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

    北京民歌的题材内容十分广泛，其中有对生活的热爱，有对旧社会的谴责和控诉，有对纯真爱情的渴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表现一般社会生活的。诸如平谷县的《十二月花》，房山区的《穷人怨》，顺义县的《绣荷包》，门头沟区的《做饭》等。较多的民歌是以历史、传说故事为题材的，如顺义县的《双锁山》、《樊梨花下山》，昌平县的《醉打山门》，密云县的《雕翎配》和门头沟区的《大哭城》等。还有一些写景状物的，如怀柔县的《大四景》、《四季歌》，密云县的《齐化门楼》、《小四景》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年代里，北京也出现过一些革命历史民歌，人民通过它揭露敌人，打击敌人，并唱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爱戴，如门头沟区的《王家山小调》，平谷县的《挖大沟》和顺义县的《庆祝共产党过生日》等。北京民歌所反映的生活如同一幅长大的历史画卷，它真实地记录了北京的过去和北京人民的痛苦与欢乐。

    由于北京曾是历代封建王朝长期统治的中心，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无孔不入。本卷内的民歌大都是清代（少数还可溯源于清代以前）流传下来的。毋庸讳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也在北京民歌中留下印痕。例如颂“圣主”、歌“有道君”、唱“皇恩”的套词在民歌中的遗留；“百事忍为高”的颓废哲学在民歌中的渗透；男尊女卑的夫权思想的侵蚀；安于封建妇德的说教；“荣华富贵万万年”、“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媚俗谀词以及某些迷信陋俗在风俗歌曲中的传播等等，都说明封建思想对民间文化的渗透。这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2页）。从事民间歌唱的艺人和半职业的农民歌手以及从事唱词创作的旧文人的思想，在封建社会里，一般的是避免不了受封建思想支配的。对于北京民歌中的这种现象，我们只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马克思主义对待遗产的批判地继承的观点予以分析，认识它的历史的局限性。

    北京民歌主要是汉族民歌，另外还有少量的满族民歌和回族的叫卖调，按体裁大体可分为：号子、花会歌、小调、风俗歌、叫卖歌、儿歌六类。此外，尚有生活音调（包括叫卖调与吟诵调）做为附录收入本卷。

    号子或称劳动号子，是从劳动中产生，伴随着劳动歌唱，旨在协调劳动动作，鼓舞劳动情绪，以提高劳动效率，加速劳动进程。

    北京的号子是北京民歌中流布最广的体裁之一，也是北京民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劳动的行业众多，各种劳动的方式、过程不同而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号子。概括起来，北京的号子有：船工号子、建筑工程号子、农事号子、搬运号子、矿工号子和作坊号子等六种。六种之中，最有特点的是船工号子，它主要流行于通县运河两岸及码头附近。本卷中收入的14首运河号子中，包括了船工们在起锚、拉桅、摇橹、拉纤和出舱扛粮等劳动过程中所唱的各种号子。这些号子的节奏扎实有力且富有弹性，旋律进行以调式主音及其上下四五度音为骨干，简洁明快。加之它们的句式都比较简短，前后呼应紧密，具有豪迈乐观的性格。建筑工程号子（主要是夯号、硪号）流布的范围最广，过去的北京，不论是城区还是农村，筑墙、修堤之处便可以听到豪迈有力的夯、硪号子声。其他如流行在门头沟矿区的《水工号子》，流行在顺义县、通县的《踩曲歌》和流行在顺义县、昌平县、通县的《灌歌》等，也都有其自身的特点。
 
    花会歌就是民间歌舞会档（诸如：高绕、地秧歌、小车会、旱船、竹马、霸王鞭、蝴蝶会和太平鼓等）中的歌唱部分，所以也可以称作“舞蹈歌曲”或“舞歌”。由于北京民间歌舞的品种繁多，所以不仅表演形式多姿多彩，而且它们的音乐也各有特点，歌曲的数量（特别是高跷）也颇为可观，是北京民歌中地方特点最浓的体裁之一。

    北京的花会，由于流行的普遍，参与演唱的人数众多，因而花会歌的生命力也就最强。花会的表演时间与场所，都与庙会密不可分。历史上的北京，特别是明清以来，不论城市或郊区，几乎是月月有庙会。很多城镇和乡村都有自己的花会组织，如密云县古北口镇的花会就有狮子、中幡、蝴蝶、吵子、压鼓、高跷、旱船、风秧歌、地排子、大头和尚度柳翠、老汉背少妻、竹马、少林、十不闲、清音、号佛、杠上官和杠箱等18个会档。海淀区苏家坨乡的花会起源于清末，“到民国初年，已成为有18档内容，几千人参加的庞大的群众文艺团体，被人称为‘万人老会’，闻名远近，驰名千里。”“现在，每当秋冬夜幕降临，村村锣鼓响，都在进行排练演出。尤其在春节放假期间，各会档沿村走会，个个献技演出，十分热闹。”农民们说：“一走会，显得那么红火，过年时不那么‘素’了。”一些民间老艺人说：“一走起会来，我们就显得年轻了。”近年来，虽然多数花会已恢复活动，但大部分已只舞不歌，歌唱部分面临消失的危险。

    花会歌的绝大部分曲凋是花会所特有的，这一点以高跷会最为突出，如昌平县的《醉打山门》，朝阳区的《指日高升》，顺义县的《命儿孤》，石景山区的《壮士拉马出城西》，海淀区的《渔樵耕读》等许多歌曲，都是高跷的专用唱腔。也有一些花会歌的曲调直接来自小调，如通县的《跑旱船》，海淀区的《山西五更》，丰台区的《十大想》，顺义县的《茉莉花》等。花会歌的曲调节奏明快活跃，且富于律动感，旋律有的优美抒情，有的热烈欢快，也有的恢谐风趣。

    小调是在北京远、近郊区县普遍流传、数量较多的民歌体裁。在北京小调中，时调小曲又占有较大的比重。这里所说的时调小曲，就是指明、清以来广泛流传于我国黄河与长江下游各地，经过较多加工，艺术形式比较规整的传统小调和用它的曲调填词编唱的时兴小曲。如本集中收入的《孟姜女思夫》、《探清水河》、《李方巧得妻》、《画扇面》、《尼姑下山》、《照花台》等都是。其中的《探清水河》和《李方巧得妻》是用“照花台调”（也有人称作“无锡景调”或“探清水河调”）填词而成。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时尚小令”条记述道，宣德至正德年间，时尚小曲主要流行于中原地区，嘉靖以后，流传渐广，到万历以后，“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肺腑。”可见其流传之深远。至清代，北京地区也广为流传。由于职业艺人在演唱中的加工琢磨，使时调小曲更具市民的趣味性，加强了旋律的歌唱性，曲式结构更富变化，从而博得了更多市民的喜爱，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流传。但是，这些时调小曲由于在曲调上被职业艺人加工，歌词被民间文人修饰使之定型化，故而也失去了民间歌曲某些最本质的纯朴气息以及民歌手演唱时的活泼性格和她的即兴发挥，同时还在某种程度上明显地削弱了一些民歌的地方色彩。这些时调小曲有的已被戏曲和说唱艺术吸收利用，例如北京的单弦牌子曲中就有很多曲牌是来自北京的时调小曲；又如1989年在采录民歌过程中，发现在大兴县农村中已经流传了一百多年而未被人们重视的民间小戏“诗赋弦”（也有写作“诗赋贤”的），其使用的二十多个基本曲调，基本都是在北京地区流传过的明、清时调小曲。
    风俗歌是北京民歌中另一个具有特色的品种。自古以来，民俗活动和民歌都是紧密相连的。由于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明古都，过去的都城风俗活动极为丰富，很多活动都有专门的风俗歌演唱，例如本卷中收入的门头沟区千军台和庄户村过去在号佛时唱的《灵官曲》和妙峰山庙会时唱的《粥茶歌》，顺义县的过去农村办丧事唱的《见灵歌》、《夜间灵歌》和石景山区的《参亡灵》等。今天，虽然很多风俗活动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有不少风俗歌却仍然保存在民间。借此，可以了解过去北京的民情风俗，为民俗学研究提供些宝贵的资料。

    风俗歌产生的年代一般都比较久远，而且大都是土生土长并带有古朴的风韵和比较鲜明的地方特点。歌曲的节奏从容，音调纯朴，与歌词的语言声调结合紧密，有的还具有很强的吟诵性。

    叫卖歌是从叫卖调发展起来的一类民歌。它原本与叫卖调属同一品种，但它与原型状态的叫卖调不同。前者有着完整的歌曲结构和旋律形式，后者仅有一句或半句旋律或无旋，律而未能形成歌曲结构。解放前的北京，各行各业的流动商贩（包括一部分小手工修理者）难以数计，他们或挑担，或提篮，或推车，或摆摊，经营着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各种用品。他们每天走大街，串小巷，通过叫卖把自己的商品品种或修理家什的项目等唱出来，以招徕顾客。久之，有些叫卖调就逐渐发展成为叫卖歌。并且随着商市的兴旺，行业日增，各种商贩又都有各自的叫卖特点，所以北京叫卖调和叫卖歌的品种也逐渐丰富起来。正如胡助在《京华杂兴诗》中描绘的那样：“贩夫逐微末，泥巷穿幽深，负载同呼叫，百种闻异音。”不仅“听唱一声而辨其何物品者”，而且知“何人担市也”。另外，由于过去很多商品带有季节性，所以这一类商品的叫卖调和叫卖歌，既唱出了所卖商品的品种，又给人们捎来了节令到来和季节变化的信息。

    叫卖歌在歌曲形式方面，有的是两句和四句的结构，有的是多句式的较长的结构。它们的音调五光十色，各有特点。有的旋律婉转，声调悠扬；有的连数带唱，唱中夹数，运用灵活。在旧社会，这种光怪陆离的叫卖歌长期伴随着人们的生活，曾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少方便和乐趣。如今，它已成为研究过去北京的社会、经济和市民生活的历史资料。

    儿歌是北京民歌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它们短小精悍的歌唱形式，简练生动的歌词语言，以及纯朴明快、活跃流畅的音调、节奏，具有鲜明的儿童性格特征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多侧面地表现了儿童们的生活情趣，如《水牛儿》、《车轱辘圆》和《拜四方》等。特别是《水牛儿》，它不仅流传最广，而且在北京儿歌中最有代表性。这首歌早在清乾隆六十年（1795）由王廷绍点订的《霓裳续谱》第八卷“云散雨收”中，就有过生动的描述：“云散雨收（呀呀哟），有一个女孩在房檐底下溜瞅，口口声声叫水牛，拣在手里叫它长，说是牛儿啊牛儿啊，你出来吧，妈妈带来的牛肝牛肉，牛儿啊，你先出觗角后出头。”今天，它虽然巳时过二百多年，但仍为孩子们所喜爱。此外，本卷还收入了几首摇儿歌，如《乖小儿》和《狼来啦虎来啦》等，也都很有北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