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的大院里生活了十多年，童年是在西城金奖大院8号度过的。
我们院里住着5户人家，西屋里的福云和东屋的小兰是两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30多年前，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很低，人们挣得少、孩子又多，我们这帮孩子几乎都没有什么零食可吃。我的父母都上班，家里只有姐儿俩，相对来说我家的经济条件要比其他家强得多。下午没课时，福云和小兰都来到我家。我把火炉打开，给她俩炒黄豆吃。要是还嫌不解馋，我就会偷偷地把每月凭购货证买来的粉丝，用油炸着吃。嘬完雷(嘬雷:老北京土语，就是做一件从来没有干过的冒险事)，又会手忙脚乱地把偷吃的现场归置好，免得父亲回来发现挨揍。
我们院里有一棵枣树，每到秋天枣成熟时，南屋的马叔和福云的哥哥就站到房顶上摘枣，并使劲地晃悠树枝。乒乒乓乓地掉了一地，孩子们就会捡着抢着，乐成了一团。马叔和福云的哥哥把摘好的枣分成几堆，在快乐祥和的气氛中，院里的所有住户都领回属于自己家的那一份。现在回想，那又大又圆、又甜又脆的枣，是我今世吃到最好吃的枣。
那时我们的功课并不很紧，下午放学后，我们几个女孩就在院里玩老鹰捉小鸡、跳皮筋的游戏。院门口有块坑洼不平的青石板，我们经常在上面翻羊拐、跳房子。一玩高兴了，常常会忘记了吃饭，直到被父母吆喝驱赶着，才会恋恋不舍地回家吃饭。现在的年轻人都沉溺于网络游戏中，但我仍然觉得我们童年的这些游戏更好玩更有趣。
30多年前，北京大院里的男孩喜欢收藏烟盒，而我们女孩则是攒玻璃糖纸。当时我们只有到春节才能吃到杂拌儿糖，所以就到印刷厂去捡废弃的玻璃糖纸。一张张五颜六色的糖纸平整地夹在本里，闲时几个小伙伴一起欣赏漂亮的糖纸并互换自己多余的，在那个物质贫瘠的年代，确实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
在大院里我们最爱过的就是夏天。
那时一般百姓家里都没有电视，条件稍好的也就趁个半导体，所以闲聊是人们最基本的休闲方式。吃过晚饭，大人们拿着蒲扇坐在院门口山南海北地胡侃，我们一大群孩子则围坐在枣树下讲鬼的故事。天色越来越黑，大家屏住呼吸，安静得只听见树叶哗哗地响。突然，有一个孩子惊恐地大叫起来，大家便抱成一团吓得“啊”地闭上眼睛齐声大喊，然后，看并没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又都哈哈地大笑起来。
马叔住在南屋，是有机玻璃厂的工人，平时好助人。他和我父亲的关系很好，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我家的地震棚就是他帮助搭建的。父亲为此托人帮他搞了一张他渴望已久的“飞鸽”牌自行车票，以示感谢。院里的北屋住着一个成分不好的60多岁的老太太。她的儿女都被错划成右派到农村下放劳动。父亲很同情她的遭遇，帮她找了一些盖地震棚的材料，并和马叔一起帮她搭好，使全院在大地震后惟一还住在屋里的人也住上了地震棚。
现在，虽然自己已经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但内心依然渴望过那种简单、热闹、互相帮助、似一家人的大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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