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

    话剧是源于欧洲的一种以语言和形体动作为主要艺术手段的剧种。它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被引进我国的，早期称新剧或文明戏，民国十七年（1928年）由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的洪深倡议，定名为话剧。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上海的新剧家王钟声率“春阳社”来北京演出《宦海潮》等剧，是北京舞台上出现话剧之始。民国五年（1916年），曾游学欧洲的戏剧家宋春舫，在北京大学文科开设“欧洲戏剧”课，这是在中国高等学校开设话剧课程的开端。民国七年（1918年），《新青年》杂志于6月和10月先后出版了《易卜生专号》和《戏剧改良专号》，两个专号的主要作者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大力倡导新剧，主张“创造新社会的戏剧”，创造写实的、科学的戏剧，并陆续介绍了西方现代戏剧的名家名作，为创建中国现代戏剧作了理论准备，推动了“爱美剧”（即非职业戏剧）的发展。20年代初，在汪优游、陈大悲的倡导下，北京兴起“爱美剧”的热潮。这是他们针对文明戏的没落提出的新戏剧概念，主张学习西方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表现真实的人生和人物性格，演剧要有导演、有正规的排练制度，布景要与戏的精神一致等等。在他们的倡导下，“爱美剧”成为这个时期中国话剧运动的主流。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爱美剧”运动中演出的剧目大多是抨击封建礼教、争取民主进步的社会问题剧，成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的一翼。这是五四运动时期创造现代话剧的重要实践。这个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燕京女校、交通大学、师范大学等十几个学校里都建立了学生剧社，演剧活动蓬勃发展。北京成了“爱美剧”的中心。

    民国十一年（1922年）冬，蒲伯英、陈大悲在鲁迅、周作人、梁启超等支持下，创办了私立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较正规的话剧学校。该校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5月举行公演的剧目《英雄与美人》，是北京（也是全国）第一出男女合演的话剧。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开设戏剧系（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改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先后由留学美国的戏剧家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主持。戏剧系重视学生的艺术实践，先后举行过17次公演。演出剧目有熊佛西的《一片爱国心》、《救星》，丁西林的《压迫》、《一只马蜂》，田汉的《获虎之夜》，易卜生的《群鬼》等，使话剧在北平扩大了社会影响。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在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领导下，成立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分盟组织了“呵莽”、“苞莉芭”两个直属剧团，并广泛联系社会演出团体及学生剧团，演出国防戏剧，活动范围及于天津、太原、绥远等地，成为北方的剧运中心。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上半年，就学于清华大学的曹禺写出了他的处女作《雷雨》，发表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7月出版的《文学季刊》。《雷雨》的问世，被公认为是“中国年轻的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唐槐秋等创办的中国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中国旅行剧团”来北平，先后在协和医院礼堂、吉祥戏院、哈尔飞戏院轮换上演《梅萝香》、《女店主》等名著，累计演出200多场，促进了话剧在北平的普及。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4月，上海的“左翼”剧人崔嵬与在北平上学的张瑞芳在香山的广场上为学生演出了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抗日战争期间，话剧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处于艰难境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成立的“北京剧社”，以不演有损民族气节的剧目为宗旨。以后，又相继成立了一批由爱国剧人和青年学生组成的剧社，以上演《雷雨》、《茶花女》等具有进步思想的中外名著来回避演出“汉奸戏”。保持了中国人民和中国话剧的民族尊严。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领导的跨学校演剧团体“祖国剧团”和从山西转至北平的“剧宣二队”（由周恩来、郭沫若、田汉等于民国二十七年即1938年在武汉领导创建的十个抗敌演剧队之一），以及接受了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领导的“北京剧社”，成为这个时期北平进步话剧运动的核心。它们曾以强大的阵容分别演出《虎符》、《夜店》等名著，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这三个团体与数十个大、中学校剧团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各方面大力支持校园戏剧的开展。学校的剧团以自己的创作演出，紧密配合了民主运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联合演出陈白尘的《陞官图》在社会上引起轰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地区的话剧事业获得空前发展。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以进京的东北文工二团（原延安青年艺术剧院）为基础，并邀请了一批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著名戏剧艺术家北上，共同组建了为广大青年服务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并由团中央书记廖承志出任院长。1950年元旦，以华北人民文工团为基础，建立了由李伯钊任院长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老人艺”）话剧队。北京开始有了政府、团体办的专业话剧团体。1951年6月，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确定了“大力发展人民的新歌剧、新话剧、新音乐、新舞蹈，以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广大人民……决定在中央、各行政区、大城市设剧院或专业话剧院（团），以剧场演出为主，逐步建立剧场艺术”。根据这一精神，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52年6月，建立了以曹禺为院长，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为副院长的新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也由团中央移交文化部领导。这两个剧院率先在北京建立起剧场艺术。为培养话剧艺术的高级专门人才，文化部组建了中央戏剧学院，在邀请苏联戏剧专家来京培训各类戏剧人才的同时，有计划地分批选拔有实践经验的戏剧工作者留学苏联深造，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戏剧专家。1956年，以苏联专家在中央戏剧学院培养的两期导、表演训练班的学员为基础，建立了以欧阳予倩兼任院长的中央实验话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也在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附属儿童剧团的基础上独立建院。各产业系统建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话剧团、铁路文工团话剧团、煤矿文工团话剧团等为产业工人服务的专业话剧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北京军区政治部、空军政治部、海军政治部也在原部队文工团的基础上，先后组建了部队系统的专业话剧院（团）以及解放军艺术学院。这些话剧院、团和学院的建立，开创了话剧建立剧场艺术、科学培养人才、步入正规化的剧院建设的新时期，北京成为全国话剧艺术的中心。
    1949年至1959年期间，这些话剧院（团）相继创作演出了一批反映现实生活和革命历史、古代历史的新戏。为了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的中国话剧的进步传统，也演出了一批“五四”以来优秀作品，还介绍了一些外国戏剧名著。其中，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由孙维世执导的苏联名剧《保尔，柯察金》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队演出的由焦菊隐执导的老舍新作《龙须沟》，都创造了高水平的舞台艺术。《龙须沟》的作者老舍由此荣获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关于文艺作品“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的要求。文化部于1956年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和1959年举办的向建国十周年献礼演出，对北京地区的话剧事业建设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不仅推出了一大批优秀新剧目和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而且在探索话剧艺术民族化的道路上取得可喜的成就。焦菊隐从导演《虎符》开始，大胆运用了中国戏曲的表现手法，为话剧艺术民族化作了突破性的尝试；此后，他执导的《茶馆》、《蔡文姬》更趋成熟、完美，被认为是“话剧艺术民族化的典范”，也为确立焦菊隐导演学派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范例。金山编导并主演的《红色风暴》是对话剧民族化探索的又一个成功的现代作品，他从表演上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深入人物内心体验与戏曲的“四功五法”的艺术手法完美结合，成功地塑造了施洋大律师的形象，为创造中国话剧的表演学派做出重大贡献。欧阳予倩编导的《桃花扇》，充分体现了他将现代话剧与民族戏曲的精华融为一体的追求。其他如《文成公主》、《骆驼祥子》、《风雪夜归人》等剧目，都在话剧民族化道路的探索上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这个时期的话剧，从戏剧文学到舞台艺术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在艺术风格多样化和民族化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各剧院、团开始积累了一批自己的保留剧目，实行了轮换上演的制度，逐步形成了各自的演出风格：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舞台上洋溢着青春气息；中央实验话剧院具有艺术探索的学术空气；总政话剧团擅长于反映部队生活，富有战斗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风格以现实主义与民族戏剧传统相融合为特征。

    然而，在同一时期，从错误地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各种文艺思想批判运动和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如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等等，使“左”的思潮日益发展，不少作家、艺术家被错划“右派”；不少优秀剧目被打成“毒草”，遭到停演的厄运。戏剧家们的创作思想受到禁锢，在“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思想支配下，出现了一批“写中心、演中心”、配合政治、图解政策、粗制滥造的“运动戏”，严重影响了话剧艺术的健康发展。

    进入60年代， “左”的思潮进一步发展。1960年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前，文艺界又掀起了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运动，《同甘共苦》、《洞箫横吹》等不少好戏，遭到粗暴的批判。这期间，虽有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的旨在纠正“左”的错误的文艺座谈会和1962年3月文化部与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广州联合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以及“文艺八条”、“剧院（团）十条”等纠“左”的文件出台，使北京的话剧舞台略有转机，但1963年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反修正主义”、“大写十三年”等口号又成为这个时期话剧舞台上的主流。这个时期的话剧，演出数量虽多，但剧目题材重复、单一。
    “文化大革命”十年，话剧遭到摧残，话剧界遭遇空前浩劫，话剧院、团被迫停止活动，众多的作家、艺术家和领导人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人民艺术家老舍，北京人艺总导演焦菊隐、表演艺术家舒绣文、戴涯，中央实验话剧院总导演孙维世、院长助理李畏，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舞台美术总顾问张正宇、院长助理熊伟等均被迫害致死；大批优秀剧目被打成“毒草”。北京的话剧与观众隔绝十年之久。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被窒息十多年的话剧得到复苏，北京的话剧院、团很快就创作演出了一大批深受观众欢迎的新戏。新的创作突破了以往的许多禁区，许多当代和近代的革命领袖人物形象登上了话剧舞台；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罪行的作品抒发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反映新时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现实斗争的剧目相继出现；而一批保留剧目的重新上演，使老观众“重睹芳华”、新观众大开眼界。话剧在反映现实生活和历史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获得长足的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北京的话剧在对外交流上有了零的突破并日益发展。1980年《茶馆》的出访欧洲是中国话剧有史以来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随之，北京各话剧院、团的剧目纷纷走向世界。各剧院、团与众多的外国话剧团体的专家互访和业务交流也日益增多，大大促进了新时期话剧艺术流派互相吸收又竞争并存的局面。198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实验话剧《绝对信号》被公认为小剧场艺术和探索性戏剧的开端。它吸收了表现派和现代派的手法，也求助于中国戏曲艺术的写意性和高度假定性。小剧场戏剧已成为话剧艺术的一种新的演出形式而受到观众欢迎。焦菊隐导演学派和北京人艺演剧学派作为中国话剧的一个学派，从实践到理论都已被国内外广泛承认。北京的儿童戏剧事业也日益发展，成为儿童文化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新时期的话剧，在戏剧功能、演剧观念、美学原则、艺术方法以及表现形式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变，使话剧这个年轻的剧种更加生机盎然，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