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未满周岁的我和父母及大哥一起从上海来到北京，住在西单附近的文昌胡同，那是一个有两层砖木结构小楼的院子。1954年，我们家又搬到城南的米市胡同老39号(后改编为87号)，在这里一住就是二十年，我在这儿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米市胡同由于“康有为先生故居”在此而闻名，著名的戊戌变法的志士谭嗣同英勇就义的菜市口就在附近。这是一条长约四五百米的胡同，北接骡马市大街，南通南横街。39号大院位于胡同中部路西。据说这是军阀孙殿英部下一个少将参议的旧宅，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
在油漆斑驳的两扇大门左右有一对石门墩，上面有狮子造型，已被岁月打磨得有些模糊。穿过宽敞的大门道，迎面墙上刻着一幅精美的砖雕，内有龙凤、蝙蝠等寓意吉祥、幸福的图案。跨过一个小门向南来到外院。这里有三间东房，还有一间由汽车库改建的东房。从外院往西经过一个漂亮的二门，来到一个精巧的小亭子。亭子内部上方绘有古朴、典雅的山水、花卉等图画，其中一幅颐和园的全景图给我印象最深。穿亭即来到了前院。外院和前院由一道砖砌小墙隔开。整个院子方砖铺地，十分宽敞、整齐，种植有榆叶梅等花卉。
前院的西房为上房，五间西房成凹字形格局。地面比院子的砖地高出一尺多，并铺有花砖，中间的房间有门通往后院。据说这里是旧宅主人接待来宾的客厅。我家住在南北两侧的六间半房子里。这里据说是旧宅主人的儿子招待朋友的地方。从前院的西北角有一条小夹道(这里种植了几棵柏树)通向后院。后院的布局与前院相仿，院子的四角种植了海棠树。这里的西房据说是旧宅主人的起居室。西房的两侧各有一处厢房，再往西连接两间卧室。这两间卧室南北相隔十余米，与西房的后山墙围成了一个小花园，种有葡萄、梧桐等植物，外人很少来此地。北侧为旧宅主人的卧室，南侧是他儿子的卧室，南侧厢房里有浴盆、抽水马桶等卫生设备。
这座院落解放后被收归国有。当时住在这个院里的有光华木材厂的两位厂级领导及工程师、保卫科长、厂医等人，还有几位老八路，后来又搬入一位老红军。两位工商业者也住在这里，其中一位倪先生中等身材，微胖，住在前院西房的中间两间。
倪先生自称“孩子头”，非常喜爱小孩子。逢年过节，他便戴上孙悟空的面具，舞起金箍棒，引得全院的小孩都来围观、喝彩，使院子里充满了热闹气氛。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家买了一台前苏联的“绿宝石牌”的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那时这可是一件稀罕物品。每晚开电视时，很多小孩都来看。用现代的眼光看，当时的电视节目简单而粗糙，但大家仍看得津津有味，一次“笑”的晚会能让我们回味好几天，不少国内外大事我们都是从电视里看到的。有年夏天，小孩子们看完电视各自回家，可房里热得老两口无法入睡。后来倪大爷想了个办法，把电视机屏幕对准窗户，小朋友们在屋外隔着玻璃窗观看。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再后来电视机也很少开了，成了摆设。
我外婆也是院里的出名人物。她身材不高，但身板硬朗。她那时六十岁左右，是街道居委会的积极分子，院里的大事小情她都要过问。“外婆”这个南方人的称谓成了街坊邻里、大人小孩对她的“官称”。每逢年节，居委会都要挨门逐户地检查卫生，由于外婆的“工作”，把我们院里的犄角旮旯都归置得整齐利落。各家各户也是窗明几净。39号大院成了居委会召开居民大会的理想场所。每年春节，居委会便发些在工人俱乐部举行的文艺演出入场券给积极分子，外婆接到这些慰问品感觉光荣之至。在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的那些年月里，大家都在自己的房前，起掉几块方砖，种上了豆角、丝瓜等蔬菜。而我们家是湖南人，外婆特意栽上了苦瓜。由于侍弄的好，秋季果实累累。藤蔓上挂了许多碧绿的苦瓜。餐桌上添加了自己种的劳动果实，全家人吃得有滋有味。
大院与丞相胡同小学仅一墙之隔。这所小学原称宣武区中心小学，校门在丞相胡同，后门则在米市胡同与39号为邻。因此，许多米市胡同的小孩子也在此上学，我们家的老二、老三、老四都在这里读过书。
学校有一个宽阔的操场和几个由平房组成的院落。老师教书育人，待学生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在事业上有所进取打下了良好基础。我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吴淑静老师、当了我们四年班主任的郭靖华老师及教体育的刘锡龙老师至今仍刻在我的记忆中。1959年秋天，我刚被选为学校少先队大队委，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建队十周年的大会。彭真、胡耀邦等同志参加了大会。他们胸前飘起由少先队员们献上的红领巾，嘹亮的队歌、鲜艳的队旗、欢乐的场面，现在想起仍历历在目。
在前院的亭子里，有一个盛信件、报纸的小筐，它是后院的一位大哥亲手用荆条编的。每当傍晚，邮递员将《北京晚报》放入小筐中，都有许多人抢着看，这也是我们生活的乐趣之一。那时，我刚升入初中，尤其爱看体育、文化版和五色土副刊，像连载的“古城春色”、“播火记”、“粮老虎发家史”我每天必读。几十年来，我成了晚报的忠实读者，到后来试着给晚报投了一些小稿件。当在晚报上看到我写的“小豆腐干”时，高兴极了。晚报对北京的风俗民情、地理人文的介绍使我受益匪浅。
住在院子里的街坊们，来自五湖四海，有湖南人、河北人、河南人、安徽人、浙江人、天津人，大家相处和谐。我们家那时不会做面食，吃饺子成了“大工程”。院子里的大妈、大婶都来帮忙，手把手地教我们和面、剁陷、包饺子直到煮饺子，大家有说有笑就像一家人。
寒冬腊月，院子里的自来水管冻了，街坊都到我家南屋里的水龙头打水，大家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方便。
炎热的夏天，一到下午，只要哨声响起，大家都端着水盆，提着水桶在胡同里泼街。那时经常全市统一熏蚊子。家家户户都在房子里点燃熏蚊药，关紧门窗。人们都到院子里乘凉，铺上凉席，支起竹床，放稳躺椅。男人们聊得海阔天空，从天下大事直到身边的趣闻；妇女们谈论着家长里短；孩子们打扑克、下象棋、捉迷藏。整个院子其乐融融。
直到1974年，我家搬走后。老邻居还像串亲戚一样走动。听说我生了重病时，很多人来看我，安慰我，鼓励我。老红军的夫人王阿姨还把自己给老伴备用的药送给我，令我非常感动。
现在米市胡同老39号已面目全非，听说已列入了改造的规划之中。但是，伴我走过幸福的童年、快乐的少年的四合院和院里那些淳朴、善良、可亲可敬的人们，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