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昆曲

    元杂剧于明初（公元1380年前后）在舞台上逐渐衰落后，代之而起的是在南方盛行的弋阳、余姚、海盐、昆山等四大声腔。其中弋阳、昆山两腔曾先后流传进京。

    弋阳腔，是宋、元南戏流传至江西弋阳后演变而成的声腔剧种。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传入北京，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曾应召进“玉熙宫”演出，成为宫廷应差的剧种之一。弋阳腔在广泛流传中，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滚调”（即滚白与滚唱）。这种滚调对剧目起到注释作用，使群众易于接受。滚调的出现，在戏曲艺术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入清（1644年）以后，由于艺人将北方语音和曲调融入弋阳腔中，逐步衍化成一种新腔，时称“京腔”。弋阳腔衍化成京腔后，不仅唱腔有新的变化，滚调也得到丰富发展；虽仍沿用联曲体结构，但行腔注重反切，并多加帮唱、重句或衬句，念白则采用京音。京腔伴奏不用管弦，打击乐仍以板鼓为主，配以铴锣、小镲等等。京腔的行当划分较细，仅以生行论，就分老生、王帽生、青袍生、武小生、短打武生、长靠武生、武老生、小生等等。京腔演出剧目大体可分三类：一是专为弋阳腔编写的传奇；二是由长篇小说故事敷衍的连台本戏，专供酬神赛社演出；三是依据旧有传奇、弋阳腔老本或昆腔剧本改编的剧目。这三类剧目的题材范围广泛，多为民间艺人创作。

    昆曲，源于元末明初（1368年前后）江苏昆山一带，习称昆腔，与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并称明代四大声腔剧种。明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传入北京。首见记载的昆剧班是“沈香班”（明《烬宫遗录》）。昆腔与弋阳腔同为明“玉熙宫”习演“外戏”剧种，亦称“官腔”（明《群英类选》）。明代天启帝朱由校在位时（1621年一1627年），曾在回龙观与伶人高永寿共演昆曲《雪夜访普》，朱自扮赵匡胤。袁中道的《游居柿录》及史玄的《旧京遗事》，都曾记载昆班在会馆、庙台演出的情况。

    自明代天启初至清代康熙末的百年间（1621年-1722年），是昆曲在京兴盛时期。当时进京演出的昆曲班社，除继承一些杂剧剧目外，竞相演出新的剧目，尤其后期编演的大量精湛的“折子戏”，成为观众喜爱的精品。

    清康熙年间（1662年-1722年），北京的昆曲班社有“聚和”、“三也”、“可娱”三大名班及“景云”、“南雅”等。康熙帝在“谕话”中曾称赞昆腔“板眼明出，调分南北，宫商不相混乱，丝竹与曲律相合……可称梨园之美”。

    这期间有两部昆腔传奇在京引起轰动：一是洪升的《长生殿》，写定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由“聚和班”演出；二是孔尚任的《桃花扇》，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写成由“金斗班”于翌年演出。这两部脱稿并首演于北京的传奇，将昆曲创作与舞台演出一时推向高潮。另外，在记录康熙六十寿辰庆典的《康熙御赏万寿图长卷》上，绘制了自畅春园至神武门跸路沿途的49座戏台，可看到正在演出的20余台戏多数是昆曲剧目，较之先期进京的弋阳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自康熙至嘉庆的150余年间（1662年-1820年），先后编纂的宫廷大戏有《劝善金科》、《升平宝筏》等十多部，每部都是10本240出左右。这些整本大戏中唱昆腔与弋腔的比例为7与3之比，有些折则昆、弋两腔皆可演唱。这些戏经宫廷“内学”、“外学”的长期排演，昆弋交流，互相兼融，终于形成“京昆”与“昆弋”两支，而最终融合成今日之“北方昆曲”。

    京昆的成长有两个过程：一是昆腔进京后至嘉庆中期，基本上由江南艺人演唱或教授江南籍子弟学艺，唱念虽遵中原韵，但仍留吴音痕迹；二是嘉庆中期以后，多由京中培养子弟演唱，又逐渐与皮簧合流，形成许多演员“昆乱不挡”的局面。

    清乾隆年间（1736年-1795年），昆曲已呈衰微趋势：一是清廷对昆曲剧目严格控制，对士大夫与文人恩威并施，组织御用文人编写歌颂统治阶级和麻醉人民思想的宫廷大戏，如《忠义璇图》、《劝善金科》等等；二是昆曲自身唱念过细，拘谨，表演凝滞，文辞古奥，逐渐脱离群众，终被后进的新兴剧种所取代。据史料载：乾隆末年（1795年），除宫廷及王府家班演唱昆腔外，民间仅有“庆宁”、“万和”、“松寿”等部演唱昆腔，出色演员仅有王喜龄、倪元龄等18人，演唱昆腔剧目仅73折（清《消寒新咏》）。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昆曲与皮簧合流，不少昆曲艺人兼演或改唱皮簧。不少昆曲剧目被皮簧移植，昆曲曲牌和表演艺术被吸收入皮簧剧目。随着京剧的形成与发展，皮簧班里的昆曲向“京化”衍变，被人称作“京昆”。

    昆弋一支，出自昆弋班。自明万历“玉熙宫”演戏“昆腔与弋腔并列”以来，到清初“都人尽尚高腔”（杨静亭《都门纪略》），昆弋合演的班社、剧目亦随之出现。嘉庆、道光年间（1796年-1850年），北京的昆弋班有“内聚”、“集芳”、 “金斗”等部，家班则有成王府的“小祥瑞”高腔班等。同治初（1862年），醇王弈譞创王府“安庆班”时，昆、弋两腔已融为新的支派。光绪十六年末（1891年元旦），弈譞逝世，王府班停办后又两次复起，先后易名为“恩庆”、“荣庆”，共培养出“庆”字演员盛庆玉、胡庆元，“荣”字演员陈荣会、张荣秀等34人，大都昆弋皆精。王府班结束后，演员分别流入冀东、冀中乡镇，对昆弋在河北的影响与发展起到重大作用。与醇王府班同时，京中民间昆弋班有“万顺奎”、“重庆”等31家。

    王府昆弋班，以昆弋合演方式保留了大批剧目，既有昆、弋各自独立的本戏或折子戏，如《封相》、《闻铃》；更有在一本戏中昆弋分折杂演的《千金记》、《琼林宴》等。一些场面宏伟，剧情激烈的昆曲剧目，亦用弋腔之大堂鼓、铙钹、冬字锣、筛锣伴奏；而演员的演、唱、念、做，也因长年受弋腔的影响，形成了雄伟沉厚的独特风格，以高亢刚劲、气足声纵为尚。

    宣统二年（1910年），肃亲王善耆召集流散在冀中、冀东及北京的昆弋演员，复出“安庆班”，由徐廷璧、张荣成、王益友等负责，演出于“春仙”、“吉祥”等园。此班阵容庞大，是醇王府“庆、荣”两辈与冀东“益”字辈及河北乡间昆弋名角大会师，演出受到欢迎。只是未及一载，辛亥革命起，肃王府班解散，大批艺人再度流散。
    民国十六年至十七年（1927年-1928年），昆弋班在京演出的有来自冀东的“同和班”（主演郝振基、朱玉鳌）和“宝山合班”（主演白建桥、侯玉山），来自冀中的“荣庆社”（主演陶显庭、侯益隆、王益友、韩世昌）。不久，三个班社的主演集中于“荣庆社”一家，使昆弋一派重新站稳阵地。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七年（1928年-1938年），昆弋“荣庆社”在京立足，得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教授吴梅等的支持。吴梅又先后收韩世昌、白云生为弟子，使昆弋派生、旦戏的剧目和演唱方面有所提高，达到了新的水平。这期间，很多京剧名演员在演出京剧时同时也演出昆曲剧目，如梅兰芳连演昆曲《思凡》、《金山寺》、《佳期·拷红》，孙菊仙与韩世昌等演出《钗钏大审》，杨小楼、程继先、陈德霖、红豆馆主、袁寒云等陆续演出了《麒麟阁》、《雅观楼》、《宁武关》、《折柳阳关》等剧，使昆曲在北京舞台上一时呈现兴盛景象。

    民国十七年（1928年）秋，韩世昌以京剧“斌庆班”为班底，率马祥麟、侯永奎等20余人赴日演出《思凡》、《琴挑》、《刺虎》等剧目。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夏，韩世昌、白云生、魏庆林、侯玉山等，以“祥庆社”名义，巡回演出于鲁、豫、鄂、湘、江、浙等6省主要城市。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魏庆林、白云生等约韩世昌、侯永奎组“庆生社”（后改称“北京昆曲社”）演出于“吉祥”、“华乐”等戏院，但为时不久即行解散。

    自民国六年至三十四年（1917年-1945年）的28年间，北京曾先后出现过“同合”、“崇庆”、“宝山”、“祥庆”、“宝立”（庞世奇）、“庆生”（白云生）诸班，它们都曾一度兴起，随即萧条冷落，到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前后，专业昆班已不复存在，仅有“昆曲研究会”、“北大倚声社”、“昆曲学会”等知识界之业余组织，维持着昆曲“清唱”一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950年成立的综合性表演团体，为区别1952年成立的话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习称“老人艺”）副院长金紫光等四处寻访和极力举荐，在京的昆曲老演员韩世昌等被“老人艺”和其他艺术院、团聘为民族古典舞基本功教师或编导。1956年夏，浙江昆苏剧团来京演出昆曲《十五贯》，被周总理称赞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为了抢救北方昆曲这一古老剧种，文化部决定组成以金紫光为团长，包括昆曲著名演员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马祥麟、侯玉山，青年演员丛肇桓、李淑君以及音乐工作者叶仰曦、傅雪漪等41人在内的“北方昆曲代表团”，于11月赴上海参加“昆剧观摩会演”，并在沪、杭、苏、宁四城市巡回演出。

    1957年6月22日，以北方昆曲代表团为基础，建成“北方昆曲剧院”。从此，有了“北方昆曲”这一称谓。北京也增加了北方昆曲这一剧种。“北昆”是包容了昆弋与京昆两者风格，并吸收南昆之长的戏曲艺术品种。为保存和发展北方昆曲艺术，遵照中央所提“继承、发展、挖掘、创新”的方针，剧院将散在各艺术团体的老一代昆曲艺术家集中起来，整理恢复传统剧目的演出，并吸收了一批文学、音乐、美术等艺术工作者从事昆曲艺术创作，又从歌剧、舞蹈团体中选拔年轻优秀演员进行培训，使昆曲后继有人。此间，一些文人和社会名流如王昆仑、孟超等也为北方昆曲创作了一些新的剧目。经过10年努力，剧院不仅整理演出了大量传统剧目，还演出了《晴雯》、《李慧娘》等新编历史剧和《红霞》等现代题材剧目。同时，剧院还设立学员班（队），使北方昆曲艺术得以传承。
    1963年9月，昆曲《李慧娘》和由此生发的“有鬼无害论”受到批判，1964年在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下达后，北京市文艺界开始了文艺整风，北京市文化局派工作组进驻北昆剧院。1965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发出《关于北方昆曲剧院准备改为“北京昆剧歌剧院”的指示》。

    1966年3月文化局根据市委指示精神，将北方昆曲剧院撤销，仅留一个演出队保留在北京京剧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北方昆曲这个剧种，基本上不复存在。

    1979年，北方昆曲剧院重新恢复建制，北方昆曲得以复苏。十数年来，除对原有的优秀剧目恢复整理演出外，改编演出《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琵琶记》等一批古典名著，并创作演出了《血溅美人图》、《三夫人》、《南唐遗事》等新编历史剧。为使昆曲剧种有新一代接班人，又举办学员班培养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三代昆曲演员。

    昆曲艺术的特点是：剧本文学性强；唱词继承了古典韵文的格律与词采；传统剧目中保留了源于南戏、元杂剧、传奇的四百多出折子戏。昆曲角色行当的划分是：老生行分副末、老外、老生；小生行分官生、小生、巾生；净和丑行分大面（正净）、二面（也称“副”）、小面（丑）；旦行分老旦、正旦、作旦（娃娃旦）、刺杀旦、五旦（闺门旦、小旦）、六旦（贴旦、花旦）、耳朵旦（杂旦）等。昆曲在表演上将歌、舞、介、白各种手段配合运用，形成载歌载舞的综合表演艺术；昆曲的音乐曲牌丰富多彩，曲调达两千多支，继承了诗、词、大曲、诸宫调、南北曲的遗绪，以“婉丽妩媚，一唱三叹”著称；节奏上除[三眼一板]、[一眼一板]、[叠板]、[散板]外，又新增了[赠板]，使缠绵婉转、柔曼悠远的曲腔特点更为突出。在音乐伴奏上，管乐有笛、箫、大小唢呐、笙，弦乐有琵琶、三弦、月琴，打击乐有鼓板、大锣、小锣、铴锣、云锣、齐钹、小钹、堂鼓等。同时，随着昆曲艺术的改革创新，在演唱曲调、配器和表现形式上不断丰富，在音乐伴奏上也吸收了一些其他乐器，使其音乐表现力也更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