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人艺春节晚会上，曹禺与周恩来在孩子中间，1964年
图二:曹禺与邓颖超谈心，1978年
10年前的年尾，曹禺先生仙逝。以文章寄予思念，想写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写写他和周总理之间的友谊。
“总理逝世，我的部分生命也随之而去！”当年，曹禺含着泪水说出这句话，是很能表明他与周恩来的亲密关系的。
老同学，老朋友
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那些值得记住的日子里，周恩来每每来看排练、看演出、参加座谈会，以及串串演员宿舍，都是少不了院长曹禺陪同的。那时，周恩来总要以“老同学”来称呼曹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曹禺说:“那是总理的谦虚，实际上我们只是不同时期的同学，先后在一个剧团演过戏罢了。”
1925年，曹禺在天津的南开中学读书，便参加了南开新剧团，从而为他一生从事戏剧工作奠定了基础。而1914年，南开新剧团成立的时候，正在那里读书的周恩来就已经是南开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了。他们虽然没有见过面，共过事，但是前者关于戏剧的主张对南开新剧团是有影响的，对曹禺也是有影响的。
周恩来主张——新剧应该与“重整河山，复兴祖国”的大目标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以新剧的作用是“施之以教，齐之以耻，生聚教训不十年，神州古国，或竟一跃到强国之林，亦意中事也。”南开新剧团团长张彭春先生同样基于这种思想，排演了不少剧目，包括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曹禺也在其中扮演了角色，并由此真正认识到戏剧的社会意义。
十多年以后，1942年的冬天，曹禺在重庆复旦大学任教的时候，收到了周恩来热情、诚挚的邀请信，希望他常去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做客。曹禺事后回忆道:“那个时候，只要去曾家岩，走起路来就脚下生风，心里也畅快极了。一踏进曾家岩的小门，就觉得把国民党的污浊都撇在了外面，在这里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一眼看到周总理的亲切微笑，阳光就照进了心中。那时，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很穷的，有时吃不饱肚子。周总理知道了，邀我们到曾家岩和他一起吃饭。”
重庆的冬天是十分阴冷的，周总理看他穿着单薄，就送给他一块延安纺的灰色粗呢，让他缝衣御寒。后来，曹禺向周总理提出想到延安，想离开国统区的丑恶和阴暗。周总理却循循善诱，劝他留下，说这里需要人，国统区也一样有重要工作要做。曹禺后来逐渐看清，故此说:“笔就是一种用来战斗的武器，我应当握住它，为祖国，为人民，为无产阶级而写。”
此刻，曹禺成了那里的常客，经常和周恩来促膝谈心，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谈思想，谈生活，谈创作，可以说无话不谈，而周恩来对他提出的种种问题也有问必答。
1945年秋天气候宜人。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重庆文化界20余位知名人士，在上清寺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其中也有曹禺。当周恩来把曹禺介绍给毛主席以后，毛泽东紧紧地握着曹禺的手说:“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不久，曹禺在《新华日报》上，看到毛泽东的谈话:“……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曹禺对此感到深受鼓舞，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一个新的、强大的中国将会屹立于东方。1949年3月，曹禺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回到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而且受到了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的亲自欢迎。
“今天算是我将了你一军吧！”
新中国建立以后，周恩来提议任命曹禺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54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百忙之中又亲自来到北京剧场，观看曹禺解放以后写的第一部戏《明朗的天》，并且直接给予剧院的工作以具体指导。
那天演出以后，周恩来兴致勃勃地来到舞台上，与演职员一一握手，合影留念。人们把周恩来团团围在舞台中间，都想听听他的讲话。周恩来笑着摆摆手说:“今天是除夕，谁有约会谁走，挨了骂我可不负责任！”大家在笑声中鼓起掌来。周恩来对曹禺说:“我看了你们的戏，总得了解点情况，这个除夕夜也就算没白过。我们谈谈吧！”接下来，周恩来的调查研究开始了，从男女演员比例、工资待遇、住房问题、戏票价格，一直到剧院能不能企业化，一一作了详细的询问。最后，周恩来又把目光对准了曹禺:“老同学，你们剧院的问题，也要和今天现实的问题结合起来。话剧演得太少了，去年起好了一些，但还是不够。今年要搞话剧比赛，是不是？”曹禺点点头。周恩来继续说下去:“那，要在话剧比赛以前先做一些思想工作嘛。老同学，我希望你的检查报告就放出一点光彩来。”他停了一下，“你是院长，你要能自我批评，也敢于批评别人。你要起个带头作用，过去做得不够，是可以赶上的。我是兼外交部长的，自从1952年到现在，3年了，外交部要我去做报告，总是没有空去，官僚主义也很厉害了。后来下定决心去了一趟，报告就是3个钟头，批评了我自己，也批评了别人，也谈到了思想问题，就很起作用。你在剧院的时间，总比我在外交部的时间要多吧？”曹禺又肯定地点点头。周恩来拍拍曹禺的手说:“报告还是可以做的，告诉我，我要来听的。”
座谈会结束以后，周恩来来到院子里，再一次对着曹禺说:“你们写点东西给我好了。剧院院长、导演、演员、党组织各个方面，写个东西给我。把你们的问题写给我嘛，十天，我等着！”他边说边伸出五个手指前后摇了摇，表示“十天”的意思。最后，他依然对曹禺说:“老同学，今天算是我将了你一军吧！”
走出“新的迷信”
1962年2月17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开座谈会。会上，他曾经多次提到了曹禺。
周恩来说:“这几年树立了许多新的偶像，新的迷信，框框很多。比如写一个党委书记，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要他代表所有的党委书记。……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接下来，他开始以曹禺为例，讲他的创作状态，他说曹禺本是有勇气的作家，但最近写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缚。周总理笑说:“曹禺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对他要求严格一些，说重了他不会怪我。”周总理提到1953年曹禺写的《明朗的天》令他每次都深受感动，但后来的《胆剑篇》虽然成功，却没有让他再那样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周总理看了一眼曹禺说:“曹禺同志，今天我讲了你，你身体也不好，不要紧张。”
紧接着，周总理又说到了《雷雨》和《日出》，认为这两部作品“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周总理说:“有人问为什么《雷雨》里鲁大海不领导工人革命？《日出》中为什么工人只在后面打夯，为什么不把小东西救出去？这种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当时工人只有那样的觉悟程度，作家也只有那样的认识水平，这是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的。那时，还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带有宣传味道，成为艺术品的很少。我在重庆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时代精神要广义地来理解，问题在于作品站得住站不住。曹禺同志的三部曲，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侧面，表现了作家当时的思想。……但《原野》就比较差。我是热爱他作品的一个，推荐他作品的一个。”
对于这些，曹禺事后也渐渐地谈出了自己复杂的、痛苦的内心体会:“我的确变得胆小了，谨慎了。不是我没有主见，是判断不清楚。那时，我倒没有挨过整，可是(别人)讲的那些头头是道的大道理，好像都对似的。现在，懂得那是‘左’倾思潮，但当时却看不清楚，在创作中也感到苦闷，周围好像有堵见不到的墙，说不定又碰到什么。总理是说到我，但他是希望作家们把沉重的包袱放下来，从‘新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解放后，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是努力工作的。虽说组织上入了党，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实际上也是背着的。实在叫人抬不起头来，透不过气来。这个帽子压得人怎么能畅所欲言地为社会主义而创作呢？不只是我，许多同志都是这样，生怕弄不好，就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广州会议(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和陈毅给知识分子脱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引者)，一下子把人们思想解放了，把帽子脱掉了，建国后13年那种隐隐约约、时隐时现的怪影，终于在心头消失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帽子还没有完全脱掉，大难又已经当头了。
历史很会捉弄人
无疑，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的表态是正确的，但是历史是很会捉弄人的，反“左”还没有开展起来，一场更大的“左倾思潮”便已经铺天盖地而来。
“文化大革命”几乎是一夜之间降临的。在此期间，曹禺不可能也根本不敢和周恩来联系。他有许许多多的“搞不懂”、“看不惯”和“想不通”，又能找谁去诉说心里话呢？
1966年12月一个寒冷的夜晚，曹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坐在家里椅子上发呆，心不停地颤抖。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之后，一队“红卫兵”冲进房间里来。不由分说，曹禺被拖出门外塞到小汽车里。曹禺来到一个小礼堂，没有开灯，所有被抓来的人，一律靠墙席地而坐，不许说话，也不许观看。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曹禺偷偷地看看身边的人，竟然是彭真和刘仁(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他惊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时，情况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立即出面干涉，质问道:“你们抓曹禺干什么？他又不是‘走资派’。马上放人！”次日，曹禺被送回家里，心中默默地说:“这又是总理竭力保护了我！”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到了1976年1月8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曹禺听到以后，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播音员再次说到“周恩来”三个字的时候，他的心猛地沉了下去，泪水如同决了堤的河水涌了出来。那些日子，曹禺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四·五”运动带来了曙光，曹禺心系天安门广场，但是自己不敢去，只好听小女儿万欢回来传达、转述。一天，万欢带回来一首诗歌:“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这时，曹禺脸上出现了难得的笑容，他仿佛再一次看到了周恩来，再一次看到了希望的前景。
郭沫若在周恩来逝世以后，写过一首诗——“光明磊落，与导师，协力、同心、共命。五十余年如一日，不断长征、跃进。”我想，这首诗也可以高度概括，这两位历史人物——周恩来和曹禺之间，良师益友般的情谊史的。或许，这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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