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北河沿街区

■二十七中（原孔德学校）内蔡元培像

■陈独秀旧居内

　　北河沿大街，元明清至民国时此街为一段御河，乾隆时称为北河沿。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因地处东安门以北，御河北段而得名东安门河沿。1949年后称东安门北河沿。1965年将东河沿、北箭亭并入，改称东安门北街，1981年更名为北河沿大街。

　　北河沿的御河被刘半农先生誉为在北京城里带有民间色彩的，带有江南风趣的水。在先生的《北大河》里描写的民国时期的北河沿，河水永远满满的，亮晶晶的，反映着岸上的人物草木房屋，觉得分外玲珑，分外明净……两岸的杨柳，别说是春天的青青的嫩芽，夏天的浓条密缕，便是秋天的枯枝，也总饱含着诗意……

　　这条饱含着诗意的北河沿御河不仅有着秀丽的风景，在它的河岸和街区还留有众多的历史遗迹供后人回忆。

　　■被毁最早的皇城东门———东安门

　　皇城的东安门在北河沿大街南端的东侧。明朝永乐年间建造皇城时，建有城门六座，即大明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西安门和北安门。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皇城的城门陆续被拆毁。在皇城的城门中，最早被拆毁的就是东安门。

　　东安门是皇城的东门，与紫禁城的东华门相对而建。明初的御河在东安门之东，皇城之外，是都城中较为重要的一条运输通道，每日里的船只、商贾来来往往极为繁忙，因而喧嚣之声亦隆，严重影响了皇帝的“工作”和“学习”。于是在明宣德七年（1432年）时，将皇城的东墙东移至御河的东岸，这样御河就被圈入了皇城内，成了专供皇家使用的漕运河道。而东安门也随着皇城城墙的东移，移到了御河的东侧。这样永乐年间所建的东安门在宣德时就改为了三座门式，名字也改作了东安里门，后来又在皇恩桥上砌上障墙，将两门连为了一体。

　　东安门从明初建立时起一直过着较为平静的日子，但是到了民国的初年，这一带接二连三地发生震惊中外的事件，先是袁世凯被刺。1912年1月，袁世凯为了窃取革命果实，使出各种手腕妨碍共和，他的行径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这其中就有一群热血青年张先培、杨禹昌、黄之萌等人。他们为了清除这个实现共和的绊脚石，决定以暗杀手段来对付阴险狡诈的袁世凯。张先培、杨禹昌、黄之萌等人带着炸弹埋伏在袁世凯每日下朝必经的东安门大街附近，等候袁世凯的到来。不久果然袁世凯像往常一样在卫队的保护下从东华门出宫回府，走到这里时，张先培等人拿出炸弹投向了袁世凯的座车。可是没想到混乱中炸弹竟没有投中袁世凯的座车，只是炸死了几个卫队巡警。老奸巨猾的袁世凯趁机逃脱了。而张先培、杨禹昌、黄之萌三人却被逮捕，受尽酷刑，最终遇害。

　　接着2月，袁世凯为了抵制南下就任总统，密令曹锟部在北京发动兵变,在东安门演出了一场“烧杀抢掠”的惨剧，混乱中燃起的大火将东安门吞噬了。这座有着七间三门黄琉璃瓦单檐歇山顶的壮丽城门永远地消失了，只在北河沿大街的东南角留下了一些旧迹供后人凭吊。

　　■东华门大街路北的英亲王府

　　从东安门往西过御河就是东华门大街。此街在清宣统时称为东安门大街，民国后沿称未改。1956年以东安门原址为界，东段称为东安门大街，西段称为东华门大街。清初在东华门大街路北曾有一座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英亲王府。

　　英亲王府大致在现在的智德前巷里北京市二十七中的位置。英亲王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二个儿子，多尔衮的胞兄阿济格。他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为清朝打下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顺治元年（1644年）阿济格带兵入关破李自成大军，被晋升为英亲王，后又被授为靖远大将军。在与李自成军队的交战中，阿济格杀李自成的骁将刘宗敏，俘虏了号称是李自成军师的宋献策，使李自成军队一溃千里。

　　此后多尔衮的势力不断膨胀，而阿济格的身价也日渐显赫。清初将皇城内明朝的光禄寺改建为了英亲王府，就这样他与多尔衮的王府就都建在了皇城内，而在清朝所有的王公、贵族中也只有他兄弟二人的王府是在皇城之内的，这既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无限的荣耀。

　　然而风光之后竟是无尽的悲凉。多尔衮死后，阿济格被人陷害，指控他乘机谋乱。结果他被削爵、幽禁、抄家、赐死，连子孙也被废为了庶人。昔日里广阔宏大的王府再也与他无缘了。

　　阿济格的王府没有多尔衮王府的幸运，毕竟多尔衮在死后还曾被追封为“诚宗义皇帝”，其王府一般人便不能使用了。后代的皇帝念及多尔衮的功劳将他的王府改为了诵经传教的喇嘛庙普度寺供后人祭拜。而阿济格只是一个亲王，他的王府被没收后，就改作清代的光禄寺使用了。

　　■改为清代光禄寺的英亲王府

　　说起光禄寺恐怕是听说的人多，知道的人少。光禄寺是明清两朝掌管朝廷祭享、宴席及宫中膳食的机构，说白了就是皇帝的大厨房。不过这个大厨房的“总管”光禄寺卿可是从三品的高官，而且还是置满、汉卿各一人，可见朝廷对它的重视。其下辖有大官、珍馐、良酝、掌醢四署。清朝顺治元年设置光禄寺。英亲王府被没收后，光禄寺就搬到了王府里。

　　光禄寺署址因是王府旧址，极为宏阔。光禄寺大门内左为茶叶库月进房，右为钱钞库月进房。北为仪门，中为均节堂。堂之左为典簿厅，堂之右有小轩。后堂北为库楼。良酝署、大官署俱在寺之东，珍馐署、掌醢署在寺之西。寺内有铁力木酒榨，相传为籍没沈万三家物，每榨用米二十石，得汁百瓮。此外寺内还有芜锡米仓、土地祠、尚膳库、熬冻房、煮笋房、上下鸡房、鹅房等等。

　　清朝早期光禄寺还是极繁荣的，但到晚清末期光禄寺却已是极冷落了，署址最后又变为了宗人府。光禄寺虽然没有了，但是在这一带还留有光禄寺夹道的地名，记载着历史。

　　■抹不去的一段青春岁月———培养了无数学子的孔德学校

　　民国初年宗人府也衰败了，民国十七年（1928年）时这里又迎来了新的主人———孔德学校。学校以“孔德”为校名，许多人以为学校与孔教有关，其实不是这样的。当时学校的创办人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是希望把法国的实证主义介绍到中国，所以就以法国近代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的名字命名了。学校里的教师多为“顶级学者”如沈尹默、钱玄同、周作人、冯至等都曾在校任教。学校的国文课本是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三位先生主持编写，书中插图有的是徐悲鸿先生所画。

　　孔德学校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御河旁边，在孔德的校歌中也赞美着这条小河：“啊，我们可爱的孔德，啊，我们的北河沿。你永是青春的花园，你永是智慧的来源。”我忽然想到也许就是东安门前的这条御河，它不仅赋予了皇城水光的灵性，而且还滋养了莘莘学子的无穷智慧。

　　在孔德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有很多名人，其中就有名满中外的陈香梅女士，还有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钱三强先生、戏剧家吴祖光先生、表演艺术家于是之先生……

　　■七十多年后找寻智德前巷里的孔德学校

　　毕业于孔德学校的吴祖光先生在文章中回忆了当年的学校：“孔德学校搬到东华门大街的清代宗人府，是一个大寺院。学校刚刚接管的时候，我们几个‘高班学生’看见有一个相当大的城隍庙，便把金刚、鬼判的棍、棒、枪、刀都拔下来，把很大的泥塑鬼怪都扒倒，搞了一次大破坏……学校搬进新址之后，西边一个大四合院是我们中学高班的教室，东边一个院子是小学教室。”在吴先生的笔下我们可以想见到当时的校园是多么有意思的地方呀。
　七十多年后我去东华门大街路北的智德前巷找寻这里的旧迹，看到全都改变了模样。孔德学校中学部后来改为了二十七中，现在的二十七中是一所现代化的学校，校园里都是新式的教学楼，吴先生所说的大寺院是再也找不到了。正当我失望地走出校园时，忽然在门口看到有两个做了花盆架的石墩子，墩子上精美的雕刻和它历尽风霜的颜色，使人联想到它们也许就是见证了历史的老物件。

　　不过即便如此，在地名志的书里还是清楚地记录了历史的变迁。现在二十七中所在的智德前巷，民国时因此地有孔德学校而得名孔德前巷，是1965年才改为现在的名字的。智德前巷旁边的智德东巷和智德西巷，在光绪时因巷在光禄寺的东西两侧就称为了光禄寺东夹道和西夹道，民国时随着孔德学校的迁入又改为了孔德东巷和西巷。1965年改名为智德东巷和西巷。

　　■智德北巷曾有吴光新和王明的住所

　　智德北巷是北河沿大街西侧一条整齐宽阔的胡同，不过这条街巷的名字虽叫智德北巷，却与智德前巷、东巷和西巷的命名不同，它与孔德学校没有关系。清宣统时此巷叫孟公府，因巷内路北有一座孟公府而得名。民国后沿称，1965年时为统一起见改作了智德北巷。

　　智德北巷路北是一溜儿的四合院。我去智德北巷时亲眼见巷内的四合院庭院

　　宽敞，回廊宛转，虽无王府的气派，却也是大户人家。民国时，段祺瑞的内弟吴光新的宅子就在这里。解放后，我党早期的领导人王明也曾居于巷中。

　　1949年王明一家迁往北平，就搬至东皇城根骑河楼孟公府的一套宅院里，院内庭院宽敞，环境幽雅。王明喜欢这里的环境，搬进来后就再未搬动过。

　　■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箭杆胡同里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

　　箭杆胡同很不好找，它深藏在北河沿大街西侧的小巷里。那一日我顺着智德北巷一路向西，再折向南路过了好几条胡同才找到箭杆胡同。现在的箭杆胡同很短，也就十几米的样子。我要找的箭杆胡同20号就在胡同的中段。提起箭杆胡同20号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但是如果说起《新青年》杂志那可是耳熟能详的名字。箭杆胡同20号就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所在地。

　　去年是《新青年》杂志创刊90年，有纪念活动叫“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这一提法引起了我们深深的思考。是的，《新青年》就是这样一本杂志，一本开启了中国青年新时代的杂志。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一本叫《青年杂志》的月刊。这本杂志一经创刊即引起了很大反响。一年后，《青年杂志》自第二卷第一期起就易名为《新青年》。1917年陈独秀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之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也随陈独秀由上海来到了北京。陈独秀来京后的寓所和《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就在箭杆胡同里，它的老门牌是9号，现在的20号是它的新门牌。

　　《新青年》杂志来到北京以后它的影响更大了，编辑的队伍也壮大了。当时颇具影响的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人都曾是新青年的编辑。文学革命的旗手胡适尚在美国时就与陈独秀有书信往来，并开始向《新青年》杂志投稿。在《新青年》杂志上胡适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和书信，成了《新青年》颇具影响的撰稿人之一。胡适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教，当时他就住在离箭杆胡同不远的缎库胡同里，他的大部分课余时间都用来给《新青年》撰写稿件和参与杂志的编辑工作。当年鲁迅先生著名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也是在《新青年》上首次登出。1936年在延安毛泽东也向斯诺提起了《新青年》杂志，他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探访藏在胡同深处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

　　有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本影响巨大的杂志竟然会深藏在小巷的深处。一个霏霏的雨天，我找到了当年的那个小院子。红色的院门紧闭着，翠绿的爬山虎从院里探出头来，给灰灰的院墙平添了一丝绿意。

　　我轻轻推开院门，整个小院子呈现在了我的眼前。院子很小也很寂静，许多自建的小房挤满了整个院子，使人很难窥见当年的格局。不过在院子里我意外地遇到了院子的主人。主人姓孙，据他介绍当年陈独秀来到北京后，就租住在了他家。他们把家里最好的东院整个都租给了陈独秀，自家人就住进了西院。东院里的那三间北房是陈先生的办公室，三间南房是《新青年》的编辑部，《新青年》编辑部的牌子就挂在靠街门的那间小房外。

　　我指了指院里的老房屋和院门问他：“这些还都是原来的吗？”孙先生毫不迟疑地说：“都是原来的，没有动过。”

　　从1917年陈独秀带《新青年》来到北平到他离开这里，箭杆胡同的这座小院子记录了陈独秀和《新青年》多少辉煌的故事。80多年过去了，这个小院子被精心地保存了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福。

　　■一条长街两座庙———北池子大街和街里的宣仁庙、凝和庙

　　北池子大街在紫禁城东侧，是近靠筒子河的一条南北走向的长街，街南起东华门大街，北到五四大街。清乾隆时称北长街，光绪时称光禄寺后东华门外北长街，俗称北池子，到了宣统时索性就叫了北池子，民国以后一直沿称未改。“文化大革命”以后和南池子大街一起被叫作了葵花向阳路，后来恢复原名。

　　北池子大街在明清时期，街内居住的多为内务府的太监。街内原来还有武备院和俄罗斯文官旧署。不过北池子大街里最著名的就是宣仁庙和凝和庙了。

　　宣仁庙在北池子大街最北端路东，敕建于清雍正六年（1728年）。庙祠祀风神，俗称风神庙。雍正六年时雍正皇帝为求国家免受风灾，认为对风神也应该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于是他决定在皇城内择地建庙，因时祷祀。根据皇帝的旨意，大臣们又是考据古籍，又是占卜算卦，最后议定庙址应选在东北方。而庙宇规制，就仿照中南海时应宫式营建。庙建成后，雍正皇帝钦定风神，赐号“应时显佑”，赐庙名为宣仁庙。庙内有雍正皇帝御书“协和昭泰”匾额。庙在嘉庆九年（1804年）曾重修。

　　宣仁庙历经多年风雨，但其建筑格局基本保存完好。我去探访时发现该庙现在正在整修，想来不久就可以新的面貌示人。我在庙内见到，该庙四周围有庙墙，有山门三间，门上方嵌有石刻匾额“敕建宣仁庙”，山门前是一道一字影壁墙，山门两侧砌着八字琉璃影壁；穿过山门，东西两侧，坐落着钟、鼓楼，钟鼓楼北为前殿，该殿两侧有内墙，并向北至后殿。内墙南部东西各开一随墙门，可进入内墙两侧外的细长跨院，院内各有寮房九间。

　　宣仁庙内前殿供奉风伯之神，后殿供奉八风之神。每年万寿圣节和立春后丑日进行祭拜，夏历每月初一、十五摆祭器，每日香灯。每次遭遇旱、涝天象时，皇帝都要派亲近大臣前往拈香祈求上天保佑风调雨顺，待上天赐福后，再派亲近大臣去报谢。

　　从宣仁庙往南不远就是凝和庙，清雍正八年（1730年）敕建，仿宣仁庙规制，用以祭祀云神，俗称云神庙。庙门坐东朝西，殿宇均坐北朝南，主要建筑有山门、钟鼓楼及四层大殿。山门前有琉璃砖大影壁，上覆琉璃瓦顶。钟鼓楼绘旋子彩画，黄瓦绿剪边。前殿为黑琉璃瓦绿剪边，正殿三间，歇山调大脊黄琉璃瓦绿剪边。此外还有后殿等建筑。庙内有雍正皇帝题“兴泽昭彩”的匾额。

　　凝和庙建成后是用来祭祀云神的，后来由于地近紫禁城，也常有进京官员来此住宿。民国二十二年时此地又改为市立第四十三小学校址。后学校又改名为北平市立北池子小学。现在凝和庙为北京市北池子小学使用着。庙内原来的照壁、钟鼓楼、天王殿等已拆除，大殿及殿前御道还保留。1984年这里被定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