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个院落已经颓废，也许这个院落已经风华不再，也许这个院落曾经的光彩掩蔽在由不同的年份，四下搭盖了的小房、厨房，接出的廊子后面……就像每个人都曾年轻，有的人也曾有过绝代风华。岁月不再，感情却怎能轻易流走，更何况，它承载了太多的记忆、太久的岁月、太多割舍不下的情感。我们开设了“日子·院子(宅·院·生·活)”这个栏目，希冀将您曾经生活过的院落的历史、人文、花草、树木、邻里、生活记录下来，留给我们不曾有过四合院生活和记忆的后人……
老北京有许多四合院，东城富商大宅门的四合院多，西城文化底蕴的四合院多，宣武五行八作艺人四合院多，崇文四合院相对少一些。这是当时笼统的说法，也不全是。我出生在西城西北角，新街口一带，最早住在后帽胡同，只记得和姥姥住在南房，小院很干净。
我3岁多的时候，我们就住在新街口西教场胡同3号，一个平民百姓的四合院里。在这个四合院里有着我童年的苦与乐，有着那场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带给我的困惑与迷茫，青春的热情，燃烧的岁月使我毅然走出四合院，到农村、到矿山、到研究所。从此我再没有机会住进四合院。但四合院已经深深的印在我的心里，回忆四合院竟是那样的眷恋、幸福。
西教场胡同3号院坐北朝南，原来走南门，门口有一棵又粗又大的老槐树，夏天树下总有聊天的老奶奶，树上还有拉着丝的虫子，我们叫它吊死鬼儿。大槐树下就是院子的小门楼，两扇厚厚的木门，院子的土地比胡同还低，迎着门就是两间北房，就像门房或传达室一样，屋门几乎对着院门，住着三轮车工人沈大爷一家，他们家有一个姑娘我叫她姐姐，还有两个男孩一个叫丁丁，一个叫瞪虎儿，沈大妈身体不好，哮喘。他们家总是非常干净。往西走几步进入四合院，当时院子还是很大的。院子里种着好多花，好像还有个小土坡。院墙连接着3间南房，住着有点驼背的三轮车工人郑大爷、一个老师、另一个忘记了；南房西侧是院里的公共厕所，这也符合四合院厕所在西南角的常规，厕所往北是3间西房，住着刘大爷一家，刘大爷养鸟、养花、养鱼，东面有房子3间，北面一堵矮墙中间有一个两级台阶的门口，将北屋隔在后院，北屋3间，汽车修理技师董大爷一家住两间，我和姥姥住一间，因为爸爸在门头沟工作，妈妈和妹妹那时跟着住在门头沟。
儿时的伙伴是沈大爷家的姐姐、丁丁，董大爷家的三儿哥、四儿，邻院陈家的几个女儿等，那时候家里都很穷，我们很少有零花钱，但是却玩得很有趣，跳房子是那时小孩都玩的项目，就是在地上画成有规矩的格子，写上数字，把瓦片或缝制的小布包扔到从小到大的数字格子里，然后单腿一格一格跳，还要踢着瓦片和小包跳格子，无论是脚还是小包压线就下台换人，如果玩的人多，就卒瓦丁壳，分成两家计算成绩；还有一个游戏叫拽包，就是在地上画一个大长方块，一个人或几个人在里面跑，长方格外面两条短边各站一个人，用布缝制的大包往里面人的身上打，谁被打中就下台，如果里面的人接住了包，就攒下一条命，被打之后还可以玩一回；欻拐也是我们当时爱玩的游戏，那就是将羊腿关节骨头洗干净，涂上颜色，撒在桌子上或地上，将小包或乒乓球扔在半空，腾出手来将桌子上的拐抓起或摆成统一的面，接住还未落地的小包，计算成功一次，抓几个算多少分是有规定的；还有跳大绳、双摇；抖空竹；摔泥碗；我们还爬上离院子不远的城墙上去放风筝，那是自己做的，我们叫屁帘，就是用竹皮儿劈成小条，交叉用线捆好，中间糊长方形纸，尾部粘上三条长长的接起来的纸条，用线系好，迎风在城墙上跑，看谁放的高；我们也跳皮筋，可是那时的孩子都没钱，跟家长要没用，家长也没钱，闹不好还得挨揍，我们全不要，自己想办法用大人废弃的三轮车里带，用剪刀剪成一个一个的圈，全当做橡皮筋连接起来，“小皮球香蕉梨，马莲开花21，28256、28257，282931”现在想起来，莫名其妙，也搞不懂唱的是哪一段。
姥姥手很巧，怕我一个姑娘家总跟着男孩子跑野了，就教我做小布人。那时候女孩也喜欢布娃娃、洋娃娃，但是买不起只能自己做。我们院男孩多，邻院陈家女孩多，陈家是开袜厂的，住的是高台阶大瓦房，独门独院，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和她们玩到一起的。我和她们一起做布娃娃，有时还要姥姥帮忙，我们把布先剪好，里面塞上棉花，再缝上胳膊和腿，画上眼睛、鼻子、嘴，装上头发，做好衣服，帽子，穿上，女孩一起过家家。姥姥还教我织袜子和钢笔套，别忘了那时我还没上学呢。姥姥特别疼我，可是该教育还是很严格的，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什么坐如钟、立如松；什么不许“斜依门前立”(就是不许靠门框站立)，不许“无风自抖衣”，吃饭不许说话、不许挪地方，说话不许挤咕眼睛，走路不许东张西望，坐下两腿并齐等等。
那时候家家都很穷，孩子们根本没有零花钱。我在姥姥家，就享受了“独生子女”待遇了。姥姥偶尔也会给我几分钱，我会高兴地找来小朋友，我们盼着胡同的吆喝声，或买个豌豆饼，或买个山楂碗，或买一小把牛筋，几个小人高兴的分着吃，那个香。我们还盼着过春节，有几个零花钱。大家一起去逛庙会，为省几分钱我们几乎全是走来回，那可是要从西城的新街口走到宣武的厂甸呀，现在想起来还够远的呢。到厂甸买个糖葫芦举着回家，让妈妈看看后才能吃。那时候的孩子很懂事，邻居谁家做了好吃的，真馋想吃，可是有规矩，自家大人不发话，别人怎么给也不能吃，否则会挨打的。平常我们做错了事情也挨打，那时就使劲的哭，让邻居听见，他们一定来劝，就“解放”了。
那个年代生活是艰苦的，也是快乐的。每天院子里热热闹闹，各自讲着自己的新闻，下着没完没了的棋子，孩子们看瓦盆里养的金鱼，听小鸟鸣叫，院子里到处是栽种的向日葵、大丽花、夜来香、指甲草和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花草。
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十分不情愿地离开了姥姥，回到妈妈家。几年后，我又回到了西教场3号。我们院子门口的房子因为漏雨拆掉了，在北面矮墙的地方为沈大爷家翻盖了新房。我们北屋3间翻盖成了4间，走东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还有三个妹妹，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为了节约我把用过的作业本拿橡皮擦掉(数学作业要求铅笔做)再使用一次，还经常卖一些牙膏皮等废品换作业本，衣服裤子经常是大块的补丁，当时许多同学都是这样的，不怕破就怕不补不清洁，那时候，院子里团结友爱，比学习、比进步、比助人为乐、比做好事。我的理想就是将来上个好的中专，到工厂当个女技术员，有技术，受尊敬，像董大爷一样做个有本事的技师、工程师是最高理想。当时每天我们放学回来就去胡同里挑水，扫院子，做饭，等爸爸妈妈下班。院子里男生、女生一起安静地聊聊学校的新鲜事、聊聊国内外新闻。院子里有两棵大枣树，八月十五前后，全院一起打枣，然后每家分一大桶，喜气洋洋过十五。谁家有困难，全院帮忙。谁家有烦心事大家劝。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是积极向上，院子里一片温馨和谐。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个变态的年代里，一切全乱了。我们院子也不例外，邻居王大婶成了富农，李大妈成了地主婆；三儿哥家是红五类，我家是红友军，这些莫名其妙的称呼别说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我们这些亲身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人仿佛也那么生疏、那么遥远，再也不想回忆那痛苦的十年、荒芜的十年、倒退的十年、可悲的十年。正是那个十年使我离开了平静的生活，离开了四合院。我们全院的孩子在那个十年荒废了学业，奔赴祖国的农村和边疆，上山下乡去插队。
上世纪80年，我们在回到北京的四合院，那已是面貌全非了，院子里盖满了各种模样的小房子，空中拉着东一条西一条的电线分别通向各家的自建房。我们忙着上班，孩子们也没有了我们童年的乐趣，每家就一个独生子女，要么送幼儿园，要么老人看着，绝不可能孩子们单独外出游玩，他们还要学习很多东西，要竞争，没有了我们童年的乐趣。
我终于在1982年带着孩子完成了成人大专的学习，虽然有了档案馆员的职称，要说和童年工程师的梦想一个级别，但是还是没有当成工程技师。
我们住的四合院在2002年拆了，我没有留恋，因为那已经不是我童年的四合院了而成了大杂院。现在北京在进行四合院的重建，我相信会建的更漂亮，但是我更留恋那略显陈旧的童年的四合院，在那里有历史的沉淀、岁月的斑痕、文化的韵味、北京的情调，那里有四合院的魂。我更喜欢平民百姓的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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