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长征组歌》是一部公认的红色经典，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无可替代，即使是今天，无论从DVD、VCD还是电视屏幕上，我们欣赏到的《长征组歌》也都是1975年的电影版！有人慨叹，电影拍得太棒了，难怪后来没人再拍，看来是难以逾越啊！可谁曾想到，这样一部千古绝唱竟险些“夭折”。1976年1月，正当电影拍摄如火如荼的时候，最关心《长征组歌》，最爱唱《长征组歌》的周总理逝世了，与此同时，又有人叫嚣要停拍电影，红色经典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口。
长征组歌一朝解禁火爆演出一个月
从合唱队员到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到战友文工团副团长，再到文职将军，马子跃的一步步成长无不与《长征组歌》息息相连。如今，他已伴随《长征组歌》走过了四十个春秋，连续演唱1000多场，亲身经历了多个重大历史事件，电影《长征组歌》险些“夭折”的一幕，让他终生难忘。
“文革”期间，《长征组歌》被整整禁演了八年。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十分关心《长征组歌》的命运，在他的指示下，《长征组歌》得以复演。在那样一个只准唱样板戏的年代，《长征组歌》的解禁如同一只报春鸟，预示着春回大地，百花斗妍的日子为时不远。脸上退去了愁容，心中升起了期待，演员们接到重演命令，兴奋的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重演地点选在北展，一时间，那里成为北京市文化的中心，人潮涌动，热闹非凡。战友文工团连续演出了一个月，场场爆满，场面之热烈，情景之感人空前绝后。许多看了《长征组歌》的年轻人各个精神振奋，昂首挺胸，上街都不坐公交车了，而是高唱着革命歌曲，手挽手并排向前走。
观众里不仅有工农兵，还有许多老干部、老领导，甚至一些没有被“摘帽”的人也偷偷赶来，放松紧绷的神经，陶醉于荡人心魄的旋律与歌词之中。不过，那时的政治气氛依然压抑，虽说《长征组歌》被解禁，但尚不能大张旗鼓地造势，常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幽灵般地潜入停车场记车号，给人们喜悦的心情带来一丝沉重和阴影。
但群众的欢迎和艺术上的成功不容否定，持续演出到11月份，趁热打铁，上级又指示拍摄《长征组歌》电影，演员们更是喜出望外。原本制定了拍摄新闻片和舞台艺术片两套方案，拍摄新闻片比较简单，也比较省力，但不能充分、完整、深刻地表现主题，经反复权衡，最终还是决定拍摄比较“麻烦”的舞台艺术片。11月16日，电影剧本改编完毕，11月底，战友文工团主力人马再加上从北空文工团借调来的部分演员进驻八一电影制片厂。虽说是第一次接触电影，但凭借大家深厚的艺术功底和无私的奉献精神，电影拍摄得很顺利。导演王萍经验丰富，有章有法，每次开拍前，她都给演员们详细讲解历史背景，帮助大家尽快进入角色。
拍电影到凌晨两点车坏了方知总理逝世
由于条件有限，整个拍摄工作相当艰苦，每天要从下午一直拍到第二天凌晨，而且全天封闭式拍戏，不能打电话、不能听收音机，服装、道具以及饭菜都是送进电影棚。到了深夜两三点钟，住在城里的演员可以摸黑回家，回团的演员乘车返回八大处驻地。没有补贴，没有奖金，甚至连夜宵也没有，可大家没有怨言，有的只是坚定的信念:一定要把电影拍好，一定要对得起红军将士，要对得起观众，也要对得起这次解禁。然而就在大家群情振奋，热火朝天地拍戏时，一场巨大的悲哀突然袭来。
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总理与世长辞。因为是封闭式管理，演员们根本不知道墙外发生的一切。1月9日凌晨，众人忙完一天的工作，仍像往常一样乘车返回八大处，说来也怪，好端端的车子刚走了一半的路就突然坏了。透过漆黑的夜幕，人们发现不远处一点亮光格外醒目，有几个人想找这户人家要点水。等进了屋一看，觉得不对劲，一家人正在默默地掉泪。“这么晚了您哭什么？有什么伤心事吗？”“怎么？这么大的事你们还不知道？周总理去世了！”对方的回答如同晴天霹雳，一下子把几个人惊呆了，眼泪都不由自主地往下淌。“知道周总理生病，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您是最喜欢《长征组歌》的，也最关心战友文工团。我们正在拍《长征组歌》电影，还盼着您病好了来观看……”
几个人两眼含泪，神情恍惚地回到车里，悲痛地告诉了大家这个惊天噩耗！车厢里片刻沉寂之后，就是一片呜咽声，车行一路，哭声一路。回到驻地，马子跃一夜泪流，彻夜不眠，脑海里，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和亲切话语难以挥去:1965年8月24日，在人民剧场，战友文工团进行《长征组歌》的演出，您赶来观看，静静地坐在观众席里。当演出结束您接见我们时，有人把剧场里惟一的一台电扇转向您，您却示意对准演员们。
最初，还有别的艺术团体排演《长征组歌》，当有人向您征求意见，哪一家演得好时，您只是含蓄地说:我对战友文工团还是很熟悉的。这话没错，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战争岁月，您就看过我们的演出。您的“偏爱”一直激励、鼓舞着战友文工团把《长征组歌》越演越好。
不惧“寒流”马子跃夫妇为总理献花
第二天下午，大家都准时来到摄影棚，但都好像没了主心骨似的，失落而又难过，谁也没有心情拍戏。众人借来标准放映间，把场面布置得庄严肃穆，前台正中摆上总理的照片，自发地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导演、指挥、摄影师以及演员各个哭得眼睛通红，拍戏只好暂时停下来，什么时候重新开机，谁心里也没有底。总理去世后，政治天空更加阴云密布，有人放出话来，军人一律不准去天安门。戏拍不下去，又无端被约束，悲痛、郁闷、不解一齐向人们袭来。就在这个时候，马子跃和爱人杨艳芳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大胆地冲破“寒流”，决定去天安门为总理献花。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可是出于对总理的怀念和对正义的向往他们俩顾不了许多。1月10日上午，马子跃和杨艳芳到街上买了几朵绢花(那时还少有鲜花)，把它们藏在衣服里带到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气氛凝重，不见了往日的热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台阶上、周围的松柏中已是白花点点。马子跃和杨艳芳来到纪念碑前举目望见毛主席题写的“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几个鎏金大字，激起了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无限敬仰，“总理啊，我们来看您了。”两人把白花端端正正放在纪念碑的台阶上，满怀深情地鞠了三个躬。马子跃提醒妻子，纪念碑后面的碑文是周总理亲笔书写的，应该看看。夫妇俩又转到后面，一看到那熟悉的字体，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
为了准备挨批长征组歌幸而“脱险”
周总理去世，神州举哀，《长征组歌》停拍几天也属正常，可时间一长就生出变数。当时已经有人吹出风来:电影《长征组歌》是给一些老家伙树碑立传，不能再继续拍了。形势越来越严峻。导演王萍、团长唐江等人心急如焚，他们告诉演员，要尽快拍摄，否则随时有停拍的危险。要把对总理的怀念化作拍好电影的动力。如果真的停拍了，一切都会前功尽弃，也对不起去世的周总理。时任八一厂厂长的刘佳巧妙应付来自上面的压力，敷衍说:就让他们拍吧，快拍完了，留下一部完整的被批资料！现在回想起来，马子跃都感到后怕，如果真的没有拍完，那将是《长征组歌》演出史上一次无法弥补的损失。
多变的政治气候下，大家迅速调整心态，抖擞精神，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拍摄当中。以后的进展非常顺利，到了1976年3月份，仅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一部反映红军长征的壮美“史诗”就出炉了。大家如释重负，劳苦没有白费，完成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给民族，给国家留下了一笔不朽的精神财富。但让人难过的是，当时各界的反应出奇“冷淡”，没有公映仪式，没有鲜花，没有慰问和座谈，全体人员最后只“寒酸”地合了张影，就回了各自单位，拍完的电影胶片被打入库房，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似的。
电影《长征组歌》被彻底解禁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经公演立即红遍全国，响彻神州，影响力空前巨大，马子跃本人就收到很多来信索要歌本。而更多的爱好者是一边听录音，一边记谱子、记歌词，然后学唱，再教别人唱。去年在郑州，一个老歌迷还拿着发了黄的手抄歌本找到马子跃，第一句话就是:马老师您别笑话我，《长征组歌》的歌本当时买不到，这是我一边听一边记的。马子跃感动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急忙回答:您爱听《长征组歌》是对我们的支持，我怎么会笑话您呢？
马子跃认为，《长征组歌》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人们对红军有感情，对长征有感情，没有感情就领受不到《长征组歌》的魂魄，品味不出它的味道。马子跃也觉得自己很幸运，许多独唱演员一辈子都没有代表作，而作为合唱队员能赶上这部红色经典很不容易。四十多年来，自己不仅用心、用情去唱，还注意发扬光大它的精神，收藏保管好它的历史记录，为给后人留下丰富的精神财富，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本报记者傅力
图一解:1975年11月到第二年3月，电影《长征组歌》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惊险拍完，为后世留下一件不朽的佳作。
图二解:这是从电影胶片中截下的镜头，马子跃中排(右一)
图三解:1976年1月，马子跃夫妇不惧"寒流"，以半旗为背景留下珍贵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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