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豆腐要本和硌窝鸡蛋

　　东邪西毒·1977

　　那时候买酱豆腐是要凭本购买的，把副食购物本递给商店售货员，她拿笔画一个钩，然后再从一个棕色大口坛子里，用一个木制的夹子，提出一块一块鲜红的酱豆腐，放在我乞丐般端举着的碗里。

　　我从小就特别爱吃鸡蛋，至今仍然一见鸡蛋就倍感亲切。无论是炒的、蒸的、煮的、腌的鸡蛋，一律爱吃，而且吃起来就没个够。仔细回想，还是从小让鸡蛋给馋着了。我是５０年代出生的人，最严重的一次吃鸡蛋经历是在黑龙江生产兵团，有一年忘了是因为庆祝什么事情，食堂里炒鸡蛋，只要交饭票就敞开吃，我记得那一次，我是一顿连续吃了20多份炒鸡蛋，之后的两天，打嗝、放屁、出汗，浑身上下全是鸡屎味儿。

　　1977年1月的《参考消息》上，《外电报道莫斯科新年食品供应情况》里这样写：“和往常一样，节日购买东西的人从周围各州的城市和农村涌向莫斯科，这就增加了群众的人数和需求量。鱼子酱、熏马哈鱼平常很少，但庆祝新年时有时可以买到。而今年几乎买不到这些东西，像通常大量供应的鲱鱼在去年九月原因不明地消失那样。香肠也难得买到，可能是因为在一九七五年歉收后肉类生活还没有赶上来。卷心菜、胡萝卜和洋葱供应不错，国营商店有足够的土豆，但是公开市场上缺乏优质土豆。”

　　上面所说前苏联人民爱吃的东西，我除了香肠之外，全都没有任何食欲。跟如今一进饭馆肚子先饱什么都不想吃，一听见别人要请我吃饭就皱眉头恰恰相反，我从小就最馋两样东西：酱豆腐还有鸡蛋。

　　自从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在家里、在食堂里能吃到的花样就非常有限了。那些年，家里有时不做早饭，母亲会给我一毛钱饭票，然后去机关食堂买一个馒头，好像是五分钱，然后再买半块酱豆腐，二分钱；夹在当场掰开两半的馒头当中，然后很不舍得吃地一口一口很是享受。我为什么如今看过《满城尽带黄金甲》会有馒头的联想，年轻人当然不会了解，就因为和我小时候去机关食堂买馒头当早饭很有关系：食堂里蒸馒头的笼屉巨大无比，我和别人眼巴巴地等着揭锅那一刻，终于熟了，笼屉一打开热气腾空而起，然后就看见一排排雪白的馒头紧贴在一起，个个之间就夹着一道缝。所以我一见《黄金甲》里那些宫女丰乳紧夹地迎面走来，脑子“嗡”地一下，本能地就回到当年食堂馒头揭锅的场面记忆之中，可见人的食欲，还是要抢在其他所有欲望之前。

　　那时候买酱豆腐是要凭本购买的，把副食购物本递给商店售货员，她拿笔画一个钩，然后再从一个棕色大口坛子里，用一个木制的夹子，提出一块一块鲜红的酱豆腐，放在我乞丐般端举着的碗里，我至今一想起那时买酱豆腐的情景，口水都直往肚子里咽。如今的日子总是很缺少饥饿感，真是经常让我感到相当乏味，如果人都不知道馋了，生活也就太无趣味了。

　　当年的鸡蛋更是供应紧张，一个木板箱里，叠放着一排排鸡蛋，严格凭本供应，多一个都不卖给你。那时我印象当中的天使根本不是医生和护士，而是所有商店里的售货员。在将鸡蛋运送到商店的过程中，鸡蛋会有被硌凹了壳的、被挤碎壳的。这些破损的蛋被放在一个粗瓷碗里，小时候管它们叫“硌窝蛋”；我家当时离附近一家小副食店特近，我就专门等在那里，看看“硌窝蛋”已经接近五个、十个时，我就用极其拍马屁的眼神仰望着售货员“天使”，等待她非常恩赐地朝我一笑，接着不用记本，就把那几个鸡蛋卖给我。回家路上，我欢天喜地，到家还会得到母亲的严重表扬。

　　现在人们一说吃豪宴，就会提到鲍鱼、龙虾、海参、鱼翅等；可我就像莫斯科人当年馋鱼子酱、熏马哈鱼一样，迄今已活到年过半百，梦境里出现的有关吃的方面次数最多的场景，还是大口吃鸡蛋的喷香场面。
还有就是酱豆腐。傅彪生前手术完回家养病，我去看望他时，他专门跟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拍戏的时候，是盒饭，糊里糊涂就当戏的一部分给吞进肚子里了。一回北京，这个请、那个请，满桌子红的绿的一大片，没吃就饱了。可这一住院，早上和秋芳端一碗小米粥、馒头，再夹一块酱豆腐，嗬！甭提了，那叫一个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