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先生的风骨

　　近日翻阅旧报纸，偶见《作家文摘》第377期转载《文汇读书周刊》谷林先生的文章《观望俞平伯》中，摘录了拙作《俞平伯先生二三事》里的一段文字。谷林先生认为，笔者“首次披露了俞平伯先生在‘文革’期间的一件奇事。表现了俞先生的奇行壮举”，并由此可以看出，“平伯先生沉默表面上静如止水，但其内核却潜藏着一种伟大的力量，一团奔突不息的活火，它总是要找一个突破口，势不可挡地喷涌出来。”谷林先生还写道:“这件事现在想起我们真要为他老人家捏一把汗，因为单凭这一句话，就足够把他打成反革命了。”谷林先生所指之事是1975年夏，在京南团河宫乾隆皇帝罪己碑前发生的。当天社科院(当时称学部)文研所的工作人员在农场劳动之余，到团河宫参观。我陪同前往。俞先生因年高体弱，在整个参观过程中情绪不高。当来到罪己碑前，听介绍说该碑是根据乾隆皇帝为修建团河宫耗资过大而下的罪己诏刻制而成，先生顿时精神一振，挤过人群，走到碑前，仔仔细细看完了整个碑文，很感慨地说了一句:“连封建皇帝都知道做个自我批评。”立时全场肃然。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公开讲出这句话，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高度和知慧的，只有俞先生这样学识渊博的长者，才能机智、委婉而入木三分地说出这句话。当时“文革”败局已定，冤狱遍布全国，经济频频崩溃，但江青等人不肯认输，不做半句自我批评，而在搞什么“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全国有正义感的人民早已义愤填膺，可都是敢怒不敢言。我把俞老先生的这句话和其他两件事写成文章《俞平伯先生二三事》寄给北京晚报。发表时只有前两件事，但也引起不少读者的兴趣。据当时晚报副总编李凤祥先生说:文章见报不久，他就接到俞先生的高足、北大名教授吴小如先生的信。吴教授说文中的俞先生写得很像本人，很生动。当时俞先生的家乡浙江省德清县正在编一本有关俞先生的书，吴教授立刻推荐了我那篇小文，并被收编在书中。几家文摘报做了转载，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老槐下的俞平伯》一书也选用了是文。
　　文章的第一件事是俞先生和文研所所长、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何其芳先生一起挨斗时，俞先生巧妙地为何先生解围的事。另一件事可能是因为篇幅关系被编辑删除。我觉得那件事也足以表现俞先生的风骨，现补写如下:
　　俞先生在建国后不久就被最高领导点名批评，冠以“反动”帽子，江青闯进《文艺报》编辑部，质问总编冯雪峰为什么“压制”小人物批判俞平伯！为此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运动。但俞先生毕竟是大作家、大学者，凭着他杰出的学术地位，还是被评为一级研究员，在当时工资是相当高的。“文革”一开始，俞先生就被抄了家，把他赶到一个小房子里住，工资也遭扣发，只给少许生活费。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来我国访问的外国学者、华裔学者渐渐多了起来，不少人都打听俞先生的消息。有些人甚至要求会见俞先生。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学部当局不得不给俞先生调整住房，补发工资。一天几个人提着皮包来到俞先生家。俞先生点完钱后不慌不忙地问:这只是本钱，利息在哪里？来人都很惊愕，说:没有利息。俞先生说:工资是国家给我的，扣这么多年就是错误的。今天你们来送钱就是很好的证明。还本付息是个常识。来人面面相觑，无以答对。俞先生说:其实我并不在乎几个钱，我是对有些人信不过。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担心他们从中贪污。说得几个人面红耳赤，狼狈不堪。在那“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时期，俞先生敢于直言，吐露心声，表现了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