，乘运而去；可是，可爱陶俑赫然出现面前时，我们照旧“视而不见”，握手和拥抱的冲动兼而有之。那一瞬间，为其生出“失之交臂”的惋惜和遗憾。而退后一步再端详，却发现断臂陶俑自是十分耐看，尽将观赏的目光引至他们丰富的面部，其上饱满的精神同含蓄的气质因失去完体夺美而益发专美，我们不愿以西方大卫和维纳斯与之相媲，却激赏这断臂残身造就的豪迈威壮的阵列和气势，为其此等化腐朽为神奇的绝妙啧啧不休﹐亦为我们“收之西域”的幸运沾沾不尽。
其绝妙之极，乃是他们在我们眼中分明是生动鲜活的人，有着性格的人，有着经验的人生。2100多年的光阴，如以人生来量裁，差与地老天荒比肩，如以想象来驰骋，可与海阔天空同侪。他们行若精灵，骤然出现眼前，将渺远无期之光阴顷刻间摇变成可触摸可感受的经验了。
多少回，无论远望或近瞧，他们中的健者似乎就要唇启口动，发出声响，吐出言语，我们即刻凝神屏气，静候佳音。到底是哪一位呢？我们煞费心思。是留着大分头的“炊事老兵”？或是文秀知性的“政委”？还是圆眸毕睁机灵的“小号兵”？“文书”只管作低眉菩萨笑而不答；后边男生捣鬼，前排腼腆女孩“视而不见”心自闲。我们与他们打哑谜，玩猫藏，乐趣融陶，记忆如刻。
 
（三）不见飞鸿见长亭
31位陶俑编钟到齐之前，我们早已将送归的情境演绎了数遍，以至对如何分组，如何结伴，如何互相照应，穿多厚的棉袄以抗路途艰辛与不测等等包装的细节都一一计划而了然于心。我们多次为他们就要回家感到雀跃兴奋，内心虽不舍，表面却潇洒轻松。回想捐赠倡议书里的真诚祝愿：“……让陶俑回家不是‘诗经’古人面对浩渺烟波恨不能‘一苇航之’的梦想，而是送他们登上波音747，以比梦想还快的速度回家。”
可是飞鸿在即，我们眼中却只有长亭。他们临行前的多少个日夜，我们频频跑去看望，告别的话语一说再说，心中折尽了灞陵柳，眼中仍是送不完的长短亭。那段日子，我们居然做到天天准时起床，深感疑惑：莫不是编钟计漏，号兵司晨，驱睡虫走他乡？不及洗漱，急忙奔去探看，不仅问早，还要叮嘱，等我们下班见。下班回家，一进家门，不待备饭进餐，急急前去探班寒喧。夏季天长日久，夕阳在西窗拄着拐杖，踱着蜗牛步，镀他们面容以一层深过一层的金铜重彩，沉寂的情绪似在其眉宇间流连。想来，他们一定是乡心怂动，忆起熟悉的咸阳残照，汉陵余辉。那些时刻，我们默然陪坐，感同身受。
终于哑谜揭底，猫藏谢幕——元是故土之亲，家国之情。
6月15日，终于送他们登上飞鸿，翔往华夏神州。
 
（四）元是此身
设身处地作陶俑编钟想，他们欢欢喜喜把家回，而我们回家却人去搂空，偌大空屋竟无法盛受我们的怅念，那一刻，我们祈祷化成灵犀相随而去，如同曾多次祈祷化几十日天天面晤的时光于永恒的愿望一般真实。无奈之际，是曹雪芹的石头（《石头记》）安抚着我们的心。有感曹公的石头灵悟兼备，推想水土塑身的陶俑编钟又怎缺少交融的情感呢？想必他们当会感怀这次西游，感念我们的多情。玄想及此，忧思稍释。玄想及此，终于明白唐人为何尤擅拟汉，今人何以偏爱摹唐，正是李义山（李商隐）的愁情怅结从中摩挲：
洞庭波冷晓侵云，
日日征帆送远人。
几度木兰舟上望，
不知元是此花身。
《咏木兰花》
义山在淼淼的洞庭，在屈大夫涟涟的湘水上，在楚辞的木兰舟中，张望充满历史意象的木兰花；他痴情的迷离，迷离于神话和历史的长河，他痴惘的疑惑前身就是此刻让他痴迷的木兰花。鸿蒙在义山的愁怅中开启，我们终于冥冥心动——再无须义山的迷惑，亦不必回溯历史的风云，我们只要——面对那些陶俑的身姿，再低头看看自己的身形，还会有疑虑吗？我们不正是一把黄土塑成的吗？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千千万万的陶俑，前身即此身，此身乃前身。更有同一颗从没有变过的心，那颗可鉴不变日月的中国心……
终于，我们释然得渡——可爱陶俑自后土生出，玄即坠落尘寰，从中华历史和精神之形而上的层面，降临这尘俗的形而下的世界而历尽艰难, 却充当升华我们一身俗胎的使者，化身引渡我华夏后辈的苇舟，我们藉他们纤纤一苇，寻得我们的身世——元是此身，航到我们的家园——那里有知恩感念先人的古老而高贵的礼数，有对我们自何处来的源泉之思，对我们所历悲歡歲月的孜孜记载和代代相传之珍藏，那里承载着华夏的精髓与盛彩。这其中的催化剂，莫不是一个“情”字了得！热情，激情，痴情，至情，藉居陶俑的身躯与意象，接通我们身世的源头，揭开我们身上华夏的胎记，连贯一种精神，使之不朽，与天地同寿。
元是此身，唯有此身。
 
（五）群英谱
情系中华，正是我们和陶俑编钟善结良缘之纽带，钟灵毓秀的陶俑编钟，恰为我们充当高情老天垂怜中华之媒介。这31件陶俑和编钟不是什物，确是中华精神的载体，由此，他们此番辛苦经历当为我们永远铭记，并从中吸取所蕴含的警训：珍惜历史，尊重传统，爱护文物。因为历史和传统是我们的前身，是我们的名字，是我们存在的座标，是指示我们来去的线路，是导航我们的明灯；而文物正是明镜，从中看到我们过去的容颜，此刻的头脑，永恒的灵魂。爱惜祖国文物，是华夏后辈人人的责任，任何愚昧无知都不是理由和借口；唯有自律与自责，扬义举罚罪错，礼法并施，将自觉保护文物付诸行动，才能让西方文物走私商卸下“保护世界遗产”的堂皇冠冕，中国人才能以负责担当的主人姿态赢得世界的尊重。
这次文物回归正是对以上理念的实践。我们中大多数旅居海外，深感个人言行对中国形象的树立不仅具有钧锤之巨力，假以时日，更得水滴穿石之不磨之功。我们当以改变中国人温良忍让的“传统”形象为己任，展现我们“传统”的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的大国格局。
参加此次捐赠活动的15位中国人及团体正是将此人生理念付诸行动，下面列出他们简短的背景履历以管窥其冰山一角，旨在彰扬他们楷模世人的义举。名单如下：
万红女士，1988年毕业于湖南长沙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图像处理专业。现居北京，从事金融投资方面工作。
王超敏先生，1988年毕业于湖南长沙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图像处理专业。现居北京，从事投资咨询方面工作。
施茜女士，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系，随后留学美国，获得密西根大学电机系硕士学位，先后任职于底特律通用汽车和德尔福汽车系统公司，现派驻上海德尔福公司。
黄翔华女士，1963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财会专业，后留学美国，获得芝加哥大学财会硕士学位，曾任职于底特律福特汽车公司，现退休，居底特律安娜堡城。
王纲先生，1983年毕业于四川华西医科大学，后留学美国，获得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在纽约州雪城行医。
黄岚女士，1996年毕业于江苏苏州工艺美术学院，后留学美国，获得东密西根大学财会专业硕士，现居印第安纳州，从事财会工作。
邓清女士，1990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后留学芬兰，获得生物学硕士学位，随后赴美，获得康乃尔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居新泽西州，任职于制药公司金融部门。
王雷先生，1988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数理专业，后留学美国，于1994年获得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材料专业博士学位，2001年获得麻省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碩士学位，现居波斯顿，从事科技咨询等工作。
李涛女士，1988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通讯专业，后移民加拿大温哥华，现从事工业贸易工作。
刘苹女士，198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后留学英国，于1994年获得英国威尔士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博士学位，现居加拿大渥太华，任职于北方电讯公司（Nortel）。
陈勇先生，198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后留学美国，于1999年获得密西根韦恩州立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现居底特律，任职于福特汽车公司。
蔡明奇先生，198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后留学美国，于1996年获得纽约州宾汉顿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现居新泽西州，从事计算机方面工作。
邓芳女士，198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后留学美国，于1994年获得纽约州克拉克森大学电机系博士学位，先后任职于底特律通用汽车公司和德尔福汽车系统公司，现居底特律，从事汽车行业方面工作。
范世兴先生，1986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动机专业，后留学美国，于1994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机械系博士学位，现居底特律，任职于福特汽车公司。
另有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同窗，正值创业中的中国企业家及其公司，对本次捐赠活动大力相助，却甘当无名英雄，在此我们向他们的高行美德深表敬意，对他们的慷慨奉献由衷感谢。

掌柜发表于 2009-5-6 23:57:00

2．陈启宗
 以文物保护见证国家繁荣与民族兴盛
陈启宗，男，59岁，祖籍广东，香港恒隆集团主席，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创办人兼会长。
1923年6月27日夜，紫禁城建福宫花园内的敬胜斋突然起火，大火延续了十个小时，将花园内的全部建筑化为废墟，相邻的中正殿也受池鱼之殃，基本被烧毁。这场灾难性的大火其后一直被视为神秘，因为起火原因无法确证，有说是建筑内佛堂燃点的蜡烛所致，有说是因为电线漏电，另有一说法，认为是宫内太监从尘封的建福宫花园中盗取了大量珍宝，因末代皇帝溥仪下令清点建福宫内珍藏，太监们惧怕因此获罪，为消灭证据而将花园内建筑付之一炬。不论这场大火的原因是什么，直接的后果是，这场火灾使曾经华美的建福宫花园和中正殿此后以废墟的面貌存在了七十多年。
2005年，由香港文物保护基金会捐资的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竣工，崭新的花园建筑群取代了从前的荒芜。2006年，该基金会继续捐资，开始复建与建福宫花园毁于同一场大火的中正殿，有关工程即将于2010年初全部完工。故宫的全部建筑群不仅因此而得以重现完整，在有关复建的过程中，在故宫建筑物的设计与工程实施方面，也留下了可供历史参考的翔实记录，为故宫的建筑与文物保护写下了新的篇章。回首这一历史性的重建工程，话题无论如何离不开香港恒隆集团主席陈启宗先生。
陈启宗先生是香港恒隆集团及其附属公司恒隆地产有限公司(均为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为香港知名的企业家。相比陈先生领导的集团在中国内地商业领域的作为，也许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创立的晨兴集团在内地慈善事业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积极投入。主要项目包括：1997年与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教授共同发起，晨兴与中国科学院共同出资，在中科院内成立晨兴数学中心，兴建晨兴数学楼；独资设立晨兴数学奖，每三年一次颁予45岁以下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华裔数学家；自1995年起，持续向北京及上海五所重点大学捐赠超过4000个晨兴助学金，协助学业优秀但家境困难的大学生；1997年成立“晨兴音乐桥”，让一批18岁以下极富天分的中国年轻音乐家每年暑假到加拿大与国际级音乐大师学习和交流。
而捐资重建故宫建福宫花园和中正殿，则是陈启宗先生在内地公益和文化领域诸多投入的又一个重要项目。
陈启宗与故宫的结缘，一方面具有偶然性，另一方面，也因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情结而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尽管他曾在美国持续学习、工作和生活多年，可以说完全适应和融入了西方社会和文化中，但当他因家族事业的需要回到香港后，还是感觉回到了中国文化的根里。上世纪90年代初对中国大陆作了深入考察后，他除了作出商业上在内地大举发展的决定，同时也有心在教育、文化等方面作出公益与慈善的投入。1994年，有朋友得知故宫内不少古建筑精美却年久失修，向陈先生提出，希望他出面赞助故宫的修复。同年，陈先生跟随时任中国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副主任的王立梅女士参观了故宫一系列古建筑，对故宫内的古建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随后，他即开始为资助故宫的修复而着手筹备一个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China Heritage Fund)，并开始为此募集资金。1997年，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正式成立。复建故宫建福宫花园的项目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后，1999年5月24日，经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审批，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有关方面在故宫博物院举行了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的协议签字仪式。陈先生后来在解释之所以选择重建建福宫花园作为第一个投入项目时，这样解释道：“文物的破坏是一个国家衰败的明证，而修复是繁荣的确证。”“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人在进步，国力不断增强，不再是受气挨打的时候了。”
由陈先生筹备成立的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宗旨是，引入国际先进的方法和经验，带动国内文物保护的理念，以保护和修复中国各地区富有历史价值的文化古迹为己任。由此可见，自基金会成立之初，陈先生希望为之的就不只是对有关文物保护项目作简单的资金投入，而同时还有着提升国内文物保护理念以及技术和管理水准的更大的承担。
为了筹集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所需款项，陈先生利用自己在美国多年营建的社会关系，于纽约设立了“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之友”，获得了来自美国国际集团（AIG）史带基金会(The Starr Foundation)和冠群电脑公司王嘉廉基金会(Charles B Wang Foundation)捐赠的部分资金。尽管如此，迄今为止重建建福宫花园以及中正殿的款项，大部分都是由陈启宗家族及其有关的公司承担的。
而为了实践基金会的宗旨，陈先生总是强调“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自2000年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开始以来，他一直让自己信任的私人助理丘筱铭女士常驻故宫，负责整个工程的监督管理。从施工合同的制定、建筑设计到工程用料的选用，都坚持要求按照国际标准。为此，基金会请国际测量师行利比有限公司起草有关施工合同，并由利比公司担任所有有关工程的工料测量师，以保证用料和工程的高素质。故宫的20多名古建设计者和80多位古建修缮人员参与了建福宫花园的复建。工程所用原料，都是由故宫与基金会共同组织的考察小组，赴东北、苏州、山东、北京房山等地，尽可能选择与原建筑物所用一致的材料，以保证含水率合格的大径级木材和琉璃瓦件等的质量。基金会又专程请来参与修复柬埔寨吴哥窟的石头修复专家John Sanday，指导内地工人修复古旧石头的先进技术。有鉴于原建福宫花园像中国许多古建筑一样并没有留下完整、系统、翔实的建筑资料，基金会尤其重视对复建工程的详细记录，用文字、照片、录像记录下工程中每项工艺的做法和步骤，积累了大量的工程资料。国际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主席Michael Petzet曾于2007年5月应邀参观复建的建福宫花园，他赞赏地认为，建福宫花园的复建过程中，“谨慎地保护了原址，保留了现存的历史结构，尽可能采用了18世纪中国的传统工艺和传统物料”，“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清楚地认识到，把古建现场营造为一个中国传统建筑的展示，有关的诠释能让参观者领略完整的文物保护过程。”
建福宫花园占地5000平方米，原为紫禁城第二大花园。中正殿规模较前者要小，但却是清代宫廷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区，是紫禁城内唯一独立的全部由佛教建筑组成的重要建筑群。从废墟上重建这样两个故宫内建筑群，而且其设计、物料的选用和施工质量等各方面，都一以贯之地坚持按照国际标准，可以想象花费一定不菲，作为资金主要来源的陈启宗家族无疑作了很大的投入。但基金会在故宫投入15年，陈启宗先生几乎不谈钱的问题，也不对外披露捐资的数目。
陈先生本人还对有关项目作出了许多精力和情感上的投入，经常了解和关心工程中的设计与技术问题，并亲自对包括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夫妇在内多批到访参观的中外友人加以介绍，对古建的历史和重建工程津津乐道，也因此起到了让不少中外人士对故宫和中国古建筑产生更大兴趣的作用。
故宫建福宫花园和中正殿的重建，无疑将成为陈启宗先生用自己的财富和心血为确证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和复兴而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掌柜发表于 2009-5-6 23:57:00

3．董士军
 董士军，男，现年40岁，山东省沂南县人，原是沂南县大丰粮油食品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2007年12月下岗。从1994年开始致力于沂蒙解放区红色革命文物的收集保护和研究，至今仍在继续这项事业。
董士军：红色收藏之恋
浸染着鲜血的勋章、马鞍、战刀、军壶，承载战尘的战旗、报刊、信件、课本，当年乡亲们支前的推车、担架、布鞋、纺车……琳琅满目。春节期间，在沂蒙山深处的沂南县，平民董士军举办的“红色文物展”，吸引来成千上万的瞻仰者。董士军对记者说：“这些珍贵的藏品，都是会说话的宝贝，每一件都讲述着一段历史，隐含着一个故事，从中可以触摸到红色的精魂。”
出生在沂蒙山腹地的董士军，从小就对“红色”情有独钟：在“红嫂”的膝下聆听经典故事，登上孟良崮感受先辈的期待，在《沂蒙山小调》诞生地触摸红色的激情……他发现，有很多革命文物散落在乡亲们当中。随着时光的流逝和革命老人的相继过世，抢救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迫在眉睫。从1994年开始，董士军把所有的时间精力放在收藏革命文物上。寻访老革命、老功臣、支前模范，收集革命文物，董士军的足迹踏遍了蒙山沂水。多年来，他不吸烟不喝酒，一件十几元的衬衣都要穿上三年。但每当发现一件红色文物时，他都会慷慨解囊，视若珍宝。十几年如一日，他行程2万多公里，倾尽自己的积蓄，收集整理出红色藏品1.5万余件。
每带回一件藏品，董士军都先进行一番研究，给藏品“作传立说”。到目前为止，董士军已写下20多万字的手稿。对每一件藏品，他都能准确地说出它的“身份”以及它所代表的意义。他已撰写50多篇党史、文化类的文章，有的在多家报刊上发表，并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因为对红色文物的痴迷，董士军生发出用红色文物教育下一代的构想。2008年12月1日，他为当地小学生免费举办了“触摸历史，感受巨变”的红色文物展，让孩子们零距离接触历史，感受先辈们为创建新中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世界，坚定“跟着共产党”的信念。像这样的展览，董士军每年都要办十余次，他深入到学校、工厂，举办展览，为群众义务进行“红色”教育，受教育群众达6万多人次。
（《光明日报》，记者邢兆远、通讯员薛杰，2009-2-17）
 
铭记光辉岁月收藏万余件革命文物
39平方米的居室里藏着一万多件革命文物，摞在一起6米多高的文字材料，是董士军的革命文物收藏给人的最初印象。他说：“革命文物的价值所在，就是凝结了革命者的精神，收藏的目的从浅层次讲是怕文物流失，更重要的是要让这种精神能流传下去。”
今年39岁的董士军是沂南县大丰粮油食品公司的一名普通工人。从1994年开始，董士军几乎走遍了沂蒙山区的山山水水，搜寻革命文物。2002年秋，董士军得了严重的胃病，听说费县竹园镇有位老中医，就带了200元去看病。结果到了村里，和村民闲聊，了解到有位老人家里藏着两张抗战时期的《大众日报》，他顾不上胃疼，跑到老人家中用看病的200元钱将报纸买了下来。2003年，听说莒南的一位古董商手里有革命文物，董士军几经周折找到他。但是那位古董商没有什么革命文物，答应帮他联系。在这位古董商的帮助下，董士军找到了梦寐以求的两件宝贝：射击奖状和学功奖状。
在董士军只有39平方米的家里，从床上到地上，从卧室到客厅再到储藏室，到处堆满了藏品。客厅一面墙上挂满了毛泽东等伟人的宣传画，另一面墙上镶着300多枚毛主席像章，连冰箱也成了存放文物的地方。董士军收藏的文物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来的各种书报刊、信件、邮票、勋章、票证和解放区的课本。其中，让董士军最得意的藏品是一套五卷本《毛泽东选集》（1947年大连大众书店发行）。
为了收藏革命文物，董士军这些年花了10多万，背上了3万多元的债。董士军夫妻两人的工资加起来每月不足500元。2006年冬天，有两位北京的老板找到董士军，表示愿意以20万元的价格收购他所有的文物，但董士军一口拒绝了。
现在，董士军经常带着这些文物资料到学校、工厂举办展览，对群众义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受教育群众达6万多人次。董士军最大的梦想就是建立一个固定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再到全省、全国展出，让所有的人都能了解到沂蒙老区的光辉岁月。
（《大众日报》，记者杜辉升、通讯员薛杰、李顺利，2007-11-1）

掌柜发表于 2009-5-6 23:58:00

4．高大伦
 高大伦，男，51岁，四川高县人，现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荣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奖（1993年）、全国高校首届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97年）、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奖（1999年）等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
高大伦曾长期担任四川大学教授，在简牍学、古蜀文明、古玉器等领域均深有研究。作为田野考古领队，主持过南方丝绸之路中日合作考古调查、四川康巴地区民族考古等多次影响重大的考古活动，而由其领导的越南永富省青铜遗址考古发掘，则是我国地方考古部门第一次走出国门独力进行的考古发掘，被有关专家称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002年，高大伦转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在其领导下，几年来，该院在配合基本建设项目考古发掘、古建筑保护研究、美术考古、走出国门考古等方面的实绩和贡献均十分突出。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过后，高大伦迅速带领文博专家投入到抗震救灾、支援重灾区文博机构和灾后文物调查及保护等工作中，还承担起了地震遗址遗迹保护选址、地震遗址博物馆建设规划、地震文物征集等繁重的工作任务。
5月13日，在高大伦的领导下，四川考古院全力投入了抗震救灾。尽管该院本身也是受灾单位，成都本部业务楼、广汉三星堆工作站均严重受损，但在坚守岗位、积极自救的同时，仍及时与重灾区各文博机构取得了联系，慰问灾情，询问要求。
14日，高大伦带队把在蓉职工捐献的万余元物品送到了都江堰、德阳、绵阳、安县、江油等地文博机构同行的手中。在慰问的同时，作为文博专家，高大伦十分关注灾区文物受损情况。当得知各地均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心情十分沉重，当即会同院内专家展开调查工作，并于5月16日根据初步调查结果，发布了四川省文博业《5·12震灾简报》，引起了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等上级部门的关注。
 此后，高大伦频繁往来于成都和重灾市县之间，除帮助当地文博机构抗震救灾外，还着手进行灾后文物保护、古建构件和资料抢救等工作，并督促四川考古院图书信息中心加紧灾区文物资料的整理工作，以备灾后恢复重建之需。
5月29日，四川省成立了“5·12地震遗址、遗迹保护前期选址及地震博物馆规划”专家组，高大伦和省地震局彭晋川研究员任组长；同时责成四川考古院统筹负责地震文物征集，高大伦任地震文物征集指导专家组组长。
 此时，汶川等地地质状况仍不稳定，余震危胁始终存在，自然、地理、气候方面变化也非常大，暴雨、泥石流、塌方不断，加之各地恢复重建在即，若不及时进行有效清理、发掘和保护，很多遗迹、见证物将就此湮没。为了在第一时间把地震见证物抢救出来，全面展开遗址、遗迹保护选址工作，高大伦带领专家组迅速展开了行动。
遗址、遗迹保护选址任务最为紧迫，上级要求务必在两周之内完成目标。5·12地震波及范围四川境内有10多万平方公里，地震部门记录的遗址、遗迹有数十处，一一进行勘察，再遴选出最具典型意义的加以保护，短时间内难度非常大。
但是，高大伦等专家甘冒危险、马不停蹄，最终于6月10日提前完成任务，正式提交了《5·12汶川地震遗址、遗迹保护前期选址建议书》。据此，中国地震局、国家文物局以及四川省政府作出决定，将对专家们综合遴选出来的北川县城、汶川映秀镇、绵竹东汽汉旺厂区和都江堰虹口深溪沟等4处遗址进行重点保护。
文物不可再生。遗址、遗迹保护选址迅速铺展开来的同时，地震文物征集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
5月29日下午，刚刚获得授权，高大伦便带领专家匆匆赶往重灾市县之一的都江堰市，开始了现场采集工作。
第二天下午，高大伦赶回成都，会合院内其他同志商定了细致的工作计划，又对工作人员连夜赶制的文物征集大纲进行了修改完善。以此大纲为蓝本，四川考古院于5月31日向国内外发布了《5·12汶川大地震文物资料征集公告》。
当时最紧要的还是重灾区现场采集工作。几个月时间，高大伦几乎走遍了各重灾市县，四上青川，五入汶川，八进北川，十多次深入什邡和绵竹……为争取时间，高大伦将人员分成几个文物征集分队，同时出击，不分工作、休息日，常常清晨7点出发，深夜12点才回到成都，重灾区零售场所基本停止，饿了大家就在路边吃点带的干粮。
在重灾区工作，危险无刻不在。所到之处大多属于地质状况最复杂的区域，高大伦及同行的专家们必须长时间停留、工作。地震文物征集，同样可能遭遇危险，为采集有价值的见证物，专家们必须深入危楼和搜救人员留有警示标志的废墟，高大伦总是第一个往里面冲，许多重要资料都是这样取得的，例如各类机构留下来的档案资料、遇难者遗物等等。当时，成都市民都还在户外的帐篷里面过夜，不敢进入楼房，专家们却已经踏访遍了红白、洛水、木鱼、映秀、龙居等极重灾区摇摇欲坠、濒临倒塌的校舍和民居。每当高大伦冲进危楼时，他还一再勒令年轻的同志不许跟进，女同志更是被坚决地留在了外面……
 最常见的还是余震。多少次遭遇余震，无法计数，有时候一天连遇数次余震，加上太累了，高大伦常常察觉不出来——现场勘察地震遗址，清理发掘见证物，都属于高强度的劳动，加上时间紧迫，行动必须要快，体力消耗更大，完后，往往一上车他就睡着了。
震后自然、地理、气候异变带来的危胁也非常大。重灾区大多在山区，山高路危，时而骄阳似火，时而暴雨如注，时而塌方不断，有的地段虽经抢修勉强通车，但路面是倾斜的，有的地段说不准什么时候突然就出现一堆障碍物，如滚落的山石、倾倒的树木等。按当时的记录，有一次，高大伦赴汶川等地征集文物，原本来回200多公里的车程，因绕路增加到1300多公里，驱车时间30多小时，途遇5次山体滑坡、3次4级以上余震……
6月下旬，地震遗址、遗迹保护选址工作已经结束，重灾区文物征集也取得较大成绩，正当大家以为可以稍稍缓口气时，上级又下达了“地震遗址博物馆规划建设方案”的编制任务，要求拿出高质量的设计文本，时间只有半个月。
没有一丝犹豫，高大伦马上抽调最为精干的业务力量，会同地震等方面专家又开始了高度紧张的工作。
7月10日，以高大伦、彭晋川为专家组组长主持的《5·12汶川地震遗址、遗迹保护及地震博物馆规划建设方案》编制完成，7月11日经四川省政府组织专家审查、论证后报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9月，中国地震局、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召开审查会，原则通过《方案》，与会专家一致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方案》“考虑了典型性、代表性、民族性、科学价值和纪念意义，选址基本合理，功能设计适当；充分考虑了科学研究、科普教育和缅怀纪念等方面的价值，思路清晰、内容丰富，措施具体……”
至7月底，重灾区现场采集文物取得阶段性成果，面向省外、面向世界展开征集便成了高大伦的工作重心。
 从2008年7月至年底，高大伦在全国各地举办了多场专题演讲、报告会、恳谈会，呼吁各界给予支持，并即时征集各地的抗震救灾见证物。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博物院、上海市文管委、人民大学……演讲所到之处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高大伦不仅带回了相当数量的地震文物，更重要的是唤起了听众、特别是各地同行和文博专业师生参与文物征集、推进地震博物馆筹建的热情，许多同行和大中专学生纷纷加入到文物征集志愿者的行列。在上海，恰逢上海文管委召开例会，全市106个博物馆馆长听取了高大伦的主题报告，对于高大伦等专家们的工作和短时间取得的巨大成绩表示十分钦佩。
地震文物征集回来了，还有大量后续工作要做，高大伦要求严格按照国家《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进行分类、清理、登记再入库妥善保存。对于四川考古院已征集文物的整理、保存工作，各界都比较满意，经过该院细致的工作，这些地震文物已形成一个个主题系列，如古建构件系列、地震瞬间影像纪录系列、志愿者行动系列，等等。
截至2008年12月底，四川考古院征集到的地震文物计6万余件，相当于国内一座中等省级博物馆的藏品数量。值得一提的是，高大伦还从重灾区抢救并运回了相当多的受损古建构件，这对于以后实施保护性修复和科学研究都具有重大价值。
高大伦及其领导的专家组成员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富有成效的组织及专业表现，在短时间内高水平、高效率地完成了地震遗址遗迹保护选址、遗址博物馆建设规划和地震文物征集等重要工作，他们的突出事迹不仅受到省内主管部门的好评，而且赢得了各级领导和业界的广泛赞誉。

掌柜发表于 2009-5-6 23:58:00

5．高泽友
 生命在奋进中绚丽
——北川羌族自治县民俗博物馆馆长高泽友“5·12”抗震救灾纪实  
高泽友，男，44岁，羌族，四川省北川县人，现任北川羌族自治县文管所所长。
“5·12”汶川大地震使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灾难考验着每一个人。四川省文博系统在遭受重创的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可歌可泣的模范人物。地处伤亡惨重的特重灾区——北川羌族自治县的羌族民俗博物馆馆长高泽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劫后余生  组织施救
5月12日，特大地震骤然发生，北川县遭遇毁灭性打击。地震发生时，高泽友正在办公楼的楼梯间，他与同时上楼的县财务中心主任王明春、图书馆副馆长唐成等4人被剧烈地震动摇到大楼前的空坝，还来不及有任何思索，随即又被抛到近20米远的公路上。这时天昏地暗，山摇地动。当高泽友爬起来时，己是全身多处受伤，抬头看博物馆所在的办公楼已在地震中倾斜，作为博物馆馆长，他顾不得身上的疼痛，首先想到了尚在办公室工作的员工。高泽友马上返回随时可能倒塌的楼房，立即将职工紧急疏散到安全地带。在疏散的同时还不断劝阻一些想到危楼里寻找亲人的人员，使他们远离危险。在高泽友精心的组织下，全馆在职职工无一伤亡。
在安顿好博物馆工作人员之后，高泽友迅速投入到抢救废墟中被困人员生命的紧急救援行动中。他与漩坪原人大主任胡本华一道将埋在北川废墟下、来北川办事的4位幸存者和两名学生救出。其中一名学生因脚趾压断，无法行走，高泽友又将其背到政府广场包扎，使其脱离生命的危险。同时，他还会同其他干部和老师，将曲山小学幸存下来的学生迅速转移到离县城两公里以外的任家坪。
曾经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
当时，高泽友在北川中学读高三的女儿和80岁的老母亲尚下落不明，妻子也生死未卜。救人之后，他才返回废墟中寻找家人。妻子工作的地方旁边是7层楼的信用联社，地震中己经倒塌，妻子被埋在废墟中。他在废墟中搜寻了3次也没有找到妻子的下落。直到第4次，他悲痛地得知了妻子遇难的噩耗。他忍着悲痛，晚上7点多才到北川中学去寻找女儿。半小时之后，在废墟中抢救同学的女儿来到他面前，他将母亲可能遇难的消息告诉女儿。当时女儿痛不欲生，父女俩相互安慰，当女儿情绪稍微稳定之后，他将女儿托付给班主任老师和同学，然后就返回北川县城继续施救。直到深夜，他才抽空回到了自己的家。只见4月份刚买的新房己夷为平地，家里的一切财产都被埋在废墟中。在这次地震中，高泽友家中有5位亲人被夺去了生命。然而，高泽友顾不上宣泄失去亲人的悲痛，顾不上哀叹失去家园的苦衷，甚至也顾不上去看望劫后余生、远在家乡眼巴巴望着团聚的老母亲和亲人们。因为，在他看来，震后的文物保护工作是高于一切的。
舍小家为大家，冒着生命危险抢救文物
在营救生命的行动暂时告一段落之后，高泽友立即投入到对文物的抢救工作中。大地震使建筑面积360平方米的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瞬间被埋在几十米高的废墟中，博物馆拥有的丰富的馆藏文物被毁于一旦！徘徊在博物馆旧址的废墟旁，高泽友似乎看见那些见证羌族历史与文化的珍宝，看见那些曾是中国唯一的馆藏文物，这次毁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了。而自己这个馆现存的文物就只剩下尚在那倾斜的办公楼里的部分档案、字画和文史资料了。看着想着，高泽友内心焦急，迅速回馆，将全馆人员组织起来，清点北川县文物损失情况，并及时向上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损失情况。同时，一个大胆的计划涌上他的脑际：组织全馆职工到北川县城原办公地点的废墟中抢救文物档案和名人字画。
2008年9月23日，和职工一起在北川老县城废墟中寻找文物
（绵阳）市领导在得知他大胆的计划后，曾指示：不要再去了，不要带来更多的人员伤亡。但是，这时的高泽友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他担心强烈的余震使那些仅存于危楼里的文物也被埋于瓦砾之中。冒着余震中房屋随时可能倒塌的危险，高泽友带着全馆职工和4个搬运的临时工到倾斜的危楼里，在强烈的尸体腐烂的恶臭中开始了搜救文物行动。而就在他们清理文物的同时，旁边烟草公司的大楼在余震中倒塌了，但他们没有退缩。经过大家齐心协力的艰苦奋战，终于抢救出了六七百件文物，其中包括文物档案和名人字画210余件，禹羌文化研究所的档案和文史资料400余件。
 
转移文物，收集文物，文物占据着他的生命
地震给北川带来了灾难，也留给北川独特的“遗产”。温家宝总理对当地干部说，我们要再造一个新北川，这座老县城可以作为地震遗址保留，变成地震博物馆。另外，北川是我国唯一的羌族特有的文化遗产，即使县城迁建到新的地址，也要做好这种保护工作。
2008年9月23日，在北川老县城废墟中寻找文物
这次地震夺去了数以万计北川人的生命，高泽友认为，努力把地震博物馆建好，就是对遇难同胞最好的悼念。在绵阳市文物局的领导下，高泽友组织本馆人员，积极参与北川“5·12”特大地震遗址博物馆的前期准备工作。他带领地震文物征集组，冒着频繁的余震威胁，顶着烈日，发扬不怕艰苦、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和市文物局杨伟、本馆职工陈仕琼等人，6次深入北川重灾区征集地震典型珍贵实物300多件。其间他的双腿和手臂多处受伤，走路极为不便，市文物局的领导和同事多次劝阻，叫他把伤养好后再去工作第一线。但高泽友觉得北川地震实物会随时间变化或消失，而自己的伤痛是可以咬牙坚持的。他多次谢绝了领导和同事的关心，仍然冲锋在前。在北川封城后，他又主动配合中央媒体记者采访，再访北川县城，为北川地震遗址保护问题引起中央领导重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地震形成的唐家山堰塞湖，时时威胁着下游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6月10日，唐家山堰塞湖告急，市文物局在临时办公点召开紧急会议，调动市文物局所有干部、职工参与绵阳文物紧急大转移。在炎热的天气和余震不断的情况下，高泽友率领本馆职工，与绵阳市文物局的同志们一道夜以继日，连续奋战48小时，对数千件珍贵文物进行精心包装、登记、装箱，确保了绵阳市珍贵文物的安全转运。
地震后，高泽友读高三的女儿被安置在绵阳长虹培训中心，父女俩同在一个城市，但他却一次也没有去看望过女儿。5月23日，温家宝总理到长虹培训中心看望北川中学的学生，在得知高泽友女儿的母亲在这次地震中遇难，父亲又在抗震救灾第一线时，温总理紧紧握住高泽友女儿的手并鼓励她要坚强起来，好好学习。
当时，高泽友正在绵阳市文物局忙碌，对一大堆收集到的地震实物如北川中学学生遇难遗物、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牌、北川中学校牌、救援部队和志愿者实物等进行消毒、分类、排序、登记上表……
80岁的母亲一直生活在老家北川禹穴沟，与哥哥和妹妹们住在一起。地震后高泽友一直放心不下母亲和兄妹，由于交通、通信一直中断、他无法与母亲取得联系，局领导和单位同事叫他请假回去看一看，他却婉言谢绝，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抗震救灾工作中。
 
2007年12月，和单位工作人员一起在青片乡征集羌族文物
 
在职责与亲情之间，高泽友选择了前者
后来有记者电话采访高泽友，追问他：骨肉亲人有的离去，有的就在身边，难道就不想念？高泽友短暂沉默后，直言回答：“家庭失去亲人，悲痛是巨大的，活着的人要加倍努力，更好地工作，化悲痛为力量吧！谁不想自己的家和亲人呢？得知亲人去世的消息，当然非常伤心，眼泪就是忍不住。但想到博物馆所有的文字档案和历史资料都被埋在即将倒塌的房屋里，这些都是博物馆唯一的档案资料，从这些档案资料中能全面了解北川的历史变迁和羌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也是被毁文物的仅存文字档案之一，我必须把悲痛深藏在心底……”
面对余震和溃坝的危险，高泽友临危不惧。在抢险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他翻山越岭、日夜奋战，为重建家园、建立地震博物馆作出了自己应有的努力。
历经生死的磨难，高泽友的选择展示了一名党员干部在重大灾难面前表现出的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无私无畏的英雄壮举。

掌柜发表于 2009-5-6 23:59:00

6．郭汉东  
收藏大腕藏宝七千
郭汉东，男，55岁，广东陆丰县人，收藏家，珠海市汉东博物馆馆长。有藏品7000多件，其中3000多件获得鉴定，包括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西汉编磬、兔毫鼠须盏、宋代玉枕等。
收藏大腕小学没毕业
“这是北魏的汉白玉，那是唐代的青铜坐像，那儿，南北朝的陶观音，这个是清乾隆粉彩天球瓶……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在仙峰山脚下汉东博物馆的施工工棚里，郭汉东收藏的宝贝摆了满满一厅堂。然而，这只是他藏品中的一小部分。“其他的我放在两个仓库里存着。”郭神秘地笑道。
1954年出生于陆丰甲子镇的他，身为古玩收藏界大腕，学历是小学三年级。“学历高低并不能说明什么，尤其是古玩收藏，更多的是靠天赋、经验和眼力。”郭汉东有点自豪地说，自己从商是从开大货车开始积累资本。“甲子镇的第一辆大货车是我开的。”当时当教师也就是拿几十块钱的工资，郭汉东月入已过千。后来他又干起了服装贸易，二十七八岁已经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有钱人”。此后，贩卖海鱼、炒股等等，只要能赚钱，郭汉东都会涉及。
不过，赚来的钱几乎都投入到收藏里来了，至于自己“以商养藏”到底花了多少钱，郭汉东说无法统计。他欣慰地说，自己的爱好家人并不反对，相反，两个儿子受到熏陶，对古玩也十分感兴趣。
买第一件古董凭直觉
走上收藏之路，是因为郭汉东有逛古玩市场的习惯，经常出差做生意的他总要到当地的古玩市场转转。1986年的一天，他在老家陆丰的路边看到有人在摆摊卖青铜大鼎，凭直觉认为这玩意儿很尊贵，于是与卖主一番协商，花大价钱买了下来。这是郭汉东第一次收藏“古董”。这件后来经专家鉴定是先秦时期的青铜大鼎，属国家二级保护文物。
此后，他的收藏爱好一发不可收拾，1989年来珠海定居后，仍然收藏不辍。到1995年在惠州首次办个人收藏展时，郭汉东的藏品已经有数千件了，其中包括后来被专家们鉴定为“国宝级”的文物西汉编磬、兔毫鼠须盏、宋代玉枕等。
也是在那次展览上，郭汉东结识了国内最顶级的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老先生(已故)，史老对他收藏的那套西汉编磬十分推崇，连声说:“不得了，不得了，这可是国宝啊!”郭汉东也因此在收藏界名声大震。
 
借钱买下国家一级文物
说到出名，郭汉东称，其实早在惠州展之前，他在收藏界就“小有名气”了。当时郭因为性情豪爽、出手干脆，让业界手里“有货”者都慕名而来。西汉编磬便是如此“找上门”的。
1991年夏天，郭汉东收到一个陌生的邀请，来者称自己手里有好东西，看到照片上是一套编磬，他便让对方拿来瞧瞧。来者不着急，先取了一片来。郭汉东仔细观看，磬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小篆体的铭文，虽然不认识，但根据自己的收藏经验，“有铭文的东西就是好东西”，郭汉东约定看全套编磬。
看完后，郭汉东打定主意买下，但对方开出数百万的价钱大大超出他的承受能力，双方为此反复协商多次。卖家说，“你不买没关系，香港人还等着买呢。”于是郭汉东在对方稍作让步后，咬咬牙向朋友借款买下。“不买不行啊。”郭汉东说，珠海毗邻港澳，文物一到倒卖者手上便很容易流失到国外。而在挚友魏先生看来，郭汉东为人正直，且富有正义感。
20万买来赝品赠朋友
没有收藏功底的郭汉东，初次收藏靠“直觉”，但随着藏品的增加，知识的积累，他也慢慢成为了内行，尤其在玉和瓷器方面的识别。“基本上没走眼过。”他自信地说。不过，“学费”是肯定要交的，郭汉东承认在20多年的收藏生涯中也几次看走眼，大多是在早期。
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郭汉东花20万收藏过一只元代青花瓶。青花瓶始于元代，极为珍贵，郭自然很是“得意”。然而，1997年有专家来为其收藏品做鉴定时却认定为赝品。郭汉东自信心大受打击，“看走眼了，看走眼了。”后来，郭将这些被他看走眼的赝品都送给朋友当摆设了。
会耍南拳无惧只身交易
不过，藏品尽管有时会看走眼，但相对于所收藏的7000余件藏品来讲，概率微乎其微。何况自己收藏的那四件国宝，早已抵消了自己看走眼后的那种低落和失败感。“这里还有很多国宝级的东西呢。”
在郭汉东的7000多件藏品中，被鉴定的只有3000多件，还不到一半。除了已经被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四件，他认为“还有很多国宝级的东西”。“像这个清乾隆年间的粉彩天球瓶，制作工艺精细，文案精美，尤其是龙的画法，像活的一样。”这件粉彩天球瓶是藏家慕名而来卖给郭汉东的。
古董交易时数额巨大，而郭汉东每次跟卖家谈好价格后，都是一个人开车去跟对方交易的。他说自己并不担心，因为他有南拳功夫护身。
警惕性高有“三不”原则
不过，在文物保藏方面，郭汉东就显得较为谨慎。做人十分低调的他，不轻易交朋友，不在家里做古董交易，除了交易，基本上不与收藏界人士往来，这成为他妥善保藏文物的“三不”原则。
今年4月央视四套的《国宝档案》栏目组来珠海拍摄郭汉东的国宝，他也是在酒店开房，然后将宝物拿到酒店拍摄。郭汉东解释，这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自己的私密性，降低文物被盗的危险。
泡壶好茶静静把玩
因为基本上不与收藏界人士往来，所以，搜来的好东西郭汉东大多数时间都是独自欣赏，很少有知音共享。
郭汉东这样形容自己独自欣赏时的感受，在客厅中央的茶几旁，他坐下来泡上一壶茶，周围满眼是自己收藏的古董宝贝，静静地喝茶，独自品味和把玩着那些几百上千年前的古玩，从宫廷御用的兔毫盏，到四代皇帝宗庙祭祀所用的编磬，再到那些他钟爱的元青花……每次把玩，都能让他产生大大的满足感和兴奋感。
盼建博物馆与众分享
但是，这种满足和兴奋是短暂的，或者说不够巨大。“我觉得我的这些东西，应该有它更大的价值和作用，而不是由我一人关起门来在房间里独自欣赏。”目前，郭汉东最希望建一座私人博物馆，把自己的古董与同好者分享。1997年，他的这一想法在国内顶级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老先生的鼓励下更加坚定了。
1998年，郭汉东暂停了手上的收藏活，开始将精力放在他的汉东博物馆的筹建上。在当时珠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下，2002年汉东博物馆在仙峰山脚下的一块空地上动工了，翌年完成封顶。但是，这座当时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国内最大私人博物馆，后来因为资金原因，装修工程一搁再搁，如今还是一栋空空的框架矗立在仙峰山脚下。
 
“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博物馆能尽快装修完毕，从而早日将藏品公之于众。”郭汉东期望道。
兔毫鼠须盏是福建建阳窑最富特色的产品，窑存数量极少，北京故宫也不过藏有几件而已，大多没有款识。郭汉东收藏的这8只兔毫盏，底部刻有“供御”二字，说明是专为皇家烧制的，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南方都市报》，作者：张应昂，2008年7月3日）

掌柜发表于 2009-5-6 23:59:00

7．胡家豪
  
胡家豪，男，53岁，湖北武汉人，湖北省恩施州博物馆馆长、党支部书记。
胡家豪多年来如一日，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国家一级风险单位、国家重点博物馆、恩施州文物调查勘探工作队的主要负责人，胡家豪同志明白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落实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主要是搞好文物保护工作。文物保护责任重于泰山，因此，他在工作中始终是脚踏实地，身先士卒，从我做起，常抓不懈。几年来，他利用互联网、报刊、电视、“国际博物馆日”、“文化遗产日”、万人签字活动等多种形式进行文物保护宣传20余次，征集文物400余件，主持文物调查勘探项目40余个，主持、协调文物抢救性发掘项目20余个，确保了馆藏文物一个又一个文物安全年。恩施州博物馆先后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单位”、被湖北省人事厅、文化厅评为“全省文化系统先进集体”、被湖北省公安厅、文物局评为“全省文物安全工作先进集体”；胡家豪个人被湖北省文物局评为“全省文物安全工作先进个人”、被恩施州人事局、文体局评为“全州文化系统先进个人”。
一、文保宣传，形式多样。
恩施州博物馆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政府的窗口部门，所以领导和青少年观众较多，胡家豪同志善于抓住这个契机，进行文物保护宣传。他常常要求在单位网站以及地方电视、报刊杂志对文物展览动态进行宣传，要求观众爱护文物，保护文物，从馆内观众的层面进行了文物保护宣传。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和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他又根据活动主题制作展板、散发传单，举行“保护文物，爱我家乡”万人签字活动进行街头宣传，还联系社区播放“巴风土韵”文物展露天幻灯片，举办文物保护电影宣传月活动，对馆外流动人群进行文物保护宣传。这样，从馆内走向社会，从单一的文物展览拓展为形式多样的街头宣传，抓住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人群进行文物保护宣传，在全社会树立“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意识。
二、藏品保护，安全第一。
由于恩施州博物馆文物藏品汇集了全州的文物精品，数量多，品味高，管理难度大，所以他把馆藏文物的安全当作单位的头等大事来抓，并列入领导的重要议事日程。一是制定并落实各种安全制度。几年来，恩施州博物馆在胡家豪同志的领导下，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制定了外来人员门卫登记、节假日值班、夜间巡查、交接班记载、文物出入库、安全监控室管理、消防安全管理等制度，并且实行文物安全责任制，由馆长同副馆长、副馆长同部门主任、部门主任同部门工作人员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使安全工作管理规范，责任到人，奖惩分明。二是经常强调安全问题，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安全检查，不断增强全馆职工的文物安全意识。博物馆是国家要害部门，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胡家豪同志认为：只有提高文物安全意识，才能切实搞好文物安全工作。因此，他常组织大家学习《文物保护法》，而且每次开会都会强调文物安全，提醒大家注意防火防盗，警钟常鸣。在贯彻落实文物安全制度的过程中，胡家豪同志首先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他每天下班都要首先检查好自己办公室的电源、门窗，还时常提醒其他同志检查电源、关好门窗。每逢节假日，他更是要狠抓文物安全，特别是春节、“五·一”和国庆节这些长假，尽管单位监控室二十四小时监控、白天社教部有工作人员和讲解员、保卫科有展厅巡视人员，晚上有保卫科内部监控和外围巡视相结合，可他还是不踏实，几乎天天都在馆里，有时候白天有事没来馆里，晚上他也一定会打个电话查岗，一个月下来，他的电话费一般都要好几百元，他却从无怨言，他常说：“只要文物安全没问题，我就放心了。”三是多方奔走，争取文物保护经费，加大人防、技防力度。恩施州博物馆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由于地方财政困难，每年文物安全经费很少。作为博物馆馆长，胡家豪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利用州领导召开现场办公会或者到博物馆参观的机会，经常向领导反映情况、汇报工作，从地方政府争取了一部分资金后，他就利用这些经费从保安公司请来保安，增加工作人员，喂养守护犬，加大了人防力度。几年来，他从地方争取了100多万元用于展厅改造，从省里、从中央也争取了100多万元，对博物馆综合大楼进行了维修，安装了一套报警系统，对展厅及大楼外围进行监控，加大了技防力度。由于胡家豪扎实的工作作风和文物安全高于一切的文物保护意识，确保了恩施州博物馆的又一个文物安全年。
三、文物征集，刻不容缓。
恩施州博物馆作为“国家重点博物馆”、“全国民族地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民族进步教育基地”，搞好文物征集，将流散在民间的文物征集到博物馆，使其充分发挥教育职能，势在必行。特别是恩施少数民族山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部分民族文物面临着自然损毁或流失，加大文物征集力度，刻不容缓。针对以上情况，胡家豪同志首先以争取文物征集经费为突破口，他多次找地方政府、找省文物局汇报工作，积极争取文物征集经费。记得2007年冬天是几十年不遇的寒冬，到处大雪封山，恩施州作为湖北省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到武汉争取资金何其艰难。胡家豪同志为了争取文物征集经费，奔走在恩施至武汉的冰天雪地里，凌晨一、两点车子还在高速公路上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到省里后，省里的领导得知情况后都被深深地感动了。资金到位后，他又开始广“撒网”，四处打听哪里的民俗文物保存较好，然后亲自深入到乡村，走乡串户，饿了，就啃点干粮充饥；渴了，就喝点山泉水。几年来，他到村村寨寨征集生产生活用具、服装、饰品等民族文物400余件，并尽快调整展厅展品，使新征集的文物充分发挥教育功能。
四、调查发掘，义不容辞。
 
由于恩施州博物馆和恩施州文物调查勘探工作队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全州的文物调查勘探和考古发掘工作就义不容辞地落在了胡家豪的头上。一方面，他积极完成省文物局、省考古所布置的地下文物的抢救性发掘任务。在野外抢救性发掘工作中，他常常亲临现场，坚守在文物保护工作第一线，即使在40多度的高温下挥汗作业，他也不放过任何一个遗迹现象，从不以自己是领导而特殊。他始终坚持把野外工作人员的安全和出土文物的安全放在重要位置予以高度重视，制定科学的管理制度和切实可行的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工作人员和文物的安全，避免了各类工伤事故的发生，他先后主持、协调完成了三峡工程、水布垭电站、沪蓉西高速公路、宜万铁路等大型工程的文物抢救性发掘项目20余个，受到省领导的一致好评。另一方面，他十分重视各类中小型工程的文物调查勘探工作。由于恩施自治州地处边远山区，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淡薄，文物调查勘探前期谈判工作十分艰难，胡家豪同志就不厌其烦地对他们进行《文物保护法》宣传，最终使他们意识到文物属国家财产，保护文物人人有责。宣恩县老城改造就是如此。刚开始，地方个别领导出于地方保护主义意识，不愿出资进行文物勘探，说那些都是现代化的建筑，没有保护价值。胡家豪同志忍住气，耐心地为他们宣传、讲解文物保护法，告诉他们工程建设动土前均应进行文物勘探，且宣恩城原属于施南土司遗址，必须进行文物勘探，经过反复宣传，最后工程指挥部同意支付经费进行文物勘探、试掘。试掘结束，从出土文物和遗迹现象判断，此地正属于施南土司遗址范围。当胡家豪同志带着试掘报告去给他们汇报时，他们终于承认那不是现代建筑，确实具有保护价值。如果不是胡家豪同志的据理力争，恐怕施南土司遗址就将被破坏，文物就得不到保护。
胡家豪同志不仅是在文物保护前期谈判时亲自出面，文物调查勘探也不落下。中国石化川气东送利川段的文物调查，可谓让人终身难忘。在文物调查勘探过程中，他不畏酷暑，带领大家爬山涉水，翻山越岭，管道通过哪里，哪里就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胡家豪就是这样，凭着自己坚强的意志和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执着，先后完成忠武天然气工程、川气东送工程、来凤金龙滩电站、纳吉滩电站、咸丰小河电站、建始野三河电站、宣恩和鹤峰旧城改造、利川杨东河、云口、新建溪、忠路、木坝河、溪淋坝水电站和渝利铁路等40余个项目的文物调查勘探工作，行程两万多公里。此外，他还和当地公安机关积极配合，密切协作，严厉打击文物盗窃、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
文化遗产保护，任重道远；文物保护工作，责任重大。胡家豪同志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贯彻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凭着自己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精神，为恩施州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全社会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树立了榜样。

掌柜发表于 2009-5-7 00:01:00

8．林树中   寻访丢失的国宝——林树中访谈
    成为掠夺牺牲者的民族，有时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不仅被抢走了不能代替的杰作，而且也被掠夺了一种记忆，这种记忆无疑本应该帮助他们增强自我了解，也本来可以使别人更好地了解他们。
    ——引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的呼吁书《将不能替代的文化遗产返还其创造者的要求》
    ○他在“文革”期间白天劳动，晚上研究六朝艺术，被红卫兵称为“林六朝”。
    ○他在丝绸之路考察时，发现克孜尔石窟被外国人掠夺的遗迹，决定研究中国文物流失。
    ○他自费10万美元，调查流失海外的中国名画，完成《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八卷本。
 
    林树中，男，83岁，浙江平阳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部美术学博士生指导教师评审组成员。美国密西根大学客座教授。被中国美术家协会授予“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奖。编著有：《中国历代绘画图录》、《南朝陵墓雕刻》、《宋陵石雕》、《中国美术通史》、《六朝艺术》、《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八卷本等。著作50种，论文300多篇。
    林树中心脏的跳动越来越衰弱，但他寻找中国海外流失国宝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烈。2002年林树中已满76岁，这一年的8月他开始了环欧洲寻访中国流失珍宝的旅程，这是他继北美洲和亚洲之行以后的又一次重要旅程。
    与他在北美的独自行走不同，此次前往欧洲有4个人加入了他的行列，有他的博士生，有和他具有相同理想的雕塑家，还有电视记者。
     他们在巴黎呆了一个星期，之后是意大利的罗马，然后是地中海的岛国、德国的柏林，中间还去了比利时和梵蒂冈。短短一个月，他们走了8个国家。
    林树中就这样带着他的经常衰竭的心脏在欧洲穿梭。他一直小心伺候着心脏，希望他的心脏能配合他完成人生最后的宿愿。在意大利参观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的时候，他头晕心悸，感觉地在往下陷。他在宾馆休息了半天，等心悸缓解以后就又上路了。再到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他坐上了博物馆提供的轮椅。
    十几年来林树中把自家的大部分积蓄投入到他的研究考察工作中，累计资金超过10万美元。经过13年的艰苦搜寻和分类整理，他在1996年编写出版了规模浩大的8开8卷巨著《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汇集了羁留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古代艺术珍品2000多件，这些作品上自原始时代，下迄明清，皆为中华艺术瑰宝。
    2002年12月9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巴黎卢浮宫、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等18家欧美博物馆馆长签署声明，表示反对将艺术品，特别是古代文物归还给原有国家，该声明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
    本已卧病休养的林树中，又开始继续自己的工作，他说要加紧完成他的《海外藏中国艺术珍品》的系列写作出版计划，属于他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2月19日，本报记者在南京艺术学院一间简朴的寓所专访了抱病工作的林教授。
    南方周末：听说您把这么多年挣到的钱都用到在海外搜寻国宝的工作上了，自己节衣缩食，住着简房陋屋，吃着粗茶淡饭。为什么这么做呢？
  林树中：1985年秋，我应邀去美国密执安大学做客座教授，讲授中国绘画史，同时考察欧美艺术史。在那里一年，我经常在讲课之余参观美国的各大博物馆，被美国人收藏的中国历代书画精品震撼。在纳尔逊美术馆，我亲眼目睹了从河南洛阳盗去的残缺破损的《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太后礼佛图》的浮雕。这些浮雕是北魏朝廷耗巨资选派国内能工巧匠雕刻的。当年美国古董商普爱伦到中国发现这些浮雕，用照相机拍下来，找到北京琉璃厂彬记古董商岳彬，双方签订协议书，岳彬勾结洛阳古董商马龙图，联络当地保甲长和土匪把浮雕凿下来，凿成碎块，用麻袋运往北京，又在北京拼接后运往美国。这件浮雕在美国展出时已经是千疮百孔。1952年，在北京炭儿胡同彬记古玩铺内发现了彬记与普爱伦签订的掠夺“帝后礼佛图”浮雕的合同，此事震怒了中国文物界，300余名知名人士联合要求严惩奸商岳彬，岳彬被判死刑，缓期两年，后病死狱中。1985年，我看到这些遍体鳞伤的浮雕时，内心受到强烈的冲击，那些飘零在异国的艺术珍品总让我们记起国家在贫弱时被欺凌掠夺的耻辱。    南方周末：您怎么开展自己的寻找工作？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吗？有没有赞助？
   林树中：1985年，我下决心寻找和记录流失海外的国宝实况。我想即使不能收回，也要把它们记录在案，给后世一个警示和备忘。在美期间，我用担任客座教授的报酬3万多美金，到各大博物馆考察，拍摄了3000多张幻灯片和3大箱图书资料。两年后回国之时，行李超重，就把自己的西服和生活用品丢在美国。后来又自费考察日本、韩国，在出访授课之余想方设法搜集有关资料。
2002年8月，我开始欧洲考察之行。这时候因为我的工作受到关注，我的研究项目被列为国家计划，获得校方和出版社的赞助。
   南方周末：在海外，您都看到过什么样的国宝？它们都在什么地方？
   林树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抢走的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这是精品中的精品，是世界美术界公认的中国超级国宝，现在被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收藏。顾恺之的另一幅名作《洛神赋图》的最早摹本现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上，敦煌藏经洞有大约5万件写经与绢画及各种文物，当年英法等国一些以旅游考古为名进行文物掠夺的人把藏经洞中的这些写经与绢画和各种文物携往海外，现在这些文物已分散在世界11个国家。还有大量流失在海外的珍贵名画，比如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我国1928年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铜女孩像，唐代阎立本所作的《历代帝王图》中的晋武帝司马炎像；北宋武宗元作《朝元仙仗图》，现藏于纽约明德堂；南宋梁楷《李白行吟图》和马远的《寒江独钓图》，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现藏波士顿美术馆的唐代张萱《捣练图》、日本东京博物馆的元代邹复雷《春消息图》、俄国东方博物馆的中国最早年画宋金的《四美图》、巴黎吉美博物馆伯希和从敦煌取走的绢画，以及青铜器石雕等历代艺术品。
    南方周末：20世纪中国文化遭遇的巨大厄难之一就是中国文物的大规模流失。
   林树中：20世纪是中国文化遗产流失量最多的时期。早在1840年，入侵列强就已经把中国的文物列为文化侵略的重要内容。1900年，八国列强洗劫了包括《四库全书》、《永乐大典》在内的宫廷收藏的珍贵文物和古籍。敦煌拥有的宝藏无以计数，保留在国内的仅有2万件，藏于大英图书馆、巴黎国立图书馆和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的精品竟达3万多件。据查安阳出土的甲骨，流失海外的有26700片之多，其中仅日本即达12443片。民国初年，贪图奢华的末代皇帝溥仪监守自盗，把6大箱共计1200余件书画精品盗运出宫，后经变卖、哄抢，绝大部分流失海外。1928年，清东陵乾隆和慈禧太后陵寝被军阀孙殿英率部野蛮盗掘，墓中所聚国宝被洗劫一空，绝大部分因被孙殿英用于购买军火而失散异地他乡，损失浩大，无法估量。
   南方周末：在您的寻访历程中有使您不安和难过的事情吗？
   林树中：我的不安就是看到属于中国的国宝被非法掠夺到异国；难过的是国人对保护自己文化遗产的麻木和迟钝。1985年，继波士顿美术馆之后，我访问了哈佛大学，参观了该大学的福格博物馆，在那里我看到1923年兰登－华尔纳从敦煌莫高窟盗走的12幅唐代壁画，这些壁画是华尔纳用当时最先进的化学溶液和胶水粘走的。华尔纳当时有一种论调，说是你们有敦煌这么一个好地方，有这么多好东西，却不知道爱惜保护，我们把这些文物弄走是这些文物的幸运。这种论调让我极不舒服，但现实是敦煌藏经洞约有5万种各类文物，其中最精彩的绢画、纸画、经文等被英、法、俄、日运走，至今分散在十几个国家，以至后来产生了闻名世界的显学“敦煌学”。这种境况令人尴尬，也令人深省。
    我参观过美国最大的博物馆——大都会美术馆，进入这个美术馆的藏品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都称雄世界。据美国美术新闻年报的统计，该馆东方部收藏有文物2.1万余件，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文物，包括青铜器、陶瓷、雕塑等，绘画藏品更是令人瞩目。堪萨斯大学的纳尔逊－艾京斯美术馆是美国比较年轻的博物馆，但它的主要负责人是个掠夺中国文物的“能手”，该馆的所谓“中国庙宇室”上面，覆盖着从北京禄米仓智寺拆去的明代木构藻井，墙上是整面从山西广胜寺盗去的元代巨幅壁画。在这里我还看到山西天龙山石窟被挖走的一个个浮雕飞天。1987年我去天龙山石窟考察时，窟内伤痕累累，几乎被盗挖一空。
   南方周末：您的欧洲之行有什么发现吗？对比我们国内的现状，您有什么话想说吗？
   林树中：在巴黎吉美博物馆，我亲眼看到法国文物商伯希和从敦煌石窟取走的大量绢画，在柏林我看到德国人莱柯克等从新疆克孜尔石窟取走的精美壁画和雕塑品。在美国各博物馆的中国石雕比故宫还多；斯德哥尔摩国立东方博物馆内仰韶时期的彩陶是世界之冠；而中国美术史的开篇之作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已经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我看到在世界47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中，有不下百万件中国文物。这意味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要想一睹那些古代先贤的杰作，不得不远涉重洋。
    但是在国内，河南、山西、陕西等文物大省，群众性的盗墓以及贩卖文物之风屡禁不绝，甚至在一些地方形成行业。青海某地在短短几个月时间被毁古墓1000余座，5000多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珍品被哄抢一空。盗卖文物的暴利让不法之徒铤而走险。近几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盗挖古墓案有10万余起，被毁古墓20余万座。即便是一些体积庞大的地上文物也未能幸免，其中有著名的龙门石窟唐代立佛、甘肃11层高的宋代石塔，以及众多田野石造像。我听说在英国倒卖中国文物的犯罪嫌疑人住宅里，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形同“作战地图”。
    南方周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巴黎卢浮宫等18国博物馆最近联合发表声明，反对把艺术品，特别是古代文物归还给原有国家，您对此有何看法？
   林树中：这个声明是强国的声明，也是强权的逻辑。文化遗产广义来说是全人类的财富，但主权是我们的，文化的主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当年列强对中国的野蛮入侵、洗劫是十足的强盗行径，还有那些以旅游者身份进入中国，非法诈骗的文物贩子也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严重侵犯。我们不反对中国文物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但也只能共享，不能共有。通过正当贸易、礼尚往来等方式获得艺术品，与战争中通过不道德、非正义乃至非法途径掠夺文物不能混为一谈。博物馆的文物收藏绝不能破坏文物和文化财产的完整性，从而导致民族血脉和民族文化的断裂，损伤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国宝流失与索还国宝已经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我们要联合被掠夺文物的国家，共同形成一种力量，借助国际法庭和国际公约来共同推动国宝的回归。
（《南方周末》，记者夏榆，2003-2-27）

掌柜发表于 2009-5-7 00:01:00

9．刘保全
地名文化的倡导者
刘保全，男，56岁，现任中国地名研究所所长。1970年至1986年在北京军区测绘大队从事科研技术工作；1986年至1996年在民政部区划地名司从事行政区划、边界、地名管理和科研工作；1996年4月至今从事地名科研工作。
地名是一种文化现象，具有文化认同性和延续性。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地名浩如烟海，内涵非常丰富。地名保存着人们对特定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特有的认识和思考方式，记录着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和审美理念，是民族悠久历史的见证，是文化延续和传承的重要载体。特别是我国的古老地名历史之悠久，文化内涵之丰富，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堪称国之瑰宝。但是，由于社会上对地名文化缺乏认知，保护意识淡薄，因而对地名随意更改和废止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一些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老地名、少数民族语原生态地名和口口相传无文字语言的地名，随着社会急剧变革，不断消失，面临濒危、失传的危机。刘保全作为中国地名研究所所长、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会长和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主席，深感责任重大，对中国地名文化遗产的危机状况心急如焚。为此，他策划并亲自主持启动了“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首先对“地名文化及其遗产”进行理论攻关，他提出了“地名文化两个层面”的结构创见：通过深入调研，对全国地名文化遗产的存量、分布与现状作出了科学评估；他主持编制了“中国地名文化遗产鉴定标准体系”；按“分类实施、逐步推进”的工作规律，通过试点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的宣传与保护活动，现己论证了40个“千年古县”，并组织摄制了40集大型电视文献片《千年古县》，己由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和香港阳光卫视分别向国内外播放第一批（央视版名《古县探秘》）20集，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高度评价。为了深入对地名文化及其遗产进行宣传与保护，刘保全还组织创办了“首届国际地名书画展”，策划启动了“世界地名文化碑林”、“北京胡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项目，组织编撰出版了《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丛书》、《北京胡同》（中英文两个版本）等，从而卓有成效地提高了地名文化及其遗产的认知度，增强了社会保护意识，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搭建了一个平台，因而得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和罗哲文、侯仁之等一些知名专家的高度评价与热心支持，得到了“千年古县”等地名文化遗产所在地政府的积极响应，得到了各级地名主管部门的支持与配合，赢得了社会的一致认同。
为了对全国地名文化遗产实施科学有序、战略性、分层、分类的保护，刘保全根据近几年的理论和实践的全面探索并主持编制了《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总体规划》，构建了较为科学完整的地名文化遗产研究、宣传与保护体系，制定了相应工作方案，使中国各类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这在世界上尚属首创，破解了面对数以亿计的各类地名如何筛选、如何保护的难题。在2007年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上，刘保全作了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题报告，展现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成果，并建议联合国编制《联合国地名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名录》，建立专门的数据库，将地名文化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范畴。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报告和规划，为联合国在世界范围内保护地名文化遗产提供了经验和决策基础，引起了联合国地名大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度重视和赞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联合国代表、纽约办公室主任海伦·玛丽高斯澜代表教科文组织在大会发言中称赞中国代表提交的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报告“是一件令人关注的力作，重要的举措。”
 联合国地名大会主席海伦·凯尔芙特主席指出：这对世界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和教科文组织将进一步关注与支持中国的地名文化保护工作，希望中国为世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做出进一步的贡献。联合国第九届地名标准化大会在有关国家的共同努力下，经认真讨论，决定将地名文化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适用于2003年10月17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是国际地名文化保护上的重大突破，对在世界范围内促进和有效地开展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中国地名文化走向世界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保全对地名文化的理论创建做出了突出贡献，他首创的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肯定和赞许。自 2003 年以来，他组织实施了多项保护措施，得到了政府和公众的热烈支持。
刘保全同志在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上的系列开拓创新，为世界和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掌柜发表于 2009-5-7 00:02:00

10．刘亮晖
 披肝沥胆，保留城市的记忆
刘亮晖，男，67岁，四川富顺县人，自贡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刘亮晖是四川省文物局专家组成员、自贡市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长期以来，他热心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并身体力行参与具体工作，特别是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区及文物古迹保护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在自贡市成功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贡献突出
1984年4月国家建设部、文化部着手“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准备工作，发文由各省推荐申报。因为特别的原因，1985年8月自贡市得知之时，原四川省建委早已收齐各市申报材料。刘亮晖同志作为自贡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根据自贡市人民政府的指示，与相关同志一道，一方面专程跑四川省建委，学习、查看其他城市的申报材料，一方面积极参与调研，很快完成了《自贡市历史文化概况》的整理和申报材料上报，赶上了四川省评选推荐上报的时间。由于自贡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厚的史迹遗存，加上申报材料的扎实得体，1986年12月，自贡成功地成为第二批38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亦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受到国家保护。
二、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规划方面成效显著
1．1987年开始，自贡市进行《自贡市城市总体规划（1988－2000）》的编制，同时编制了《自贡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刘亮晖同志主持了这项工作，这也是四川省编制的第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该项规划于1990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后，对自贡市城市规划建设和名城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该项规划从1993年起，先后获四川省优秀设计一等奖、建设部优秀设计二等奖和全国第六届优秀工程设计铜质奖。
2．1998年，根据四川省建设厅、省文化厅的安排，刘亮晖同志承担了《四川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实行）》的起草编写工作，1999年6月，四川省建设厅、省文化厅以川建规发0639号文共同批准执行至今。
3．2004年，刘亮晖同志主持了《荥经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编制，通过深入的调研，准确把握了荥经古城“颛顼故里丝路重镇”的历史文化特征，制定了切合荥经实际的保护规划和对策。2005年，荥经成功申报成为四川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4．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自贡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中，刘亮晖同志就非常关注仙市古镇的文化遗产价值，在该规划中就选取仙市古镇作为名城自贡的重要组成部分，编织了导向性的保护规划，为仙市古镇申报四川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多次在省建委和专家们中奔走呼号，使仙市古镇得以在1992年成为四川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006年，刘亮晖主持了《自贡仙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编制，凸显了仙市“井盐故道明珠、川南明清古镇”的地域个性特色，制定了切合仙市实际的保护规划和对策。2007年5月，仙市成功申报成为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三、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业绩众多
1．从自贡市的“90总规”到“03总规”的“名城保护”专章中，虽然在前后十多年中，均受到当时的县府、县建委领导的反对，但刘亮晖同志还是坚持将富顺县后街列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名单”之中，使之得以完整保留。其独特的地域文化风采，成为富顺县在2007年成功申报“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的重要支撑条件。
2．为了使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仙市古镇能得到有效保护，2003年5月，刘亮晖同志专赴上海向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培训班”授课的专家、领导专题汇报仙市古镇保护的急需，当即原则同意安排150万“名城保护专项资金”。此后，该资金到位，使仙市古镇正街和下码头得到及时的保护和整治。2008年，刘亮晖同志主持编制了《仙市古镇老街保护整治规划》，参与了整个保护整治工作，一期工程已于2008年国庆节前完工，受到广泛好评。
3．2002年初，刘亮晖同志数次陪同来自建设部、知名院校，参加“自贡市大城市研讨会”的名城保护专家和领导到汇柴口老街、贡井老街、河街参观考察。2006年，刘亮晖主持编制了《自贡市贡井老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整治规划》，在当年四川省建设厅和四川省文物局向国家推荐申报“名城保护专项资金”的7个名城项目中，成果质量名列第一。次年，“贡井老街历史文化街区”获得1400万元（其中自筹260万）的“名城保护专项资金”补助。
四、为保护文物古迹大声疾呼
1．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现今的省级文保单位夏洞寺还是市武装部军械所战士营房，曾拟拆除修建军械所办公用房。当时尚在从事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刘亮晖同志立即向领导汇报，约请市文化局共同组织专家赴现场考察、论证，认为夏洞寺是不可多得的南明古建筑，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应予保留。经向市政府汇报，由市政府多次与驻军领导协商，1985年最终取得驻军将夏洞寺移交地方政府，得到有效保护的良好结果。
2．作为重要井盐文化遗存的盐商大宅—贡井天禄堂，座落贡井城区重要口岸，1999年，区政府拟招商将其拆除新建大型宾馆。刘亮晖同志在各种场合，包括与区府主要领导与会，均据理力争保护该建筑，最终得到区府理解和认同，使贡井天禄堂得以完整保留。
3．多年来，刘亮晖同志对盐都自贡的标志物—天车的保护十分关注，不仅在他主持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将现存天车无一遗漏地列入保护名录，在其主编的“自贡燊海盐史公园规划”和“自贡西山公园规划”中，均将燊海井、天成井井架有机组织进入公园规划，作为公园的重要井盐历史文化景观；此外，还曾与其他同志共同倡议捐款保护天车，也曾为大十四、新大六井井架的保护提供了咨询意见和方案。
4．2008年，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刘亮晖同志作为自贡市专家组成员，积极备课，参与对普查人员的培训；对普查登记的、拟申报市级文保单位的重要文物，认真草拟评价、推荐意见。特别是得知某区政府出于某种考虑，拟暂不申报时，刘亮晖同志连夜与该区区委书记联系，最终该区赶报了5个项目，均在2009年初，成功申报成为自贡市第六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纳入了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列。
5．刘亮晖同志作为四川省文物局确认的文物古建专家，积极参与了富顺文庙、内江高寺塔、贡井陈家祠、自流井桓侯宫、王爷庙等市内外文物古建筑的保护、维修和验收工作。1984年，在王爷庙修复工程中，刘亮晖同志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岗位上，与市环卫处联系协调，争取到10万元资金用于王爷庙内外公共厕所的建设，刘亮晖同志亲自绘制布局方案图，解决了长期以来王爷庙内外无公共厕所，使用不便和环境卫生极差的老大难问题。

掌柜发表于 2009-5-7 00:02:00

11．刘谦定
 武汉有一个刘谦定
（一）
刘谦定，男，56岁，湖北武汉人，退休前在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粮道街办事处工作。多年来致力于武汉地方文化的研究，先后在媒体上撰文数十篇。
在历史文化名城武汉，刘谦定是名副其实的“武汉通”，与他一起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便会听到他讲不完的故事，他会仔细的告诉你，这个老房子里住过哪此声名显赫的名人，这条老街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刘谦定都会滔滔不决如数家珍。他没有炫耀的职称和头衔，却获得了市民和媒体公认的荣誉称号——“武汉民俗学家”。
刘谦定说，我只不过是一个民间文保人士。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极普通的民间人士，为保护和彰显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传承，做出了一个又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而伴随这些实事，有成功，有快乐，有遗憾，还有痛楚，这些构成了刘谦定精彩人生中的酸甜苦辣。
一个人推动一片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修缮保护
昙华林位于老武昌城东北角的一片街区，留下了大量的明清和民国早期的江夏民居及欧式建筑，这里也留下过大批历史人物的足迹，特别是武昌首义有关的很多著名人物，都在这里生活和办公，武昌起义时的第一面十八星旗就诞生在这里。这里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个现代公共图书馆诞生地。
刘谦定的昙华林情节可以追溯到上学的时候，他的母校文华中学创办于1871年，原址就在昙华林。从2000年起，刘谦定开始了对昙华林地区历史资料的系统收集整理工作，房子是什么时候造的，面积多大，以前住过什么人，现在什么情况，都进行详细纪录，他还绘制了详细的区域建筑分布图。在同当地老人谈话的过程当中，刘谦定常常刨根到底，收集到第一手史料与统计数据，留下了关于昙华林的珍贵资料。
这时发生的一件事，民国第一清官石瑛先生故居突然遭到拆毁，刘谦定立即出面制止，引起多方关注，最终把已经拆毁的半层按原样恢复，如今这栋漂亮的小洋楼已经成为文物保护单位。这件事也让刘谦定意识到历史文化遗址保护的紧迫感。
2003年初，刘谦定申请提前退休，他就开始致力于推介宣传昙华林街区的行动。他不断请朋友到昙华林看老房子，也请来媒体做宣传，在这样不断的推动之下，引起了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的注意。刘谦定成为了昙华林的专业导游，让来了的人们在历史的震憾中惊奇的意识到，武昌城内居然还藏着这样一片宝地！
刘谦定在全面调查梳理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建立面积达1平方公里的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议，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经过专家论证以后，被武汉市政府于2004年正式决定，将这一建议纳入2005－2020武汉城市文化发展十五年规划，政府为此投入上亿元资金对50多栋老建筑实施保护，其中15栋成为武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昙华林历史街区已经整旧如旧，武汉市民、专家学者、外地游客纷至沓来。昙华林，已经成为武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闪亮的名片。
 一个民间保护历史文化的行为引来央视的关注
武汉曾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首都”，当年全国军民同仇敌忾“保护大武汉”的壮举，在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留下了无数的可歌可泣的民族抗战故事和抗战遗址。然而，由于日军的占领与破坏，加上近年来肆无忌惮的商业开发，武汉的抗战遗址已经屈指可数。
2007年年初，一处重要的抗战遗址——武昌千家街冯玉祥将军旧居，被揭开了瓦，整栋大楼即将被拆除，刘谦定闻讯立即前来予以制止。但是拆迁人员的人根本不听劝解，为了阻止住拆房者的脚步，他赶忙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媒体。然而媒体的到来似乎更加惹恼了拆迁单位。他们驱赶采访的媒体记者和市民，有关部门也认为这栋房子作为冯玉祥旧居证据不足。
听到这，爱老房子如命的刘谦定着急万分。为了说服留下这处老房子，他赶忙搜寻富有说服力的证明材料。刘谦定先找到了《武汉市志?人物志》，上面说冯玉祥将军是1937年11月30日到武汉，住在武昌千家福音堂住所从事抗战宣传活动。为了更准确地证明这段历史，刘谦定又找来了更为翔实的历史资料。在政协北京文史资料中，有一篇冯将军的女儿所写文章。其中有一段话写到“1938年春季我到了武汉，父亲比我先到武汉，我们家住在武昌千家街福音堂”。刘谦定又找来了1936年的武汉市地图，上面清晰的标注这这栋建筑正是当年冯玉祥将军居住的福音堂旧址。
刘谦定确认这一处正在拆除的老房子非同寻常，它原是外国传教士建造的，距今有将近100年的历史了，像这样的建筑，抗战结束后在武汉三镇就再没有建造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曾经住过历史名人冯玉祥，可以说着栋房子的一砖一瓦都具有纪念意义，是一处极具历史价值老房子，应该被好好保护起来。
此事引起了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的重视，为此专门作了一期专题节目，将此事作为民间保护历史文化遗址的范例，为此类问题的评判作出了一个直观的回答。
在节目中，著名学者毛佩琦教授指出这个房子属于有保存价值的旧居。因为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凡是有重要纪念意义、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的建筑、古建筑、不可移动文物都要作为文物保护起来。冯玉祥将军在芦沟桥事变以后来到武汉，在这里参加抗日斗争，所以这个住址是很有纪念意义的旧居。即使房子没有任何名分，但凡是有纪念意义的有历史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都应在保护之列，不在于它是否已经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与否。节目主持人撒贝宁也指出：“如果一个城市失去了它的历史，建再多的高楼也是苍白的。”
目前，两年已经过去了，冯玉祥抗战旧居虽然没有完全得到恢复，但是也未遭到进一步破坏，其主体建筑仍然完好，在大规模城市建设开展的今天，这样的结果实属不易，它成为一个民间人士保护历史文化的见证。
 
2007年,刘谦定走进高校
 
一个建议促成“中国辛亥革命博物馆”落户推翻帝制首义之城
2002年2月，刘谦定在武汉市的党报《长江日报》上发表一篇《请勿再留遗憾》的文章，提出“辛亥革命首义之地的武汉应当建立辛亥革命博物馆” 建言。
刘谦定提出这个建议，是经过了深思熟虑。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是彪炳史册、功莫大焉的辉煌篇章。它是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事件，是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基点，应该值得后人记忆、研究和借鉴，并发扬光大它的开创精神。兴建“中国辛亥革命博物馆”，是华夏儿女的共同企盼，其中收藏了许多历史的见证物，将成为新的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时国内其他一些城市，也提出兴建中国辛亥革命博物馆的主张，刘谦定认为，：武汉不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作用，还是在寻求海内外的共识方面，都处在纪念辛亥革命的轴心位置上，“中国辛亥革命博物馆”的兴建地点，理应选择在武昌。
他的建议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俞正声的关注和批示，最终促成辛亥革命博物馆在武汉正式落户。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时，辛亥革命博物馆就将开馆，这必将在武汉这张历史文化名城的名片上，印上一抹新的亮色，增添几许新的魅力。
 
一次又一次的多管闲事只为名城武汉的文化香火代代相传
刘谦定多年来致力于武汉地方文化的研究，先后在媒体上撰文数十篇。2005年荣获《长江日报》授予的“十佳通讯员”称号。与刘谦定接触过的人都会深深的感受到，刘谦定就是一个温文尔雅满腹学识的老者。然而，刘谦定却一次又一次多管闲事，而且被推到文物保护和城市改造的矛盾的风口浪尖。
2009年8月份，得知武昌保安街上散落的明清时期江夏民居风格的老房子将被开发拆除，刘谦定通过媒体记者呼吁保护，促成省文化厅下发文件，停工待查。一时间谣言四起，矛头却直指刘谦定，有人组织一些奇怪的人到刘谦定家里去闹事，有计划有规律的大闹八次。大门被砸坏，刘谦定及家人受到威胁。迫不得已刘谦定到派出所报案，办案民警出于好心，建议刘谦定近期内不要外出，并在其住所周围专门安排保卫，保障了刘谦定的安全。然而，也正是这段时间，那些逾百年的老房子还是被尽数拆除。保安街这条承载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新军进城历史光荣历史的老街，再也找不回当年的痕迹。
对于刘谦定来说，这样的被威胁骚扰的事情经常发生。家人和朋友也都为他的安全担心，一再劝阻他不要再管这些吃力不讨好的闲事。刘谦定也希望静下心来，不再管闲事，一心一意的作研究，写文章，过上平和安详的生活。然而，遇到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受到破坏时，刘谦定感觉更甚于自己面临的危险，他一次再一次的“失言”，站出来做这些不会发出声音的文化遗产的代言人。
2009年春节前，当得知全国闻名的商业老街江汉路要进行大规模的拆迁时，刘谦定一再在报纸和电视上发出保护呼吁，陈述保护的理由与意见。从年前到年后，刘谦定不停的作着努力，在他的带动下，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普通市民纷纷加入到保护江汉路老建筑的行列中。目前，已经有主要领导表示，关于江汉路拆迁方案要再研究研究，这件事已经露出了一线曙光。
刘谦定多管闲事到底是为什么呢？他是为了武汉更具魅力，更有特色；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武汉，喜爱武汉。他的心愿就是：留住武汉的历史文脉，让名城武汉的文化香火代代相传。
 
（二）
“我只不过是一个民间文保人士。”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手会指着某个页面，页面上，他的名字或者照片，跟著名的学者或者官员同列。
 
“老昙华林”的昙华林情结
阳光明媚，跟刘谦定约定的地点是武昌昙华林，后者是我的要求，前者则由他提出来，“天气好，阳光充足的时候，看见那些老房子，我才有说话的欲望，我大概是老了。”于是在阳光洒遍昙华林每一个角落的时候，一个已经快要秃顶的微胖的老头子，骑着一辆破旧的“二八式”自行车，如约来到了这里。比起正街上的高楼林立，这里的视野确实开阔许多，阳光也要充足许多。因为昙华林一带的五十多栋有名目在列的老房子，以及其他没有名字但年逾百年的老房子，被作为老武昌的历史见证和传统风情被保留了下来。刘谦定在这其中是一等一的功臣，被誉为“发现了一个老街区”，尽管这个街区从未脱离过人们的生活，而刘谦定本人，则是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许多老房子，都是他小时候经常出入的地点。
“花园山天主堂，漂亮吧？我做小孩的时候，更漂亮！它是光绪十五年的时候，意大利人设计兴建的……”
“前面那个屋顶很陡的房子看见没有？那是北欧风格，瑞典人建的……”
省略号省却了无数个汉字，因为听者有点恹恹欲睡。刘谦定的多言在人们中间也是相当有名，只不过在他说得投入的时候，别人都不忍心打断，通常也打不断。于是我趁虚而入地问道：你这口才也算是炉火纯青了，是之前搞采购和销售的时候，练出来的吧？
刘谦定大笑了起来，“那不是的。我晓得我蛮啰嗦，但我要把事情讲透撒！”
链接：昙华林位于武昌花园山北麓，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清代古巷，东起中山路，西至得胜桥。这里留下过大批历史人物的足迹，有石瑛故居、夏斗寅公馆等多处历史建筑和遗址。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诞生地。
当年申请调岗为的就是多看老房子
话题终于从老房子那里扯了回来。刘谦定说起他离开昙华林的那段日子。
刘谦定生于1953年2月，初中读完就下了农村，1971年招工回城，却没有回到武汉，直接去了湖北十堰，成了二汽的一名普通工人，但是几年以后就申请调岗，主要从事销售和采购，卖配件，买材料。往后的生涯，在这里就冒出由头了，因为他申请调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新岗位提供了全国各地出差的机会，他可以借这个工作的机会，到处看老房子。
刘谦定跳出自己的生活圈子看昙华林的老房子，从初中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正值“文革”，昙华林的一些老房子遭遇了毁灭性的破坏，这反倒让刘谦定特别多看了它们几眼：为什么那些人偏偏找这样一些房子和住户？感觉告诉他，昙华林跟别的街区不一样，这里的房子特别漂亮耐看。他也跟老人们聊天，越来越多地了解了昙华林的历史。从此，他就格外关注各个地方的老房子，由于工作关系，他跑遍了中国，看遍了每一个犄角旮旯的老房子。“我曾经特别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它的关系，很多城市的大街小巷，我都熟悉得很，连伊春、海拉尔这样的地方，我都去了，唯独西藏没去过。”
1980年代初，刘谦定转干后单调到武昌区政府，成为粮道街办事处的街道干部，回到了他钟爱的故乡故地。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也常常外出，从未间断过对老房子的关注。除此以外，他也饱览群书，当他开始为众人所熟知的时候，从嘴里蹦出来的名词儿，还有那一套一套的理论，就连专业人士都有些自愧不如。
 
居委会“蹲点”，“蹲”出一堆珍贵资料
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刘谦定刚好被分到了昙华林居委会“蹲点”，房子是什么时候造的，面积多大，以前住的什么人，现在什么情况，都必须登记造册，最后还要绘制详细的区域建筑分布图。这下正中下怀，刘谦定干得格外起劲，在找老人谈话的过程当中，刘谦定常常多问几句话，人家当是闲扯家常，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刘谦定详细记录了他的这些额外所得，和统计数据一起，形成了关于昙华林的珍贵资料。
2003年初，刘谦定申请提前退休，他同时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过去对老建筑的破坏仅仅是动动皮毛，房子主体基本留下来了，但现在的连片开发搞建设却是连根拔起式的，老房子就这样不断消失了，要在殆尽之前伸出保护之手，这已经是刻不容缓，退休正好是一个机遇。
“我不断请人到昙华林来看房子，我请朋友来，朋友再请来他的朋友，开头我也只是发发牢骚，朋友之间玩一玩，后来却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终于请来了官员。”刘谦定几乎成为了昙华林的专业导游，给朋友讲、给官员讲、给学生讲，名气越讲越大，所有人都为之一惊，武昌城内居然还藏着这样一片地方！
刘谦定提出建立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议，包括了中山路和粮道街之间约1平方公里的面积。经过专家论证以后，武汉市政府于2004年决定，将这一建议纳入2005——2020武汉城市文化发展十五年规划。为此，武汉市政府将投入4.3个亿，用于这一街区的建设和维护。
昙华林是刘谦定生长的故地，如今却像一个新生的孩子一样，让他深感喜悦和自豪。在这之前，由于阻止居民拆毁石瑛故居，刘谦定曾经被拆迁户围起来闹过，最终还是把掀了顶盖的老房子保了下来。如今老房子被整修一新，挂上“昙华林文化艺术创意产业园”的牌子，是昙华林街区的办公地所在。老爷子看到“创意产业园”一行字，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刘谦定告诉我说，他现在跑城郊跑得多了，也在关注工业遗产，今年六月份还去了一趟上海，专门拜访了阮仪三、登琨艳，参观了8号桥、田子坊、莫干山路等，看了苏州河畔，他们许多的工业建筑遗产，就是被用来做“创意产业园”的。
“但这个意义不一样。这是单体老住宅，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有一功，有一劫
2007年的年初，成功保存下武昌千家街冯玉祥将军故居后，刘谦定又在报纸上撰文，为蛇山脚下正待拆除的成片的老房子“辩护”，并最终得到了市长批示，直接促成了在蛇山地下建立抗日战争博物馆的提议。
8月份，得知武昌保安街上散落的老房子将被开发商拆除，刘谦定继续向媒体记者提议保护，促成省文化厅下发文件，停工待查。一时间谣言四起，矛头却直指刘谦定，开发商组织居民群众，大闹刘府八次。停工半月以后，这些年逾百年的老房子还是被尽数拆除。
“我不担心，他们不敢打我，就是觉得很生气。你们都是明眼人，我刘谦定究竟做了坏事没有？！”
刘谦定完全可以理直气壮了。从2001年开始呼吁保护老房子至今，作为一个民间文保人士，他像一个大众明星一样经常见诸报端和银幕，为不明真相的人们讲解，为被埋没的历史辩护；他也深知媒体的意味，那是一个窗口，一台喇叭，一只炒锅。很多人却因此揣度起来：这个老头儿，是想出名么？是想搞钱么？
“出名？又不是我请你们来采访我！搞钱？我到哪里去搞钱撒？不晓得贴了几多钱！”
刘谦定似乎不太在意别人的纷纷议论，他自顾自地埋头梳理着和这个城市有关的点滴，在所有人对拆毁不以为然和习以为常的时候，站出来，用他自己的话，叫“提醒”。时至今日，这个词分明地轻了，但他还是坚持把自己的行动说得很轻，“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要有人来关注，人不能老是盯着自己的钱袋子，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声，这样好些。”
回顾以往走过的路，刘谦定的内心不无骄傲，他的事迹屡屡成为媒体报导的素材，他的名字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只不过是一个民间文保人士。”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手会指着某个页面，页面上，他的名字或者照片，跟著名的学者或者官员同时陈列。
“你可以去百度，中国就只有一个刘谦定，那就是我，我就是刘谦定！”
也就是这个被人百般揣度的刘谦定，得到了更多人的声援，先是他的家人，“如果不是家里人支持，我是做不成这个事的”。然后是邻里街坊与朋友，保安街拆迁户上门闹事的时候，奋不顾身前来帮着抵挡的也是他们，“周围的人都晓得，刘谦定是个好人”。还有网友，这些人刘谦定多半不认识，但是因为“刘老师”和老房子的关系，他们站到了一起，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巨大合力。
 
（三）访谈
城市公社：你保护老房子，有什么原则么？是老房子就呼吁保护？
刘谦定：那肯定不是，我的原则从来就不抱残守缺，并不是所有的老房子都保，主要是那些附着有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老房子。老房子也要在保护的基础上用活，城市靠房子来支撑，房子也需要人来支撑，房子要是没有了人，会垮得更快，而且没有生气。
城市公社：保护下来的房子，经过一番修缮，有的就失去以前的风格了，你怎么看待？
刘谦定：我们搞保护，是原则上的，他们修缮再利用，是技术上的。我们是两回事。只不过有的时候看他们使老房子返老还童而不是使老房子延年益寿，就会觉得遗憾、心疼。
城市公社：当初提出来建立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是出于什么考虑？
刘谦定：武汉是国务院命名的一百多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除了要有丰富的地下文物，大量的地面老建筑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包括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村和名镇，北京、上海这些兄弟城市都申报命名了一批，但武汉没有，我们对历史文化的保护的确是滞后了。只有文化和经济并举的城市才有个性和生命，文化链条，剁起来容易，接起来就很难。老房子在这个当中，就像一本深奥的古书，一旦毁掉了，带走的不只是一座房子这么简单，还有那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不可能复制再生的。
城市公社：搞民间文保是出于一种个人感情吗？
刘谦定：对。我特别爱这个城市，因为有亲情这个东西，所以才这么执着。我要在我能说会动的时候，多为这个城市做点好事。
城市公社：之前也有很多专家学者，对你的一些说法表示质疑，比如你提出来的“江夏民居”？
刘谦定：首先我要说的是，“江夏民居”并不是特指现在的江夏区，以前的老武昌府城，同时也是江夏县城，它在明清两代都是湖北湖南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的中心，当然也是洞庭湖与江汉平原区域的风流时尚中心。老武昌城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先民们不可能没有自己个性风格的民居建筑。这样的风格，在昙华林街区随处可见。的确有专家学者不认同我的观点，但是我并非信口雌黄，我是建立在查阅资料和反复论证的基础上的，后来这种说法也被很多专家认可了。
（《长江商报》，记者易清，2007-12-20）

掌柜发表于 2009-5-7 00:03:00

12．毛传书  
丽水古城墙是怎样保下来的
毛传书，男，72岁，浙江龙泉人，退休前在浙江丽水市莲都区政协工作，曾任丽水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文史委主任。
毛传书多年来致力于地方历史文化遗产的宣传和保护。最先呼吁保护丽水的处州府古城墙，并会同37名政协委员和社会知名人士联名提案，建议结合瓯江做防洪堤，保护修复沿江古城墙，使古城墙遗址得到部分保护。
（一）
丽水，旧称处州。始建于隋开皇九年（589），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今残存处州府城，始建于元代。清道光版《丽水县志》记载：“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处州路总管斡勒好古，万户石抹良辅委丽水县尹韩国宝，割旧城之半而新之，为门六：北曰望京（亦曰丽阳）、东曰岩泉（亦曰虎啸）、东曰行春（亦曰下河，俗呼厦河）、南曰南明（俗呼大水门）、西南曰括苍（俗呼小水门）、西北曰通惠（亦曰左渠）。”由此可知，丽水人直叫到现在的六个城门的名字，已延续700多年。这里值得研究的是初建时“割旧城之半而新之”。“旧城”在哪里？史书记载，旧城就在今万象山。万象山古代叫小括苍山。万象之名到南宋才有，出自宋参知政事何澹在山上建了一座“万象楼”而得名。元筑新城后，万象山和小括苍山就成为两座山。万象山成了城内之山。道光《丽水县志》这样记载：“小括苍山，在城西里许，即小括山，又名莲城山，亦名九盘岭，唐宋州治皆在焉，即今之西山也。与城中万象山冈阜相连接。”清代雍正朝诗人毛桓在一首《万象山》诗中亦有“山在处州府西门内”注解。由此可知唐宋州治地点当在今烟雨楼一带。“旧城”建于宋宣和四年（1122），“因唐旧址修筑”（道光《丽水县志》）。范围当包括整个小括苍山即今万象山全境。据《丽水文物》记载，上世纪60年代初文物工作者调查发现小括苍山上还有古代城池建筑遗迹，而今已无处可觅了。
 自元建处州府城以来，历代都有修缮加固的记载。其中规模最大的修缮工程始于清雍正七年（1729）至次年五月竣工。修复后城墙“计高三丈五尺，厚一丈七尺，垛高七尺，四周一千八百五十丈（鲁班尺）；炮台四，窝铺八，门楼六”，展示了处州府城的新格局和规模。这之后，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修筑过城垣（墙），嘉庆五年（1800）因大水冲坏频溪城，又进行过一次维修。同治六年（1867）因太平军在咸丰八年（1858）和十一年三次攻入丽水城，遂在城周围挖筑城濠。这条城濠自丽阳门外起，东经虎啸门，下河门到外教场。丽水人称为大洋河之地即是。今大洋路之名亦出于此。大洋路南段厦河门外的水面就是旧城濠历史遗存。丽阳门以西经左渠门入城至濠头街止。元、明、清三朝处州府城都发挥着防御防洪保境安民作用。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1912）之后，虽然昔日的刀剑兵器已由新式枪炮所取代，但古城墙作为防御工事，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丽水的处州府城仍然几次修理加固，保存完好。民国二十七年（1938）沿城墙内修了环城公路，长5.1公里。三四十年代的处州府城是什么样子的？出生于1920年的丽水人汪云豪先生在他的著作《莲城话古今》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旧日的古城墙到底有多大方圆？我童年时与同学在城墙背上走过一圈。从丽阳门（今中山街北段市旅游社门口）的城墙背向西走，今城西菜场大楼恰在旧城墙背。向西南走，今市粮库是旧公共体育场（清左营的操场），灯塔街十字路口以西，全是城墙外的坟地。往南走不远，今桂山路丽光大楼是左渠门。过左渠门向南走约200米，从城墙爬上万象山。今烈士纪念碑处是旧烟雨楼旧址。九曲桥以西都在城墙外。城墙往南与通往洞天楼的石子路平行。今人武部宿舍是管痘夫人庙，紧靠城墙。过夫人庙往南二百公尺，今括苍路南段到底向西转弯角是小水门。再从西往东，是一条毕笔直城墙，近三华里，从瓯江对岸观城墙，颇雄伟。厦河门在今大猷街与城东路交叉路口。转向北约三华里，到镇东楼。该楼建于里郭护城河出城的墙背上，是两层挑出的古城楼建筑。楼上有关公像。向北走一100多米到市经委门口，是虎啸门。再向北走到今地委（现老年活动中心）东首转向西约五百公尺，仍回到丽阳门。绕城一圈，约八、九华里。当年从厦河门到丽阳门这一段城脚边全是坟地，城墙背都密植松树。从远处看城墙，颇突出了丽水古山城的特色。”这段文字对当年的处州府城写得形象具体，是可信的亲见材料。那么到了抗战时期的上世纪四十年代，丽水的古城墙又是怎样的呢？曾亲自参加攻克丽水城战斗的原国民党军62团团长陈章文在他写的《丽温战役亲历记》中这样写道：“六十三团（失守部队）依城墙旧址构成坚固城堡，在城墙根挖深濠设防。”“日军以云梯强扒城墙，用喷火器掩护进攻。”“城墙垮塌，工事多处被毁无法利用。”“六十二团陈章文部在瓯江南岸占领阵地，对丽水之敌严密监视，相机收复之。”“丽水城边瓯江河面宽，北岸城墙垒立高丈余，水枯时河心有一沙洲。远望侦探，西门（小水门）城墙脚杂草丛生似有水洞。据一警察说：‘水洞高宽可容人行，原为旧书院排水洞，房子倒塌荒废了，有难民从此逃出。’我们要他找一熟悉的人带路，他说他可以效力。第一营入夜即渡河，分向东、南门城楼猛攻，夺取城关。第三营借夜幕掩护，从沙洲抢攻西门城楼。三营长黄长龄甚智警，带着向导从水洞偷袭进城。团指挥部推进到江边……当我渡过瓯江攻近城根时，敌人烧火亮城。这就为我在死角上的偷袭创造了条件，既扒城墙又钻水洞。敌人与我攻城部队激战，在城楼反复拼杀。凌晨之时，南门（大水门）城楼为我一营攻占。敌人据天主堂的钟楼竭力顽抗。正巷战间，水洞内冒出一支小分队，抢击、刀砍、手榴弹轰，鬼子惊慌失措，一窝蜂夺路出东门，多数跳城墙向壶镇方向逃跑，丽水县城完全克复。”这段文字，让我们看到抗日战火中的丽水古城墙。可以说是满目疮痍，遍体鳞伤。其破坏程度可想而知。
 
（二）
1953年春天毛传书调到丽水工作，至今已在丽水生活52年。他目睹了新中国成立后半个世纪以来丽水古城墙——处州府城的变化。初到丽水，丽水城还不到3万人，到处都是遭日本飞机轰炸破坏留下的残垣断壁。除了丽阳门外有几幢矮小的平房之外，居民都住在古城墙的圈子之内，而且在城内还有水田，如今市政府所在之地和纳爱斯广场北侧楼房都是水田。广场西北侧为小山坡，丽水县最早的气象站就建在这小山坡上。府前菜场前中东路以北除了工人文化宫会堂和会堂左右两座平房小院（右边为阅览室，左边为职工业余学校），再加后面一个蓝球场外，其余一大片全是野草丛生的荒地。环城公路就沿东边城墙脚，向北转至今灯塔街向西到中山街再右转到丽阳门。城墙就在今新城东路中间，但南边穿过火柴厂，直通到厦河门。火柴厂内过一个小山坡，坡顶西侧为太保庙。城墙只剩夯土基，长满青草。不见有城砖。城背可行走，但未见有松树。城墙外便是田野。当时完好的城门除丽阳门、大水门以外，还有虎啸门、左渠门，但城门上面的古建筑都没有了。1953年春天，丽水县政府决定引好溪堰水入城，开挖一条从虎啸门外好溪堰至市人民医院再与环城河相接的水渠。发动全城干部群众义务劳动。毛传书当时在百货公司，分配地段（单位一般1至2米）就在虎啸门北侧城墙缺口地方（今中东路城东路至大洋路地段内）。在那里挖城墙凿渠。现这条渠还在，但已被覆盖成为暗渠。自那以来几十年间，残存的古城墙不断被公家和私人建房所占用。城西一段被做人民运动场所占（今粮油市场外城西路地方）。东边虎啸门为县经委建办公楼所占。中东路至灯塔街一段多为私人挖平造屋。火柴厂扩建，将今城东路口解放路至环城路南段一大段连公路围进厂区之内。将环城公路改道城外（至今还留有两段斜道与大洋路相接），这一时期厦河门以北的古城墙也全被挖平建了民房。而改变最大的是1978年扩建中山街，拆除了丽阳门城门和堆埋了大水门至小水门沿江古城墙。当时有口号：拆除丽阳门，削平华祠岭，打通梅山背。原先的中山街只从太平坊到丽阳门，又狭又短，太平坊到梅山脚也算一段，实际上是一条小巷，南有一个坡，叫华祠岭。再往南就是梅山。当时口号是国庆之前拆除丽阳门，元旦之前削平华祠岭，春节之前打通梅山背。从打梅山和华祠岭挖出的大量泥石方都往大水门外西边城墙脚溪滩上倾倒，堆得与岸边地面城墙相平，形成一大片平地，后来在此种树，建成一个江滨公园。从那以后大量建筑垃圾都往城墙外溪滩倒，大水门东侧的古城墙也被堆埋。久而久之，后人便不知道沿江有古城墙。1997年设计造防洪大堤时，经办人与设计者就不知道。都认为沿江只有一个残破的大水门。东西两边的城墙都不存在了。所以把防洪大堤设计造在城墙外面。实际上沿江古城墙不但存在，而且很雄伟。2004年3月，经浙江省考古队考古发掘，被埋部份高达8-9米多。如果把它挖掘出来，恢复历史原貌，那是何等的壮观！
 
毛传书对于沿江古城墙被埋的情况十分清楚。1996年，丽水市政协曾组织去台州地区参观考察。当时临海正在大修台州府城古城墙。他看了受到启发，心想丽水沿江古城墙如修复，比他们还气派，只是丽水没有财力办这件事。而且认识也未到这个程度。因为早在80年代，当时分管城建的丽水市（县级）副市长沈广尧就想修复大水门古城楼。曾让他我帮助搞民意测验。他设计的表格分别由人大、政协发给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征求意见。结果政协委员多数赞同，人民代表多数反对。有的农村代表说，政府的钱无处用给他们造机耕路，修城门楼有什么用？以致这件事未能办成。1987年丽水市（县级）建委搞中山街南段规划，把江滨路规划在城墙外面。12月23日在征求意见会上，毛传书建议江滨路建在城墙内，拆去大猷街以南至城墙附近民房。修复大水门古城楼和沿江古城墙，并在内侧配以绿地。意见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赞同者认为这样便有丽水特色了，反对者则认为城墙外已有江滨公园，里面没有必要再搞绿地。他再三讲明城墙外是河道。江滨公园为梅山泥石所堆成，本身是设障。要从长远防洪角度考虑，江滨路绝对不可做到外面。当天他在街上碰到沈广尧副市长，对沈副市长谈了会上讲的上述建议。沈副市长听了很支持，希望办成这件有意义的大事。但后来未见动静。而今要学临海修城墙，在丽水是行不通的。直到听说丽水要做防洪堤，毛传书才认为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1997年在市（县级）政协十届五次全体会议大会发言时，他便提出利用做防洪堤修复沿江古城墙的意见。同年8月29日《丽水日报》发表了他在政协大会上的发言。1998年初在当时中共丽水地委和丽水地区行政公署召开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迎春茶话会上”，他发言又向领导提出利用做防洪堤修复沿江古城墙的建议。讲明江边古城墙就是防洪堤。修复后，千年古城就有一个地方好看，古处州就有一个标志性建筑，丽水的文化品位就会凸现出来。而且增添一个有特色的旅游景点。这是惠及子孙后代的好事，望领导一定要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当时地委、行署主要领导也在场。为了让领导加深印象，会后他又写了《千年古城看什么》文章，在1月24日《丽水日报》上发表。只是他的呼声并未引起领导和有关部门重视，防洪大堤已设计好，即将开工。
2000年4月24日，毛传书以政协书画会成员列席当时的丽水市（县级）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在文化新闻组讨论会上，他讲了利用做防洪堤修复古城墙的事，立即引起与会委员的赞同。于是产生了37人签名的提案：
 
建议结合做防洪堤修复丽水沿江古城墙
丽水古城墙始建于元代，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现在尚保存有大水门城门和沿江城墙遗址。这次建城市防洪堤，要将大猷街以南全部房屋（包括建在城墙基上的民房）拆除。这样沿江古城墙的遗址将充分暴露。建议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结合建防洪堤，将小水门至厦河门沿江地段古城墙恢复。这样做：第一，可以使历史文化古迹得到有效的保护；第二，使丽水这座有1400多年历史的古城有一个地方可以看，使丽水的城市文化品位大为提高，为日后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创造条件；第三，城墙修复后，与南明山隔江相对，与瓯江相映生辉，为丽水增添新的旅游景点。总之这是一举多得的千秋功德。
沿江古城墙原来就有防洪功能。此次修复可与防洪堤工程结合一起做，省去大量资金。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千万不可失去。否则历史文化古城不复存在，我们将后悔莫及，更不好对子孙后代作交代。请求领导务必予以重视。
丽水市政协文化新闻体育组
2000年4月24日
 这个提案立即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4月29日《处州晚报》发了头版头条新闻：丽水市政协委员呼吁恢复有防洪功能的古城墙。5月25日，又用整版篇幅发表记者采写的长篇文章《古城墙、防洪堤能否共存？》。全文刊出政协提案和记者就此事采访丽水市防洪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胡忠明情况。胡忠明告诉记者，在规划设计防洪工程时，只考虑到大水门古城门，但没作具体规划。未想到两边还卧着一条“龙”。按防洪工程设计图，防洪堤在古城墙遗址的外面，更靠近瓯江。如果修复古城墙，又不动防洪工程的原设计，那么瓯江边上将出现两条“长龙”，两堵长墙，将会造成城墙与防洪堤之间几百亩土地无法规划利用。政协委员提案中提到将古城墙修复作为城市防洪工程的一部份，这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他还认为古城墙与现代化城市不协调，没有必要全部修复沿江的古城墙，可以修复保存其中一段作为古迹景点。5月28日《丽水日报·瓯江特刊》又发表《让古城墙站起来》一文，古城墙的保护成了丽水全城的焦点。浙江电视台在《新闻现场》栏目作了报导。此事引起文化、文物部门高度重视。5月31日，省里来了五位文物专家对古城墙进行会诊。专家考察后认为，丽水古城墙作为历史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接着省文物局下了文件。原则上同意防洪堤走线部份与大小水门之间一段古城墙（损坏严重地段）重合，但重合部份要少，尽可能减少对古城墙的损害。防洪堤的堤脚距古城墙太近，对城墙有较大影响。这段防洪堤背水坡的设计应更改。要保护小水门及以东一段城墙。此段的防洪堤堤线要北移，避开城门、城墙。堤脚不应靠在城墙、城门处。大水门以东古城墙及古水闸等需全力保护。尽快划定古城墙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2003年6月丽水市政府发了文件划定大水门和东西两侧古城墙为保护范围，城墙内外各30米为建设控制地带。
至此，古城墙是保住了，但未能根本改变防洪堤造在城墙外面的设计，以致小水门一段城墙不复存在，其余包括大水门至厦河门大部份被埋地下。大水门城门修复，前面挡着一条大堤，也显示不出昔日屹立江边的雄姿。但能保下来，便算幸运了。
（三）
到2000年瓯江防洪大堤开工，丽水的处州府城地面能看到的只有大水门一个残破的城门和丽阳门外一道42米长的城墙。1978年拆丽阳门时，这块城墙因在城门外东边，正好在人行道旁，才幸未被拆。后来做丽阳门广场，一期工程规划征求意见时，就有一种意见要把古城墙拆去，经过激烈争论，才得以保住。同时确定整个广场以古城墙为依托，体现“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主题。一期工程规划时，城墙附近的丽水动力厂还在。东边城墙遗址还看不见，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遗存。设计者在图纸上画明以古城墙为背景。
2001年8月，毛传书参加了丽阳门广场二期工程设计方案评审会议。会上发现最后实施方案要把这块42米的古城墙拆去，在原地退后八米另造一个仿古的城门。在会上他和市建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刘小丽相继发言，认为这样做不妥。二期工程应与一期工程主题相统一，古城墙决不能拆。两人的意见引起与会不少人赞同。会议主持人表示要向领导汇报。我们两人不放心，第二天给市委书记和市长写了《关于要求保留丽阳门古城墙的报告》。2001年11月15日市委宣传部部长率文体广电局书记、局长、文物处长上门听取意见。毛传书说，城墙是遗址，遗址是不能移的，拆了就是毁了，重建就是假的。原丽阳门是朝北的，规划新建改为朝西，误导了。原先是一个洞门、新建改为三个洞门，三个洞门是京城，更不妥。他告诉宣传部长，做这件事是出于一种责任。他在这里生活了半个世纪，又参加过公园一期工程设计讨论。现在二期工程设计的人换了，领导也变更了，他们有责任把情况告诉现领导，以便领导作出正确的决策。如政府一定要拆，老百姓是无可奈何的。但老百姓会一代一代传下去，这道城墙是哪年哪月哪位领导拆掉的，会给领导留下不好的名声。丽水的古城墙，地面能看到的仅存这一块了，而且有49米长，是处州悠久历史的见证。今人应把它保护下来，留给下一代。拆掉很容易，后悔就挽不回了。当年拆丽阳门，人们都不在乎，现在谁都为丽阳门被拆而感到可惜。他还告诉这位部长，这次要拆丽阳门这块古城墙，就有一位88岁的老先生说他要叫一批老人坐在那里保护。我们在拥有时要知道爱惜；失去之后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古城墙是历史文物，是不会再生的。其他花花草草现代的东西一下子就可搞起来。最后他对宣传部长说：“这块古城墙只有你保得住，保住了丽水人也会世世代代相传的。”
2002年1月7日，《处州晚报》头版头条《城市建设听听市民意见》报导透出信息：“在充分听取市民意见的基础上，丽阳门广场保留了古城墙。”至此应该说这42米古城墙的保护已经尘埃落定。然而要拆这道古城墙的声音并未就此消失。2002年5月在市、区两级人大、政协会上，还有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提案，要求拆除丽阳门这块古城墙，认为“这道古城墙没有保存的价值”，“影响市容市貌，损害公园整体形象”。还有《处州晚报》在报导中正面反映市民联名写信要求拆除丽阳门古城墙。2002年7月，浙江电视台影视文化频道专程来丽采访拍摄此事。后来和临海、嵊州三地古城墙做成一个专题《尴尬的古城墙》，于8月12日在《影视文化》频道播出。同时，毛传书写了《爱惜无价之宝》一文，发表在2002年5月24日《丽水日报·瓯江特刊》上。
 后来，丽水市建设局请省里专家做了改造丽阳门广场的新规划。规划是一期工程的设计者做的，不但要留住这道古城墙，而且要重建丽阳门，与遗存的古城墙相连接。还要在广场内古城墙旧址恢复残墙，以真正体现“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主题。规划效果图在丽阳门广场和万象山张贴向市民公示征求意见。各界人士无不叫好。2005年3月，丽水古城墙——“处州府城”被浙江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丽水古城墙的保护画了一个句号。

掌柜发表于 2009-5-7 00:03:00

13．穆森
 穆森：守护好城市回家的路
 作为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负责人，25岁的穆森一直显得特立独行。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他带领着这支由工程师、编辑、会计、自由撰稿人、在读硕士生组成的民间团队，奔波在津门故里的大街小巷，利用各自的专业知识，调查、考证、保护，和天津历史建筑打着“交道”。通过他们的努力，200多处鲜为人知的历史建筑已经有了“身份”。去年6月，在荣获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主办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贡献奖”之后，穆森的团队开始步入大众视野，而穆森自己，在很多人眼中也俨然成为了天津建筑遗产保护的民间代言人。
 老建筑的身份证明
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十分钟，穆森就到了。这是一个戴着眼镜、套着灰外套，腋下夹着公文包的男人，清瘦、文弱，感觉刚从机关大院里出来的。但镜片上、衣服上的一层浮土以及额头上正往下滴的汗珠，显示着和这个温和舒适的星期天下午的格格不入。“上午光忙活我们团队在天大主办的名家讲堂了，来之前的路上又发现一处老建筑被毁，心急火燎的，弄得自己很狼狈。”
从2006年11月11日团队建立之初，穆森就开始带领这支志愿者团队对天津的建筑文化遗产进行大规模调查。他们各有所长，分别掌握历史学、建筑学以及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等相关领域专业知识，有的负责建筑风格和价值的确认，有的查找文献、考证建筑人文历史，有的采访相关名人后代和居民，有的拍摄照片、录音录像……近三年来，这支民间“文化遗产抢救队”的足迹踏遍了海河两岸的每一片历史街区，寻访了百余位名人后代及其亲属，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口述史料；查证了马占山旧居、龚心湛旧居（胜利路）、卢景贵旧居等200多处鲜为人知的近现代历史建筑，帮它们找到了“身份”；举报了十余起非法拆除、破坏历史建筑的行为，帮助多幢历史建筑躲过了“灭顶之灾”。
最让穆森记忆深刻的，是他们找到了“辫帅”张勋在天津的这处故居。“史料上曾记载，除浦口道旧居外，张勋还在南京路附近住过，但具体地址始终不为人知。我们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张勋之孙，并且通过他和居民的指认，最终确认现南京路100号就是张勋旧居。”
除了留下影像资料，他们还要走进去，和这里的百姓沟通、聊天，挖掘每一座历史建筑背后的市民历史。“我们在采访中注意到，人们的关注点更多的是放在建筑这些有形的文化上，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种种，尤其是民风民俗生活方面的无形文化却正在散失。随着旧民居的搬迁，旧有的居民散落四方，这些无形文化如不加以记录，今后子孙后代将无以得知老天津人真正的生活形态和形式。”穆森担忧地说，能找到口述历史的人越来越难，但得到的结果却越发珍贵。艰难的寻访更让他们确信了行动的必要。
 从感性到理性
穆森说，他与老建筑的缘分由来已久。比如一想到童年，脑海里闪现的全是那些低矮破败的院落和九曲回肠的胡同。他至今还记得，上小学时他要穿越9个胡同，初中是12个，而高中则是15个外带两条不宽的马路。当然，自从考入大学，他的记忆落脚点也会随之延伸。南市、估衣街、海河沿岸……往往是，他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在别人很多个忙于恋爱和失恋的日子里，悠然地穿过冰糖葫芦、小豆冰棍的吆喝声，穿过天后宫的正殿、文庙的牌坊、租界区的浓密树影，穿过了这些繁华的、嘈杂的，蒸腾着滚滚生气的地方。“我最喜欢大沽路。那时候两边都是高树，一到夏天好似大伞。太阳晒不到、雨水淋不透，周边各式各样的老建筑也让人流连忘返。”
直至2004年天津迎来建卫600年，在这场关于这座城市文化的集体追忆里，天性浪漫的穆森才开始认识到，身边的这些历史建筑原来是立体的诗，是凝固的艺术，是历史的坐标。特别是伴随着估衣街、南市等老城区改造工程的逐渐进行，穆森的这些记忆开始找不到原有出处。穆森感慨地说：“有时候几天没去，上次还在的一些建筑就消失了。直至有一天，我发现这些地方我也不再熟悉了。”
他突然顿悟——这一座又一座老建筑，其实构成了城市的过去和现在。这些具有生命力的历史，附着在建筑上，让我们在这座有几百年历史的都市，依然可以触摸到那隐隐跳动的古今文化绵延承续的脉搏。老建筑在，记忆就在，人们对建筑的感情就在，这是一条给城市“回家”的路。
所以在2006年初，受中国记忆论坛发起人的邀请，穆森开始积极着手进行天津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建立论坛天津板块、组建拍记队，成立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从无人参与到现在热烈响应，穆森认为正是这份理性，让他能够坚持下来。“建筑遗产保护不是单凭一腔热血就能完成的工作。很大程度上需要科学计划、合理调度，并且进行历史文献的整理查阅工作。这些都需要专业素养，需要静下心来，需要像蚕吃桑叶那样，一点一点去完成。”
 以不务正业为正业
和穆森接触，很容易让你忘记他的年龄。沉稳的气质，出色的谈吐以及做事超凡的责任心和毅力，看不出来一个25岁男人普遍存在的不成熟。
但有些人也说，穆森就是个不成熟的人。比如他完全可以把建筑遗产保护当作爱好，而不是“事业”，更何况这项工作没有任何报酬。而且为了这项费心费力费时间的工作能够得到保障，他靠写戏剧评论来养家糊口，虽然可行，但却完完全全埋没了他在编剧、导演方面的才能。“这几年，一听到原来和我有过合作的制片方劝我‘见好就收，回头是岸’，我就觉得哭笑不得。”穆森开起了玩笑。
即使是戏剧评论这份工作，穆森也没有真正投入。他说每天只有到了12点之后才是创作的时间，可一想到转天可能要完成的团队工作，刚刚整理好的写作思绪，马上又跳回到了原点。“我对物质的要求很低很低，这件外套还是几年前买的呢。”穆森指着他的外套，口袋上面裂开了大大的口子。
穆森感慨地说，现在每当有历史街区的居民要搬离，总会有人慕名找到他们。有时候告诉一些好的线索，有时候仅仅是握着他的手，被他们这些城市文化守望者们所做的努力打动。每当这个时候，穆森就再次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正业，就是我们一起守望精神家园，守护好城市这条回家的路。”穆森说。
 穆森文保事迹：
1．2006年发起创立“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一直任团队召集人，与团队核心成员王伟行、张强、王振良、朱起鹏、韩春静等人负责管理团队。2008年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被评为首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贡献奖”。2009年团队事迹得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注，穆森以团队召集人（中国唯一民间文保志愿者代表）身份将应邀参加“中法城市更新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圆桌会议，与法国前总统德斯坦等权威专家学者进行交流。
2．3年多来，他与团队通过不懈的努力，为200多处鲜为人知的历史建筑找到了“身份”，并得到政府高度重视。很多历史建筑已经被列入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范畴和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去。
3．成功保护了包括天津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庙和盛锡福总店大楼、农工银行、圣心堂、王松午旧居、刘髯公旧居等多处文物建筑和包括解放北路、河北路在内的重要历史街区。并与团队对天津市市内所有重要历史街区做了扫描式调研，对西沽、估衣街、原日租界、原俄租界、原意租界等地提出相关保护建议及规划，很多已被政府采纳，并落实到市政建设中去。
4．根据团队调研，定期组织撰写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情况报告，皆获得天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具体建议直接影响地方文保决策，成为天津市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坚力量。团队及他所提出的倡议、呼吁还多次获得过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建设部、新华社及天津各级主管部门的批示和重视，皆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5．2008年团队首创并自费发起举办了首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天津论坛”，数十位国内权威专家学者参会，并一致通过中国首个由志愿者发起的文化遗产保护宣言《天津宣言》，获得社会广泛重视，也被《中国文物报》等媒体视为2008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的大事典型。
6．组织团队定期印行《天津记忆》年刊、季刊、半月刊、周刊及专号。对天津地域文化进行全方位的阐释和挖掘，建立天津文史资料库，义务向社会提供。建立全国文保联络机制，信息随时通报。
7．团队与各学术机构、媒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在《今晚经济周报》上每周开设固定专版“天津记忆”，宣传文保知识及成果。与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合作举办“宫白羽学术研讨会”。与天津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合作举行“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天津论坛之名家讲堂”，义务向社会传播文保知识。
8．坚持一线调研，做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者、保护者和“救火运动员”。
2009年文保工作一瞥：
抢救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庙
文庙是天津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相当于省级），自4月9日出现非法破坏至今，整整16个日日夜夜，穆森一致在一线抢救。以下是穆森每天晚上放到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网站的当日情况通报，基本展现了一个文保人的文保活动，也算是2009年文保行动的典型事例。
4月9日：今天下午，团队接到相关人士举报，言天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庙的两个过街牌楼（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被拆除。晚7时许，我亲赴现场察看，发现举报属实。作为文庙的文物本体部分，两个过街牌坊已被施工人员拆除，声称要落架，然而现场却停放着大量新材料。调研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出面阻拦，并声称“局领导有令，没人陪同，不允许任何人员拍照”。为了尽快解决情况，并遏制进一步破坏文物的行为，我当即通知了天津市文物局的相关领导，要求彻查此事，并尽快采取果断措施挽回损失。局领导高度重视，拟于明天召开领导办公会，我将代表团队参会，并提出解决和保护方案。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4月10日：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我先简单说一下事态进展：事情出来后，天津文化局局领导高度重视。今天上午，我和天津文化局局领导和相关处室领导在文庙召开了现场办公会。我们认真查看了现场，并对此事进行充分讨论，做出如下决定：
第一，过街牌楼的施工暂时停止，责成工程人员认真做好现场保护构件处理、编号及记录工作；
第二，马上请专业技术人员拿出落架复原方案及测绘图等相关数据，严格用原有材料进行原样复建；
第三，复原方案出台后，立即召开专家论证会（我将参加）进行审核；
第四，复原方案获得专家论证会通过后，方可在科学合法的前提下进行复工，其过程要接受专家监督。
4月11日：今天下午拍记后，趁着天还没有彻底黑下来，火速赶往文庙现场查看了解进一步情况。从现场及与负责人交谈中，发现昨天办公会后，施工方按照会议决议已对现场构件用塑料布进行了适当遮挡（多亏盖上了，否则昨天那场雨……）。但仅仅这样简单的遮盖还是远远不够，我已建议施工方严格控制现场，在技术人员未达到前决不能再让文物雪上加霜，否则便是对文物的进一步破坏，属于违法行为。
第一，要明确要求工人不能在原构件周围进行任何破坏活动；
第二，要对现有构件进行初步整理、编号，以防技术人员未到达前，再次丢失；
第三，尽快邀请专业技术人员进入现场。
4月12日：通报一下今天的情况：拆除的大量原构件虽然被塑料布简单遮盖，但不必要的人为破坏现象依旧大量存在，严重影响日后原址、原材料、原工艺、原尺寸的复原工作。有鉴于此，我向施工方提出必须加强管理，彻底遏止目前的非法破坏。下午，与局领导和相关负责人召开第二次碰头会，在继续敦促落实周五办公会的决议的提前下，我将今天白天进一步破坏的现象作了通报。会议决定，立即搭建临时帐篷，对目前的原构件进行保管，对于非法破坏行为要进行教育，确保日后原址、原材料、原工艺、原尺寸的复原。帐篷的搭建工作已从今天晚上开始，截止到我离开现场时，现场已基本清理干净，预计帐篷将于明早搭建完成。
4月13日：按照昨天下午的碰头会要求，施工现场已经搭建起了临时的帐篷存放文物构件。上午专业技术人员到达现场进行初步勘察，同时又在废墟中发现了一些新的构件。下午文物、建筑、施工方、管理方、监理方开了一次协调会，形成如下决议：第一，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迅速清理现场；第二，基础部分可以先做；第三，一致通过我方提出的“原址、原材料、原工艺、原尺寸”的修缮要求，并以此为共识指导下一部施工；第四，尽快在文庙现场设立“文庙牌楼修缮工程”指示牌，向市民明确并非拆旧盖新；第五，初步清理后，专业技术部门尽快出具评估报告和复原报告。
4月14日：今天到北京公干一天，未能到文庙现场监督，其间委托团队成员两次赴文庙抽查，并无明显破坏或变化。
4月15日：按照13日协调会的要求，14日天津大学两名学生与施工方一起初步清理了现场，并对重要构件进行了测绘记录。斗拱已拼接好，接受我们检查。门口处的施工说明也按照我们的要求正式立了起来，公开向市民说明牌楼不会被拆除或新建。专业技术部门、施工监理方等技术人员全部到位，实地考察了现场，大家一致认可我方提出的四原方案：原址、原材料、原工艺、原尺寸。并对复原方案进行了逐一讨论。
4月16日：在设计方的配合下，施工方已将现场初步整理，并作了一些编号。专业古建修复工人和监理方开始进入现场，对破损严重的小构件进行修复（采用钉和化学胶）。牌楼的基础部分进行顺利。
4月17日：现场基本清理完毕，必要的小构件修复工作已基本完成。基础部分初见端倪。
4月18日：工人继续检查修复后的小文物构件，现场很平静。以前堆在院中的新料开始被用作西值房建设，小料陆续被运进院内。下午，现场发生了一段不愉快的小插曲，对此我已向局领导提出抗议，并保留追究的权利。
4月19日：上午下雨，工地暂时停工。下午召开例行的各方碰头会，通报各方面的进展和新想法。领导对昨天文庙对我的不礼貌行为表示歉意，并要求加强管理，以后不能再发生类似事件。修缮施工单位已将现场清单及拆卸记录送交技术方。会议再次强调，修复设计方案未批复前，停止一切新构件制作。文物构件的局部修复工作可在监理的监督下继续进行。我在会上正式提出，牌楼复原前，应先确定好路面标高问题（必须不升不降，保持文物本体原貌）。修复完成后，可以设立“天津历史地标”铜牌以示纪念。另外，我又再次提出应做好现场记录，保留废部件，日后开设专门展厅纪念。
4月20日：昨天晚上老城提醒应对无法使用的文物构件也进行妥善保护，以为日后专题展览之用。今天现场落实了这项提议，经鉴定无法使用的构件被暂时用塑料布遮盖。以前院外的大部分新料都被用作西值房建设，进展很快。专业工人师傅开始对文物构件进行剔除彩绘和漆皮工作。
4月21日：现场秩序基本恢复正常，新料、文物构件和无法使用的构件分别堆放。评估报告和复原设计正在有条不紊进行中。
4月22日：院内工程继续，院外文物构件修复工作零星进行，设计方也在紧张做着复原设计及评估报告。原先在院中的新料，被临时做用院内西值房建设。专业的工人师傅，开始制作一些新构件，以备日后复原使用。
4月23日：经统计每座牌楼的文物构件（包括可以使用的和已破坏严重的）为900余件，具体修复由设计组织相关专业人员解决，方案即将出台。牌楼拆除前，粗加工的一些新构件将被进一步加工，根据复原方案（须经专家论证会审核通过）决定使用范围。西值房建设，由于种种原因，今天重砌了墙面。
4月24日：设计方的勘察报告及复原设计初稿已经完成，今天各方面的专家对此闭门研究，初步审核。我方提出的“四原”原则已被落实到方案中，另外对花板等问题的恢复，也取得了共识。后面设计方将根据专家会的意见，进一步深化设计，以保证文庙牌楼复原工程的顺利进展。现场没有实质进展，等待专家论证结果。
4月25日：今天团队和文史研究馆联合举办“宫白羽研讨会”，上午匆匆去了一趟文庙。基本情况没有太大变化，现场原始构件继续封存，新构件的小加工也在继续。设计方案在进一步深化中，相关会议纪要正在修改，等待专家审核签字。

掌柜发表于 2009-5-7 00:04:00

14．蒲龙
 蒲龙，男，52岁，四川剑阁县人，剑阁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
一、保护文化遗产，危急时刻，挺身而出。
历次突发事件中，蒲龙同志都不顾个人生命安危，挺身而出保护文化遗产的安全。1998年9月，剑阁县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造成县城大量房屋被湮没，省保、县保文物被淹没。当时文物库房围墙内的洪水有一米左右，他见情况危急，找来一把砍刀，奋不顾身跳进洪水中用刀砍开围墙泄洪，确保了文物安全无恙。他又跑到钟鼓楼等文保单位组织抗洪抢险，排危自救，使文物在这场特大洪灾中未造成灾后再受任何损失。
2008年“5·12”大地震，他不顾生命安全，冒着余震不断，房屋、围墙随时有倒垮的危险，在震后最危险的两周里，夜夜都守护着文物库房。之后虽然大家轮流值夜班，每遇职工生病，家里遇特殊情况时，他都主动代为值勤。地震发生后，他最担心的是馆藏文物，第一时间查看库房房屋受灾情况，打开库房逐柜检查。发现不少文物被震倒在铁柜里，他与管理员一一小心扶起归放原位。每遇强余震后，他都要进库房认真检查，从而确保了馆藏文物无一件遭受损失。震灾就是无声的命令，震后他不顾余震不断，排查全县地面文物灾情，层层上报灾情，制定灾后震灾自救规划，累得腰酸背痛也顾不上休息。地震发生8天后，地面文物，尤其是国家级、省级重点文物古建筑漏雨严重，觉苑寺壁画的保护尤为重要，他组织人力、物力用了几天时间，将觉苑寺、钟鼓楼等古建筑屋面进行了翻盖处漏，确保了文物古建筑在地震中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他知道这里是他的岗位，是他的职责，震后40天不曾休息一天。
他被剑阁县委授予“抗震救灾的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被四川省文化厅授予“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二、文物普查中，为保护文化遗产呕心沥血。
他跑遍全县山山水水，旮旮角角，历经艰难，在第一次文物普查的基础上增加了100多处文保单位。在普查和补查的基础为四川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分图集·四川分册》，他负责撰写208处地面文物的材料，为《四川分册》的编写做出了贡献。2008年他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凡是普查有困难的，走路远的，重要的文物，他都要亲自普查。严格审定普查资料文本和图纸，一旦发现有错，都必须重新普查，哪怕一个数据，一尊造像都要复查核实，一丝不苟。野外工作十分艰苦，有时也有危险，许多普查对象分布在深山密林，远离城镇村庄，有的要步行几十上百公里山路，近的一般也要走几公里十几公里山路，常常挨冷受饿。震灾期间，他带领普查人员冒着余震不断的危险，下乡继续普查。
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哪里任务艰巨，他就会出现在哪里。普查期间一听说哪里有新的发现，他就很兴奋，就想立即去调查研究。市上文物普查培训一周，中途他突然身患面瘫病，吃饭困难，他不请假，领导、同志们都叫他赶紧治病，他仍坚持培训结束，才去看病。他这种为保护文化遗产的拼命三郎工作精神，令人起敬。
2008年11月15日，这一天极不平凡。早上7点多钟，他就带普查队一行人出发了，来到公兴镇，天下着小雨，路很滑。蒲龙同志一行冒雨普查。吃过午饭，顾不得休息，他听老百姓说吼狮乡人马垭传说有石马石人，决定亲自走一趟，不管是真是假，眼见为实。公兴与吼狮交界，公兴镇的书记立即通知吼狮的乡长一起带队。他们在书记、乡长的带领下，在崎岖田间小径上深一脚浅一脚来到人马垭，仔细寻找，结果在两块玉米地里果然发现人工雕凿的9尊石人石马。蒲龙同志喜出望外，一处一处的找，找到一处兴奋一处，他认为这是普查的最大收获，最令人兴奋的事，其规模简直跟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的墓雕一样，估计这跟出生在这里的南宋礼部尚书黄裳有关。他兴奋劳累，忙到天黑才往公路上赶，回到公兴镇已经完全黑了，他不顾休息驱车到上午普查地点，把出土的碑石装上车，才吃晚饭，回到文管所已是晚上11点多钟了。回到家里兴奋不已，忙于整理资料。星期一上午忙着为县广播电视台拍摄报道，又是兴奋。上午1点40分手中的笔突然掉在桌下，一连两次，当时不在意，等到两点过去上班，手中的笔觉得拿不住，心想这与面瘫怕是有关。决定到县医院去看一下，到了县医院手机已不能打了，医生拿过他手机，一边查找家属，一边检查，检查结果：由于兴奋、劳累交替引起的大脑出血，住院了。这次新发现石人，县台、市台、省台、中央台等都作过报道。他这种保护文化遗产忘我工作的精神，受到市宣传部、市文化局和县委县政府数十次的表彰。
三、做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头羊。
(一)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家里手。
他并非本行的科班出身，全靠发奋博学成才，一专多能，是文物战线上的专业中坚、领头羊。先后担任广元市文化系统中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他文物研究、田野调查、佛、道造像考古、文物描写、拓片、摄影、绘图和文学等专业技能在文物专业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推动了文物事业发展。他重视专业人才培养，主动传帮带，言传身教，使专业人才逐渐成长起来，为人才培养作了大量辛苦的工作。馆藏文物建档，没有第二个人能绘图，他勇挑重担，担担起绘制馆藏文物图的重任。绘图要测量，要观察，要计算，求比例，数字要精确，不然绘制出来的图就不能保证原样和质量。这项工作并非短期能完成的，他一边忙所里全面工作，一边抽空绘图，一件又一件，一年又一年，完成了级别文物数百件的绘图工作，他既是所长，又是业务能手。文物数字库建设他又亲自参加馆藏文物文字描写和拍照工作。他为馆藏文物建立形象档案和数字库建设起到带头作用，发挥了专业特长，做出显著成绩。
(二)多渠道争取经费，节省每一分钱，用于地面文物维修抢救，采取各种办法保护文化遗产。
他先后争取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和社会资金，维修了觉苑寺、剑州白塔、重阳亭、钟鼓楼、箭楼和文庙、兼山书院、开元寺、上寺、下寺、梁山寺、章顺王庙等文保单位；修建了鹤鸣山道教造像保护廊亭，迁建了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石刻；砌保护文物堡坎七处二百多米，围墙二千多米，人行道三百米。他为文化遗产保护维修四处奔走，不知跑了多少路，说了多少话。就说鹤鸣山文物的维修、保护设施和管理用房的修建，他都要经常上山指导，一天要上下山四次，从不叫苦叫累。他在文物保护中具有开拓创造精神，维修觉苑寺他对已审批的维修方案提出的一些合理合法的建议，被得到批准采纳；在鹤鸣山文物保护工作中，他设计了“鹤鸣山”三角尖首地名碑和四方九龙四首碑，这是鹤鸣山独具创意的两方现代石碑。修建鹤鸣山道教造像保护偏廊，他建议偏棚也可加脊起翘，被木工师傅采纳。他就是这样一个不知疲劳、忘我工作、献身事业的人。
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觉苑寺、钟鼓楼和鹤鸣山等文保单位被占用，他先后想尽一切办法，收回觉苑寺藏经楼、鹤鸣山和钟鼓楼的管理权和使用权。钟鼓楼和箭楼被普安医院、工商部门和居民长期使用。为收回钟鼓楼连续八天时间坐在集体工商部门说服做工作，甚至还打官司用了二、三年的时间终于收回了这三处省保单位的全部管理权和使用权。他这种把生命当作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一部分的可贵精神，值得大家学习的榜样。
(三)宣传“文物保护法”，发挥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
广泛宣传文物保护法是有效有力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保障，他采取标语、电视、印发传单、小册子、文艺、文物法颁布周年纪念活动和文化遗产日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使文物保护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从而增强了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利用文物阵地，充分发挥文物的社会功能，在他的策划和组织下，利用春节在鹤鸣山、钟鼓楼举办了“历代帝王大型画像展”；香港回归祖国在钟鼓楼举办了“剑阁文物精品展”；广元市女儿节参加了广元举办的“钱币文物展”，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深受群众欢迎。剑阁文物精品展，他还组织学校中小学生参观，同学校商量，学生参观以后把此次展览活动纳入语文教学写观后感，进行一次生动的爱国爱家乡的教育。同时他还写广播稿、写文章在电视、报纸上宣传，扩大影响。每年春节期间，他都要在鹤鸣山举办各种形式的“鹤鸣迎春活动”，丰富县城节日文化生活，把文化遗产保护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在一起。他为了充分发挥馆藏文物的功能，服务于旅游发展，想筹建一个博物馆，十多年来东奔西跑，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多次写论证报告，向县上领导汇报、建议，终于将博物馆建设纳入政府议事日程来决策，并已实施。他就是这样一个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头羊，四川省人事厅、四川省文物局授予他“文博系统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
四、做保护文化遗产的忠诚卫士。
(一)不顾生命安全，走村跑户，征集民间流散文化遗产；打击文物犯罪活动，人们称他是“保护文化遗产安全的铁脚板”。
哪有文物，哪里就有他的足迹，经常下乡，跑村走户，不怕劳累，不怕严寒酷热，不怕路途遥远。常常为了征集到一件民间文物往往要步行几十甚至上百公里的山村小路，不顾脚上打茧、血泡，常年累月，跑遍全县几十个乡镇几百个村，征集各类文化遗产数以百计。生产劳作、建设工地他都十分关注，一有文物出土，都要赶到现场守护和追缴。记得他为追缴城北三江口工地出土文物，只身一人不顾生命安全，时值六月暑天，徒步几十公里的北庙五星村，汗流浃背，挨家挨户的调查，跑遍了五星全村，连续六天六夜，往往返返，走了几百里路，筋疲力尽，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终于查到线索，他不顾为难，登门苦口婆心做工作，不厌其烦宣传文物法律法规，又整整用了一天时间，他这种执着精神终于感动了这家农民，把六件宋代铜器文物主动交出来。他把文物包好，走了几十里山路返回文管所登记入库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了，后经鉴定其中有二件国家二级文物。他一旦发现文物犯罪活动，他都主动与公安部门联系，有效打击文物倒卖犯罪活动数起，常常为破文物案件，不顾家庭，不顾一切，与公安协同作战，现场侦察，搜索证据，多次协助公安部门破案。主动到派出所、公安刑侦队鉴别犯罪物件是否文物，其中有两次就破获倒卖文物150余件。经他征集、废旧物品检选和追缴各类文物数百件。他保护国家文物、打击文物犯罪活动功不可没，广元市政府授予他“广元市经文保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二)做保护地面文物和馆藏文物的“守护神”。
他深深知道文化遗产安全是第一职责、生命线，把保护文物安全与自己的生命系在一起，文物安全这根弦始终都是绷得紧紧的。他走到哪里文物安全工作就宣传到哪里，检查到哪里，落实到哪里。连外出开会，出公差也把安全放在心上。长期以往，竟形成文物安全条件反射，甚至于有些神经质，每次出差回来，都要自觉不自觉去查看库房门锁。每天晚上不管是他值班还是不值班，他都要在库房外巡查一两次；三更半夜听到有响动，就神经质地认为是文物库房在响动，他都要起床仔细查看一番才放心。可以说他到文物所工作多少年就守护文物库房多少年，节假日他从未离开过岗位。每年春节都要守护文物库房和县城钟鼓楼古建保护区，大年三十夜他总要守护到第二天凌晨二三点钟检查完安全才回家睡觉，二十年如此。晚上如有消防警车出动，他都神经质地爬到文管所楼顶，听消防车是否向钟鼓楼、觉苑寺的方向去，查明情况后才能放心。如果不是一个对文物事业忠诚的人，是不会做到这样的。
五、保护文化遗产，潜心文物研究，申报“国保”单位，作出重要贡献。
文化遗产的研究，是更有效有力保护文化遗产，也是文物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他始终战斗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沿，对该县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都进行调查、询访、收集、整理和基础性研究，掌握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对该地区文化遗产的分布如数家珍，了如指掌。人们称他是“剑阁文物通”。他的研究成果累累，是文物战线上的排头兵，发表或获奖各类关于文物方面的学术论文、专著达150万字。在《经济文化报》、《厂长经理日报》、《四川日报》和《四川文化报》等发表关于文化文物方面的文章数十篇。他撰写的《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钱》、《论南江县平民银行一串布币》、《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物保护与利用》等40多篇论文，曾获“首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文献”评选壹等奖，“第三届中国人才资本论坛圆桌会议论文评选壹等奖”等国家及省、市级等级奖。学术专著《川陕苏区钱币》，先后获“四川省社会科学界科研成果优秀奖”、四川省钱币学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贰等奖”、广元市委市政府授予“科技成果贰等奖”、广元市精神产品“哲学社科类壹等奖”和广元市钱币学会学术“专题研究壹等奖”；《中国出版》和《绵阳师专学报》有两篇评论文章评论此学术专著。学术专著《半山石志》获“四川省首届社会文化科研成果贰等奖”。论文收入《利州钱币研究》、《中国科教论文集》、《中国百业论著》等数种书刊。协助、配合中央电视台天下雄关摄制组、华夏文明摄制组、搜寻天下摄制等去剑阁的拍制工作，他无不热心当向导，介绍其历史文化，宣传祖国灿烂的文化遗产。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广元市电视台也都曾采访过他。十多次参加国家、省、市学术论坛交流会，数十次参加地方旅游规划和研讨会献计献策。他为促进学术交流，宣传地方文化资源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四川省钱币研究学会评为“学术贡献”的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保护蜀道文化遗产，做了平凡而伟大的工作。他对古蜀道这一人类交通史上的灿烂文明成果就有了深刻的认识，确定了蜀道研究的课题，作这样一个大的历史文化科研课题，不仅涉及很多领域，而且涉及地域广，做起来并非轻松愉快的事，一旦涉足这个领域，便不能自拔。他除了搜集、查阅、考证大量有关史料外，还必须亲自深入蜀道遗址实地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十几年来，他把一切节假日，甚至春节时间都利用起来，爬山涉水，徒步考察蜀道南北诸道，不少地方曾多次去实地考察，不论寒冬暑夏，往往复复蜀道总行程已超过万里了。有时为考察一方蜀道古碑，一眼栈道遗孔，甚至跑二三次。十多年如此，他不知付出多少艰苦的劳动，牺牲多少休息时间。每天晚上都要伏案开展研究工作，多少不眠之夜在书房度过，其辛苦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是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广元市文联委员和县文联副主席，因研究蜀道的原因，文学创作只好暂时放弃了，业余爱好也放弃了。由于他长期夜间灯下伏案工作，得了眼睛干燥病和腰椎、颈椎等疾病，然而他并不因种种疾病而影响、中断对蜀道的考察研究，现已完成80万字书稿，已进入修改、定稿阶段，很快就会出版问世。四川社科院教授、四川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认为填补了一项研究空白。蒲龙同志用了十几年的休息时间来做这件大事，其毅力可想而知。他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所表现出的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他对蜀道的研究，是一项极具价值意义的文化工程，为弘扬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作出重要贡献。他把人生的黄金岁月无私奉献给了蜀道文化遗产的保护。广元市市委市政府授予他“广元市有突出贡献的科技拔尖人才”和“广元市十佳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
文化遗产保护单位提升它的保护级别，是提升其文保单位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更有效有力的保护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文保单位升级申报的成功，这与对其申报的文保单位的历史、科学、艺术等方面研究的深度是分不开的。蒲龙同志对提升省保单位觉苑寺、县保单位剑门蜀道的保护级别，深入仔细进行研究，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和价值，对觉苑寺建筑、碑刻、泥塑、石雕、木雕，尤其是佛传壁画和剑门蜀道交通设施、军事设施等历史文化进行一一考察研究，做了大量无人知道而看不见，但又必须做的有益工作。申报剑门蜀道涉及两市五县，广元市文化局局长点名剑阁的蒲龙专门负责申报材料，他接受任务后，多次步行考察剑门蜀道遗址，了解沿途遗存的各类文物。剑门蜀道是带状文物，全长四百多里，他不怕“蜀道难”，不怕辛苦流汗，一路考察，一路拍照，拓片、测量，有时为了拍不同地方的古道，行道树古柏、栈孔等，跑了一趟又一趟，行程一两千里。他亲自撰写文本、挑选照片、指导绘图、评估其价值，连当时放法定长假七天也都没有休息，继续投入紧张的申报工作。由于他对申报对象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研究，文本材料详实规范，对其价值评估科学、准确，这两处文保单位先后经专家组评定呈报国务院审定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保护单位。为了宣传“国保”，增强人民群众自觉保护文物的意识，觉苑寺“国保”申报成功，他又赶紧筹备“国保”挂牌庆典。当时经费紧缺，他为了使这次剑阁首次国保挂牌庆典圆满成功，他跑到广元募捐到经费，宣传、组织了武连镇百姓万人声势浩大的挂牌庆典，并邀请了省文物局、市县和全县乡镇领导及省内外一些大专院校、文物部门参加。当时武连场镇、觉苑寺人山人海，一片欢腾，庆典极隆重热烈，盛况空前，得到了省、市、县领导和百姓的高度评价，川台、市台和县电视台都给予了报道，省文化厅还辟专栏橱窗进行图片展览。他在六年期间，成功申报两处“国保”，为提升文保单位保护级别作出贡献，为地方文化旅游发展，提升地方旅游品牌赢得两块“国保牌”，这与蒲龙同志的研究工作，敬业勤业精神分不开。是他专业知识技术、历史文化知识、文物研究成果和人才资源转化的结晶，为申报“国保”作出特殊贡献，四川省高评委评审他为“副高研究员”职称。

掌柜发表于 2009-5-7 00:04:00

15．孙国平
    孙国平，男，44岁，浙江慈溪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一室副主任。
    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随后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兢兢业业地以考古发掘研究和文物保护为己任，以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先后参与或主持50多次野外考古调查发掘，足迹遍及浙江60多个县市的乡村、山沟和海岛，每年一半以上时间放弃休息坚守考古工地。凭着对文物考古工作的高度敬业精神，取得不俗的研究成果，也赢得同事们肯定和信任。2004年12月获得研究馆员任职资格，先后发表20余篇考古报告、学术论著。20年中有近一半年份，在单位业务考核中被评为优秀；2005年，被评为浙江省文化厅系统优秀党员；同年，在单位历史上首次进入“浙江省五个一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员名录。
一、考古塑造人生
    40多年前，勤劳朴实的父母赐予我人生的机会，也给了我一个再也普通不过、又有明显时代气息的名字——孙国平，从小生长在杭州湾南岸虽很清贫但不乏温情的一户浙江慈溪农家，那里成了我人生的起点小站。简单质朴的童年生活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中，安稳地掌控着我人生长途车的行进方向，只是那样的童年历程让我分不清人生的短长，因为那时的日子都是那么平淡、纯粹，甚至有点原始。在没有太大理想追求的环境中成长，喜好回忆也就逐渐成为一种影响一生的心理习惯，不知不觉中乘过了一个又一个人生小站台。
    确切地说不是我选择了考古，而是我遇上了考古。
    1984年，在一个从未出过大学生的小村庄里，一个由目不识丁的母亲生下的孩子，居然连滚带爬地闯进了中国的一所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这个消息当时着实让身边的很多邻居当成了天方夜谭式的谎言。但北大居然真的成了我人生的一个大站。也正因为“闯”，当时就阴错阳差地拐进了略显偏门的考古专业学习，从几无所知，到随遇而安，再到顺理成章、学有所成，四年宝贵光阴转瞬即逝，但我觉得北大对我个人一生的影响已深深地渗透到了我的血液中。最终是考古这一冷门秘技成了我安身立命的“本领”。那时急于自食其力的我，没有再求上进，毕业前由老师出面联系了一下，就轻松地确定了工作单位。这一求职过程简单得似乎省略了这一特殊环节，容易得使现在毕业的大学生们难以相信。1988年7月离开北大之后，几乎无间隙地跨入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大门，这里成为我后来停留更为长久的一个人生站台，别的不说，至今20余年间坚守在有点偏离社会热门领域的考古一角，不离不弃，也算不易。在东奔西走的工作历程中，我大脑里经常有这样一个念头，我曾经似一个铁路边玩耍的懵懂小孩，因为社会大列车的偶然慢行，让向往快速旅行的我冲动着攀上行进中的车门，虽然一直有一种挤在门边的担心，但时时在提醒自己要握紧车门的把手，以免重新掉落路基。
    我记得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在我的毕业留言薄上赠给了我这样一句现在看来意味深长的话：“行百里者，半九十”。说真的，当年，对于这句话，至多是似懂非懂、似信非信。经过20多年的摸打滚爬，到现在我敢说，考古——还算是一种职业的话，那也是让人感觉“酸甜苦辣涩”五味杂陈的职业，是容易应付又是很不容易干好的职业。很多学了考古的人，面对工作中的“酸辣苦涩”，一些酸辣，如工作条件、生活环境的简陋和偏僻也许还能适应和忍受，而过多的苦涩，如出差在外较长时间的孤寂、以及野外作业中体力与脑力的双重付出和艰辛往往会让人望而却步、退避三舍。所以，我已真正懂得了在考古这一门道里长期付出乃至一辈子坚持的不易和可贵，而还能从艰辛苦涩中品味到考古的快乐、并把个中乐趣、人生感悟、以及把对于远古世界的了解和知识负责地传递给别人的人更值得尊敬和学习。
    总之，我就是在这样的感受和经历中走过这并不短暂的20年。其间，先后参与或主持了50多次野外考古调查和发掘，足迹遍及了浙江的60多个县市的乡村僻壤、山沟海岛，充分体味了数千个阴晴风霜雨雪、冷暖苦乐自知的日子。随着个人工作经历的增加，对于地下文化遗产的理解、认知和情感也逐渐加深，略显神秘和少人注意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为我人生的主要内容，每年中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各地的考古工地上度过的，回家的生活反而有些不太习惯。这种长期的工作、生活方式，不仅要锻炼和改变自己的身体和心理，更难的是在平稳的气氛下调整好与家人的家务分工和家庭心理。之所以还算顺利地维护好了已经过去的二十年，不仅要靠自己对于这份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和事业心，更要靠家人的理解、支持和长期的默默奉献。在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目光中，这20年中有近一半年头，在单位里的业务考核中被推评为优秀；2005年，被评为浙江省文化厅系统优秀党员；同一年，在单位历史上首次进入“浙江省五个一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员名录。
     走上工作岗位后的前十年，由于对浙江地区的考古材料处于非常陌生的状态，凭着很大的热情和年轻力强的身体，我积极投身浙江各地主要是钱塘江以北地区的野外考古发掘项目中去，不怕路途遥远不便和辛苦劳累，脚踏实地，并在一次次的具体操作中做到尽心尽力，认真负责、科学严谨、记录规范，先后在海宁荷叶地、宁波慈湖、余杭庙前、海宁达泽庙、奉化名山后、象山塔山、温州岱石山、余姚鲞架山、桐乡普安桥、海盐龙潭港、遂昌好川等重要遗址中刻苦磨炼和辛勤付出，并逐渐积累起一定的独立工作经验和优良的职业品格和敬业精神。
    后十年，随着个人关注研究方向的转变和单位内部业务分工的调整，转战到钱塘江以南地区，先期主要参加和主持了衢州观音洞遗址、玉环三合潭遗址、温州老鼠山遗址的发掘，最近5年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了河姆渡文化的田螺山遗址，特别是通过长期主持田螺山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不仅从考古业务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也从内部业务人员的安排管理上，还有与上级领导、周边行政业务部门人员的汇报、接触过程中，以及与大量外来专家学者和学生的协调联系上得到了宝贵的锻炼机会。
    其间，1994、1995年参加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以优良成绩获得领队资格。2004年12月获得研究馆员任职资格。先后撰写和发表了20余篇考古报告和学术论文，并在2003年完成了我所第一本科普式图书——《远古江南》。最近几年间，通过主持田螺山遗址的发掘，对河姆渡文化研究的多方面问题形成了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认识。特别是在发掘和整理中，顺应考古学解读方式多学科化的发展大趋势，吸收、应用、拓展、设计和创新全面、细致的遗物提取手段，科学地获取了惊人丰富的各类遗物，为开展史前文化多学科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为史前考古的发展前景走出一条值得探索、推广的路子。为此，获得了国家文物局颁发的2006、07年度田野考古三等奖。工作中，还通过与国内外同行专家学者的广泛和深入的学术交流，增长了见识，特别是参加了日本、英国、菲律宾、美国和香港地区的学术报告会，直接感受到了我们现有考古工作的特色优势和与先进地区研究深度、思维方式的明显差距。
二、追寻河姆渡
    在我从事考古工作以来的20多年里，不仅经常有人问我，我也偶尔自问，为什么要做考古，考古有什么意义。开始我也解释和思考不清楚，但最近我感觉越来越明白，作为个体的人，常常有怀旧心理下回忆往事和探究个体由来的行为时光，我甚至把这种心理和行为归结为高级本能，大多数人往往不愿意随便丢弃与自己过去生活密切相关的旧物，应该就是人的这种本能需要；而作为特定人群组合的社会，则同样有这样的群体心理需求和情感归属需求，即我们来自哪里，何时和如何从过去走来，整个世界万物由何发展过来。其中，有些问题可以靠大量的历史文献解决，但我们人类用文字记录自己历史的时间也不过短短几千年，而99%以上的人类发展历史，一、二百年以前的人们无法知晓，但人们已逐渐意识到，有关我们人类过去的很多事物，还有很多正以各种形式保存在地下。所以，我认为这就是需要考古的最大理由。
    “河姆渡”正是一处保存着极其丰富的先民遗物及其生存环境的考古圣地。在回望人类童年生活情景的考古史上，还极少看到过象河姆渡遗址那样的地方，如此鲜活地包容了数千年前的人们生存、生活状态之方方面面。水，是成就河姆渡遗址价值和声誉最关键的媒介，它让各种各样的文化遗存，特别是木头之类的有机质遗物长期浸染在稳定的地下水里，使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与空气隔绝。但也因为遗址地层大多一直被浸泡在地下水里，给考古发掘操作带来了特殊的难度和辛苦。
    1973年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和发掘，不仅是浙江考古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上最有代表性的遗址，可谓远古江南的一个缩影。它的特殊意义在于向我们现代人首次清晰地展露出中国南方地区一段令人意外的历史纵深，可靠地证明长江流域也有能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半坡文化相媲美的年代如此久远、文化内涵如此成熟、精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其文化内涵之新颖和多样，即使在发掘过去30年之后的今天，仍在众多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名列前茅，尤其在干栏式木构建筑遗迹、稻作农业遗存、动植物遗存和史前艺术品等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和考古研究贡献给人们的科学知识、民族情感至今还很少有别的遗址能与之比肩。
    如果没有上世纪七十年代河姆渡遗址的偶然发现和那两次艰辛的考古发掘，我们可能至今还很不清楚远古宁绍地区的先民生活历程。但任何一次考古工作，并不能给所有问题提供清楚、确定和圆满的答案或解释。当年河姆渡遗址发掘也是那样，何况在当年考古学科水平、社会条件的局限下。30年前，随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成立、发展壮大和史前考古研究水平的整体提高，河姆渡文化的后续研究显得薄弱和日益迫切。在我个人进入浙江考古所工作多年之后，我逐渐意识到河姆渡文化的研究虽然已有很大影响，但仍有太多需要深化或探索解决的问题，所以，我把我的主要关注方向渐渐转到了河姆渡文化的分布区域——宁绍地区东部。
三、邂逅田螺山
     2001年，在河姆渡遗址发掘近30年之后、河姆渡文化逐渐有所沉寂之际，在它北面仅7公里的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中部，田螺山遗址也在一次一家小厂打井的过程中被意外发现。消息传到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之后，在所领导的筹划下，这个遗址的发掘探索工作被很快排上日程，并安排落实我负责开展发掘工作。在之前一段时间的关注下，我对河姆渡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和看法，所以，经过现场察看，我对这个遗址抱有了很大的希望，并抓紧做好了各项发掘准备。
    从2004年2月份就开始了田螺山遗址的首次发掘。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经过落实发掘经费、组织发掘人员、购置发掘和生活用品、寻找考古队住地、商谈发掘土地赔偿、联系发掘民工、布置发掘场地等烦琐环节之后，终于拉开了发掘的序幕。后来发掘中，地下水和雨水，既为大量的有机质文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埋藏环境，也给发掘操作不断造成大麻烦，但一次又一次的水淹和周围地层的接连塌方，没有挫垮我干好事情的决心，反而促使我在困难面前更加认真、顽强。其实，后来逐渐认识到，水一方面给我们操作制造了不少麻烦，另一方面还得感谢它为我们稳妥地保存了数千年前老祖先的大量遗物。接连几个月的发掘，在仅3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里，居然出土了上千件各类遗物，并初步显示出以成排木柱为特征的干栏式建筑基址和独木桥式遗迹。它们有力地表明，这里是又一处保存良好的河姆渡文化重要村落遗址，对新时代的河姆渡文化深入研究和扩大宣传提供了宝贵机遇。我一方面认真做好科学的资料记录工作，另一方面积极配合媒体做好宣传。很快，第一次发掘成果引起了宁波市和余姚市领导的高度关注，并顺利赢得他们的理解肯定与大力支持和投入。不久就作出在田螺山遗址发掘区上方投入巨资建设保护棚的决策，此后不到2年里，先后完成从筹备、设计、施工到布展、开放的遗址现场馆整个建设工程。2007年6月，由余姚地方政府投资的4000多平方米的田螺山遗址现场馆正式建成开放，为开展进一步考古发掘、研究，并与遗迹现场保护、展示开放协同进行提供了独特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环境。由此它也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史上具有很大开创性的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平台，将同时肩负起发掘、研究与保护、展示和宣传的多重使命，必将对河姆渡文化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也将利用考古研究的新理念和新技术手段有力地促进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乃至整个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迈上新的台阶。
    在现场馆完成之后，在各方面大力支持下，我继续有计划、有目的地负责实施了三次田螺山遗址的保护性后续发掘，持续推进考古研究和遗址现场保护的全面工作。其间，联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向国家教育部申请开展“余姚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的综合研究”这一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并邀请、组织北京大学环境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考古学院、、日本金泽大学文学院和东北大学、宫崎大学、奈良教育大学等多家国内外重要研究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到田螺山遗址开展河姆渡文化自然遗存多学科研究和学术交流，有力地保障了田螺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站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界的学术前沿。由此也使田螺山考古工作成为浙江考古史上连续投入时间最长、参与研究的相关学科专家最多的一个考古项目。我在其中既感受到了空前的工作压力，也为田螺山的发掘研究能吸引国内外这么多的专家开展各方面工作感到非常荣幸，所以竭尽全力安排、协调和落实好方方面面的具体工作，为此作出的巨大努力更是一言难尽。其间的5年多时间里，我放弃了大多数日常休息的日子，甚至连五一、十一长假和春节中的大多时间也是在工地上度过的。看到日渐推进的各项发掘研究工作，即使增加一头白发，内心始终也是充满干劲和无怨无悔。
    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多学科专家的精诚合作与我自己的长期辛勤付出，终于使田螺山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不断取得各方面的重要进展，极大地促进了河姆渡文化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并在国内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田螺山遗址经过4次连续性的总共1000平方米考古发掘，揭示面积虽然不大，但科学地揭示了河姆渡文化村落布局的基本特征和环境模式，并通过精细的发掘和整理手段，获取了惊人丰富的各类遗物，为进一步研究河姆渡文化经济形态与五千至七千年东南沿海地区自然环境演化的相互关系这一重大学术课题打下扎实基础；发掘中所展现的田螺山古村落格局、干栏式建筑居住区、木构寨墙和跨河独木桥等村落遗迹以及大量文化和自然遗存，得以让我们现代人清晰地复原出数前年前先民生产、生活的丰富场景，并增进我们对现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村寨文化面貌和生存状况的关注、理解和保护。
四、拼搏2008
    2008年是田螺山考古的第5个年头，是田螺山第一阶段考古工作最特殊的一年，即要同时推进四条战线的工作：1、在《自然遗存综合研究》课题前两年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并完成课题第三阶段的结项工作；2、继续全面整理前三次发掘出土的各类材料，完成大部分考古报告的基础资料准备工作；3、在2005～2007年对田螺山遗址外围大面积钻探调查、试掘和小规模探掘的基础上，为获得聚落外围古水田分布的范围、年代和地层叠压关系方面的可靠认识，并最终完成我所科技考古室2006年初向浙江省财政厅申请资助的“浙江史前农耕遗迹调查”课题任务，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8年初，在田螺山外围进行了200平方米的古水田正式发掘；4、联系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中心的文保专家在前期实验基础上完成田螺山遗址地层剖面、建筑遗迹和出土木器等有机质文物的现场保护初步方案。因此，2008年是各项任务特别繁重和交叠的一年。
    在上半年的遗址外围古水田发掘中，遇到了几方面的特殊困难，1、与农户协商土地利用补偿方式，几经周折，终于让他答应我们扩大用地范围；2、特殊的天气多次给水田发掘造成很大麻烦。由于是露天作业，加上是发掘含水量大、土壤直立性很差的细粉沙性地层，并且在年初遇上了几十年一遇的雪灾，压塌了覆盖在发掘探方上的简易棚盖，重新修复后不久又遇上一夜大风，再次吹坏棚盖。再次修复后，随着天气的逐渐炎热，简易的棚盖很难遮挡烈日的晒烤；为防止上部地层的干裂，还得经常顶着大太阳洒水，而探方底部地层下揭过程中，为保持不干不湿的发掘状态，还要把不断渗出的地下水一次次地抽掉；另外，还遇上了六月份降水特别多的梅雨季节，几次尽力修整的场地，却一次又一次地被雨水冲塌，我们只好“屡败屡战”，愈挫愈勇。最后，赶在2008年6月19日到浙江参加“河姆渡文化稻作农耕遗迹”论证会的专家们到达发掘现场前的几小时，才大致清理好了场地，让他们清楚地看到了比较完整的田埂遗迹和反映河姆渡文化前后数千年环境变迁的3米厚的地层剖面。
    通过古水田的发掘，发现了与遗址早晚文化层明确对应的两个深度、两个时期的古水田，其中下层古水田应是目前中国史前遗址中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并且可以与村落布局直接对应起来的一处水稻田；其次，发现一段类似田埂的田间小路，可谓史前水田考古中最清楚的一种遗迹，并与聚落内的对外通道大致对应；还发现古水田的兴废可与古环境和古村落的兴衰密切联系。这一新成果得到了6月份在杭州举行的“河姆渡文化农耕遗迹论证会”上的国内外10多位知名专家的一致肯定，为河姆渡文化稻作农业发展水平的定位和开展中国南方地区史前文化聚落形态考古研究获取了十分扎实的材料。也正因为古水田发现的上述价值，最近我们这项发掘已进入2009年十大考古发现25个入围考古项目名单，并准备向“十大发现”最终评选冲刺。
    在田螺山遗址现场馆建成、开放以前，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就已经明确发掘原则，就是原址保护性的发掘，即在发掘中发现重要遗迹现象的情况下，首先考虑现场保护的需要。在目前开放展示的800平方米发掘区内，现场保留着数百根反映村落建筑形式的木柱、木桩等密集木构件，尽管它们下面还有1米左右厚度的早期文化层，从单纯研究的需要，可能还得继续发掘，但我认识到这批村落建筑遗迹的独特价值和实属难得，原地保留应该更有长期观察研究和展示的意义，所以，在这批木构件出土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我安排人手始终坚持每天多次喷洒水份，以尽力保持它们内部含水量的相对稳定，直到专门的长期保护方案经过论证通过并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对于发掘出来的文化层土壤，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最多经过取样处理提取一些标本之后就丢弃了，但在田螺山的第二、三次发掘中，我下决心把它们几乎全部保留作繁杂的后期处理，结果从淘洗泥土中令人惊喜地发现了大量的细小文化遗物和自然遗物，从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发掘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仅为下一步的全面深入研究提供了难得完整的资料，也可以为现场馆提供更加有吸引力的特殊文物展品。所以，到今年为止，在已淘洗处理完成的植物类遗物中，光是各个地层的炭化米粒至少达数万颗，还有大量难计其数的其他植物种子，为进一步判断河姆渡文化稻作农业发展水平和整个经济结构准备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但所获取的每一颗炭化米后面所付出的艰巨劳动若非亲眼所见、亲身而为是难以想象的。
    凡是到过田螺山遗址现场馆的专家或普通观众，若是有机会亲眼看见保存至今而又被妥善保存下来的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动植物遗存，都表示稀奇，甚至震惊。面对认真观看以后的观众肯定和赞赏的表情，我和我的同事们在之前的考古发掘中所有艰辛付出，我认为都是值得和应该做的。我坚信，考古的最大意义不就在此吗！
五、守护心灵家园
    文化遗产有人觉得是麻烦和包袱，也有人认为是物质和精神财富，其实，无论怎么理解都有他的道理，因为不同的人的需求层次和方向是不一样的，但个人都有起码的义务不去加害我们身边并不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作为社会更有责任把它们完好地保护和科学地展示给民众。遗产本身的形式是物质的，但从属性上又是人类祖先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我们后人可以从对它们属性的理解中充实我们的智慧、愉悦我们的感官、安抚我们的心灵。
    而考古的价值和意义基于这样的一些逻辑：在物质进步的现代社会，人类更需要精神财富；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就在于他能从一代又一代的祖先那里继承生存经验和生活方式，在积累起智慧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生活的不断进步；而继承的多少与好坏决定于对文化遗产的社会意识和文明程度。因此，考古工作者的责任是探寻、发掘、保护和解释文化遗产，架构起祖先和后代子孙之间的精神桥梁，。一句话，考古是承载祖先嘱托、探索人类知识的职业，任重而道远。考古的存在与否，也是社会文明程度和人类理智清醒的一个标志。
    至今，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已经过5年多时间，我们用精细的考古手段重新找出了深埋于地下的远古江南一部分祖先的遗物，由此大体了解了他们当时的生存状况，甚至所思所想与喜怒哀乐。虽然它们如此丰富，但同时经过几千年岁月的侵蚀，它们又都是如此的脆弱和娇嫩，所以，我深深觉得如果要让它们能更长久地留住祖先的记忆，滋润后代子孙的心灵，在做好研究的同时，更要承担起守护的责任，如果难以带动别人加入保护文化遗产的行列，那就先从自己做起，从点滴做起！

掌柜发表于 2009-5-7 00:05:00

16．谭金花
 谭金花，女，39岁，广东开平人，现为广东省江门市五邑大学土木建筑系教师。
1993年毕业于广东华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获文学士学位。2002年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亚苏莎太平洋大学研究北美华侨史，2004年回国加入开平市碉楼研究所，从2004~2007年负责开平碉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进行侨乡调查和研究并撰写上送联合国遗产中心的开平碉楼申报文本。2005~2007年在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学习建筑文物保护，获硕士学位。2007年获联合国培训与教育学院的奖学金赴日本参加“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培训班的学习。2007年6月任开平市碉楼研究所所长，2008年9月起调至广东五邑大学建筑系。
谭金花土生土长于开平，自小耳濡目染开平华侨的故事和碉楼等华侨建筑。长大后依然觉得碉楼及其同期的建筑物有着无比的魅力，于是从1996年开始利用周末时间拍摄碉楼的外观，1998年开始有目的地逐村去采访碉楼主人，并作研究，从中发现碉楼的价值是它背后的故事，是它的文化，是它所形成的人文景观。
2000年成功建立个人网页“碉楼遗韵”，并在网上引起关注。2001年“碉楼遗韵”网页英文版建立，引起国外教授的兴趣，并于2002年被邀请为美国加州太平洋大学的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美国华侨史。早在二十世纪初，美籍华裔学者已经开始研究美国华侨史，但对四邑本土的研究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涉足，故亦未能把海外华侨和他们的故土一起综合研究。三藩市州立大学亚裔研究系系主任谭雅伦称本人为第一个到美国研究华侨史的四邑人（四邑指大部分早期北美华侨的故乡，位于广东的西南部，包括台山、开平、新会和恩平四个县）。
在美国期间，只身一人到访过大部分早期华侨聚居的城市、唐人街、华人研究所等，从西部的洛杉矶、三藩市、西雅图到东部的芝加哥、波士顿、纽约、费城、华盛顿等地，并到西部山区寻找当年华工淘金、修铁路的遗址、到太平洋沿岸的捕鱼村寻找先辈遗迹。找到了鲜为人知的开平先侨的故事，如谭坤是圣地亚哥市的开埠人之一，备受当地人尊重；三十年代洛杉矶唐人街的设计兼筹办者司徒元发的名字与孙中山的名字一起刻在广场上；谭树彬是三藩市保皇会会长，曾与康有为并肩作战，美国大陆的首位华人参政先驱邓悦宁……2004年带着两百多斤重的资料回国，调入开平市碉楼申报办公室工作，这些资料如数献给开平当地，成为后期文化遗产地展览的主要资料来源。2005年6月，“开平华侨史展览——碉楼背后的故事”完工并展出，本人担任中英文版本解说词的撰写工作和图片编辑工作。该展览被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世界文化遗产点研究专家尼坡尔称为是中国最有水平的文化遗产地的背景历史展览之一。
开平申报项目名称从2001年的“开平碉楼”改变为如今的“开平碉楼与村落”，这个名字的改变引起整个申报项目的改变，而且难度增大。以前申报的主体是建筑物，而目前申报的是文化景观。因此，上送联合国世界遗产中心的文本材料全部需要重新准备。2005年下半年开始本人参与撰写该申报文本的中文版，并负责该文本的英文版翻译工作。经过半年的努力，2006年1月开平申报文本终于获得了联合国巴黎世界遗产中心的通过。
按照联合国的要求，从2006年开始，所有申报项目必须上交另一文本——文化遗产点的保护和管理规划。以前其它地方申报的时候都没有把管理规划列为必须。因此，从2006年2月开始，开平碉楼申报办公室开始着手撰写管理规划，以我为主笔。我负责整个规划的架构和英文版的翻译工作。此规划在2006年的“开平碉楼与村落”项目接受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评估的时候，顺利通过。
2007年6月28日赴新西兰基督堂市参加第三十一届联合国遗产大会，见证“开平碉楼与村落”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难忘时刻。代表开平在新西兰奥克兰大会上讲述开平碉楼的遗产价值。
2005~2007年，本人到香港大学建筑文物保护专业学习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在香港攻读该硕士学位期间，照样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等方式，按时完成办公室分配的任务；因要参与实际的工作，每个星期都要来回于香港和开平之间。负责接待国内外专家，并担任即席中英文口译工作，多次成功接待海内外研究专家。
为使开平碉楼的研究走向世界，更邀请本人的导师指导开平的研究工作：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长夏思义博士成为开平碉楼研究所的历史研究高级顾问；世界遗产管理研究专家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教授伊利莎白女士、加拿大狄丽玲教授成为开平碉楼与村落管理规划的顾问。
为了宣传“开平碉楼和村落”这个世界遗产地的遗产价值，本人曾经被多次邀请到香港大学、香港文化促进中心、香港建筑师学会、香港理工大学、日本九州大学、澳门大学、澳门旅游学院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地进行讲学和文化交流。多次到北京、上海、日本、香港、澳门、广州等地参加国际研讨会，与各地专家切磋交流。
为了保证“开平碉楼和村落”这个世界遗产地的开发管理水平，本人更努力与很多大学合作，配合本地的研究机构和各大院校的实地和理论研究，监督遗产地的发展方向和更深层次挖掘遗产地的价值。目前开平是中山大学人文科学博士后科研基地，香港大学建筑保护专业的实习基地，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的校外研究基地。
为了是本地的研究不滞后而具有国际眼光，以本人为首的本地研究机构开平碉楼研究所和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开平基地不断扩大与不同的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交流与合作，目前的项目有：
与美国旧金山大学亚裔研究系和加拿大巴克维尔历史博物馆等进行合作研究《开平碉楼鼎盛时期侨乡妇女的研究》（2009）。
2008年1月，与碉楼楼主方秀儒初定合作项目：在自力村举办关于华侨后代海外生活情况的展览，于2008年11月份进行了第一次组稿，将于2009年春完成布展。
2008年5月，与广东五邑大学签订合作项目，利用拉曼技术研究壁画和灰雕的项目。该研究可以给将来开平遗产地的壁画和灰雕的保护带来指导作用。
2008年5月与加拿大巴克威尔华人历史名镇博物馆初拟互访合作意向，就两地档案馆的资料开展合作研究。(十九世纪末有很多四邑人前往加拿大西部矿区淘金，巴克维尔是他们的扎营地之一。)
2008年7月与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签订合作意向，拟于2009~2010年开展关于开平碉楼和庐的室内设计的研究。
2008年8月与澳门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签订合作意向，拟于2009~2010年合作调查项目——开平华侨别墅与村落的调查。
 总的来说，本人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做一份力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1）在任教的五邑大学土木建筑系开设遗产保护的课程，希望藉此可以把遗产保护的知识教给后辈，让全社会去关心文物的保护工作。
2）参与旅游部门的导游培训工作和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让旅游从业人员了解他所工作地区的文物的价值，也通过培训同时具备文物保护的思想和观念，以便更好地合理利用文化遗产。
3）协助旅行社给深度文化游的游客开讲座，宣传遗产地的遗产价值和保护知识。
4）参与旅游局撰写正确信息的遗产地导游词。
5）参与培训遗产地的村民，培养他们的自豪感和对自己的文化遗产的责任感。
6）参与“开平碉楼与村落”遗产地的展陈系统的运作，宣传遗产的价值。
7）根据自己多年来所做的口述历史和田野调查，撰写关于遗产地历史文化知识的书籍，不断挖掘本地遗产地的价值。
8）参与国际研讨，多与国内外专家交流，尽量保持研究方法和保护手段的更新和知识的更新，并把外地专家带到开平遗产地，进行考察和研究，引进国内国际最新的切实可行的研究和保护方法。

掌柜发表于 2009-5-7 00:05:00

17．唐舍娃
唐舍娃，男，60岁，西安市东郊唐家寨村人。
2008年2月29日，家住西安市东郊唐家寨村的唐舍娃老汉将自己在拾荒中捡到的唐代公主墓志铭无偿地捐献给文物部门收藏，并再三婉拒了给他奖励的现金，唐老汉的举动在西安被传为佳话。
年近6旬的唐舍娃老汉平日以捡拾破烂为业，居家小院内堆满了瓶子、纸箱之类的废旧物品，生活过得十分窘迫，家境简陋而清贫，老汉唯一感到值钱的东西是珍藏在堆放废品的简易窝棚内的两块唐代石碑。唐老汉认为这两块石碑珍贵是因为他发现上面有“唐”、“公主”等字样，猜测这两块石碑应该是唐代皇家墓室的东西，因而一直珍藏在院内的简易窝棚内。
 据唐老汉讲，一年前他在一个垃圾场里捡破烂时，从拉土车倒出的土堆中无意间发现这两块石碑，他从能认识的刻字上判断此碑属重要文物，是文物就应该交给国家保存，便决定将石碑捐献给文物管理部门。唐老汉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带着石碑来到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并当面将石碑交到考古工作者手中。唐老汉说：“我早就想将这两块石碑捐给国家，放在家里晚上都睡不踏实，生怕将石碑弄丢了。”
经文物专家初步鉴定，这两块石碑出土于同一墓葬，系唐代皇室贵族墓葬内的文物。其一是墓志铭盖，其二是北方真文镇墓石。据墓志铭盖刻字确定，这是唐玄宗29个女儿中普康公主的墓志铭。此类墓志铭盖和真文镇墓石实不多见，对研究唐代社会发展和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真文镇墓石周围应该还有4块石碑，文物部门据此线索将作进一步的考古调查。
为奖励唐舍娃老汉主动捐献文物的义举，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决定当即奖励老人现金500元。唐老汉却连连摆手说：“我不要钱，只要给我打个条子就行了。”老人朴实的话语和真诚的举动感动了现场的人，他的事迹经新闻媒体报道后也在西安传为佳话。

掌柜发表于 2009-5-7 00:06:00

18．王金柱
王金柱，男，32岁，湖北郧县人，郧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打击盗掘古墓犯罪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2007年6月，湖北郧县五峰乡肖家河村极具考古价值的乔家院春秋战国古墓群被盗掘，墓葬中的珍贵文物被犯罪分子洗劫一空。此案社会负面影响很大，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湖北省公安厅将此案列为省督案件，省市县领导纷纷亲临现场督战，要求限期破案。案发后，郧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王金柱欣然领命，带领侦破专班，克服经费不足、人员不够、调查取证难、异地抓捕难、案件核查难、文物追缴难等重重困难，从2007年6月至2008年8月，历时一年多的连续作战，攻坚克难，终于破获此案，并打掉一个长期流窜全国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倒卖文物的犯罪团伙，抓获苏玉东、刘志军等14名犯罪嫌疑人，带破全国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41起，追缴青铜矛、青铜戈、木俑等30余件珍贵文物及部分作案用的枪支、弹药、爆炸物品，使犯罪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为国家挽回了不可估量的历史文化损失。2008年12月，王金柱因打击文物犯罪，保护文物工作成绩突出，被湖北省公安厅授予“个人二等功”。
春秋古墓  遭遇盗掘
湖北郧县是恐龙的故乡，人类文明的发祥地。郧县古称麇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古麇国都城设在五峰，地处江汉平原通往汉江上游陕西等地的要冲，历代王朝都在这里设立区域政治中心。因此，古麇国境内文化遗产十分丰富，特别是五峰乡到处都是秦砖汉瓦。自1958年在五峰乡肖家河村乔家院发现春秋战国古墓群以来，先后出土了200余件有铭文的青铜器、100余件玉石器、50余件骨器和80余件陶器。该墓地系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的文物发掘点。该墓地的发掘对印证史实及研究楚、麇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2006年度被列为全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2007年度，该古墓群连同郧县辽瓦店子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2007年3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来到郧县五峰乡，先后勘探出乔家院春秋战国土坑墓葬11座。5月中旬，考古队将勘探结果上报省文物局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拟在6月份开始对这批墓葬群进行发掘。6月3日中午，当考古人员对已勘探出的墓葬进行发掘前的核查时，发现M11号墓地上铺盖了一层菜籽杆，拨开菜籽杆一看，一条长约1.6米、宽约0.8米、深约2米的椭圆形盗洞出现在考古人员面前，地面上分布着密集的轧杆（盗墓工具）探孔，散落的人骨、铜簇、小件玉器、贝币、陶器等珍贵文物随处可见，随后考古工作人员又发现M13、M14、M15三座墓葬同时被遭到严重的盗掘和破坏，损失无法估量。
 带领专班  克难攻坚
郧县的历史文化“名片”被盗掘和破坏，惊动了各级领导。案发后，省市县主要领导先后亲临现场，指导破案，慰问鼓励民警，并纷纷作出批示，要求公安机关限期破案。省公安厅重案处姚处长批示：“积极侦查、统筹协调、及时抓捕、及时追缴”；十堰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长糜克洪批示：“穷尽侦查，尽快破案”；郧县县委书记柳长毅批示：“五峰乡系古文物重地，年年都有文物出土，此案不破，必将给当地文物保护带来难度，希望公安机关早日破案，打击盗掘古墓犯罪，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盗窃案难破，况且此案现场地处偏僻，发现时间晚，犯罪分子早已逃之夭夭，并有充足的时间销毁证据、转移赃物，要破此案，难度可想而知，要想找到破案线索，无疑于大海捞针。面对领导的厚望和群众的期待，面临艰巨的任务和严峻的挑战，有多年办案经验、屡建奇功的刑警副大队长王金柱，二话没说，痛快地接受了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在这之前，王金柱刚刚破获郧县城关地区系列蒙面入室抢劫案，打掉一蒙面入室抢劫团伙，还未来得及休整，又接过这起疑难案件。
王金柱的妻子在乡下工作，父母在农村生活，女儿只有两岁半。身为刑警副大队长的他，除了负责全县的刑事案件侦破工作外，还要既当爹又当妈，照顾好家庭。刑事案件的突发性，经常使他半夜起床，酒酣离席，说走就走，早出晚归，饮食起居毫无规律，女儿寄宿在岳母、同事、朋友家已是家常便饭。接到“6.3”古墓被盗案侦破任务的当天，王金柱照例把女儿及奶粉、零食往岳母家里一放，给妻子通报一声后，就准备了几件换洗衣服，买了几箱方便面，带领“6.3”古墓被盗案侦破专班立即赶赴案发现场，决心“不破楼栏终不还”。
深挖细查  锁定嫌犯
现场位于五峰乡肖家河村三组曾家梁子上，案发后，好奇的当地村民把现场搞得一塌胡涂，破坏严重。所幸侦破专班及时赶到，立即对现场进行了保护和仔细勘查，并成功提取了一只烟头、一双白手套、五个矿泉水瓶和几根撑木，为日后侦破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该墓群正要发掘，却遭遇盗掘，说明了犯罪分子信息灵通，现场留下密集的探孔，说明犯罪分子作案手段和作案工具十分专业，种种迹象表明，此案与考古人员有着一定联系。案发后，考古队工作人员人人自危，一片恐慌。为了弄清事实真相，还人清白，王金柱带领侦破专班，首先对考古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排查。经查，来五峰考古的工作队共有3支150余人，分别来自武汉、河南、四川等地，人员结构复杂，并且都是外地人，要想查清每个考古队员的社会活动情况谈何容易。面对庞大的工作量，王金柱和专班民警克服时间短、任务重、人员少、摸排难等困难，对每个考古队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摸排，不放过一个疑点。侦破专班经过3天3夜的连轴转，彻底查否了考古队内部人员作案嫌疑。
五峰每年都出土数量可观的珍贵文物，村民家中大多收藏有价值不菲的文物，自1994年以来，文物部门曾在肖家河村征集到上百件春秋战国文物，对研究春秋人殉制度起了重要作用。这里的村民大多都有文物收藏意识，加上经常与考古队员打交道，有可能获取墓葬信息。那么，会不会是附近村民作案呢？于是，王金柱带领侦破专班，以现场为中心，对周围的几个村庄村民展开调查，对有可能藏匿赃物的山洞、空房、地窑进行地毯式的全面清查，结果一无所获，侦破工作再度陷入僵局。
不是考古队内部人员作案，也不是附近村民作案，那又是谁呢？王金柱坐在案发现场，苦思冥想，头顶烈日晒，地上蚊蝇叮，他竟浑然不知，脑海里反复假设再现案发时的情景：四座古墓被盗，绝非个人单独作案，现场遗留的矿泉水瓶说明作案人员3至5人；掘洞盗墓工程量大，绝非一日之工，说明作案人员在这里必有短暂停留记录，必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五峰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当地村民对外来人员格外关注，老百姓或许能提供一些破案线索。于是，他立即将参战民警召集到一起，号召全体民警克服天气炎热、吃不饱饭、睡不好觉、蚊叮虫咬等困难，发扬吃苦耐劳精神，坚定信心，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充分发动当地群众，对现场周围的所有住房、来往人员、犯罪分子容易进入现场的车站、码头、饭店等重点场所进行认真细致的走访调查。就这样，王金柱和他的战友们走村串户，入田间到地头，访车站问码头，脸晒黑了、脚磨破了、人累瘦了，衣服上渗出道道汗渍。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金柱和他的战友们在一宾馆走访中，宾馆老板向民警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2007年5月份，有3-5名外地人，开着面包车，曾在该宾馆住宿，昼伏夜出，行动诡秘，吃饭都让服务员端到房间里。民警经查入住登记得知，开车人叫张俊，男，34岁，湖北襄樊市人，个体司机，而同行的几个人均无登记。与此同时，专班民警在通往五峰必经之路的柳陂宾馆中查到一个叫蒋万辉的人，在郧县郧阳宾馆查到苏玉东，这两人也是湖北襄樊市人，并且入住时间差前不后。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王金柱大胆地将这三人串并到一起，迅速展开调查。经查，苏玉东，男，41岁，系襄樊市攀城区立业路“品艺斋”古玩店老板；蒋万辉，男，36岁，系襄樊市攀城区立业路“仰古轩”古玩店老板。二人从事古玩生意，又同时来郧县，是否与五峰春秋古墓群被盗案有联系呢？在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王金柱将苏玉东、蒋万辉、张俊及车辆的照片让当地村民辨认，当地村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至此，作案人员浮出水面，侦破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利剑出鞘  团伙覆灭
案件侦破工作峰回路转后，为了不打草惊蛇，王金柱及时向县局、市刑警支队汇报了案件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建议，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在市局刑警支队的帮助指导下，王金柱带领侦破专班，深入襄樊“虎穴”，化装侦查，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取证，进一步固定了犯罪证据，全面掌握了该犯罪团伙的人员情况及活动规律，为实施抓捕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2007年8月1日，王金柱带领侦破专班，兵分两路，直奔该犯罪团伙窝点，收网抓捕。在襄樊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张俊、徐林、蒋万辉三人，在武汉、黄陂抓获犯罪嫌疑人彭永清、杨长春二人。当天，狡猾的犯罪嫌疑人苏玉东正在家中打吊瓶见风声不对，拔掉针头，从屋后逃跑。然而，再狡猾的狐狸也躲不过猎人的眼睛，第二天上午，苏玉东托人送钱准备外逃时，专班民警在襄阳汽车站将其抓获归案。
作案人员到案后，王金柱和他的战友们一边就地突审6名犯罪嫌疑人，一边对其住宅及相关场所进行搜查，共搜查出猎枪1支、猎枪子弹、各种警用子弹共60余发、炸药300余斤、雷管25枚、野外用的发电机、凿岩机、各种型号的轧杆、钻头、锄头等盗墓工具数套，各种青铜器、瓷器、玉器、陶器30余件，缴获作案用的轿车、面包车3台。同时，抽取血样，与现场提取的烟头进行DNA鉴定。很快，DNA鉴定结果显示，案发现场的一枚烟头系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所留。在铁的事实面前，6名犯罪嫌疑人对2007年5月下旬结伙窜至郧县五峰乡，盗掘乔家院春秋古墓群一案供认不讳。犯罪嫌疑人苏玉东落网后仰天长叹道：“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从未失手，没想到在郧县五峰山沟里翻了船！”
 连续作战  追逃缴物
五峰古墓被盗案成功告破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奔走相告，对公安机关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王金柱和战友们并没有歇口气，全身而退，就此收手，而是又继续投入到审讯深挖工作中。民警与犯罪分子经过几十回合的斗智斗勇，彻底挤清了该团伙余罪。原来，该团伙属纠合型团伙，犯罪嫌疑人彭永清（男，49岁，湖北武汉市人）早年从事过考古工作，其经常冒充考古工作人员，到处招摇撞骗，多渠道收集全国各地古墓葬信息，然后向各盗墓团伙提供全国各地古墓葬信息，收取信息费；犯罪嫌疑人苏玉东属盗墓的组织者、投资人，苏不直接参与盗墓，苏在得到彭永清信息后便约其团伙成员徐林、蒋万辉、李春风、刘志军、徐伟、司机张俊等人前往目的地探测、盗掘古墓，若盗得文物归苏所有，盗掘人员按50%分成。现查明，2000年以来，该团伙长期流窜在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等地，疯狂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并倒卖文物，涉案价值无法估量，国家的文物古迹遭到了严重破坏。如：2007年5月下旬，苏玉东得到彭永清信息后，率团伙成员来到郧县五峰肖家河，盗走乔家院古春秋战国墓葬中一把青铜戈，获利3万余元。
该团伙形成多年，作案多起，给国家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如果不斩草除根，一网打尽，日后必将形成气候，祸害社会，如果不严惩犯罪分子，难以震慑犯罪，古迹文物将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为此，王金柱和他的战友们决定对此案查到底、抓到底、追到底、缴到底、斗到底。而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困难重重、荆棘丛生。一是办案经费难。郧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经费有限，此案办案经费早已超支；二是调查取证难。当前农村村民普遍存在对文物保护的意识不强，发现文物古迹被盗不及时报案、不注意保护现场，加上犯罪分子作案后对盗洞进行回填、掩盖，不易被发现，因此逐起案件核查难度较大；三是辨认指点难。此案涉及到全国4省20多个县市（区），点多面广，带领犯罪嫌疑人一一指点辩认，工作量大，异地羁押困难大，又易出现嫌犯脱逃危险；四是应对说情难。此案涉及人员众多、关系复杂，难免有个别领导通过写条子、打招呼、请吃饭、送红包等方式，千方百计为嫌犯开脱，甚至为办案人员调查取证设置障碍。
在这举步维艰的关键时刻，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及时伸出援助之手，给专案组注入了强大精神支撑和经济支持。省文物局副局长吴洪堂亲自来到郧县，给专案组送上3万元办案经费，县政府再次给此案增拨了办案经费，省公安厅下发了《关于协助郧县公安局开展对“6.3”古墓被盗案进行调查取证的通知》，要求涉案地的谷城、老河口、襄樊、枣阳、宜城、荆州、沙洋等公安机关加强协作。涉及到外省的案件省厅领导专门派人协调和督导，就这样，王金柱带着领导的指示和妻子的叮嘱，带领专班民警再次踏上了查证、追逃、缴物之路。2008年上半年，侦破专班加大追捕力度，分别在河南郑州、陕西白河、湖北襄樊等地抓获了该案其他团伙成员李春风，刘志军，徐伟，李亮等，至此，该案1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之后，王金柱和战友们押着嫌疑人，克服路途颠簸之苦，克服夏季炎热出差之苦，处处提防暴雨山洪不测，时时警防嫌犯见机逃脱危险，马不停蹄，辗转数千里，对犯罪分子供述的40余案件，逐一核查，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力争使该案办成精品铁案。特别是到外省市办案，王金柱和战友们经常遇到一些地方不协助配合调查等“闭门羹”时，他们就与犯罪嫌疑人同吃同睡，不气馁，不死心，不慌张，锲而不舍，直到把案件调查清楚。
经过一年多的劳苦奔波，艰苦核查，王金柱带领专班成员先后抓获苏玉东等14名犯罪嫌疑人，带破全国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41起，追缴了青铜矛、青铜戈等30余件珍贵文物，整理制作案卷10本，形成了扎实的证据锁链，为顺利提起公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8年8月该犯罪团伙因涉嫌倒卖文物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非法持有枪支罪，非法储存、制造爆炸物罪，分别被判处10余年有期徒刑，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牢狱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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