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城

　　有人说，北京是一座曾经伟大、现在巨大的城市。这评价暗合了北京从文化古都到国际大都市的发展轨迹。曾几何时，触目皆是的“拆”字在拆除建筑的同时，也拆除了人们的记忆。按照史料记载，从公元1153年金中都建成到今天，北京已有853年的历史。但时至今日，人们却突然发现越来越难以在这座城市找到历史发生过的完整证据。历史缺席了，一座一流的历史名城或许将沦为三流的商业城市……

　　绝版北京 梁思成的眼泪

　　当一些人得意于环路的“绝妙”设计时，他们似乎忘记了北京曾有过多么古朴壮观的城墙——这城墙收藏着城市的兴衰与荣辱，记录着古都的气质与幽思。半个多世纪以前，为保留北京城墙，梁思成据理力争，他想象着将城墙建成环城公园，北京人在这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公园里溜鸟的美景。然而，现实中，一幢幢巍峨的城楼被拆除，拆下的城砖、渣土重达1100万吨，足以堆起12座景山。“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在一个灰蒙蒙的黎明，梁思成攀上一段即将拆毁的城墙，老泪纵横地说：“50年后会有人后悔的。”

　　50年间，在旧城原址建新城的北京跻身全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列——能拆的都拆了，只剩下那些号称谁也动不得的名胜古迹还在支撑着古都的骨架。日趋深入的城市改造让北京看起来就像一个嘈杂的大工地，成片的古建与民居倒在了轰鸣的推土机下，遭受了比拆城墙还要严重的浩劫。形象破旧、落后标志、浪费用地、阻碍发展，这4个认知误区却宣判了古都的命运。仅仅是2005年12月至2006年3月间，崇文区就陆续拆除了建于明代修于清代的铁山寺、湖北会馆等5处普查登记在册文物。两院院士周干峙曾说，那些想用历史基础赢得高回报率的开发商、急于快速表现政绩的城市领导者、企图从大拆大迁中得到好处的蹩脚规划师、希望改善居住条件并赢得拆迁补偿的居民成了大规模改造旧城的有力支持者。

　　如今，当一些人为“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的城市面貌洋洋得意时，北京还有资格被称为“无与伦比的杰作”吗？“几乎所有到过北京的人都会渐渐喜欢上它……它的难以抵御的魅力恰如其难以理解和描绘的奥秘。”上个世纪30年代，林语堂用英文写了追怀北平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其中的这段话现在读起来已全无意义。

　　时至今日，准备举办奥运会的人们突然发现，北京不能只是一个历史虚名，他们决定修补和重建古都风貌，但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高楼林立的北京终于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城市建设中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翻版北京 脸上的伤疤

　　“为什么古者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般莽撞行事，还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美国规划协会秘书长苏解放无法理解中国人的城市改造。2005年4月的一天，这位参与中国城市规划十余年之久的设计师从市中心徒步走到东五环，看着路边的新式建筑，他感慨：“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

　　电影《达·芬奇密码》中有一句台词，说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是巴黎脸上的一道疤。位于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国家大剧院是由法国设计师安德鲁设计的。从景山往南望，视线中出现的除了红墙黄瓦，就是这个被戏称为“安德鲁的蛋”的建筑。建筑圈里有人说，法国人通过这个建筑报了贝聿铭在卢浮宫前建金字塔的一箭之仇。

　　北京究竟还有多少这样的伤疤？2006年8月，在全球地标联盟举办的“2006地标峰会”上，北京财富中心、北京银泰中心和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工程入选 “中国10大新地标综合体”。这三大建筑中，高度最低的银泰中心也有249.9米，而最高的国贸三期则达到了约330米。有媒体赞美“三高”汇聚的国贸区域是新北京城市文化的发源地与核心，这似乎宣告着一种文化的消亡和更替。

　　“一方面是拆得很惨，一方面是建得很糟，600多个城市已经基本失去了个性，文脉模糊，记忆依稀，历史遗存支离破碎，文化符号完全混乱。”在作家冯骥才所说的600多个城市中就包括了北京。规划性破坏，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行为了。“多好的规划方案在我听来就像尸检报告，将活生生的历史变成一个个尸体，然后搁在手术台上进行分析。”比照现实，冯骥才的话并非耸人听闻。老北京负载和传承着古老文化的种种变迁，而失去了厚度的新北京看上去好像已经毁弃了经过卓绝的努力才淬炼起的古代东方文明中心。北京城或许需要的是一个有尊严的归宿。

　　如今，在经历了诸多“古建劫难”之后，人们开始关注传统建筑的保护，但在为数众多的官员眼中，发展旅游产业成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第一动机，历史文化遗产成了旅游产业的筹码。正因如此，一些以保护之名行破坏之实的事情时有发生，1986年北京拆毁琉璃厂老街，建起一条不伦不类的琉璃厂文化街就属此类。除此之外，人们在北京总能见到一些生搬硬凑的仿古建筑。“让我们非常安静地走在祖国美好的土地上，而不要走在叫卖声一声高过一声的市场里。”说这话的恰恰是被评价为最具商业意识的作家余秋雨。

　正版北京 迟到的觉醒

　　社会学家郑也夫曾经说过：“在消失的文化遗产和都市转型之间的冲突中，北京是处理得非常差的城市。从基层到高层看重的是现代化，迷信的是现代化，而对文化没有感情。欧洲人为什么不去拆城墙城门呢？他们的现代感就比北京差了吗？我以为没有！到哪里去寻找正版的北京？北京的未来发展之路在哪儿？不要只顾着眼前的物质建设，还要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只有掌握权力的人做出行动，北京才能正版。”

　　近年来，《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北京皇城保护规划》、《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相继出台。坦率地说，这是一种迟到的觉醒，却也是一个美好的信号——毕竟人们已经开始认真思考城市建筑文化的传承。

　　保护与利用、还原历史与重建新城、发展赚钱的经济与发展垫钱的文化，这是一场远未停止的战争。是大力投入保护资金，开发长期受益的文化产业资源，还是与民争利，贪图短期卖地的收益？长、短期利益的博弈将决定旧城保护的成败。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指出，要将“保护”纳入城市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全面规划之中，将古建筑文物、古城格局、传统风貌等作为新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组成部分。发展是民族生存的硬道理，如何发展却是城市建设至关重要的“软件”。任何一点程序上的失误，都有可能将一息尚存的文明古城的城市“硬件”摧毁于须臾。

　　内参 逝去的历史

　　香炉营胡同

　　香炉营头条的嘉应会馆是清末大诗人、变法维新的斗士黄遵宪的故居。该胡同23号建有湖南会馆。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曾在此居住。毛泽东当年曾多次造访，与老师共议国事。现如今，这条胡同已灰飞烟灭。

　　粤东新馆

　　粤东新馆坐落于宣武区南横街11号，原为明代严嵩的别墅、“戊戌变法”时的保国会旧址和维新派人士聚会之地。1911年春夏之交，孙中山就在这里喊出了“推翻封建，建立共和”的口号。而就是这一处“戊戌变法”的标志性古建，也难逃被人“蒸发”的命运。

　　美术馆后街22号院

　　坐落于美术馆后街22号的两进四合院始建于明代，曾是中国现代基督教领袖赵紫宸的故居。驻足小院，让人不免想起“露　向晓，帘幕风轻，小院闲昼”、“萧条庭院，有斜风细雨，重门须闭”的诗句。其正房左侧精雕细镂的“象眼”砖雕极为罕见。但在2000年10月26日，这一小院被拆除。

　　蔚秀园

　　北京大学的蔚秀园是光绪之父的住处。园内共有3个大小不一的湖。湖旁有假山、小银杏。现在，湖已被填平，园内外近百株古树尽数被伐，蔚秀园已变成了教工宿舍楼。

　　菜市口胡同

　　30余位影响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人物曾在菜市口胡同居住，比如曾国藩、左宗棠、蔡元培等。此外，李大钊所办的《晨钟报》等也在此处办公。1998年展宽南北马路，菜市口胡同被拆得片瓦无存。

　　儒福里过街楼

　　北京胡同中仅有的一座造型精美、堪称上品的砖混过街楼——宣武区儒福里过街楼是观音院东西两院的连接信道。1998年9月修建菜市口大街时，掘土机将其夷平。

　　广渠门内大街207号院

　　广渠门内大街207号院(原蒜时口16号院)是目前所有红学家唯一公认的有案可考的曹雪芹故居遗址。1999年，为了展宽广渠门大街，这一院落在数天之内成了一片颓垣败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