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之记忆：老北京的煤球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的时候，一过十月天儿一天比一天冷，胡同里买冬储大白菜的、送煤球儿的，便开始忙碌起来了。

那时送煤球的都是河北定兴县人，他们说话有点侉味又都是大嗓门，常听见有人和他们开玩笑闹着玩学他们说话:“送煤球儿的，给我们家来100斤煤球儿，200斤渣子，再来筐劈柴！”赶上年轻的小伙子生气了扔下筐:“你再说，我揍你！”捋胳膊挽袖子，脸也变得通红。

那时的北京还没有蜂窝煤、液化气，家家都会保存一些煤渣、煤粉舍不得扔掉，有的家就自己攥煤球。有一年刘少奇主席接见淘粪工人时传祥，北京市掀起了一阵学习时传祥的活动，学校有时就组织学生攥煤球，更多的是请一些摇煤球的工人，他们身体健壮，为人憨厚朴实，干活认真卖力气，所以很受校长盛昌奎的信任和欢迎。

摇煤球主要在初冬时节，学校的操场上，他们穿着黑色的棉衣，棉鞋，头戴棉帽，脚上还系着鞋罩，以防煤粉进入，他们的脸总是黑的，即使刚洗过也是如此。由此可见其工作之辛苦，挣的全是血汗钱。

摇煤球的工具很简单，但是也很特别:一把长柄大铁锨，方形刃口平直锋利主要是切割煤块，一个柳条筐形筛子和一个花盆。

摇煤球的整个过程也不复杂，但是确实有一定的技巧和体力。先将煤末与黄土按一定比例混合，堆成一圈，向中间留出空地倒水，和匀。在地上撒一层干而细的煤粉，将和好的煤泥放在上面，用大平锨将其摊开抹平，层厚约一寸，再在上面撒一层干细煤粉，然后用平直的锨刃切成一个个小方块。他们不用尺不用线却能保持线条横平竖直，间距相等，而且动作迅速而熟练，令人称奇。多少年后北京人也用瓦刀切煤锏儿，烧起来也很冲。

摇煤球的关键就在“摇”上。大筛子放在小花盆上，把切好的煤茧铲入筛中，两手握住筛边摇动，煤茧在筛中不断滚动，逐渐变成光滑匀整的球形。道理和摇元宵一样，只不过一黑一白。但其劳动强度和难度都比摇元宵大得多。光说那筛子，搁上煤茧儿少说也有几十斤重，没有惊人的臂力是绝对不行的。

其次干活只能是蹲着，这样才能使腿胯腰灵活自如，和肩臂手的动作协调一致。实在很不容易。一摇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甚至是在夏天，那腿的蹲功足以使人瞠目结舌、啧啧称赞。放在一般人身上，蹲一会儿就腿软脚麻了，可他们站起来照样接着干别的活。

那时的冬天特别冷，一般都是零下十几摄氏度滴水成冰，冬天一座教室就是一个煤球炉子，摇出的煤球好烧不好烧这时就是考验的时候了，而且烧火一般都是在早上7时30分上课以前，要真等到学生都来了屋里烟熏火燎，那课还怎么上。

我在黄化门小学读了六年书，那么冷的冬天还没赶上一次教室里的火灭了，或者是学生来了火没着呢。教室里总是炉火熊熊，让学生坐在温暖的教室里听老师讲课。课间休息时，我们围着炉子聊电影故事、聊考试成绩、聊北京冬天什刹海滑冰冬泳、聊春天的景山。

那时有个同学李玉顺，他父亲就是定兴县摇煤球的。一到星期天，他就帮父亲去送煤或者摇煤球，虽然煤厂有澡堂子，可是脖子总洗不干净。每到星期一照例是卫生委员查卫生的日子。我们班卫生委员一男一女，男的叫刘英宣、女的叫李素明，查完卫生告诉老师:“李玉顺脖子不干净有煤灰，李凤立手指甲没剪！”想起来真是可笑，我那时没有指甲刀，只能用剪子，左手不会使，只能干瞪眼了。后来有了经验，就和弟弟互相剪了。

从1963年开始北京有了几家机器煤球厂，一到夜晚解放牌翻斗车给煤厂送煤球，工人再分装送到居民手里，一筐50斤。我记得胡同里有的大户人家一卸就是一三轮车机械煤球，图的就是省事，煤球好烧。以后又有了蜂窝煤，可以封火而且也卫生省事，蜂窝煤也没有那么多煤末子，不过我还是特别怀念烧煤球的日子。

那会儿，我最爱上自然课，因为教自然的张振安老师，常常是教10分钟自然后就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福尔摩斯的故事，什么《巴斯柯维尔的猎犬》、《血字的研究》……他是高才生，差两分没考上中戏，讲起故事来男生入迷女生害怕，下课铃都响了，我们还围着他听他讲故事，他还辅导学生演歌剧《眼泪潭》组织朗诵诗歌演唱歌曲，我们都觉得小学生活特别难忘。更让我没想到的是1968年冬天，张老师在学校门口摇煤球，原来他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挥着铁锨一筐一筐的摇煤球，使用的工具就是李玉顺家的。

前几天在建国门邮政管理局，我和李玉顺谈起往事，他说:“那时我在山西插队，看到老师要干这么累的活，心中不落忍，就时常帮助张老师干。可又不能直露只好故意批评他干得不好做样子给他看，张老师也心领神会，趁机喝口水抽支烟休息一下。”直到今天张老师还时常念叨:“‘文化大革命’我也摇了好几冬天煤球，摇煤球的不简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