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币不仅是价值的尺度也是一个国家经济、科技及文化内涵的体现，被喻为国家名片一点不为过。曾几何时，我国这张“名片”的印制却让外国人插手，且窘境一直延续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直到我国杰出的印钞家、原中行印制局总工程师柳溥庆和造纸专家陈彭年研发出第一批水印纸后才告结束。当前，第三套人民币收藏价值持续攀高，原因就在于这是我国第一次用自己的水印纸印出的钞票。如今人民币的防伪和印制技术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回首历程，不能不对那些独立自主开创中国印钞新纪元的老专家油生敬意。
制出水印纸用时仅一年
前不久，记者在柳溥庆长子柳百琪的家中，有幸见到了两张珍贵的照片。柳百琪告诉记者，两幅照片都与印制人民币有关，一张是柳溥庆1951年在原民主德国的留影，另一张是1957年在前苏联考察时的纪念。两次出国不同往常，特别是去苏联，肩负着学习外国经验，为自制水印纸做准备的历史重任。那时，中苏关系虽还是“同志加兄弟”，但裂隙已露端倪，苏方同意你考察已算“开恩”，根本别奢望再得到讲解。身为印钞专家的柳溥庆处处留心、洞察一切，尤其是在参观水印纸车间时，一道工序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驻足良久，细细品味，终受启发。当然具体是哪道工序？受了怎样的启发？现已不得而知，柳溥庆也始终守口如瓶，直到1974年去世后，柳百琪才从父亲的同事那里得知这一细节。
早在1955年，中国人民银行就有自印新钞票的打算，以打破受制于人的局面，柳溥庆访苏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l959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正式向国务院上报更换新版人民币的请示，周总理做了认真的批示。同一年，中行总行印制管理局技术研究所成立，柳溥庆被委以所长的重任，并兼任钞票纸张、水印课题项目组的负责人。他带领下的印制人员和轻工部的有关人员通力合作，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在国外封锁和“保密”的情况下，一无经验，二无资料，难度可想而知。有技术员曾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向在京的苏联专家讨教，专家摇头如拨浪鼓:“这是仅次于原子弹的绝密技术，不能外传。”“老大哥”的话极大刺激了柳溥庆等专家，大家横下一条心，无论如何也要争口气，自力更生制出水印纸。
水印纸生产工艺是13世纪意大利人法布利亚诺发明的，它在制造过程中融汇了设计、雕模、制网、抄纸等复杂的工艺过程。与印刷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柳溥庆之前也没有接触过水印纸，仅是在前苏联造币厂受过一次启迪，为此他还写了极有价值的考察报告。研制过程中，身居高位的柳溥庆多次参与具体工作，当时的贰元券水印稿为五角星和长方形古钱，设计精致，这就是他精心修改的，经试验成功后，此水印钞票纸还曾印制了壹元券、壹角券。有一次，上级决定设计和平鸽固定水印。柳溥庆立即买了一只白色的漂亮鸽子，亲自画了一张飞翔的素描稿，并直到修改满意为止。后因种种原因，和平鸽换成了天安门固定水印，但柳溥庆所做工作之细可见一斑。柳溥庆当时年已花甲，他不顾年事已高，仍到处奔波。那段时间，他常往保定纸厂跑，当时只乘火车硬座，到站后还要坐公共汽车，有时连公共汽车都没有，他就和年轻人一起乐呵呵地步行很长的路，从无怨言。
在柳溥庆和陈彭年的领导下，技术人员经过反复试验，协作攻关，硬是在1961年，以自制设备和自己的技术，生产出我国首批水印钞票纸，仅一年多时间就打破了“亚核”绝密的神话，结束了钞票纸依赖进口的历史，我国第三套人民币印制技术也一步跨越了二十年，跻身于国际一流水平。第三套人民币是我国目前发行、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2000年7月1日才停止流通。它券别结构合理、主辅币品种齐全、印刷工艺先进、防伪性能强，在我国货币发行史上写下了亮丽的一页。
向行长报告
柳氏发明非他人能仿
柳溥庆12岁当铸字童工，一生与印刷为缘，功绩卓著。他主张学印刷要学好美术，因此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和美术功底，1924年列宁去世，上海各界召开追悼大会，会场上悬挂的列宁画像就是出自柳溥庆之手。他编辑的柳体、颜体、欧体等习字贴至今广受追捧，发行了上千万册。上世纪三十年代，柳溥庆创办了中国印刷学会，1935年，善于创新的他根据可用汉字排字与照相机结合而成的汉文字照排原理，实现了研制我国第一台汉字照相排字机的伟大创举，这个机器可排不同字号的楷体、仿宋体、隶字、美术字，乃是照排技术的飞跃，可惜这一重大发明因“八·一三”战争而未能推广，但至少打破了中文排字是解放后由日本引进的说法。
作为长期工作在敌占区的老党员，1940年开始，柳溥庆还为新四军印制“四达银行”钞票，曾在苏南解放区广为发行。新中国成立后，柳溥庆被调到北京人民印刷厂工作，他的才能得到进一步发挥。1950年国庆节前，在柳溥庆的努力下，北京人民印刷厂大显风光，创造了“先金后压印”的工艺流程，为各国驻华使节的请柬上印制出了光彩夺目、极富立体感的国徽，受到了周总理的表扬。
柳溥庆另一突出贡献是发明了防伪的逆转擦版原理，堪称世界印钞史上创举。那张赴民主德国的访问的照片就是这段历史的真实记录。1951年5月柳溥庆赴东德订购轮转凹印机、四色胶印机。1953年7月，柳溥庆去柏林验收。他不盲目迷信仔细检查，发现机器试印的印张两色接纹处颜色模糊，且张张试样颜色不同。柳溥庆毫不含糊地提出了问题。对方不以为然，柳溥庆就亲自研究分析，结果发现原设计采用的顺版擦版原理是错误的！以老师自居的东德专家根本不认头。执著的柳溥庆专程赴莱比锡找到了他们的顶头上司，经过多次探讨才终于使对方接受我们的意见，创纪录地实现了一次印成多色接纹的凹版印样，大大提高了防伪性能，使我国率先解决了困扰世界500年的凹印技术不能一次印成多色钞票的难题。中行印制局局长王文焕兴奋地向行长报告:这种方法所印票券在印刷业上系新创造。因其与英镑、美元、卢布及马克的印刷方法不同，绝非哪一类凹版机所能照样仿冒印刷。1965年2月，聂荣臻签发107号发明证赠予柳溥庆。
与小平共办“赤光”
托儿子向总理问好
柳溥庆不仅印刷生涯辉煌夺目，政治生涯也是精彩壮丽。柳百琪告诉记者，父亲生前最珍爱两张照片，一张是在法国和战友们的合影，另一张就是邓小平赠其留念的全身肖像。柳溥庆的革命资历非常老，1921年就经陈云同志的入党介绍人董亦湘的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经沙可夫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7月，他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旅欧大会，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群英荟萃，这张照片就是大家的合影，被认为是中国革命先驱追求真理的真实写照。多年来柳溥庆一直精心保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落成前，柳溥庆响应号召，将这张绝无仅有的珍贵照片公诸于世，一下子成了革博重量级文物，被放大数十倍高悬于展厅。
遗憾的是由于工作原因，柳溥庆与许多老战友缘悭一面，分别多年也没有机会问候一声。1952年“五一”节前，柳溥庆得知小儿子柳百坚要在节日那天向毛主席献花，才托儿子代问周总理好，并拿出照片指给孩子看，这是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何长工……，儿子也才第一次看到父亲的革命本色。“五一”节那天，柳百坚高兴地见到了慈祥的毛主席和周总理，代父亲实现了多年的心愿。令柳百坚惊讶的是总理的记忆力惊人，20多年前的事记得一清二楚。他还对毛主席说，这是柳溥庆的儿子，柳溥庆去法国的时候带的团组织介绍信记得还是你亲笔写的，你还让他带了几份文件给我。毛主席听了也好像记起了什么，笑着点了点头。
除了与周总理的交往外，柳溥庆还和邓小平并肩战斗过，且结下了很深的友谊。那张单人照是1921年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拍摄的，当时他还不满17岁，青春而富有朝气，是迄今发现的小平同志最年轻的影像资料。忆起它的来历谁能想到竟饱含着一位老战友的火热情怀。那还是在1924年7月，柳溥庆在里昂担任旅欧共青团总支部宣传委员时，与邓小平共办颇有名气的刊物《赤光》。柳溥庆年长小平四岁，负责阅稿、设计、排版。邓小平刻写、油印。两人配合默契。过了一年半，邓小平离开法国，临别时邓小平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单人照赠给柳溥庆，并题字:圃青兄惠存希贤赠。
柳溥庆始终不忘这段情谊，一直悉心保存照片，无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受到王明迫害，还是“文革”中遭受冲击，多么险恶的环境都没有动摇他的情思，直到1974年逝世仍留照片在身边。2004年，柳溥庆的子女将原版照片捐给了国家博物馆，填补了一代伟人一段重要革命历史时期的资料空白，这张照片作为弥足珍贵的影像资料和历史见证也被收进了《邓小平》画册。
或许是他从事的工作太专，创造了那么多辉煌的业绩，却难以藏之名山，“噪”于后世；人民币天天在流通交易，而知道印钞专家的人少得可怜；曾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同赴法留学，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可从不以资历自居，甚至不向家人谈起。一个人能甘于寂寞，从容淡定到这个地步也算是人间最高境界了。
本报记者傅力
图一:1951年，柳溥庆(前排左三)在民主德国沙克森印刷厂考察。
图二:1957年，柳溥庆在前苏联赤岩印制局参观水印纸制造。
图三:1924年，周恩来(一排左四)，邓小平(四排右三)、柳溥庆(二排左一)在一起。
图四:1924年，邓小平将这张照片赠给了与其共办“赤光”刊物的柳溥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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