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书筠让京韵大鼓响起来

 




　　■她是当今演唱京韵大鼓成就最大、威望最高的老艺术家

　　■寓妩媚于苍劲，推动了京韵大鼓发展，被誉为“女声大鼓”的典范

　　■她把京剧的表演用于京韵大鼓的说唱中，强化了形神兼备

　　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身份证。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的国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民族民间的文化正在消失。目前全国范围内的民族民间文化抢救活动已经开始。据悉，民间文化抢救部门已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文化项目的申报资料。日前已公布首批国家级文化遗产项目。我们推出了“探访文化遗产”系列报道，不仅是为了向世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更想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文化传人的生存故事，引发读者对“文化与生存”的一点点思考。

　　面对镜头，她的眼睛顿时亮起来

　　提起京韵大鼓，人们自然会想起曲坛那位著名的、白发苍苍的表演艺术家骆玉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为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演唱的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这是一首用京韵大鼓的曲调为主旋律创作的歌曲，《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反映老北京生活的经典作品之一，主题歌配上最具老北京韵味的曲调，恰到好处，使这首歌曲风靡全国。从此也让更多的观众领略了京韵大鼓的艺术魅力。

　　京韵大鼓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在上个世纪中叶前后，它是中国曲坛上的一支璀璨的奇葩，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个曲种。同曲坛几十个曲种一样，经历了艺海沉浮，由繁荣鼎盛走到了目前的低谷时代。我们仰望曲艺的兴盛时代，想再次聆听京韵大鼓的刚劲与荡气回肠，却只能在音像资料里寻找。最近，京韵大鼓被列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然而京韵大鼓的传承人在哪里？

　　寻寻觅觅，我们很荣幸地找到了当年红遍津京两地的著名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孙书筠女士。孙书筠是中国广播艺术团享受政府津贴的国家一级演员，当年她曾被喻为该团“四大金刚”之一，而今，侯宝林、刘宝瑞、马增芬都相继去世了，“四大金刚”只剩下孙书筠。同时，她也是当今在世的，在演唱京韵大鼓的领域里成就最大、威望最高的老艺术家。

　　在北京西城区展览馆路一座普通的居民住宅楼里，记者见到了84岁的孙书筠老师。她住在一个普通而又简陋的小三居室里，家里陈设简单，家具全部都是老式的，唯有几幅字画很显眼，那是有关领导及社会知名人士送给她的。另外让她视为珍品的就是她几十年来各个时期的照片。这些照片记载了她的历史、她的奋斗、她的荣誉，承载着她丰满的艺术人生。

　　她的老伴早已去世，如今与她相依为命的是跟她生活了十几年的保姆，孙老亲切地唤她为孙女。孙老去年刚刚做过两个喉管支架，声音显得很厚重。虽然她话语不是很流畅，但是思维依然很敏捷。她身穿红黑搭配的毛衣，坐在轮椅上，跟普通八十岁的老太太没有什么两样。在采访结束的时候，我提出给她照个相，她微笑着同意，对着镜头的孙老立刻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她很自然地摆出几个姿势，肢体拿捏得非常到位，最明显的是她的眼睛一下子变得很明亮，一种戏剧、曲艺演员所独有的目光。不由得让我感叹：孙老师太有镜头感了！尽管不是在舞台上，尽管她都八十多岁了。这也是她一贯追求的台风，她认为演员一上台就要给观众一种美的享受，走出台帘的演员不应该再是生活里的自己，应该是一种美的形象，是一件精美的雕塑品。

　　关于京韵大鼓

　　京韵大鼓形成源于清末民初，主要流行于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华北及东北地区。京韵大鼓是由河北省河间一带的“木板大鼓”和清代流传于八旗子弟间的“清音子弟书”两者合流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当时的艺人没有固定的演出地点，走街串巷，赶庙会，唱小曲，以此为生，简称“艺丐”。北京人把当时带有外地口音流入北京的大鼓叫“怯大鼓”。

　　据当年给孙书筠伴奏、现年86岁的京韵大鼓“少白派”传人白凤麟介绍，有一次，京剧艺术大师谭鑫培听完“怯大鼓”的表演，就跟艺人刘宝全说：“你应该入乡随乡，去掉了‘怯’音，大鼓才能进入北京。”这一字千金！于是刘宝全、胡十、宋五、霍明亮、韩永禄等艺人就下工夫学京味唱腔，又吸收了京剧的发音吐字与部分唱腔，采用了大量子弟书的曲本，使怯大鼓、卫（天津卫）调大鼓、木板大鼓、文武大鼓、滑稽大鼓等多种大鼓走向了京味大鼓，形成了一直流传至今的京韵大鼓。真正定义为“京韵大鼓”的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前门外的“四海升平”是北京京韵大鼓的发源地。

　　京韵大鼓有以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为代表的刘、白、张三大流派。其中以刘宝全的艺术造诣最高，贡献最大，时人称其为“鼓界大王”，尊为一代宗师，享誉曲坛50年不衰。继三大流派之后，又有白凤岩、白凤鸣兄弟创造的“少白派”，从曲目、唱腔上有别于其他派别，以其新颖的形式而深受欢迎。民国年间京韵大鼓已成为京津地区乃至我国北方最主要的曲种，刘派大鼓也成为京韵大鼓里最有影响的流派，当时有90%以上的大鼓演员属刘派。

　　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女演员良小楼、章翠凤、骆玉笙（小彩舞）、孙书筠、阎秋霞、小岚云等如雨后春笋般登上了京韵舞台，她们在唱腔和表演方面都有新的拓展，从而使京韵大鼓更受到广大听众的青睐。建国后京韵大鼓得到了长足发展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年轻演员，有成就的如赵学义（白派）、杨凤杰（刘派）、刘春爱(骆派)、钟玉杰(刘派)等。这些中、青年演员继承传统，大胆革新，使京韵大鼓艺术不断向前发展。京韵大鼓起初以男声为主流，从黑姑娘、良小楼、孙书筠开始演绎为带有女声特色的京韵大鼓。

　　擅唱金戈铁马也精于儿女情长的曲目

　　孙书筠1922年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的梨园世家。八岁开始随父亲学唱京剧老生，她悟性好，学东西快，又肯下工夫，三年里学了十几出戏。学戏的日子是很苦的，她每天吊嗓子、学唱、练功、学戏，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她几乎没有玩的时间，唯一的游戏就是穿着高底的靴子在院子里跑圆圈，春夏秋冬从未间断过。

　　在书筠十一岁那年，她的家境越发的不好了，一家光靠爸爸教戏挣钱。家里想让她上戏班，可是又犯了愁。那会儿女演员要搭班，行头得自己置办，不然人家不收。他们家连吃饭的钱都成问题，可是光置双靴子就得几块大洋！她决定跟着姐姐学唱大鼓。书筠改行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让她的心灵受到了一定的刺激，因为她想成为京剧名角的梦想破灭了。

　　孙书筠正式拜王文瑞先生为师，改学京韵大鼓，这一年她十一岁。由于打下了良好的京剧功底，她改学大鼓就显得得心应手，无论是背词还是“溜活”（排练曲目），她的长进都很大，深得师傅的好评。那时正是曲艺兴旺的时代，茶社、戏曲园子、杂耍园子非常多，演出的机会多，同时演员间的竞争也就更加激烈，那才是真正的演出市场，真正的优胜劣汰。要是不上座了，老板就会叫你“新鲜新鲜”（解雇的意思）。书筠开始在这些园子、茶社里演出，有时一天要赶六场呢。她当时乐此不疲，她认为，去的场子多，见的演员多，演出的机会多，锻炼机会就多，业务提高得就快。

　　在此次采访中，当笔者与孙书筠老师的弟子种玉杰（北京歌剧舞剧院的副院长），探讨造成两代艺人最大的艺术差别的原因时，他的回答是“演出市场”，现在的曲艺演员想锻炼都没有多少“演出机会”，又何谈业务长进，何谈曲艺的市场竞争呢？所以就导致恶性循环。

　　十四岁那年，孙书筠的舞台经验越来越丰富了。挣钱曾是她唱好大鼓的动力，那时她挣的钱足以养活她的全家人了，她感到很满足。同时，也就在这个时候，她开始迷上了刘宝全、白云鹏二位先生的唱腔。她以“刘派”大鼓为基础，兼取“白派”、“少白派”的唱腔风格，以台风潇洒、表演细腻而自成一家。她擅唱金戈铁马的故事，也精于演唱儿女情长的曲目。她根据嗓音条件，能于低回中见跌宕，寓妩媚于苍劲，在平整中起波澜，令人回味。孙书筠能从女性演唱的特点出发，推动了京韵大鼓艺术的发展，被公认为“女声大鼓”的典范。

　　书筠不仅刻苦地向长辈学习，还虚心地向同辈人学习。骆玉笙比她年长八岁。有一次她看完骆玉笙的演出谦恭而又坦诚地说：“我觉得骆玉笙的嗓子确有独到之处，高人一筹，因为她的嗓子有富余，所以她在台上的动作小而少，从而形成了她自己的表演风格。”通过对骆派京韵大鼓贵在“吟唱”，自己贵在“抒情”等特点的认识，她更加注重细腻感人和抒情化的色彩。她把自己小时候学的京剧的基本功用到了京韵大鼓的表演技巧之中，强化了形神兼备，使其表演美、帅、活，往往她在台上一亮相，就引起了台下观众的阵阵喝彩。

　　在演艺界一直有一种说法：“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所以师傅对徒弟更多的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而对于同行的“冤家”来说，更是：“宁送一锭银，不送一句春。”所以孙书筠常常是在摸索中感悟，在感悟中提高，又在提高中实践了她的感悟。

　　有一次，她在天津演唱《大西厢》，当她唱道：“怕打的小红娘慌忙往外走，穿游廊过游廊不大会儿到了西厢。”在这里她加了个京剧花旦走碎步的身段，台下便叫起好来，有位观众还大声地喊：“好么，赛真事似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杜澎对孙书筠的评价是：她的京韵大鼓，不独是唱，而是演唱。

　　“新中国让我真正地活起来了”

　　经过若干年地苦练与舞台打拼，孙书筠想成名成角儿的梦想终于照进现实。随着她在津京两地名声的鹊起，她出场的次序也由中场改为压轴（倒数第二），直到后来的攒底（倒数第一）。她的“范儿”也由此而生，她出门要坐包月车、演出要带上亲属伺候她，有专门的化妆师和服装师，即上场之前有一群人伺候着她。她的感觉好极了！跟当今演艺界的某些大腕儿拥有的派头差不多。

　　成名以后的她从来不候场，一般都是踩着点来，还经常迟到。她若是不到场，前边的那位演员就要一直演下去。经常因为她的迟到，说相声的马三立先生在台上就是下不了场，全场都在耐心地等她。

　　按说，像这样的大腕儿在当时不愁吃、不愁喝，应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了，其实不然，艺人的地位永远是低下的。孙书筠回忆说，有一段时间她在前门外的紫竹林演唱，园子后台没有后门，演员必须由前台经过，也就是必须从观众席穿过才能进后台。当时有个开古玩店的常八爷每次都坐在走道旁的头排，为的是不管哪个演员从他身边经过时，都得叫他一声“常八爷”，以显示他的身份与众不同。有一次书筠来晚了，急着接场，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没和他打招呼。这可把常八爷惹恼了！他站起来就喊：“把孙书筠的报子揭下来，不能让她唱了！”当时管事的老板赶紧过来赔礼。常八爷一看有人赔礼，更来劲了：“要唱也行，给我唱十个《大西厢》算完，否则，甭想再唱！”书筠只得再次赔礼，含着眼泪，强作笑脸唱完了这个段子。

　　当时，京韵大鼓作为一种新兴曲艺形式，引得社会各阶层的青睐、追捧。前来捧角儿、听段子的不乏一些大学生。其中，有一位王先生对书筠情有独钟。两人感情上好，但却因书筠地位低下，家里强烈反对而劳燕分飞。直到全国解放若干年以后，人到中年的书筠去武汉演出时，又碰到了王先生。此时的王先生已是几个孩子的父亲，爱人已经去世了。他们经过了新旧社会的艺海沧桑之后，终于走到了一起。

　　195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的前身）团长白凤鸣、副团长陈开同志在全国曲艺界“招兵买马”，他们的真诚打动了孙书筠，她决定加入这个有保障的国家艺术团体。这个决定，改变了她后半生的命运。书筠在回忆中非常感慨地说：“新中国给了我做人的尊严，才让我真正地活起来了。”这是所有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艺人发自肺腑的心里话。

　　年过八旬还提携学生

　　一批像孙书筠这样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艺人，为发展新中国的艺术事业，以其饱满的政治热情，忘我工作，在“改戏”中“改人”。孙书筠痛苦地丢掉了旧社会艺人身上的旧习气，以崭新的面貌演唱着京韵大鼓。1954年至1963年10年间，他们先后排练上演了《黄继光》、《罗盛教》、《向秀丽》、《韩英见娘》等一批新曲目，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步完善了京韵大鼓表现现代生活的各种艺术手段，在艺术创造上取得了成功。

　　杜澎先生曾这样评价孙书筠：她给我的印象与众不同，她丝毫没有一般女角儿们搔首弄姿讨好观众的恶习。她很正，这个“正”字是指台风、仪态以及她在演唱中的执著投入与敬业精神。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包澄洁先生用“讲究，不将就”来形容孙书筠的艺术。书筠除了在唱腔上严格要求自己以外，化妆、服装、出场都很讲究，在艺术上从不将就，在生活上更不将就。在书筠结婚以前，无数人给她介绍对象，其中不乏达官贵人、豪门商贾，她却从不动心，从没想着给自己找个靠山。她下决心今生只靠唱大鼓吃饭。这在当时曲艺界的女演员中是十分难得的。这也正是她的弟子们推崇孙老的重要原因所在。

　　几十年来，从师于孙书筠老师门下的学生有20多个，其中有男学生，有女学生，还有洋弟子，可谓桃李满天下。她在对外文化交流和培养接班人上做出了很大贡献。教洋弟子学习和研究京韵大鼓，使京韵大鼓的艺术影响范围拓展到海外，实属前人不曾做过的事业。1998年底，在北京召开了《孙书筠京韵大鼓艺术研讨会》。专家、学者及她的学生们纷纷到会祝贺，高度赞扬了孙老的艺术成就。

　　晚年的孙书筠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学生、关注学生们的事业上，对于每个学生所取得的业绩，她都欢欣鼓舞。她的学生种玉杰，现在是北京歌剧舞剧院副院长，2001年10月，他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推出了“种玉杰鼓曲专场演唱会”，展示了他对传统艺术和曲艺各相关流派艺术继承、借鉴、吸收的成果。在孙老80岁的时候，他们师生还同台演出过。

　　孙书筠还有一个学生，是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唱京韵大鼓的国家一级演员，今年63岁，在她之后该团就没有再唱京韵大鼓的演员了。出于对京韵大鼓的热爱，对曲艺艺术的责任意识，几年前，这位学生自己出资十几万，抢救濒临消亡的京韵大鼓。还把在世的老一代的曲艺演员请到演播室里，给他们录音、录像、发行，如今她的资金已经用完，这个计划只能搁浅。她不愿透露自己姓名，但她渴望有识之士能跟她一起完成这个“抢救”计划。

　　■手记

　　旧海报作证

　　京韵大鼓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演化发展的，各种流派都在继承上花费了巨大精力。如今，这个爱吃速食面的时代，真正了解、喜爱京韵大鼓的人寥寥无几，京韵大鼓已经激不起现代人的热情，没有了共鸣，所以就没有了市场。单纯的怀旧、怀念，不能保证它的生存。这不仅仅是资金投入的问题，而且要与时代产生共鸣。

　　记者采访了中国曲协党组书记姜昆，他亮出了鲜明的观点：一定要在继承旧文化的基础上，增添新的文化内涵。继承和发展是文艺、文化发展生生不息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继承是基础，创新是关键”。所以我们在拯救、保护传统曲艺的时候，不仅仅要建博物馆，更要建立民族的“品牌商店”，否则创新意识就是空谈。他始终认为：小剧场的繁荣不能代表曲艺的繁荣，真正的繁荣应该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跟时代有共鸣、有强大生命力的艺术。他说，骆玉笙唱了一辈子京韵大鼓，可是被人们记住的还是“千里刀光影”。京韵大鼓要想“重整河山”就要多出“千里刀光影”这样的优秀作品。

　　其实在韩国等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得比较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首先确定传承人，给他/她一笔足够的生活费用，让他/她教徒弟，并签协议保证教会、教好，能够把这个文化艺术传承下去。

　　在采访时，记者问84岁的孙老：“这么多年不背鼓词了，还记得吗？”她说都记心里了，永远都不会忘。“古道荒山苦相争，黎民涂炭血飞红……”老人烂熟于心，信手拈来，韵味犹在，只是廉颇老矣！京韵大鼓确有它的独到之处，它的词很考究，韵律也很美。我们这些不懂京韵大鼓的人，尽管听不出它的派别来，却能感觉它确有一种韵律之美和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

　　孙书筠老师因术后不能多讲话，她说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包澄洁先生对她非常了解，让我找他聊聊。我来到东四七条的一个小四合院找到了包澄洁老师。包老师收集了很多有关孙书筠的资料。其中有天津《天声报》1943年7月15日，关于孙书筠即将来天津演出的海报。上面写道：“美艳鼓姬孙书筠，将再来津出演……”由此可见，在那个年代，作为玉姬美女，作为一代鼓女，她确实曾经大红大紫过。包先生说，八十年代孙书筠应邀去天津观摩曲艺演出，散场时观众热情地向她围拢过来，有年轻人问身边的老者：“她是谁？”老者说：“她是大鼓姥姥！”在阔别天津舞台多年后，观众仍然记得她，让书筠激动不已。

　　包老师还提供了一份发黄节目单，这是195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在长安大戏院演出的节目单。全部是传统曲艺节目，其中孙书筠的京韵大鼓是“压轴”（倒数第二）的节目，“攒底”（最后一个）的是侯宝林、郭启儒大师的相声。也可以看出在那个年代人们对京韵大鼓的渴望，曲艺在津京地区乃至全国的繁荣兴盛。我们回眸感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京韵大鼓等曲艺的繁荣昌盛，哀叹如今曲艺的低谷，渴望京韵大鼓一声“千里刀光影”的呐喊，盼望重整河山，却只能待后生了。虽然京韵大鼓还未像其他曲种那样后继无人，但我们仍应正视它所面临的危机，同时也看到了，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认知潮流的回归，给传统曲艺也带来了新的转机。他们渴望国家政策的扶持，渴望媒体的关注，更可望热爱京韵大鼓并愿为之献身的新生力量的注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