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文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曾经说过：“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
对此，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先生精辟地阐述道：“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磨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肌体里。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的最大的物质性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衍，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这段精辟的阐述说明，保护好城市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名片”是何等重要。
残酷的现状
北京有3000余年建城史和850余年建都史。3000多年前的商末周初，燕国就在今永定河西岸的房山县琉璃河董家林村建古蓟城。从贞元元年金代建都算起，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先后在这个永定河、潮白河、温榆河冲击出来的平原上建都。
元大都的设计与建设奠定了明、清北京城的基础。今天，从曙色微明的清晨到灯焰怒放的夜晚，沿护城河徐行，在700多年前的元大都梯形城垣下踱步，并攀上直插青云的电视塔向东眺望，已经看不见宏伟的高墙灰瓦，看不见古柳依依的护城河，看不见城壕与城墙间的槐树与椿树，看不见历经七个世纪的、环拱着皇宫的九座内城城门和七座外城城门，看不见元代就已经布局好的棋盘式道路网骨架与街巷胡同格局。
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帮助中国确立了这个城市的格局，将北京从工人阶级占4%的消费城市改造成工人阶级占四分之一以上的大工业城市。
1954年，长安街上建于金代的绮丽的庆寿寺双塔被拆除(今电报大楼的位置)；1957年，外城门中最大的“前有箭楼、中为瓮城、后是城楼”的永定门被拆除；1958年，中轴线上的中华门被拆除；1965年地铁开工，内城城墙陆续被拆除；1969年，内城城墙被尽数拆除。至此，就只剩下了九门之首的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东便门角楼和两小段城墙了。而东直门城楼被拆除得尤为可惜，这是北京留下来惟一的明成化年间雕梁画栋阁楼式楠木建筑。
胡同——北京古老的城市小巷；城门被拆，必然殃及这些小巷。600多年前，正是一条条胡同勾连着“内九外七”座城门。现在，在“四通八达”这一规划原则下，北京的胡同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被碾成碎砖碎瓦。胡同，明代1170条，清代2077条，1944年3200余条；如今，宽度在20米以下的胡同已不足500条。
体现“天圆地方”建筑理念的内敛而又向心性格的四合院，是北京的市徽，是微缩的北京城。今天，四合院的数字在迅速逐年递减。大量的王府、侯门、抱鼓石上雕有小趴狮的簪缨世家的豪宅、庙宇、寺院等文化景观被铲除。历史风貌保留较完整的空间已不足15平方公里。
对老北京人来说是那么熟悉而亲切的名字——扁担胡同、烧酒胡同、司库胡同、香饵胡同、红罗巷、北竹杆、椿树头条等都已成为记忆。推土机推倒了老房，也推倒了原本矗立在那里的传统、故事、历史陈说。从宏大到精微，到底有多少古建细节被毁弃？古都的衰落已宣告了建筑哲学、建筑美学的黯然和统计学的无能为力。还有，那一种帝都气象，京韵京味儿的湮灭更是不可以言说的。
近年来，每天都有新的建筑在开工。每年竣工的大楼均超过1000万平方米，这就意味着每年在拆胡同的同时，要新起500余座高层建筑和多处大型公共设施。而现在，5.9%的老城地面麋集了165万人口和整个城市总量半数之上的交通、经济与商务活动。建筑高度失控，建筑体量不断增大，城市功能无止境扩张，使老城不堪重负。原本疏朗、尺度宜人、平缓开阔、低建筑密度的老城，现在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694人。北京的人口密度，在世界上12个同等规模的大都会中是最高的。
消失的“宝藏”
宣武门外有条香炉营胡同。明代，香炉手工艺人多聚居于此。香炉营头条的嘉应会馆是清末大诗人、变法维新的斗士黄遵宪的故居。该胡同23号建有湖南会馆。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曾在此居住。毛泽东当年曾多次造访，与先生共议国事。现如今，这条胡同早已灰飞烟灭。
粤东新馆在宣武区南横街11号，原为明代严嵩的别墅，“戊戌变法”时的“保国会”旧址和维新派人士聚会之地。1911年春夏之交，孙中山就在这里喊出了“推翻封建，建立共和”的口号，并向在京的广东人发表演讲。而就是这一处“戊戌变法”的标志性古建，也难逃被人“蒸发”的命运。
美术馆后街22号一处明代的、1000多平方米的两进四合院，是中国现代基督教领袖赵紫宸故居。1950年，梅兰芳先生的家人将此院介绍给赵紫宸。赵紫宸从一赵姓老中医手中买下后，一直住到1979年11月21日他91岁去世时。有300多年历史的22号院在北京的四合院中算得上是一个精品。驻足小院，让人想起“露向晓，帘幕风轻，小院闲昼”、“萧条庭院，有斜风细雨，重门须闭”的诗句。但就是这样一所“集建筑、人文、文物于一身”的小型博物馆，也在2000年10月26日被拆，一座高层商业楼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起于其上。
北京大学的“蔚秀园”是光绪之父的住处。园内的大小三个湖。最大的比一个足球场还大。仲秋，满湖芦苇开着白色的小花。现在，湖被填平。园内园外近百株古树——其中有一株两人合抱不交的老桑树——尽数被伐，“蔚秀园”已变成了教工宿舍楼。
明代制绳匠聚居的绳匠许同几经改名——清乾隆改为“神仙胡同”，后又叫“丞相胡同”，1965年更名为“菜市口胡同”。这条胡同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人物先后在此居住人数最多的一条胡同，总数达三十余位。1998年展宽南北马路，菜市口胡同被拆得片瓦无存。
北京胡同中仅有的一座造型精美、堪称上品的砖混过街楼——宣武区儒福里过街楼是观音院东西两院的连接通道。1998年9月修建菜市口大街，掘土机将其夷平。
广渠门内大街207号(原蒜时口16号)四合院，是目前所有红学家惟一公认的有案可考的曹雪芹故居遗址。宣武区南部的民俗和城南底层人民的生活对曹雪芹日后创作《红楼梦》有很深的影响。《红楼梦》第二十四回写贾芸买香料：“次日起来，洗了脸，便出南门大街，在香铺买了冰麝，往荣府来。”其中的南门大街即指前门大街。旧京的格局是“东富、西贵、北贫、南贱”，或者说是“西城雅、东城富、南城穷得叮当响、北城乱的没法住”。曹家所住的南城多为“下九流”——木匠、棚匠、泥瓦匠、补锅匠、车夫、轿夫、送煤工、送水工，还有民间艺人所居住。蒜市口是个热闹的去处，从东面进京的人多经广渠门到蒜市口。蒜市口路南路北遍布饭铺、酒馆、油店、车马店。曹家所住蒜市口16号在路北。1999年，为了拓宽广渠门大街，“蒜市口十七间半”数天之内成了一片颓垣败瓦。
“平生不下泪，与此泣无穷。”今天，站在已被夷平、已被压在广渠门大街人行道下的“十七间半”遗址上，翘首铅色的秋空，怃然良久，心痛如剜，胸中压着哑言的痛苦，重重的块垒与无尽的惆怅。曹雪芹惟一一处公认的、有案可稽的居住地永远的消失了。
遗憾与愧疚
京城较老的灰砖灰瓦、梁柱结构和精细的砖雕石刻四合院多为明、清时所建。那时烧砖用豆秸和松柴。烧上好的砖则要用谷的秸秆。不同的燃料会使砖的硬度、韧度发生微妙的变化。在苏州等五府烧制的宫中用的“金砖”更讲究：用太湖湖底的泥。26道工序，5万块砖需耗时三年。砖坯入窑后要逐渐升温：先以糠草薰一个月，用柴烧两个月，再以松枝柴烧40天。洇水出窑后，还要在桐油中浸100天。
金砖的烧制工艺如今已失传。20世纪50年代曾做过一次失败的仿照烧制，砖的色泽、硬度、光洁度均比金砖相差许多。
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教授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受邀于美国匹兹堡大学。他带去的礼品是两块城砖。每块重14公斤。上面刻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这份礼品受到了隆重的迎接——城砖烧制的年代比1776年美国独立要早219年。
元代初创、明代有了大致格局、清代扩建并定型的老北京城布局统一有序，层次分明，黄瓦朱漆的红黄二色跳跃于大面积的灰与绿，让人感觉着安谧与安谧中的震荡。
这座八百多年来几经动荡都保存了下来的城市，自20世纪50年代起，在未经任何战乱的情况下，被大破大立。这无异于一刀一刀切割着一个民族文化血脉的历史延续，损毁着一个民族价值无尽的文明与古典。而我们却只能在自己心底里为已经被排摈毁弃、被磨蚀殆尽的老北京吟一阕悲郁骊歌。
“细雨佩壶寻废寺，夕阳下马吊荒陵。”时日迁流，寒暑易节，城墙遗迹渊默无声地竖立在那里，供那些心痛、慨叹又只能举鼎绝膑、楚囚对泣的人们凭吊——旧城历史性建筑被损毁过半的老北京只剩下了一个渐淡渐远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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