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里私搭了多间小房，如果拆除，可恢复原貌
大葱放在窗根，葫芦挂在檐下，晋江会馆院中的一切可利用空间都堆满生活用品
虽是街坊，但住在会馆里的居民很少来往，各家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
北京的会馆大多年久失修变成民居
晋江会馆 追忆城南旧事
家境窘 林海音入住老屋 藏床底 古匾额躲过劫难
晋江会馆 城南旧事依稀在目
因为林海音居住过晋江会馆，才有了《城南旧事》里细腻而传神的演绎，也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四合院会馆的存留和保护有了一个充足理由。
林海音家窘迫入住晋江会馆
相对当年三进的大宅院安徽会馆而言，位于北侧的晋江会馆不免显得捉襟见肘，只是一个北房五间，南房、东西房各三间的小四合院。今日，这小院虽被分作南柳巷40号院和42号院，但仍保存完好，而昔日风光的安徽会馆已难寻旧踪。
作为一个普通县馆，晋江会馆着实没给后人留下一些古迹或文词，有关的记录也少而又少，甚至连它的建立时间也无从考证。如今，只能据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李景铭编著的《闽中会馆志》推测，晋江会馆为清初万中庵提督创建。
晋江会馆章程中规定，旅居会馆人员，必须有正常职业且为晋江籍贯人士。从李景铭先生对晋江会馆的考察来看，当时会馆收支归泉郡会馆管理，屋宇保存尚属完整，但逢大雨时屋内便会渗水，会馆内住有4户人家，共23人。
李景铭先生考察晋江会馆的时间不详，若是在上世纪30年代进行的，那么这4户人家中的其中一户很有可能就是林海音家。据夏祖丽《追寻母亲林海音的足迹》一文，林海音家从梁家园搬到北京南城南柳巷晋江会馆的时间应为1931年。1930年，林海音父亲林焕文的弟弟因抗日被毒死在大连的牢中，林焕文去大连收尸回来后，气愤、伤心难平，最终病逝。为了节省开支，林海音和母亲及六个弟弟妹妹不得不搬离梁家园小楼，住进了南柳巷福建、台湾乡亲专用的晋江会馆，因为住在那儿不用缴房租。
会馆素描
林海音故居从未修葺过
虽已是寒冬季节，可琉璃厂西街的热闹劲并未减退，中外游客仍络绎不绝，或举着相机拍照，或与店家激烈地讨价还价。然而，再往西走到南柳巷入口处，热闹劲儿便戛然而止，仿佛这个拐弯处生生将琉璃厂与南柳巷分割置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场”里。刚穿过琉璃厂的雕梁画栋，南柳巷灰墙灰瓦黑白气息便扑面而来，游客的脚步也很自觉地在拐弯处止步，不会去打扰胡同里亲切又平静的市井生活。
南柳巷40号院的院门上贴着门牌和“平安示范院”的牌子，再没有其他标志能将它从周围的大杂院中区分开来，仅从外观更无从得知这就是当年的晋江会馆和林海音旧居。
南柳巷40号院和42号院被一道灰墙南北隔开，这样42号院只剩下南侧一排平房和逼仄的过道，40号院更像一个不大地道的小四合院，院中空地和犄角旮旯等凡是能利用的空间，都被住户搭建了小房。
若是在想象中将这堵墙和后搭建的房屋拆除，晋江会馆仍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北房五间，前出廊檐；南房、东西房各三间，南房也有较窄的廊檐；中间则是宽敞的院落空地。难怪住在院里东房的王先生不断强调，打通两个院子，加以修缮，还是能较好地恢复原貌的。
当初林海音家住的是晋江会馆的北房，而今完好保留下来的也恰恰只有北房，其他的房屋多少都经过改建和修葺。北房也是院落的正房，房顶排列着整齐的鱼鳞瓦，一层层错落有致地叠压着，还零星散落着数块砖头。
如今住在北房的张阿姨说，一到下雨天，屋里就漏个不停，无奈之下，只好在房顶铺上塑料膜，用几块砖头压着，暂时避过漏雨。因为雨水的侵蚀，房内屋顶也已斑驳脱落，房间的墙面呈现破败的黄色，屋内没有任何新的装修，电线裸露，灯泡也只是简单垂挂着。张阿姨说，这院子里仅剩的“老东西”就只有北房的老瓦、老墙和院子中间的三棵槐树了，所以一直不敢装修，生怕毁了这老屋。
会馆古物
“晋江邑馆”
牌匾藏于床下
晋江会馆保存下的古物所剩无几。
据《闽中会馆志》记载，会馆保留下的古物有当时仍悬挂在大门外的“晋江邑馆”牌匾，后殿神龛玻璃匣子内供奉的土地神像和神龛的两层牌位，以及吴鲁状元匾额等三块匾额。
据南柳巷40号院居民崔谦德先生介绍，院子里唯一见过林海音的王秀珍老人至今仍珍藏着“晋江邑馆”的牌匾。
当年将大门通道改建成王大妈家的房子时，她把大门上悬挂的牌匾收藏了起来，一直放在床铺底下，即便是“文革”期间也藏得好好的，没有丝毫毁损。
由于王大妈多年保持着冬天迁居他处的习惯，因此“晋江邑馆”牌匾并未在本次采访中露出“庐山真面目”。
会馆变迁
乡音与乡情被都市冷漠取代
林海音之女夏祖丽在《追随母亲的足迹——我写林海音传的心路历程》中写道：“在北京的晋江会馆是台湾福建乡亲最常去的地方，晋江会馆既不属于当时的北京社会，也不属于台湾，更不属于日本（因为日本人当时还在统治台湾，他们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社会），会馆里的人同质性比较高，所以彼此都很照顾。又都住满了台湾的福建乡亲，很多人用福建话交谈，房间里灯光很亮，非常温暖，林家前院还种了很多花。”
这个不大的院落，当时是在京台湾和福建乡亲的聚集地和庇护所，至少有温暖的灯光和亲切的乡音。而如今的南柳巷40号、42号院里的住户不少都是后搬进来的，虽是街坊邻里，却不大可能像客居北京的乡亲们那样齐心，始终隔着点什么。
院子里如同冬天的气息般冷清，白天年轻人都上班了，留下退休的父母在家操持家务。因为厨房温度很低，北房的张阿姨把洗菜、切菜等准备活儿搬到了屋里，一边看电视，一边干家务，房间里有点声音倒也不那么寂寞无聊。
西房的崔谦德先生是学工程出身，即便退休了也不消停，总爱在家研究电路，时不时还弄点小发明创造。晚上各家厨房里菜香四起，才有了点热闹的味道。更多时间则是大门紧闭，仿佛也受了城市钢筋水泥潜移默化的影响。
住在东房的王先生对此已经再习惯不过了，历经沧桑似的摇摇头说：“人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四合院里就是和睦和亲近，家家户户大门敞开，随时都可以串门。其实那只是发生在电视和电影中，现实中并非如此，还不是关起门来，各家过各家的日子。”
会馆逸事
浪漫老槐树经常“闹鬼”
40号院中伫立着三棵槐树，正房前左右各一棵，院中间一棵，枝叶参天，在高处往院外延伸。从远处看，三棵槐树牢牢庇护着整个院落。住在北房的杨璐说，一到夏天，三棵槐树便枝叶繁盛，将整个院子罩住，一进院门就能感觉到沁人心脾的凉快。
槐花开时，风一吹便一层一层往下飘，很有几分浪漫景象。不过，这槐树也有让住户们烦心的时候。《城南旧事》里，小英子曾经拿着空瓶子和竹筷子到会馆的槐树下捉“吊死鬼”，把一条条绿虫子弄进空瓶里，回家喂鸡吃，“那些吊死鬼装在小瓶里，咕噜咕噜地动，真是肉麻。我拿着装了吊死鬼的瓶子，胳膊常常觉得麻痒痒的，好像吊死鬼从瓶里爬到我的胳膊上了。”
现住在东房的王先生提起“吊死鬼”也觉得头皮发麻，每次走过槐树底下都要祈祷它们不要掉下来，若不幸“中奖”，免不了起一身鸡皮疙瘩。
摄/大飞
“吉寓”昂贵 何处觅栖身之所 同乡免费 寒士有避风港湾
省县争建 往日会馆热炒地价
翻阅志书中有关会馆的记录，大多是“破损”或“现为民居”，保存完好的已所剩无几。在跻身文物保护单位的行列中，会馆的地位多少显得尴尬，数量上缺乏稀有性；入乡随俗后，没有突出的地方建筑特色；作用上，仅是供进京赶考的举子休憩或同乡聚会的场所。名人故居成了给会馆 “增值”的重要因素。
北京市政协在“关于保护林海音旧居的建议”中提出，将位于南柳巷原福建晋江会馆辟为“林海音旧居”，挂牌加以保护。南柳巷40号院和42号院，这个一直作为民居使用的晋江会馆才得以浮出水面，也给了《城南旧事》的读者一个得以寻访和追忆的依托。
会馆溯源
科举赶考 催生旅京者之家
明朝永乐年间，安徽芜湖人俞谟在前门外上三条胡同购置旅馆数座及基地一块，设置了芜湖会馆，这是已知的北京最早的会馆。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朝廷将三年一次举行的科举考试地点由南京迁往北京，据《明太宗实录》记载，当年各省赴京参加“会试”的举子达五六千人之多。虽然政府提供一定的车马费，即“公车”，但随行人员的住处成为一大难题，于是为乡人举子赴京应试提供食宿之便的会馆应运而生。
明朝中期到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各类大小会馆纷起频出，其作用也主要是服务于科举。各地在京的官员渴望同乡子弟科举及第，入朝为官，以壮大自己的同盟势力，于是纷纷转而把会馆作为安顿来京应试者的场所。据《天咫偶闻》记载，每到春秋二试之年，城中便有“状元吉寓”出租，但房租昂贵，一般举子负担不起，只好依傍于同乡京官之家，也有京官捐出房屋改建或仕商共建会馆，服务于科举活动，为旅京者提供食宿，也作为同乡聚会，共叙乡情之所。至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实际存在的会馆已达348所。
会馆建筑多为四合院形式。较大的会馆有三四进院落，设有供奉魁星的魁星楼、纪念祖先的乡贤阁、吟诗作赋的文聚堂、迎宾宴客的思敬堂和举办喜庆活动的大戏楼。小的会馆一般有一座四合院或数间房屋。会馆除本身房屋外，一般还有附产或义地。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科举制度废除后，会馆原有房屋逐渐为旅京同乡利用，多数会馆也出租房屋。上世纪30年代后期，同乡住会馆主产不付租金，非同乡不得住主产的规定逐渐打破，多数会馆房屋逐渐演变为民居或改作他用。1949年6月至11月，北平市人民政府民政局调查统计，会馆总数达391处，多数会馆负责人南逃或隐避，会馆基本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同乡住房不交租，租赁关系不正常，房屋年久失修。
会馆趣谈
一条胡同
住着南来北往的客●彭泽民，会馆实地考察和研究者
清代在京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并禁止内城喧嚣。所以会馆大都兴建于外城，集中在前门、崇文门、宣武门一带商业繁华地区。《水曹清暇录》卷十《会馆》有记载：“数十年来各省争建会馆，甚至大县亦建一馆，以致外城房屋基地价值腾贵。”
晋江会馆南院墙外是建宁会馆，再往南的后孙公园胡同则坐落着风光的安徽会馆，一条街上几乎平行聚集着三所会馆。
会馆从内城向外城迁移，除与朝廷禁止内城喧嚣的规定有关外，还有其他原因，一是外城有更多的剩余土地，二是当时商业活动多集中于南城，这正好可以显现会馆的兴建也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南城要数宣武区的闲置土地最多，因而出现一条街上聚集着晋江会馆等三所会馆的现象也不足为奇。遥想当年，整条胡同里居住着南来北往的客，怡然自得的举子，意气风发的商贾，乡亲见面的“两眼泪汪汪”和各式各样的地方方言，这种热闹场面恐怕只有在京城才能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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