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画轴展开半尺便已辨出真伪，却连钱都认不清楚……
他斗胆推翻了乾隆认定的《富春山居图》，还原了历史的真实面目……
乾隆说是真的，徐邦达说是假的。
真假《富春山居图》
上世纪三十年代，故宫重要文物南迁，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发现曾经被乾隆皇帝御笔亲题为真品的、元代“四大家”之一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居然是个赝品。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著名书画家黄公望脍炙人口的一幅名作，世传乃黄公望画作之冠，此画卷为六接的纸本。清顺治年间，此卷藏于宜兴收藏家吴洪裕(字问卿)手中，后来吴病入膏肓时，准备把它付之于炬用来殉葬，吴的一个侄子不忍心将此名物化为灰烬，于是在烧画的时候趁吴不备，用偷梁换柱的方法把别的画卷扔了进去把这幅给抢了出来，但是首段的一小部分还是被烧损了(只烧了六张中最前面的一张，余下的五张完好)。后来有收藏家将此损卷烧焦部分细心揭下，重新接拼后居然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几乎看不出是经剪裁后拼接而成的，真乃天神相佑，于是人们就把这一部分称做《剩山图》。值此，原《富春山居图》被分割成《剩山图》和《富春图》两部分，身首各异。在此之前，乾隆曾将伪作《富春山居图》收进宫，他以为是真的而大加叹赏，屡屡题赞，题了几十题字，甚为喜欢。
等到那幅真的画也进了宫后，乾隆觉得特别没面子，他就命人在这个真图上题字，硬把真的说成假的，故意混淆是非。当徐邦达在库房里看到这真、假两幅《富春山居图》时，尽管一真一假乾隆早已有了“定论”，但经过他仔细考证，发现乾隆说是假的那张，实际是真的；而乾隆题了很多字的那张却是假的。他大胆推翻了先人的定论，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
徐夫人要找李主席谈房子，却被徐邦达请求拨款买画抢了先。
墨竹图卷《高呼与可》
建国初期，在上海已小有名气的徐邦达应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之邀来到了北京，在中央文物局文物处做业务秘书，专门从事古代书画的收集和鉴定工作。虽说人调北京了，可他心里却觉得有些奇怪:“自己一直生活在一个比较优裕、富有的环境中，共产党是领导穷人闹革命的，他们怎么会看中我了？”后来还是郑振铎的一番话为他解开了疑惑:“我们怎么不了解你？当年汪精卫过生日，你的老师吴湖帆让他的八个弟子每人做一幅画敬献汪精卫，只有你一个人没画，你说汪精卫是汉奸，我不画……！我们都很敬佩你的勇气和气节”。徐邦达说他之所以没画，是因为小时候“岳母刺字”的故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男儿就当精忠报国，人是要有尊严和节气的，怎么能当汉奸呢！“所以我坚决不给他画！”
为筹建故宫博物院绘画馆，徐邦达遍访了各地收藏家。“那个时候刚刚解放，有百分之九十的字画都让国民党给带走了，所以我们就得把散落在民间的那些字画一点点地收上来。到了1953年，差不多收上来约三千七百多件东西，这里面有能捐的，我就动员他们捐了，能献的献了，实在不行的就只好买了。这些字画后来都划归到了故宫博物院”。1954年国庆节，北京故宫博物院绘画馆终于在一片喜庆声中正式开馆了，人们都说绘画馆的建立徐邦达功不可没！
1987年，有位天津人拿来“清四僧”之一石涛的墨竹图卷《高呼与可》给徐邦达寓目。《高呼与可》是石涛既精又少的作品之一，且保存完好，是文物中罕见的珍品。据说当时藏家想拿出来卖，要价是三万美元，那时的三万美元确实有点让人望而生畏，卖家最终只能无果而返。到了1995年，它突然出现在了嘉德秋季拍卖会上，徐邦达非常激动，他一心想让故宫博物院买，但终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终于有一天，当他听说该藏家欲将其转手时，立刻激动地说“我要建议故宫博物院把它买下，”因为在他心目中始终认为“最好的字画就应该在故宫博物院”。
当时，徐邦达的夫人因为房子的问题已经约好第二天要去找政协的李瑞环主席，晚上徐邦达为《高呼与可》之事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想让夫人第二天把《高呼与可》的事跟李主席说一下，夫人说:“要说你自己去说。”徐邦达说:“如果我去的话你就不要提房子的事，我只谈画……”第二天，李主席听了《高呼与可》的事后很痛快地就答应帮忙解决，他对徐邦达说:“你放心吧，我会尽力而为”。
徐邦达闻听此话，真是喜出望外！连李主席本来要留他们夫妻吃饭的事也不顾了，急忙告辞出门。他拉着夫人的手兴奋地说“走，咱们去昆仑饭店吃上海包子去”。李主席做事雷厉风行，在他们饭后还没到家时就接到了文物局的电话，说李主席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同意由国家拨款买下这幅画……为此徐邦达对李主席充满了敬佩:“他热爱祖国文化的挚热情怀让我深深地感动……”时至今日，说起当年购买《高呼与可》的情景徐邦达仍激动不已，房子的事自然也就没提了。
徐邦达有一个小本子，记录了末代皇帝溥仪让其弟溥杰带出宫的字画名录，每找到一件他就画个勾。
千年法宝《出师颂》
2003年，故宫博物院花二千多万元巨资买下了千年法宝《出师颂》，此事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场沸沸扬扬的争论。有人说真，有人说假；有人认为值，有人认为不值，一时间议论纷纷。“当时我和其他几位专家都看过，大家一致认为它是真品，因此故宫博物院就买了。买了以后社会上有人提出异议，说它是假的……”对此徐邦达的态度是“鉴定是科学，要以科学说话”。
关于《出师颂》，这里面其实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小故事。回首往事，徐邦达说:“我已经关注《出师颂》很多年了。我有一个小本子，里面记录了末代皇帝溥仪让其弟溥杰带出宫的字画名录，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送给我的。他的父亲在清宫里曾专侍字画保管，父亲死后就将小本子传给了他，他生病后又把这个本子交给了我。他对我说‘徐公，这个小本子也许会对你有用’。从那时起我就很留意它上面所记录的东西，每找到一件我就用笔画个勾，《出师颂》就在这个名录上。但其真迹多少年来一直未曾露面，直到这次嘉德拍卖行要拍卖《出师颂》，拿它给我看时，我才算是始见庐山真面目。我当时顿觉眼前一亮‘绝对的好东西！’然后我就给故宫博物院写信，给有关部门写信，建议故宫博物院一定要买下它。《出师颂》之所以有那么高的收藏价值，一是因为它是隋人书，为千年法宝；二是因为它上面的鉴藏印记有唐太平公主的收藏印章及米友仁鉴题的‘隋贤书’。此品在清乾隆时收入内府，民国十余年间被溥仪盗出，后流落民间没有音信，直到这次才浮出水面”。
假的就是假的，他说字画的真假，跟权势地位没有任何关系。
只认字画不认人
1991年，作为第一个去台湾访问的大陆文博界学者，徐邦达被台湾媒体称为“徐半尺”，因为“画轴刚展开半尺就已辨出真伪”的功夫着实让他们震惊。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些字画刚一打开，徐邦达便从展开的裱边上看出来它的破绽，这让在场的记者惊叹不已。“有些假画，实际上只需打开一寸就知道了，但是鉴定是一门科学，往往一幅画的鉴定需经反反复复地研究，仔仔细细地查看才能下定论，只看半尺怎么够？”徐邦达很认真地说。
作为古书画鉴定界的权威，许多人用重金来收买他，希望他把假的说成是真的，他都断然回绝。他说“假的就是假的。就是我父亲收藏的字画，是假的我也照样说是假的，决不含糊”。对于是否会因此得罪人，他说“那也没办法”。他把“实事求是”当做自己的座右铭，当做行为的准则，即使是一些级别很高的官员拿来的字画，他也一视同仁，假的就是假的。他说这跟权势地位没有任何关系，我只认字画不认人。夫人说他是个从来不管字画以外事的人，他从不趋炎附势，根本没有人情世故的概念，他只爱字画，别人是爱到入骨三分，他是爱到入骨百分之二百，连做梦都离不开字画。夫人说，有一天晚上徐邦达梦中大喊“挂！挂！”夫人问他挂什么？梦中他用手指着墙回答“从这边开始挂，唐、宋、元、明、清依次挂”。还有一次，晚上正睡着觉，忽然他就伸着手在被子上来回摸，夫人问他“你摸什么呢？”他迷迷糊糊地说“我刚才放在这儿的那卷黄庭坚的手卷怎么没了？”这就是徐邦达，一个完全是为了字画而生的人。夫人说他是字画第一，生命第二的人，是一个能鉴定字画却连钱都认不清楚的人……每逢夫人这样说，徐邦达就笑着反驳道:我知道一百元是红的。
在字画的鉴定中，徐邦达一直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遇到有人拿着假画请他题跋，他会毫不留情地直说“假画不能题”，使人在“失望”之余不得不敬佩他的人品。
除了鉴定家外，徐邦达还是一位造诣很深的书画家，都说笔墨丹青可以修身养性，吟诗赋画有益健康长寿，今年九十五岁高龄的徐邦达却强调除了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律外，最重要的则是心态。他说一个人心态要平和，很多问题都出在过分追逐名利上，贪欲、私欲过度就会导致心理失衡。如果经常心理失衡就会伤身，身体健康最重要的是心理健康，心理平衡了，身心就和谐。一个人非淡泊无以明智，非宁静无以致远。
作者心语
有着道骨仙风气质的徐先生爱穿中式衣装，爱读老式八股文章，爱听京戏(年轻时起他就酷爱京剧，擅唱老生，五十年代还曾在故宫的小舞台上唱过《洪洋洞》，平时在家也经常是自娱自唱)；也爱吃西餐，爱喝咖啡，爱跳交谊舞，但最爱的还是中国传统的琴棋书画，他把书画视为自己一生的挚爱。也许正是这种中西合璧的学养，才使这位书画鉴定大家成为中国的绝无仅有，独一无二。
简历
徐邦达，我国著名古书画鉴定家，字孚尹，号李庵，1911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海宁。早年师从李涛(醉石)、赵时棢(叔孺)、吴湖帆等著名书画家及书画鉴定家学习绘画及古书画鉴定，由于天资聪颖及兴趣所致，在名家的指点下他很快便脱颖而出，不到三十岁就以擅鉴古书画而声名远扬。
建国后，为筹建故宫博物院绘画馆，他遍访各地收藏家，历尽艰辛，筚路蓝缕，为国家征得一大批稀世珍宝。作为书画鉴定家，他遍历大江南北，除西藏、新疆、内蒙古外，全国各省市博物馆都留下了他不倦的身影，他沙里淘金，慧眼如炬，把许多珍贵文物从被处理的厄运中“挖掘”出来，例如，他在青岛博物馆的次等文物堆中，发现了国家级珍品唐代临摹的释怀素之《食鱼帖》；在云南博物馆的待处理文物中，发现了元代“四大家”之一黄公望的《雪夜访戴图》；在保定莲池书院，发现了宋代画家郭熙的《窠石平远图》等。作为全国书画文物鉴定专家组成员，他与其他专家一起，历时八年，为全国各地博物馆进行书画鉴定，可以说全国各大博物馆藏字画的一级品及故宫博物院所藏字画的一、二、三级品及参考品全都经过了他的鉴定。他所寓目的《高呼与可》与《出师颂》等都已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他把自己一生所珍藏的大部分字画都捐献给了浙江海宁的徐邦达艺术馆，他说“只有小家没有，大家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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