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四合院还是大杂院，虽然面积不一定很大，但只要是有了年头，必然会长起几棵树，栽种些花草，于是在那斑驳的老墙缝或是草木之间，也就滋养出了一个昆虫的世界。
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孩子，打小没玩过虫子的，那就算不上老北京。
四合院里繁衍的昆虫，粗略算算也得有十几种。北京的孩子对很多昆虫都有自己的叫法，要讲学名那就老外了。常见的比如有蝎拉虎子(壁虎)、花老道(一种黄色的蝴蝶)、花大姐(瓢虫)、臭大姐(椿象)、吊死鬼(尺蠖)、洋剌子(一种毛毛虫)、老子儿(一种蜻蜓)、花牛(星天牛)等。
惊蛰以后，枯木逢春，虫子们也开始蠢蠢欲动了。四合院里飞来的第一只蝴蝶，往往也是孩子们玩虫子的开始。北京最常见的是一种白色的蝴蝶，而花老道可算是“珍稀品种”了。捕蝴蝶时也没有什么工具，几乎是抓到什么就挥舞什么，或者干脆脱了衣服一通扑打，于是满院子就传开了孩子们追赶蝴蝶的欢笑。
春天就这样在蝴蝶的光顾中，把沉寂了一冬的小院搅热了。
到了夏季，四合院里可玩的虫子也就多了。胆大的孩子喜欢把槐树上垂落的吊死鬼捉了来，然后将它投放在蚂蚁窝前，看着成群的蚂蚁撕咬着吊死鬼在地上翻滚，一种灭除害虫的成就感真令人兴奋。
用胶粘蜻蜓、知了(北京人读“唧鸟”音)是孩子们夏天永远乐此不疲的游戏。粘胶一般都是用胶皮或牛皮筋自己熬制，敷于竹竿的梢头。蜻蜓也分几种，黄色的最一般，红色的叫“红辣椒”，档次高于前者；而最被孩子们看重的是个头较大，有着青绿颜色的“老子儿”。老子儿一般飞行速度快，着陆的地方也比较高，所以不容易捕到。捉到手的蜻蜓拿法也有讲究，要每个指头缝里夹几只，还不能影响继续操作粘竿，这才是高手。
而知了也有两种，一是体型较大常见的那种，再一种是体型小、青灰色，北京人叫“伏天”，名同其声。知了要捉公的，为了听声。记得那时候北京还专有串胡同卖知了的，卖时用一小块荷叶裹成一个筒，把知了包在其中，买者多是为了哄孩子玩。
记得那时候最稀罕的还是蚂蚱，四合院里不知打哪会偶然飞来一只，竟能引诱得满院子的孩子绕世界扑腾，甚至连大人也都兴奋得站脚助威，跃跃欲试，掀起一阵小小的捉虫高潮。
而秋天孩子们最爱玩的是捉蟋蟀，北京人也叫“蛐蛐”。四合院里的蛐蛐一般都藏在砖缝里，有的地方需用探子拨出，有的就需要用水灌。专业的玩家都有自己的专业工具，如蛐蛐罩子、泥罐等，人家也不在墙缝里抠蛐蛐，看不上眼。一般的孩子是把蛐蛐养在玻璃瓶里，结伴斗一斗，平时就为了听叫。说到蛐蛐，北京四合院里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土蛐蛐”，人称“灶马子”，身体发黄，大多生活在蜂窝煤的窟窿眼里，所以那时候往煤灶上添煤，常会随着青烟飘出一股焦灼味，实际是未及脱身的“灶马子”被火化了。
四合院的老墙缝中还有一种能卖钱的虫子，俗话叫土鳖，据说有化淤解毒的功效，当时的中药铺都收购这东西，一只可卖一两分钱。但捉土鳖晚上才是最佳时机，所以常见有的孩子打着手电，拿个瓶子沿着墙根捉土鳖，白天再换成钱或贴补家用，或者小哥儿几个买冰棍糖果解了嘴馋。
有意思的是，那时候学校还组织过与捉虫子有关的公益活动，那就是挖蝇蛹。苍蝇秋后结蛹，要萎缩一冬，开春前后是最好的灭蝇时间。当时搞啥都是运动，灭蝇也是如此。学校和街道广泛发动学生在墙角旮旯挖蛹灭蝇，而且都是有指标的，孩子们也都非常响应，藏蛹最多的地方一般是厕所周围，也没人嫌脏。后来据说是有人反映这种做法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才逐渐取消了挖蛹活动。
说起童年虫趣，至少已经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的事。现在想来，那时的孩子没有现在可玩的东西丰富，好奇心盛再加上善于自我找乐，与虫为伴竟成了很多孩子难忘的乐趣。可也别说，捉虫玩虫也不是光有乐子，潜移默化地也让孩子们增长了不少与昆虫有关的知识，有时虽然有点恶作剧的性质，可也求证了许多书本上的知识。
常和虫打交道，孩子们知道了什么树会生什么虫，比如杨树上的毛毛虫、枣树上的洋剌子、柳树上能捉到长犄角的花牛、椿树上有臭不可闻的臭大姐……另外，磕头虫可翻身蹦高，鼻涕虫触角如眼，钱串子尸死不僵等，这些知识几乎都是在玩虫的乐趣中收获于心，成了一辈子的记忆。
四合院不仅是北京人的家园，也是一个充满孩童情趣的昆虫世界。还记得那首已流传了几辈子的童谣吗:“水牛儿、水牛儿，先出犄角后出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