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北京取缔一贯道工作

    会道门是以下层民众为主、以信仰形式为手段结成的封建结社性组织。民国年间，由于政局不定，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以一贯道为代表的会道门在合适的社会土壤滋养下一度泛滥全国。如北京丰台地区在1940年前后传入一贯道、九宫道、普济佛教会、正字慈善会、一步好、圣贤道等19种会道门后，很快就得到迅速发展。[①]据初步统计，解放初期全国各类会道门一共达300多种，道徒3000多万，道首80余万。当时的会道门，可谓组织严密，信徒众多，一贯道竟俨然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党”。[②]以北京地区而言，当时存在着十几个会道门组织，信徒人数二十多万，其中一贯道徒就有十九万余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各种会道门组织的存在与活跃，不仅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成了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正如建国初期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所说：“过去的许多事实证明封建道门是反革命的社会基础。特别是一贯道，勾结敌人进行反革命活动，早为广大市民所痛恨。”[③]会道门坚持尊崇帝制、神权，反对政治进步，同时致力于用迷信的手段聚敛钱财，反对科学，已严重落后于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的社会时代。兼之会道门在解放前夕多投靠国民党及各地军阀，仇视人民政权，在全国各地不断举行武装暴动，从而严重危害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会道门组织当时已成为既为社会所不容、也为人民政府所不容的反动落后组织，对其进行取缔解散成了历史演进的必然。

    建国初期对各地会道门的取缔打击，对于巩固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当时党和政府所采取的一项重大行动，并成为全国范围内社会变革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受档案资料等的限制，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全面研究尚相对不足，微观深入的区域性研究更为薄弱。[④]只有随着相关档案材料的不断挖掘与公布，这一局面才有望得到改善。从2001年起，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携手合作，相继整理出版七卷《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公布了自1948年底到1955年间关于北京市各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的档案，为推动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提供了可靠的基本史料。本文即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最新出版的《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对建国初期北京市取缔一贯道的决策与实施情况做一比较详细的个案分析。不尽不妥之处，尚祈专家学者补充修正。

（一）北京取缔一贯道决策的制订

     北京[⑤]和平解放后不久，随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人民解放军总部的迁入，从此成为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和全国的政治中心。当时，北京迅即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主持稳定秩序、恢复经济、建设人民政权、肃清敌特残余、登记反动党团骨干、收容散兵游勇、清理社会闲杂人员等，积极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好各项准备工作。如何处理好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会道门问题，成了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旧社会北京一直是各类会道门传播泛滥的重点地区，解放初期该地区可说是会道门基础深厚，成员众多，因此新生的人民政权对它们采取了非常稳健的步骤。解放后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就秘密开始了对会道门的侦察准备工作。由于此时一贯道等会道门已作好了“应变”安排，组织上化整为零，全部转入地下活动，在道徒中间又布置了一系列反调查的控制手段。而当时仓促间又难以在敌伪留下的档案中查到他们的系统情况，所以对一贯道的内幕一时无法弄清楚。市公安局遂抽调人员，组成专门小组，有重点地对一贯道展开系统深入的调查。事情很快有了进展。1949年8月，进驻东郊东坝镇派出所的调查组秘密拘捕了一位名叫高永周的一贯道“三才”，这是揭开全市一贯道内幕极为有用的一条关键线索。高永周在1946年以前曾给北京一贯道的总头子张五福当过七八年的天才乩手，对北京一贯道内的绝大部分秘密都有一定的了解。在审讯人员的精心努力之下，他很快决定将功赎罪，把自己所知的一切和盘托出，陆续供出北京一贯道总坛及各分坛的名称、坛址、坛主、主要点传师、三才，以及道产、职业点等重要情况。市公安局指示各分局采取秘密的方式，对高永周所提供的本地区一贯道组织及活动情况进行核实。各分局以此为中心，开始了多种形式的秘密核实与侦察工作。

     此时，中央也正在酝酿有计划地分地区、分步骤妥善解决好全国的会道门问题。在1949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同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进行了会谈，当时兼任北京市长的聂荣臻司令说到，会道门问题全国各地都有，“特别是一贯道，其组织遍及东北、华北、华中，党徒甚众（例如东北即有50万），下层分子多为基本群众，上层分子多为地、富、特务，政治上坚决反动我们”，提出要在一定时期条件成熟后，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一贯道和某些城市的帮会问题。罗瑞卿在这次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亦提出，今后治安工作在城市的步骤，第一步是搜捕特务以建立革命秩序，第二步进行反动党团登记，第三步则要依据情况解决帮会、会门问题，并说这个问题的解决主要取决于“群众情况、材料证据、主观力量”三个方面的准备是否充分。[⑥]在年底的召开华北五省及山东省暨省属各市的公安工作会议上，罗瑞卿部长在开幕词中再次指出，解散取缔会道门组织要充分依靠广大群众，“大体须在群众有了初步或充分发动以后，这是一般的规律，不是绝对机械的，同时亦必须看出所有步骤之间的联系性”。

    在中央精神的推动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北京市公安局对会道门的调查核实工作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初步掌握了北京市一贯道的活动特点、组织变化、人员变动等基本情况。多少也觉察到即将遭全面取缔的命运，一贯道力图加以阻挠抗拒，开始大肆进行造谣、破坏活动。1950年夏天，北京盛传“天安门石狮流泪，鼓楼冒烟，天下将大乱”的谣言，一度闹得舆论大哗，人心惶惶。一贯道又利用国内外形势紧张、美国出兵朝鲜的时机，到处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了”，“美蒋军要重来北京”等，妄图以这些手段来搅乱人民政府取缔之前的准备工作，坚定道徒的信心，挽救其行将覆灭的命运。针对会道门重新猖獗的情况，北京市政府和市公安局一面开展专案侦察工作，揭露谣言，一面采取果断措施，于1950年6月7日一举抓捕了刘燮元、穆肇增、白秀茹等11名罪行昭著的一贯道大头目，又成功破获了九宫道李懋五等阴谋组织暴乱的重大案件，狠狠打击了会道门的嚣张气焰。[⑦]同时，市公安局加大了调查工作的进展，在1950年7月以后纠正了此前过分强调保密导致工作进度较慢的做法，开始发动群众，对一贯道进行大张旗鼓的普查，工作进度大大加快。到1950年10月，基本摸清了北京一贯道总坛和各本坛、分坛、家坛的情况，系统掌握了一贯道在北京的组织系统及大道首、二三等道首的名单和住址，对整个北京市一贯道的力量有了初步估计，并了解到一大批坛主、点传师的罪恶历史。这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市民群众的斗争勇气，为以后大规模的取缔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⑧]

    对北京一贯道的调查情况，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加之全国其他地方的会道门问题也日渐突出，到1950年下半年，中央逐步加强了对会道门的工作力度。1950年10月，公安部转发了“关于山西代县重点取缔一贯道经验的通报”，以山西代县为例，指出“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是一件细密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10月2日，彭真在公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将打击会门中的特务比喻为“肉中刺”，说“弄不好，就会伤了肉，同时要动员集中来搞，因为是个群众性问题，搞要特别准，要区别反革命与迷信问题”。在此期间，河北武安县黄灵道百余人发动武装暴动，毛泽东看了公安部的报告后，特意批示“应将俘虏详为调查会门内幕情况，使有更多收获”。刘少奇随后在公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到一贯道“参加的人不一定为了反革命，但你跟着造谣，跟着暴动，就是犯罪。……一定要正面反对，公开反对，抓他的头子”。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公安部长罗瑞卿正式提出，对会道门问题，新老区要掌握好时机的成熟程度分别进行。他说：“会门是大量性普遍性的东西，……东北已打跨，华北已取缔，但潜伏势力仍然存在，一遇机会，即可再起。……对会道门要进行正面进攻，老区条件已成熟，即可开始工作，新区条件不同，暂不要慌，可先搞头子。”当时华北局在关于执行中央“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再三强调，“华北的一贯道和龙华会是最反动、破坏性最大的一个秘密会门，必须彻底加以取缔”，各省市人民政府应再来一次取缔行动，布告会道门为非法，明确宣布“任何人参加会道门，都是犯法的”。10月19日，中央主要领导人刘少奇专门给西北局写了一封较为详细的信件，精辟分析了一贯道及其他类似秘密迷信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具体阐述了他对西北局广泛开展反对一贯道活动的意见，提出对一贯道要加以正面的有系统的反对，进行取缔、禁止和解散。[⑨]这封信，在建国初期取缔会道门的决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可能是反对一贯道的斗争开展以来，中央领导人系统地论述这场斗争的第一篇文献。”[⑩]

    中央全面取缔会道门的决策和要求，极大地推动北京取缔工作的准备进程。1950年10月，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市委要求初拟了《北京市处理一贯道计划》草案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缔一贯道布告》草案，提出了处理一贯道的基本方针和主要步骤。[11]1950年11月19日，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向中央和华北局请示报告，提出要在年前处理一贯道问题，大体按照逮捕反动头子、公布罪状、开展群众性的反一贯道斗争、号召道徒登记退道这么四步进行。[12]北京市委要求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并于12月3日再次向中央、华北局报告，决定对一贯道“予以彻底打击与消灭”。[13]北京取缔一贯道的前期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一场特殊形式的战斗即将在首都打响。

（二）取缔工作的全面展开

    一切准备就绪后，北京取缔反动会道门的行动遂按预定计划于1950年12月18日深夜开始。次日清晨，北京市区的各大街小巷同时张贴出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布告》[14]，当日各主要报纸、电台均在显要位置和重要时段对此做了特别报道，同时刊发社论和短评。12月20日，《人民日报》又专版发表了“坚决取缔一贯道”的长篇社论。在此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北京市各行各业的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对一贯道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取缔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其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行道首、道徒分别处理的政策，重点打击首恶。会道门问题牵涉人数众多，在其中破坏性大、起核心作用的是大大小小的各级道首。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坚持争取大多数、孤立和打击为首分子、惩处特务与首恶的方针，采取重点打击道内点传师以上首要来摧毁组织的办法，对罪大恶极的反动道首予以逮捕和惩处成了初期取缔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次取缔行动一开始，市公安局就于1950年12月18日深夜统一行动，将已事先调查清楚的王钟麟、米国权、王维忠、安松樵等130多名重要道首同时逮捕。经此致命一击，北京市的一贯道即如无头的苍蝇不知所措，组织陷入瘫痪状态。但是，登记工作开始后，一贯道的部分中小道首又缓过神来，他们按照“师母”孙素贞预先布置的“应付魔考十九条”所指示的对策，或者拒不登记，或者进行“假登记”，“明退暗不退”，不说实话，不交关系和“功德簿”，有的甚至暗中恐吓道徒，进行破坏。根据这些情况和工作进展的需要，北京市公安局此后又多次用逮捕首恶的办法来打击顽固分子，震慑犹豫观望者。1951年1月9日一天，就公开逮捕了怙恶不悛的一贯道道首27名，包括拒不登记并暗中破坏的点传师郑采芹、杨少峰、李馥萼，坛主刘振田、冯德荣、赵子光，以及假登记后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薛泉、司良禄等人。《人民日报》就此专门刊发消息，并发表短评，正告那些“侥幸地设想取缔一贯道的工作即将过去，活动更趋猖獗”的道首，如果仍然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只能是“自寻绝路”。据事后统计，截至1951年3月16日，在两个多月的取缔行动中总计逮捕会道门首恶分子381人。[15]

    对这些反动道首的审判和惩处，是与当时轰轰烈烈的镇反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反对一贯道这场斗争，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反迷信斗争，首先和主要的是一场镇压反革命的斗争”。[16]早在1950年10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强调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动会道门头子，必须坚决镇压，依法惩办，才能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和人民政权的安全。1951年2月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八条明确规定：“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17]而在1950年11月1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向中央、华北局的请示报告中，已将处理反动道会门首领列为当时北京市镇压反革命活动工作的三大重点之一。以取缔会道门为契机，从12月开始，北京市的镇反运动逐步推向一个新的高潮。[18]1951年2月28日，北京市第三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北京市镇压反革命的决议，号召全市人民“一致支持与协助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肃清反革命残余，肃清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反动会道门头子”。[19]一大批道首在这次镇反运动中受到严厉打击，其中罪大恶极者被分批枪决，罪行较轻、又系从犯的会道门分子，则判处死缓或有期徒刑。被处决的道首多为作恶多端，以致民怨沸腾、人民强烈要求严厉镇压的恶霸、特务。如在1951年元月17日，一贯道刘燮元、刘翔亭、张鸿海、胡春霖、穆肇增和九宫道李懋五等6人，作为第一批判处极刑的会道门头目，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这6人中，除刘翔亭是河北景县人、李懋五为山东郯城人外，其余四人都是北京市人。他们长期以来在北京传徒惑众，草菅人命，血债累累，对他们的处决大长了人民与会道门斗争的勇气，极大地推动了取缔工作。1951年2月18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再次判处57名反革命罪犯死刑，其中一贯道、九宫道、正字道、明道会等反动会道门首恶占31名，包括北京一贯道有名的“三王一米”即王维忠、王勋臣、王维山和米国权等。他们当天被政府枪毙后，许多受骗道徒和一般市民都觉得“出了气”，“大快人心”，有的人说：“该宽大的就宽大，该镇压的就镇压，光宽大也不行，人民政府对他们这样的就得崩！”[20]2月22日，北京市委再次向中央、华北局报告，决定对已逮捕并查明罪证的一贯道等反动道会门头子中“有血债，有党特身分，属于恶霸性质及解放后仍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者”，“拟即分批处决”。[21]在3月25日处决的反革命分子中，就有一批属于“反动会道门首恶”。[22]这些果断而严厉的举措，给道首以很大震慑力。不少道首赶紧跑去登记，有的到派出所保证“与一贯道一刀两断，否则就砍我的头！”这为促进整个取缔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第二，以各种形式揭露会道门的罪行，动员群众起来控诉。取缔会道门的工作开始后，发动舆论攻势、揭露会道门的罪恶成了宣传工作的一大中心任务。中央和北京地方的报纸、电台积极配合，刊登、播发了大量有关一贯道罪行的材料，介绍会道门的历史和现状，发布全市取缔工作的动态、经验、成果，刊登社会各界要求严加取缔一贯道的强烈呼声。各行各业纷纷组织座谈会，公开表态积极支持、配合政府工作。全市佛教界在1951年12月23日召开座谈会，西愿法师、比丘尼法令师、吉祥寺寂轩和尚、极乐庵达如法师、万佛寺净融分别发言，表示坚决拥护政府取缔一贯道及其他会道门的措施，部分入道的佛教徒有的当场退道，有的表示立即去公安机关登记。巨赞法师后来又在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言，严正声明一贯道不是宗教，也不是佛教的支派，反革命分子利用一贯道假借佛教的名义，附会佛教教理，因此，一贯道既是人民的敌人，也是佛教的敌人，“人民政府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正是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23]义正辞严的声明，在当时起到了发聋振聩的作用。其他如工商界、妇女界、工人、农民也纷纷表示要积极行动起来，协助政府取缔一贯道。一时舆论如潮，一贯道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和其他部门组成工作小组，深入到各街道、村庄、工厂、矿区召开大大小小的群众会，宣传动员，揭发控诉一贯道。京郊十一区旧宫村在12月20日召开群众大会，有30多人上台控诉，气氛热烈。门头沟在20、21日举行了两次群众座谈会，有手工业工人、市民等300余人参加。地方狭小的因地制宜召开小规模会议，如外五区组织的“片儿会”、“院落会”，各街道组织的群众晚会等。有的则集中起来开大会，如国药业店员工会第六分会840多名店员集中到琉璃厂第四文化馆，从12月21日起到24日，每晚都举行座谈会，控诉一贯道。1951年元月16日，在天桥小桃园戏院和吉祥戏院召开千人大会，集中力量专门控诉两名恶霸——坛主张承忠和点传师刘翔亭的罪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各种形式的控诉会上，一大批道徒纷纷觉悟，坦白自己受骗入道的经过，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揭发一贯道内黑幕，劝其他道徒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一些曾在道内任过骨干、深知内幕的中小道首的揭露更具说服力。女三才王淑清在内一区群众大会上揭露了北京“顺天炉会”的黑幕，以及她亲眼目睹道亲们在炉会上饱受道首摧残的悲惨经历。北京一贯道“八大代表”之一米国权的侄女米芝雯、米芝敏，为张光璧、孙素贞、张王福等大道首做过“天才”，在内一区群众大会上，她们揭发了道内盛行的“扶鸾请仙”等把戏。这些不堪回首的控诉，引得台下群情激愤，唏嘘不已。许多人听后恍然大悟，有的道徒当场要求退道，有的抢着替父母、妻子等亲人报名，说“管保打通他们的思想”。东郊六里屯、豆各庄、辛四村在召开群众大会的两天之内，就有172人声明退道。

    揭批一贯道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举办罪证展览。1950年12月24、25两日，德外关厢在北京第十八书报阅览室首先举办了小规模的“一贯道物证展览会”，展示道首刘燮元勾结日伪、残害人民的罪行，原天才王文利在会上用广播的形式，公开揭露了一贯道点传师们的骗人秘密。两天内，住在德外关厢附近的居民前来参观的有4400余人，占关厢总人数的40%左右，在发动群众、声讨一贯道罪恶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了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这一经验，向全市民众公开一贯道的秘密，从1951年1月14日开始，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牵头在中山公园水榭举办了大规模、长时间的一贯道罪证展览。三个展览室里，分别陈列着道首们骗取来的财物、金砖、银元、金手镯、珍贵的古玩，以及道首进行种种反动活动的罪证，如国民党颁给的39张委任状、特务训练证明书、孙素贞策动道徒与人民政府对抗的“手谕”、一贯道制造谣言的底本、潜伏计划等等。在水榭南边的广场靠东边又仿照一贯道内的形式搭建了一个“佛堂”，每天由悔悟了的点传师、坛主、三才轮流现身说法，戳穿一贯道内秘不示人的“三宝”、“扶乩”等把戏的真相，揭露道首们骗人、骗财、骗色及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罪行。[24]展览开始后，人们不顾天寒地冻，从各地赶来，络绎不绝，展览不得不一再延期。到3月4日最终结束时，参观人数总计达26.6万人，包括中央和各地的重要领导200多人次，外国使节60余人次。

    除此之外，各界还用数来宝、快板、相声、短剧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向群众广为宣传。1950年12月22日，幽兰剧社即决定“配合政府宣传，揭穿一贯道的秘密”，组织上演了“大破一贯道”剧目。应广大群众的要求，党和政府后来又组织人力物力，拍摄了旨在揭露一贯道罪恶的电影《一贯害人道》，在全市各影院公开放映，并发行到全国各地。快板、相声、电影这些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手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党和政府取缔一贯道的政策和措施因此而妇孺皆知，深入人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第三，发动道徒向道首索还道款、诈款及被霸占的财产。取缔工作开始之初，道徒有的担心退道后受到政府的追究或管制，而更多的人则怕“叛道”后遭“天谴”、“报应”，加之道首们也已经布置了用“假退道”的办法来应付取缔，因此许多道徒和小道首对政府号召退道的要求抱观望迟疑的态度，或者“明退暗不退，过去怎么办，今后还是怎么办”，仍然惟中上道首的马首是瞻。为了将道首、道徒彻底分化开来，使退道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工作人员加大了各方面的工作力度。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发动广大道徒进行退款退产的活动。12月19日公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布告》中明确规定，凡脱离一贯道组织、停止道内活动的一般入道群众，可以“追回被骗之财物”。后来罗瑞卿再次强调，要给予一般被骗道徒以“追回被骗财产和要求道首赔偿损失之权”。[25]退款退产活动普遍推广后，很快收到了明显的效果。部分从前被骗得一无所有的道徒，因此重新夺回了自己的财产，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和生产又有了保障。如三轮工人侯学诚，在这一行动中收回了被一贯道霸占的“价值几千万（解放初旧币，下同）的全部财产”，他在控诉会上对党和政府感激涕零，再三表示从此要以追讨回来的钱物好好过活。这些首先行动起来的人，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在另外的道徒中起到了示范、鼓励作用，“有些道徒从二三等道首家里（重要道首已被逮捕）索回了骗款或扛着整袋的面粉回来了，又没事情，加以有些地方，早索退款的，足数退着走了，后退的，因为道首已无钱可退，或所退亦甚少，于是道众争先恐后像一窝蜂一样索退道款，最后连最迷信、最胆小的道徒也忍不住了，也起来索退道费索诈款了。”[26]在整个活动中，北京有653名道首总共退出了价值50亿元的道费，有的道首因此家中财产赔光了，有的被迫将自己名下的工商产业卖掉以偿债。有七万多名道徒从中得到直接利益，一般的得到四、五万元，多的一人10余万元，最多的则因此得到了230万元、30袋面粉或2200斤玉米，这极大地鼓舞了群众退道的积极性。

    清退道款道产不是为了单纯满足部分道徒的经济利益，而是重在从政治上瓦解一贯道的组织，达到彻底孤立道首的目的。道徒追索道款活动的开展，使道首完全站在了道徒利益的对立面，原来貌似道貌岸然的脸面被彻底撕破，以往的神秘和迷信也立即被打得粉碎。道首们眼看到手的钱财又得全部吐出来，又是心痛又是害怕。他们或哭或闹，或低声下气跪地哀求，或外强中干，恐吓说“将来还有反过来的时候”，真是丑态百出，昔日的威风一扫而光。一些本来顽固不化的坛主、点传师，因为怕道徒“漫天要钱”，自己倾家荡产也还不起，不得不将原来深藏不露的“功德簿”交出来，其组织体系也因此暴露无遗。为了防止道首们互相推阻扯皮，以致拖延不决，政府又及时制订实施了“追回道费，限于交谁向谁要，不要无限制地逐层向上推”的原则，[27]规定原来把款交给谁，就只能向谁索要，从而较好地保证了退款工作的顺利进行，真正达到了孤立道首、发动道徒的预期目的。1951年9月召开的第四次公安会议决议高度评价了这一行动的巨大意义，称“发动广大被迫、被骗入道的群众的退道运动、退道费运动（没有道费的当然不要退），是在彻底摧毁封建会道门的斗争中带有决定意义的一环”。

    第四，清理党、政府和各团体内的会道门成员。与社会上取缔工作同步进行的，是对全市各党团、政府、群众团体以及学校、工矿、企业等机关内的道首、道众进行清理整顿。当时的北京，不仅社会上会道门猖獗，而且各机关、团体中的会道门成员也不少，有个别的党支部和团支部甚至已基本上被一贯道所控制，比较严重的如西郊德王庙村党支部13名党员中有7人为道徒，占54%，马道口团支部16人中有14名是一贯道分子，竟占到87.5%。党政机关的会道门成员中，有极少数是在加入革命队伍之前或参加革命后由于各种原因在旧社会入道的，有部分属于北京解放后留用人员和录用人员中的道徒，还有的则是后来处心积虑混进党和政府之中去的。后二者尤其是第三种人，就像隐藏在人民内部的“炸弹”，对取缔会道门的工作构成了极大威胁，亟待加以处理。

    鉴于公安干警是直接参与行动的执法机关，此项工作尤须重视和先行解决。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缔公告发布的第二天，市公安局即由罗瑞卿局长、冯基平、张明河副局长共同签署命令，要求公安局所属人员严格遵照执行市人民政府的决定，认真清理好公安系统内的会道门问题，凡参加过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活动的，应立即进行退道和登记工作。各分局随即召开全体干警会议，要求干警做好退道和登记工作的模范带头作用，“绝不容许有一个一贯道存在我们中间”。在领导教育和典型报告的启发下，干警中的大多数道徒当场签名表决退道，西郊分局67名干警还联名在报上公开发表了“退道决心书”。也有一部分人不肯坦白登记，后来通过调查和检举揭发，逐一进行了清理。在留用干警和党团员中，加上主动声明者在内，共发现一贯道、九宫道、亲民至善会、八方道、正字会、安清道等各类会道门成员1100余人，经过彻底清理整顿，纯洁了公安干警队伍，保证了取缔工作的战斗力。[28]

    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清理中共党内的会道门成员。1951年2月，华北局组织部专门制订了共产党员参加会道门的处理办法。办法规定，入党前参加会道门组织且已向党声明并脱离关系的，不再追究；虽未声明，但实际上已经脱离关系的，应向党正式声明退出。“凡拒绝向党声明退出会道门，经教育仍执迷不悟者，开除党籍”；“确为混入党内作破坏活动的内奸分子及参加会道门叛乱暴动的证据确凿者，开除出党，依法严办。如担任政府、团体、武装等行政职务者，亦应通过其组织系统撤销其职务。”通报指出，各级组织在处理党员参加会道门问题时，既要反对姑息迁就的态度，也要防止粗心大意、简单从事的做法。通报同时要求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群众进行阶级立场和时事教育，以免中了敌对分子的反间计。[29]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力，全市党政机关、团体清理会道门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据统计，从全市各机关（包括部分中央级的机关）、团体和工矿企业中，共清理出一贯道道首380人，道徒13000余人，其中有782人已成了共产党员，1500人成了共青团员。[30]对这些会道门成员均做了及时而妥善的处理。对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内会道门成员的清理整顿，为整个取缔工作的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三）主要战果及取得的经验

    自1950年12月到1951年3月间，是北京市集中取缔一贯道的大行动时期。经过两三个月的群策群力，在集中行动期间，初步摧毁了北京的一贯道组织。现根据当时有关方面的统计，将其成果略整理列表如下：

  注：带*号的为取缔开始前根据调查勒令登记的中小道首和对全市一贯道道徒的估计人数。

    此后，北京市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整顿党的组织等活动，继续将与会道门的斗争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不断巩固取缔工作的成果。1951年5月，北京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其中反动会道门头子李泰成等8名被判处死刑，王立藩等2名死缓。[31]1951年7月，北京市就处理积案量刑问题提出初步意见，加大了对有关会道门案件的清理力度，决定凡“依靠反动会道门势力迫害人民群众致人于死者，或利用反动会道门制造散布谣言，阴谋武装暴乱图谋颠覆人民政权者，或藉反动会道门之权势，对人民进行愚弄、诱骗、敲诈、勒索、虐待、强奸、霸占等各种毒害手段，致被害群众惨遭家破人亡，为人民群众极端痛恨的重要分子”，均应判处死刑；而对虽那些参加过反动道会门，“经查确属一般道徒，或基于迷信入道，无反革命活动者，在政府公布取缔后，已脱离组织或现在真心悔过者”，则可予以释放或取保释放。此后，取缔会道门逐渐成为镇反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1952年10月召开第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强调指出：“认真做好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是此期镇反的中心，也是取得镇反彻底胜利的重要标志。”据事后统计，在整个镇反运动中，北京总共逮捕罪行严重的反动会道门道首达947名。[32]

    与此同时，继续强化对党政机关中会道门问题的清理整顿。1951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特意下发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计划，决定对全市党员进行一次认真审查，将所有党员过去的历史和政治经历完全弄清楚，“对于一般曾参加反动党、团或落后会道门，但却从未做过反革命活动的党员，从思想上、组织上已割断联系者，应按其问题的性质正式做出结论，使其安心工作。”[33]在党内坚持和贯彻挽救绝大多数一般道徒、集中打击极少数道首的政策，彻底解决大部分曾为道徒的党员干部的思想包袱，进一步推动了取缔工作的深入和健康发展。

    由于党中央和北京市委在制定取缔一贯道的决策时采取了慎重的步骤，经过充分准备，认真总结了此前数年解放区取缔打击会道门的成功经验，保证了取缔行动的措施得力，善后工作落实，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广大一般道徒的热烈拥护，并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1951年2月28日，中央特意在北京市委的报告上作了长篇批示，充分肯定了北京取缔一贯道的成绩，并将此役中总结出来的五项主要经验，批转全国各省市参考执行。中央认为：“关于推毁一贯道，北京的经验，是很成功的。（一）是长期侦察布置，不是仓促举行；（二）是临事向群众宣传，孤立道首；（三）是布置展览会；（四）是退道款；（五）是与反迷信分开。以上各项可作参考。一贯道在全国有几百万被欺骗的落后群众，各省凡有一贯道存在的地方，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须采取慎重和适当的态度。”[34]以此为起点，此后全国各地取缔会道门的工作陆续进入新的高潮。

经过建国初期数年的专项斗争和此后的持续打击，中国大陆取缔会道门的活动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战果，会道门在新中国从此名声狼籍，组织瓦解，人数锐减，到一九五六年左右，会道门的原有组织基本上被摧毁了，[35]“中国会道门开始步入衰亡阶段”。[36]对于建国初期以北京公开取缔会道门为序幕的全国性群众运动的重大意义，著名民主人士程潜老先生曾予以高度评价。他说自己“开始对共产党夺取了天下能不能治理国家有怀疑。一是能不能解决反动会道门问题，二是能不能解决民族问题。这两个问题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包括蒋介石在内。现在你们把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我就完全信服了。”[37]可以说，经过建国初期对国内会道门问题的处理，中国历史上一直困扰统治者的秘密宗教结社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为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原载《北京档案史料》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