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观象台南到东便门角楼北这片地方现在是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几十年前，这里是大片的胡同大杂院，我1952年就出生在这里的泡子河胡同14号。
泡子河胡同14号挤挤挨挨住着40多户人家，都是老北京最底层的平民百姓，左右邻居不是剃头修脚的，就是厨子、屠夫、菜贩或者是拉洋车的，其中有不少是旗人。50多年的岁月变迁，这些曾经生活在我身边的老北京都已经故去了，我试着从记忆里把他们原原本本找出来。
仨光棍点灯
我家隔壁一间14平方米的南房里住着三个年龄相仿的光棍，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他们大概四十岁左右的样子，房子是解放前三个人合伙买下的。身高体胖的姓王，大伙都叫他猪王，长得跟电影里的屠夫一模一样，他本身也就是屠夫，但并不是在屠宰场里杀猪，而是哪有猪杀就有人来请他，生意也还不错。瘦小而脸上有麻子的是个姓李的剃头匠，总是慢条斯理很和气的样子，喜欢和小孩逗，但他手中那个能嗡嗡响的像大镊子的“唤头”却从不让我们动，他说那是他吃饭的家伙，动不得的。还有一个姓齐的泥瓦匠是三个人中唯一一个有正式工作的，在房管所上班。每天早晨起来三人出门时，胳肢窝里都夹个布包，猪王的布包是大厚蓝布围裙裹着大小几把刀和一个吹猪皮的塑料管；剃头匠的布包是一块围脖子的白布裹着剃刀、推子、掸刷和鐾刀布；泥瓦匠的布包是套袖裹着一把瓦刀、一把抹子。
三个光棍的屋里有盏电灯，每月缴电费的时候因为谁用电多少总要计较，后来猪王说我以后不用灯了，天亮我在院里待着，天黑我进屋就睡觉，收电费别找我了。剃头李麻子说那以后我也不用灯了，需要亮的时候我自己点蜡烛，电费也不交了。灯泡虽然归了泥瓦匠一个人，但泥瓦匠晚上一开灯，猪王和李麻子都能借光，泥瓦匠又不平衡了。猪王还好，反正是在床上睡觉，李麻子有时候在屋里看报纸，两个人就规定，即便是泥瓦匠的灯亮着，李麻子要看报纸，也得把自己的蜡烛点上。仨光棍点灯的事成了我们院的一个笑话，但也就那么延续了很多年。后来猪王和李麻子陆续生病死掉了，房子归了泥瓦匠一个人。听说泥瓦匠后来故去时，大伙在他的床底下翻出五把夜壶来，一把夜壶里是尿，另外四把里全是钱，大概有两万多块，邻居们就用这笔钱把最后一个老光棍的后事给办了。
小豆汁剌肉
小豆汁是住在前院的一个蹬三轮车的，家里从前是旗人，吃过皇粮，但也没听说怎么显赫过，解放前到他爸爸那辈就开始推小车卖豆汁了，他也就得了这么个外号。小豆汁姓什么我忘了，60年代时也不过三四十岁的样子，缩脖端腔、骨瘦牙黄。他平时靠到北京站蹬三轮拉客养活一家子，拉一天吃一天，一下雨就断粮，左邻右舍地借米下锅。生意赶好了一天拉出两天的嚼裹儿来，他第二天准在家歇着，别人问他他就说:“拉多少是够啊？够吃得了！”听大人说小豆汁隔三差五就卖回血，他卖血不愿意让人知道，但只要他家吃上肉了，准是他卖血了。小豆汁剌肉回来可是一景，左手用荷叶托着条白多红少的猪肉，齐着脑瓜顶举着，可世界地串门，他也不进屋，就倚在门框上跟屋里人扯闲篇，你往屋里让他，他就说:“不了，赶紧回家还得吃饭呢！”然后又跑另一家倚门框去了。这顿肉还一定得到院子里来吃，他媳妇嫌他现眼，不让他出来吃，他就骂上两句，最后总要把他家三条腿的炕桌搬出来，吃上那碗红烧肉或者是肉末炸酱面。但小豆汁家吃肉的时候不多，他也一年比一年地黄瘦下去。
赵大勺吃饭
赵大勺是松鹤年药铺的厨子，那年头药铺的工作人员吃饭都是自己带米带面，他负责把大家带来的生米生面做成馒头或者是米饭。赵大勺自己不带饭，他揉馒头时从每块面团上揪下一小块来，生米就舀出一小勺，对谁都无关痛痒，他自己的伙食可就解决了。这都是他当年自己跟我们说的，他说这是厨子行的规矩，厨子拿灶上的东西不能叫偷，叫“佛”，老话讲:“厨子不偷，五谷不收。”这都是在论的。
其实赵大勺这么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赵大勺有两女七男共九个孩子，他最小的孩子是他媳妇58岁时生的闺女，叫赵美丽，后来他媳妇嫌不好听，改叫赵永芹了。赵大勺家孩子多，生活困难，吃顿饺子或者面条不容易，所以他家吃饺子和面条有个规矩，必须先把锅里的面汤喝干净了再吃主食，不然孩子们总吃不够。前些年在北新桥碰到他家老幺赵永芹了，也四十多岁了，说起她家小时候吃饺子先喝汤的事，她还说她到现在还是这么个吃法，小时候养成习惯了。
二鸡蛋喝酒
二鸡蛋为什么叫二鸡蛋不得而知，他是电工，喜欢喝酒。每天下了班回家的路上有四个酒铺，二鸡蛋从第一家酒铺喝起，不要菜也不找座，要一两七分钱的散白酒，靠在柜台上和进出的人边打招呼边喝，喝口酒咂摸两口自己带的水果糖。喝完这一两，把水果糖包上再去下一家酒铺，再要一两接着喝，一直到从第四家酒铺喝完四两酒出来，也就到家了。二鸡蛋好喝酒，酒量也大，喝多的时候不多，偶尔喝多了，一定是在哪个酒铺碰到熟人给他添了酒。二鸡蛋很快乐，总是心满意足的样子，喝多了就爱哼京韵大鼓，还总是那么两句:“二八的俏佳人她懒梳妆，崔莺莺得了那么不大点儿的病躺在了牙床……”听得我们小孩都会唱了，小时候不懂什么是牙床，总以为崔莺莺得的是牙疼病。
三爷爷逮猫
三爷爷是我们家远房的一个亲戚，虽然我叫他三爷爷，其实他岁数并不大，比我父亲还小，只是从我爷爷那边论，他辈分大。三爷爷并不住在我们院，当时我爷爷跟我们家一起住，不知道为什么他和爷爷关系很近，常来看爷爷。三年灾害时期，每到月底那两三天，一到晚上饭口他准来家里聊天，坐下就不走，什么时候吃完晚饭他什么时候告辞。那时候每个人的口粮都是定量的，大人26斤半，谁家也不富余，我听家里人商量下次他再来，就先不做饭，把他耗走。没想到三爷爷更能耗，眉眼高低也看不出来，耗了几次耗不过他，也就由着他了。
记得有一次我在护城河里钓了几条鲫瓜子，我妈妈正收拾鱼准备晚饭，一只野猫叼起一条鱼就跑。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三爷爷从屋里风一样冲出来，上蹿下跳地追猫，从院里追到院外，从墙根追到屋顶，最后到底是猫服了，三爷爷拎着指头长的鱼从屋顶跳下来得意洋洋地交给我妈，这顿饭他也吃得心安理得。
爷爷去世后，三爷爷就很少来了。上世纪80年代他有一次来我家串门，说了实话，那时候他家孩子多，每到月底那几天就断粮，媳妇孩子喝口粥，他就靠到亲戚家蹭饭才能扛到下月初，谁也有脸有皮，可没饭吃真是没办法啊！
泡子河胡同那片大杂院在上世纪70年代初因为修建地铁拆除了，我和邻居们各奔东西，大家后来偶尔碰到，还互相打听打听消息，再后来就断了联系。曾经生活在泡子河胡同14号的这些老北京人平凡善良、与世无争，默默地活着、默默地走了，他们的性格和生活打上了太多时代的印记，有些似乎很可笑，但那正是时代的投影，一如现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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