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宣武门外上斜街寻古

宣武门外上斜街寻古

从宣武门往南不远，马路西面有一条宽9米多，蜿蜒长660多米的胡同，它就是上斜街。

上斜街东临宣武门外大街，西面向南接下斜街，向西接三庙街，向北接顺河三巷；街中间北侧与宣武门西河沿街（已经拆除）、顺河二巷相通，南侧与金井胡同相通。这条斜街历史悠久，早在明朝它与下斜街统称“西斜街”，清朝时分为上斜街和下斜街两条街道。（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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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斜街的形成，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捷径”说。认为，上下斜街在元朝时是自大都（新城）到金中都（旧城）的重要通道。

辽金以前的都城中心，无论是燕都蓟城还是金中都，都在今北京城西南的宣武门到广安门一带。金中都焚毁之后，元大都位置向东北方向移动，但金中都仍不失为文化中心。蒙古人最初只是改中都为燕京，并没有建大都城的打算，大部分衙署都设在燕京城内．1276年大都城建成后，旧城也没有放弃。当时称新城为北城，旧城为南城。新旧两城，往来频繁。特别是自1260年忽必烈驻跸大宁宫（今北海琼华岛）以后，南北之间人马来往不断。为抄近道，便走出了一条条的斜街，如大栅栏地区的铁树斜街、大栅栏西街、樱桃斜街、杨梅竹斜街、棕树斜街等等，其中一条路就是出南城北垣东端的崇智门，进大都南垣西端的顺承门。久而久之，在南城的废墟间形成了一条由西南向东北侧斜的捷径，这便是后来的下斜街与上斜街。

其二是“河道”说。认为，大凡以斜街命名的街道，多是古代京城的河道，或者是河湖两岸的群体建筑。河道湖泊随水域流势形成弯弯曲曲的面貌，于是沿河、湖出现的街道自然就成了斜街。

查1941年建设总署刊行《京师城内河道沟渠图说》，他们推测，今上斜街东段、达智桥胡同至储库营胡同都曾经是沟渠河道。《藤阴杂记》说“宣武门外河名银湾”，有人认为今天的上、下斜街就是原来的银湾河故道，已不可证。

有资料称，上斜街西高东低，西口要比东口高出2米左右。现场查看，整条胡同路面均低于两旁的房屋，道路两边的房屋大多建筑在高1米多的高台上。现在仍然保留许多连接路面和高台的台阶。（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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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街道两侧建筑及台阶

难怪古人又称上斜街为“壕上”，壕沟之上的意思。

流连在静静的胡同里，我常常想，如果胡同里充满了水，摇船在水面上穿梭，望着两岸沿阶而下，在水边槌洗衣服的少女、主妇，真像到了南方的水乡古镇。

所以，我更相信上斜街是由河道沟渠演变而来的说法。

这里自元代以来，从废墟、荒野逐步演为城市，先有大路，后有街坊，到了明代嘉靖三十二年修建北京外城的时候，此地的街巷已经然形成，在嘉靖三十九年成书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反映的非常清楚。清朝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中所说“京师坊巷，大抵袭元明之旧”，北京旧城的街巷，自元代奠定基础，到了明代算是基本定局了。上斜街由明朝至今，没有大的改动，基本保留了450多年前的模样。

就是这条不起眼的街道，却连接着12处古迹或文物故址。让我们走进胡同，寻找先辈留下的足迹。

一、关于头庙和三庙

从上斜街东口进来向西三四十米，北侧就是原来的宣武门西河沿（现已拆除）与上斜街的交叉路口。路口西侧，顺着两条相交成锐角道路，原来有一个呈三角形的关帝庙，山门朝东。该庙建于明，庙名三义庵（据说这里曾经叫三义村，庙以村名，不知道是否准确），也叫三圣禅林。（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说：“上斜街  关帝庙有三，其在东者俗称头庙。”所以，一直以来，人们都叫它为头庙（图1）。

1928年北平寺庙登记资料记载：“三义庙  坐落外四区上斜街十二号，建于明成化年，属私建。本庙面积一亩余，房屋共十八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本住持管理并烧香信仰。庙内法物有泥像九尊，小木佛像十一尊，大铁钟一口，铁磬一口，…另庙前有水井一眼”。

有了头庙，那么二庙和三庙在哪儿呢？

《宣武区地名志》说：“上斜街25号有头庙，上斜街111号有二庙，三庙街23号为三庙。现在111号已成为民居。”

现在三庙街23号也早已拆除，为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楼址。

此前，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这三个庙的位置深信不疑。特别是三庙，它所在胡同因它命名为三庙街。三庙街南边还有三庙前街；三庙的北边曾经有三庙后街（也叫三庙后身），西侧原有三庙大院。三庙的位置似乎板上钉钉，不应该有任何问题。

但是，去年我拍摄庙宇照片时，发现关于三庙的位置，还有另一种说法：三庙在下斜街北京家用电器研究所位置。依据是：

在1750年《清乾隆京城全图》中，上斜街东口北侧画有三义庵，三庙街只有轩辕庙和孔雀庵，没有三庙（或关帝庙）。而在下斜街大约现北京家用电器研究所位置上，画有庙宇，并且标注为“三庙”。（见图1），而这个位置，乃是长寿寺故址。

在1876年吴长元《宸垣识略》中所附《外城西北》地图中，三庙也画在下斜街，而不在现在三庙街的位置。（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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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宸垣识略》所附“外城西北”地图（局部）

1885年成书的《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孔雀胡同  旧有孔雀寺，故名。今亦称二庙胡同。其一为关帝庙已颓敝，中祀三皇，门额书古迹轩辕。关帝庙无碑碣可考。”

查相关资料，现三庙街在明朝称紫金寺街，直到在清宣统年间才有三庙街的名称。而连接已颓敝关帝庙和孔雀寺的南北向胡同称为二庙胡同，表明这条胡同有两个庙。

笔者推测，清朝乾隆时期所指的三庙，即是下斜街长寿寺故址。直到十九世纪初，人们才把孔雀寺西边的关帝庙指认为第三庙。随之也有了临近带“三庙”字样的胡同和大院。

现在头庙已不存在。这里是一片黑乎乎的连栋大厦。不过好在这种依街势而建的占地三角锥台形状的庙宇，宣武区大栅栏街道还保存有4处，可供爱好者欣赏。它们是：

樱桃斜街4、6、8号护国观音寺；（图4。）

樱桃斜街19号皈子庙（文昌祠）；（图4）

  图4。观音寺、皈子庙

铁树斜街147、149号五道庙；

（图5）

图5。五道庙

北火扇胡同协资庙。（图6）

  图6。协资庙

二、河南会馆和中州乡祠。

从头庙向西约四五十米，就来到路南的36号。这就是原河南会馆的后门，其正门在现达智桥胡同55号。

河南会馆建于清。清康熙十年，河南睢州人，工部尚书汤斌在上斜街北部正式建成中州乡祠，同时又在中州乡祠路南招提寺地基修建大厅，名曰“洛社”，聚众讲学。清咸丰末年，河南武陟人，户部侍郎毛树棠于洛社东邻购得地基约二亩，修建了一座北至北河沿，南至达智桥，包括中州乡祠及洛社在内的河南会馆。南侧原有明朝天顺年间所建接待寺。后接待寺建嵩云草堂，所以，河南会馆又称嵩云草堂。同治末年毛树堂之子、兵部尚书毛昶煦与河南项城人、刑部尚书袁保恒(袁甲三之子，袁世凯从叔)筹资在嵩云草堂修建了“精忠祠”，专祈岳王，即民族英雄岳飞，掀起河南会馆祭祀先贤的活动。后嵩云草堂改为河南会馆。因原南部有明代所建的接待寺，设立会馆后，寺庙仍留，所以又称接待寺。据传，嵩云草堂还曾是袁世凯的住宅。

清末河南旅京人士为解决子女就学问题，在嵩云草堂创建河南公立京豫学堂，民国更名京兆私立河南中学，1928年改名北平市私立嵩山中学，解放后与市立第14中合并，达智桥胡同55号北部（即现在的上斜街36号）拆改为上斜街第二小学，后为204中学，现为宣武区青少年科技馆；南侧（55号）为民居。

河南会馆在北京27家河南籍会馆中，规模最大，至清光绪时，会馆已有大小厅堂斋舍130余间。

这里也是 “公车上书”发源地之一。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康有为等人得知清廷欲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当时恰逢科举会试，康有为等四处奔走，发动应考举人上书朝廷，要求拒签卖国条约。4月30日，约1300名举人在河南会馆南侧的松筠庵谏草亭集会，推选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上清帝第二书》，由全体举人签字。因为上书皇帝必须由都察院呈请代奏，5月2日，各省举人由松筠庵集队出发前往都察院，这就是中国历史有名的“公车上书”事件。嵩云草堂当时也是维新派住宿和议事的场所之一。

河南会馆北门北侧，原有建于清朝的河南籍会馆中州乡祠，与路南的河南会馆等七家会馆同属河南省旅平同乡会管理。还有人说，中州乡祠始建于明末万历年间。河南新郑人、明大学士高拱为了解决在京豫人集会团拜之用，在上斜街与北河沿胡同之间购得荒地一方，起建三所平房，定名叫“中州乡祠”。 中州乡祠原在上斜街27号，头庙西边，现已无踪迹。

三、沈家本故居及归安会馆

沿55号向西四五十米，路南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巷，叫金井胡同。胡同北口西侧有一片由两层楼房和平房混合组成的院落，这里是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的故居。沈家本故居开门在金井胡同1号，现为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门口原有一口水井，名叫“金井”，胡同因此而得名。

沈家本1840年生，字子淳，别号寄簃，浙江归安（今湖州)人。清同治元年(1862)举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1892年出任天津知府。他办理案件不凭主观臆断，注重实地查勘。如天津府接受郑国锦谋杀刘明一案时，刘明已死去2年，尸体腐烂，难以取证。沈家本特意从京师调来有经验的仵作一起仔细查验，根据死者牙根及头顶骨呈红色，囟门骨突出的症状，得出刘明是受伤致死而非病死的结论。最终查明是医生郑国锦与刘明妻子王氏因奸合谋，趁刘明患病之机以针治为名将其害死。证据确凿，郑国锦与王氏只能认罪伏法。这也为沈家本赢得了声誉。

1898年，正值百日维新，慈禧太后阴谋策动政变，命荣禄调甘军驻防长辛店。甘军调防时路过保定，纵火烧毁保定北关外法国教堂。经沈家本迅速调处，法国教士愿意以保定城中划出一块地方重建教堂作补偿了事。由于清朝统治者对外软弱妥协，又派官员查办，导致法国教士气焰嚣张，趁机提出苛刻条件，除要求赔偿5万两白银和占有清河道旧道署的地产外，还以保定府署东侧房产亦属清河道旧址为由，要求将这块地也划给教堂。就在查办人员即将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时，沈家本以《保定府志》和一方碑文为历史依据据理力争，保全了府署东侧房产。

1901年11月，沈家本升任刑部右侍郎，回京就职。1910年，兼任资政院副总裁。次年，任法部右侍郎。专治法学，曾收集我国古代法律资料整理和考订。又奉命主持修订法律，建议废止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用修订的《大清现行刑律》取代《大清刑律》，并研究和参照国外刑律，制订《大清新刑律》。还制订了近代中国第一部商法《钦定大清商律》。

他还著有多部法学著作，后人编辑的《沈寄簃先生遗书》、《枕碧楼丛书》是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文献。

沈家本1913年病逝于北京，终年73岁。

走进金井胡同1号，第一进院落东西狭长，北面是一座两层小楼，这就是沈家本于1905年修建的枕碧楼。是其书房兼藏书室。楼中曾藏书5万余卷，在京城颇有名气，沈家本的许多著作也都是在这座楼内完成的。现木楼梯及略带西洋风格的栏杆尚存，原来的走廊已隔成了房间，小楼已没有了以往的风采。

二进院落西侧是一个标准的大四合院，东侧靠近金井胡同一段狭长空间种满花藤。院落的最后一排是北罩房，站在上斜街可以看到这排建在高高土台上的房屋北墙。（图7）

  图7。金井胡同及沈家本故居北房

有资料记载，归安会馆在金井胡同。有人推测这里也是浙江归安会馆旧址。归安县在北宋时“以吴越王归土”而设置，宋至清并为湖州。民国元年与乌程合并，改名吴兴县。所以，归安会馆又称吴兴会馆。

四、山右三忠祠

从金井胡同向西路北，是上斜街小学。这里原是明朝建的山右三忠祠。

太行山之西为山西，之东为山东。为什么又叫“山右”？原来皇帝坐在紫禁城龙椅上，面南君临天下，当然一切都要以老人家为准了。山西变成了“山右”，山东称为“山左”。这不，离上斜街100多米的校场头条17号就是“山左会馆”旧址。现在我们画地图，都是上北下南，当时想不通，为什么有的老地图是上南下北。现在明白了，那是给皇上看的。

《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宣武门外上斜街，北有山右三忠祠，明天启四年春敕建，祀死于辽东王事之沁水张铨，襄陵高邦佐，大同何廷櫆等。乾隆年间重修，有朱筠碑记、祥祠祀。今为山西会馆”。

《畿辅通志》中也有这三忠祠的记载：“宣武門外有三忠祠，明天啟四年建，祀張銓、高邦佐、何廷魁，額曰山右三忠祠”。

查《明史》，有：

张铨，字宇衡，号见平，山西沁水人。万历三十二（1604）年进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巡视陕西茶马。再起按江西。天启初年，出按辽东，建州女真破沈阳，再围辽阳。铨不肯退，守三日，城破，被执不屈，自经死，谥号忠烈。（他还是明朝史学家，著有《国史记闻》、《胜游草》）。

何廷櫆，字汝谦，山西威远卫（今大同左云西）人。万历二十九（1601）年进士。授泾县知县，调宁晋，迁刑部主事，历归德、卫辉、河南知府，西宁副使。坐考功法，复为黎平知府。会辽事棘，迁副使，分巡辽阳。袁应泰纳降，廷魁争，不听。及沈阳破，投井自尽，谥忠愍。

高邦佐，字以道，山西襄陵（今临汾西南）人。万历二十三（1595）年进士。授寿光知县，历户部主事、员外郎。天启元年，辽阳破，起参政，分守广宁。清兵攻广宁，不忍弃城入关，自经而死，谥忠节。

《明史》将三公列为“忠义”，并记：“邦佐与张铨、何廷魁皆山西人，诏建祠宣武门外，颜曰三忠。” 可见，该祠堂是奉旨而建，之后在清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年间多次修缮。

除了上述三公，山右三忠祠还有从祀者，有牛天畀、张凌霞、张大径等等。其中张大径曾经夺取过武状元。《日下旧闻考》记载：“山右三忠祠在上斜街，堂三楹，中楹像祀三忠，左右楹木主祀从祀者，左为旧祀明二十人，右为新祀本朝六十四人，凡所新祀，先后以时不以爵。”以牺牲祭祀时间而不以爵位高低来排位，在当时已属不容易了。

清中期的科举吸引大批晋籍文人进京赴考，三忠祠开始为会馆，后三晋会馆西馆（三晋会馆西馆即下斜街北口路西的“山西会馆”，又称“云山别墅”，现为三晋宾馆楼群）在下斜街兴建，三忠祠逐渐萧条。1909年5月在三忠祠内办山西中学堂，后改为三忠小学，现在是上斜街小学。

从清光绪三十二（1906）年《重修会馆碑记》看，山右三忠祠应是下斜街山西三晋会馆的别馆或分馆。它与路南的太原会馆虽然同属于山西籍会馆，确是不相隶属的两个单位。

五、太原会馆和阎若璩祠

从金井胡同到新开拓的南北大道，是上斜街整条胡同的中段。可以看到，中段胡同的南侧高台之上，齐刷刷地矗立着一排气派的瓦房。从上斜街小学向西行约30多米，正对的南侧这一排北房是原太原会馆故址的北罩房。（图8）太原会馆在储库营胡同开门，门牌15号。

  图8。太原会馆（左）和四川会馆（右）的北房北墙

太原会馆规模宏大，原有戏台，分东西两院。西院为为乡贤祠和阎若璩寓所。东院为会馆，供旅居北京的山西乡友之用。据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高君宇与其女友石评梅两人都是山西人，因居太原会馆而相识，成就了一幕悲怆的爱情故事。

阎若璩（璩音qú）（1638－1704），字百诗，号潜丘，山西太原县(今太原市晋源区)西寨村人，侨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清初著名学者，清代汉学（或考据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早年，随其父祖客居江苏淮安。康熙元年(1662)，返太原。十八年，入京应博学鸿儒科试，落第。二十九年，受徐乾学聘，南下江苏洞庭山参与修纂《大清一统志》。晚年仍居淮安，专意著述。四十三年，当时尚为“皇四子贝勒殿下”的胤禛（后来的“雍正皇帝”），以手书邀请其至京召见，已69岁的阎若璩感到不胜荣幸，不顾年老衰病之躯，日夜兼程，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正月赶赴京师。不久，阎若璩病情加重，卒于京邸。

阎若璩为清经济学家，顾炎武、孙乾学等知名学者找他研究学问，故他的遗像同顾炎武一起在宣武区报国寺内供奉。

阎若璩一生治学，多有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尚书古文疏证》一书的问世。《古文尚书》系用古文字书写，西汉时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比当时流传的今文《尚书》多25篇。南朝、隋、唐、宋以来学者传诵的系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和汉代孔安国的《尚书传》。自南宋以来开始怀疑此书是后人伪作，但无定论。阎若璩年二十读《尚书》，默默研究三十多年，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篇数、篇名、典章制度、历法、文字句读、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异同等多方面考证，并引用《孟子》、《史记》、《说文》等书作为旁证，得出东晋《古文尚书》及《尚书传》是后世伪作的定论，解决了千百年来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他所运用的本证、旁证、实证、虚证、理证的考据方法，则为考据辨伪学创立了通例。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沉重的打击了宋明理学，影响深远。

阎若璩不仅精通经史，对山川、形势、州郡沿革，了若指掌。他所著《四书释地》、《四书释地续》、《四书释地又续》、《四书释地余论》诸书，考辨精实，校正了前人对古地名附会的许多错误，同时涉及到四书中的人名、物类、训诂、典制等，被后人称为历史地理学中的佳作。除此而外，阎若璩还著有《潜丘札记》、《重校困学纪闻》、《朱子尚书古文疑》、《孟子生卒年月考》、《眷西堂古文百篇》等。

传说，阎若璩少年身体虚弱，口吃，记忆力也不好。母亲爱惜他，不愿意他读书读得太苦，他就悄悄默念，不敢出声。这情况到15岁时有了突变。这年阎若璩读书，读完一页就用麦糊粘在案几上，等背熟了，再一把火烧掉，终身不复习读。有天忽然觉得胸前豁然洞开，大声震耳，此后再读书，一过目即成诵。他还在屋柱上题写了一句格言：“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诟问，少有暇日。”

由于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规定：考生必须在“原籍”参加考试，所以阎若璩曾经于顺治二年(1663)、康熙二年(1663)、康熙五年(1666)、康熙十一年(1672)、康熙十七年(1678)先后回故乡太原参加乡试。但是“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他始终没有能够通过考试、取得功名而进入官场。

六、四川会馆

太原会馆西邻是四川会馆。四川会馆也在储库营胡同开门，现在门牌17号。

四川会馆建于清代中叶，这里原为“四川义园”的旧地。在京的四川籍会馆有20所，储库营的四川会馆是规模最大者之一。有资料介绍，会馆中路由南向北分布有戏楼、客厅、佛堂。佛堂供奉文昌帝君。魁星楼建在院子东南角，高二层，平面呈六角形。西部为四合院，房屋高大宽敞。会馆大门南侧偏东，旁设八字影壁，布局井井有序。北房梁架用料粗壮，进深很宽。梁枋外檐绘有彩画，气势不凡。

现在会馆戏楼、魁星楼早已拆除。西部已经拆改为北京市物资管理学院，建起楼房。中东部空地搭建不少临时房屋。但是，从那建在七级台阶上的北房仍然可以领略到会馆当年的风采。会馆屋宇式大门已改为住房，八字影壁也不见踪迹。倒是门口的两个上下马石还静静地卧在原地，默默地守护着当年的辉煌。我去拍照片时，住户说，曾经有人打算把两个上马石偷偷运走，被他们发现才作罢。

1913年，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职务，留法俭学会为袁世凯所嫉恨，北京预备学校被教育部收回，曾移至四川会馆中。

七、番禺会馆及龚自珍故居

四川会馆西面是广东番禹会馆的故址，开门在上斜街路南50号，原在储库营胡同开有后门。

番禹会馆引人之处，就是这里是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龚自珍曾经住过的地方。

大多数人认识龚自珍都是缘于上学时学到的《已亥杂诗》，诗中作者气概磅礴的呐喊：“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震动了整个晚清时代的思想界。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又名巩祚。先世随宋南渡，定居浙江仁和（今杭州）。乾隆五十七（1792）年龚自珍出生于杭州东城马坡巷，1841年暴卒于江苏丹阳。在这50年中，龚自珍在北京生活了28年，都可以称得上是“北京人”了。根据后人编辑的年谱和相关文章，我们可以大概理出龚自珍在北京生活的足迹：

1798年，7岁时，从杭州来到北京，居住在潘家河沿南头路西。

1799年，8岁，住下斜街。

1804－1812年，13岁－21岁，住北京横街。据考证，这个横街不是宣武区东西走向的南横街，而是现在北京东城北新桥地区门楼胡同西侧的、南北走向的横街，也在慧照寺的西边。期间也曾经住法源寺南。

1819年，28岁，进京应试，住丞相胡同。不久回上海。

1821年初，30岁，进京就任内阁中书，参加国史馆修订《清一统志》工作，任校对官。

1826年，35岁，迁到现在的上斜街50号，在这里居住了5年。

1831年，40岁，龚自珍将这所宅院卖出，迁居北京烂面胡同（现在的烂漫胡同）北头路东宅。

1839年4月，因性格耿直无法适应官场（还有一说是因与朋友小妾关系不清，此说法被许多资料所否），弃官返回老家杭州。那首著名的已亥杂诗就是途经镇江时所作。1841年，赴江苏丹阳云阳书院讲学时，暴疾逝世于丹阳。

龚自珍祖父、父亲均居京官，其叔父守正官至礼部尚书。可以说，龚自珍出身于一个典型的官僚地主家庭。龚自珍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其母曾在灯前帐下教授他古诗文词，奠定了他以后出众的文采。他的改革和推崇思想解放的想法不被统治阶级看好，科举考试中，龚自珍6次应试，5次落第，仅第6次得中95名。

龚自珍生活的年代正处在清朝从盛世走向衰败的时期，思想活跃的龚自珍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与好友魏源、林则徐等人经常聚会在一起畅谈国事，交流思想。龚自珍进而提出了削弱君权、改革八股、严禁鸦片、武力防卫等变法革新的主张。他的这些主张开启了近代中国爱国反帝思想的先河，对于后世影响很大，特别是对于戊戌维新思想的发展都有启蒙的作用。正如梁启超所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这一时期。”

谭嗣同在《论艺绝句》中写道：

千年暗室任喧豗（音“回”）  ，汪魏龚王始是才。

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龚”指的就是龚自珍。谭嗣同认为，前代文章只有龚自珍等人能够独往独来，不因人热。其余的人则是章摩句效，终身役于古人而已。可见龚自珍在他心中的地位。

从龚自珍的变法革新思想到后来的“公车上书”，再到沈家本的立法改革，无不与宣武门外上斜街这片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不是我们常说的地域文化呢？

道光十一（1831）年龚自珍将这所宅院卖给了广东巨商潘仕成。潘仕成买下这所宅院后，将这处房产进一步扩张，专门用来接待来京的番禺乡亲。后又将它赠与了广东番禺的同乡会，同乡会将宅院改作了番禺会馆，成了一批又一批番禺应试举子们在京城的落脚点。当时这里有一百多间房子，规模相当可观。宅院的大门、花园、戏台、假山、亭子等已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拆毁，现在的院子已是普通的民居，难于找寻到当年的影子了。（图9）

  图9。上斜街路南50号番禺会馆现大门处

现在番禺会馆（龚自珍故居）已公布为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

八、东莞新馆和年羹尧故宅

番禹会馆西边，是一条新开拓的南北大道。大道西边不远，就是上斜街56号，广东东莞会馆的故址。

1917年的《东莞新馆记》碑记载：“东莞新馆，世传为年大将军羹尧之故宅。前临上斜街与番禹新馆接壤，后通金井胡同与四川会馆毗连。闻诸父老年大将军故后，展转归诸蜀人，自某君返蜀后，东洋人赁以居。”

这里是以前日东文学堂学校故地。此处房产后被广东同乡购得，改建成会馆。由于烂漫胡同已经有一个1875年建的东莞会馆，所以这里又称为东莞新馆。  

提起年羹尧，凡了解一些清朝历史，看过《雍正皇帝》书和电视剧的，对年大将军并不陌生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原籍安徽怀远，后改隶汉军镶黄旗，生于康熙十八（1679）年。其父年遐龄官至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其兄年希尧也曾任工部侍郎。他的妹妹是胤禛的侧福晋，雍正即位后封为贵妃。年羹尧的妻子是宗室辅国公苏燕之女。

年羹尧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不久授职翰林院检讨。1709年，年羹尧迁内阁学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抚，成为封疆大吏，这时的年羹尧年仅30岁。

后来，年羹尧缕建战功。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授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领军政和民事。康熙六十年（1721年），年羹尧进京入觐，康熙御赐弓矢，并升为川陕总督，迅速平定了青海郭罗克地方叛乱。

雍正即位之后，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平息了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年大将军”的威名也从此震慑西陲，享誉朝野。

由于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年羹尧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擅作威福、结党营私、贪敛财富，最终招致雍正的警觉和忌恨。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赐年羹尧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

关于雍正杀年羹尧，史学界向来有争论。有人说是因为年想造反，又有人说年羹尧当年参与了雍正与诸兄弟的皇位之争，雍正是杀人灭口。种种说法，人们到现在还是难辨真假，被列为雍正几大疑案之一。

是否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里是年羹尧故宅呢？没有。但是，明清以来，这一带空旷土地较多，地价便宜，离宣武门不远。上斜街东段原是沟渠，地势低洼，而到了这里，地势已高，不必再担心水虐，年羹尧在此地起豪宅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实际上，东莞会馆的看点不是年羹尧，而是会馆的大门建筑。（图10）

  图10。上斜街56号东莞会馆大门）

民间老百姓住所的大门，一类是由一间房屋构成的屋宇式大门，另一类是在院墙合陇处建造的墙垣式门。设屋宇式大门的住宅，一般是有官阶地位或经济实力的社会中上层阶级；设墙垣式大门的住宅，则多为社会下层普通百姓。

屋宇式大门中，按等级从高到低大体可以分为广亮大门、金柱大门和蛮子门三种。要区别它们很容易，只要看门扉安装的位置。

面对大门，前面屋檐下的一排柱子，叫檐柱；而房屋两侧前后方向上，中间的柱子叫中柱，它在屋脊的正下方，立在中柱和檐柱之间的柱子叫金柱。

门扉安装在两个中柱之间，也就是在屋脊正下方的叫广亮大门。它一般有较高的台基，门口比较宽大敞亮，大门檐村之下常常安装雀替、三幅云一类既有装饰功用，又代表主人品级地位的饰件。

门扉安装在两个中柱之间的，称为金柱大门。这种大门同广亮大门一样，也占据一个开间，一般它的规制与广亮大门很接近，门口也较宽大，虽不及广亮大门深邃庄严，仍不失官宦门第的气派。

门扉安装在檐柱之间的，称为蛮子门（似乎有点贬义）。它是屋宇式大门中等级较低的一种。

现在北京能够确定确切位置和留有遗迹的会馆旧址大约有300个，其中遗留有屋宇式大门明显痕迹的就有80多处。对比历史资料、照片，估计所有京师会馆中，有屋宇式大门的要占六成以上。所以，屋宇式大门也可以说是北京会馆大门的典型形式。

东莞会馆的大门是金柱大门，属于民间建筑的第二等级。由于年代久远，屋顶已换成水泥瓦，门扉和门槛早已不知去向。

位于大门的的东西两侧，建有人字墙，它与大门檐口大约成120度夹角，平面呈“八” 字形，又称为“八字影壁”或“撇山影壁”。从风水角度看，八字影壁呈一个漏斗形，寓意着外面的财气顺着漏斗聚集起来，绵绵不断地流入会馆。

八字影壁下面分别建在两个高70公分左右的平台上，左右两个平台的中部还有台阶，显然是供人们上下平台使用的。一段时间，我曾经武断的认为，这就是会馆门前的上下马石。

但是，仔细观察，八字影壁下的平台，是红砖所砌，外面又抹了一层水泥。而在我国，民国以前的建筑所用的砖瓦基本都是青砖，红砖是民国以后才开始大量使用。这个平台应是现代所建。

1917年《东莞新馆记》碑记载：“… 七月添立式古堂于后院，为供奉邑先贤之所。又于戊午五月，于前院添筑一照墙……”，从会馆现状看，当年五月添筑的照墙应是现在的八字影壁。

后来，东莞会馆院内一老住户告诉我，这个平台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铺大门地面时所垒，当时平台围有铁栅栏，栅栏内是两棵大树。现在栅栏和大树都没有了。

这种金柱大门带八字影壁的形式，使得宅门显得更加深邃、开阔、襟怀宽大，现在比较少见。特别是在目前京师遗留的会馆建筑中，更是仅有的一例。

后来修建的这个平台，虽然有“狗尾续貂”的嫌疑，但是与会馆大门还算相配，现在看起来还是别有一番韵味。

九、上斜街91号灵官庙

在东莞会馆对面路北，是上斜街91号，是建于明朝的灵官庙故址。这里原为小学，现在为教委房管所使用。

91号大门朝南，是一个南北两进院落的大四合院。二院东侧还有一棵古槐，生长茂盛。两院东侧还有一狭长空间。现在，它的东边就是新开拓的南北大道。这些与1750年《清乾隆京城全图》所画占地形状和占地面积基本一致，但是与《清乾隆京城全图》中临近庙宇相对位置有出入。

1996年《广内街志》记载：“灵官庙  位于上斜街西头，三庙街东头之间。寺内有水井一口。该庙见载于清光绪《顺天府志》，确知光绪年间该庙尚存香火。具体顷废年代不详，现为民居。”

十、上斜街111号二庙

由91号向西三四十米，路北有一条弯曲向北的小巷，叫顺河二巷。路口西北侧高台上一个小院落就是建于明朝的“上斜街第二个关帝庙”（二庙）故址。其大门朝东，保存尚好。们额已看不出字迹。（图11）

  图11。二庙及顺河二巷（右）

沿庙北顺河二巷走二三十米，东侧墙下卧有一石碑（图12），推测应是此庙故碑，碑体斑驳，已无字可辨；在顺河二巷向西的支巷内，路边还立有一石构件，似是庙内遗物。

对于“上斜街111号二庙”的确切位置的记载仅见于解放后出版物。笔者怀疑还有另外的说法。

比如：《清乾隆京城全图》中画有头庙、三庙，画有灵官庙，却没有画出上斜街二庙，推测很可能当时二庙已不存在。那么，为什么现在二庙又非常明确地重现在111号？

又如：1831年，龚自珍将上斜街50号这所宅院卖给了广东巨商潘仕成，在《龚定庵（自珍）先生卖屋帖》中写道：“立卖人龚定庵：今有自置房屋一所，坐落在宣武门外上斜街二庙路南……”；查看地图（见本文图1），上斜街50号与111号相隔将近百米，111号如果真是二庙的话，50号“坐落在宣武门外上斜街二庙路南”说法显然有些勉强。这里，如果说50号在“灵官庙路南”还恰当些。查其他一些番禹会馆资料中，也提到“二庙”多次。

当然，没有更多的证据，这也仅仅是猜测。

  图12。遗存的石碑

十、悦生堂

二庙向西二十步左右，路南有一铁栅栏大门，“北京市和平门幼儿园”几个金色大字映入眼帘，这里就是清代学堂“悦生堂”故址。它南面是储库营胡同。现在的储库营胡同西段，大约是新开拓大道以西部分，清代时称此段胡同为悦生堂，以学堂命街名，1965年并入储库营胡同。 “悦生堂”学堂实为义学，原在南边胡同开门。据说，学堂里的秀才尊崇孔子，每天出门捡回有字的纸都要在学堂里烧掉。悦生堂为私人学堂。解放前改为私立至善小学，解放后曾经改为上斜街第三小学，改在上斜街开门。

至此，我们已经走完了上斜街的十二处古迹、故址。

望着地图上分列于街道两旁的古迹故址，多么像一颗颗珍珠。而弯弯曲曲的斜街像一缕细细的丝绦，把珍珠穿连成为一串漂亮的项链，它不就是我们北京古老胡同文化的象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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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本人是一个北京历史文化爱好者，以上文字只是试图从一个爱好者的角度诠释北京的胡同文化。老北京网论坛中，有许多对北京文化深有研究的学者专家和年轻有为的青年人（我也从中收益不小），真诚希望对本文错愕之处给以指正（特别是关于二庙、三庙和灵官庙的位置）。

“道光十一（1831）年龚自珍将这所宅院卖给了广东巨商潘仕成。”

十三行的行商们真是有钱到爆

好详实，补充谷歌历史照片几张，如实反应了城市改造渐渐剥蚀上斜街风貌的“精彩”过程。另外，据传某银行原宣武门分理处也在斜街附近，地库是原日伪遗物，规模大到放过电影，但具体资料不好找了，急请诸位专家大德们详察。

2002年古街脉络清晰，庄胜城还在建造，西河沿已经荡然，现在的琉璃厂厂西门一带还完好无恙。

  图9。上斜街路南50号番禺会馆现大门处

现在番禺会馆（龚自珍故居）已公布为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

我想了解一下~这张照片的意思是番禺会馆，那条巷道是番禺会馆以前的大门位置？？？不太明白

感谢大家的鼓励。

回12楼

这里是会馆旧址，原大门早已拆，这张照片意思是：这里是现在这个院子的进出口。

2005年9月3日，我曾经专门对宣武门外上斜街进行过一次实地考察~~~~~寻找三忠祠

http://www.jixuelu.com/changcheng/biji/sanzhongci.htm

回18楼

拜读了，谢谢。

下次去京一定要去这里看看，还有韩家胡同的广州会馆原址~

北京有广州会馆，番禺会馆，不知道有没有南海会馆呢？呵呵，纯属好奇

二庙向西二十步左右，路南有一铁栅栏大门，“北京市和平门幼儿园”几个金色大字映入眼帘，这里就是清代学堂“悦生堂”故址。它南面是储库营胡同。现在的储库营胡同西段，大约是新开拓大道以西部分，清代时称此段胡同为悦生堂，以学堂命街名，1965年并入储库营胡同。 “悦生堂”学堂实为义学，原在南边胡同开门。据说，学堂里的秀才尊崇孔子，每天出门捡回有字的纸都要在学堂里烧掉。悦生堂为私人学堂。解放前改为私立至善小学，解放后曾经改为上斜街第三小学，改在上斜街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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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楼主辛勤劳动。好像这里原来是上斜街一小分校，上斜街第三小学应该在现在的204中学。

好文章。学习学习再学习。

楼主写的这些景观我曾多次溜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