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井大街北段昔日藏龙卧虎

东黄城根南街32号院内的假山

多福巷44号院内的法华寺旧碑 　　

■制图/陈兴兴
 

 
　　王府井大街，元代称丁字街。明朝属南熏坊，称王府街。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在街东修建了十王府，改称十王府街，亦名王府街。明朝灭亡后，清代此地属镶白旗，乾隆时称王府大街，宣统时称王府井大街。

　　民国四年王府井大街分为三段：自五四大街到灯市口西街为北段，称王府大街；从灯市口西街到东安门大街为中段，称八面槽；从东安门大街至东长安街为南段，称王府井。

　　昔日的王府大街北段明代设有东厂之署，清代居有王室贵胄，到了民国住进了大总统。现在街内还存有众多的历史遗迹，显示出此街往日的辉煌。

　　■翠花胡同里有过张勋的宅院

　　翠花胡同在王府井大街的西侧，是东西走向的胡同。明朝时，翠花胡同属保大坊，清代属镶白旗。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南花枝胡同、双辇胡同南部并入，“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人民路十一条。

　　我去翠花胡同探访时，发现胡同内的四合院几乎都是“大宅门”，一看就可以推想出原来住在翠花胡同的人家一定是非富即贵的。原来胡同内的9号院就曾是张勋的一处住宅。

　　1917年，“辫帅”张勋率领他的“辫子军”进军北京，拥戴已经退位的溥仪复辟，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7月12日，共和军发动了讨张行动。张勋进京率领的几千人，很快就被共和军击败了。估计当时张勋信奉的是“哪里都不如家安全”的原则，他竟带着一些残兵败将，跑到自己的宅院内负隅顽抗。共和军在张勋宅院附近的北京大学楼上等处，架起了大炮，对准张宅一阵猛轰。张勋仓皇逃到东交民巷躲起来。张勋的宅院在这次事件中被毁严重，他的家又被人趁乱抢劫一空。张勋复辟不成，翠花胡同的宅院被毁，磁器库南巷的宅院变成了火场。他的名字也如昙花一现般消失在历史中了。

　　■东厂胡同里荣禄的尊贵府院

　　翠花胡同南侧是一条东西走向东厂胡同，也在王府井大街西侧，在明朝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东厂就设在这里。

　　东厂设立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个衙门之外的特设机构。因为明成祖朱棣不相信外臣，认为他们不能及时把真实情况直接向他报告，就任命他亲信的太监作为东厂的提督，专管侦缉所谓谋反、妖言、偷盗、私铸等事。东厂与锦衣卫相表里，迫害忠良，干尽坏事。当时东厂权势很大，而掌管东厂的太监又全都是皇帝的心腹，像刘瑾、魏忠贤等都掌管过东厂。这些阉臣心狠手辣，为治人罪，滥施酷刑，许多大臣对东厂无不谈厂色变。

　　到了清代，东厂归属镶白旗驻地，称东厂胡同。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文渊阁大学士、两广总督瑞麟的宅院，就在东厂胡同东口路北。瑞麟住在此地时，大治屋宇，营造园林。经过瑞麟的这一番营建整治，他家庭院中亭榭精巧，假山峻峭，草木尤佳。靠东围墙还依地势开凿了一弯月牙河，后花园中假山上还有两块立石，分别镌刻“崖半亭高”和“岭崎磊落”的字样。

　　继瑞麟之后，荣禄搬进了这所宅院。众所周知，荣禄的故宅在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3号、5号和寿比胡同6号。其实，东厂胡同里的这所宅院也曾是荣禄的住宅。据说荣禄住进来后，对宅院又是一番改造，而且还装上了电灯。当时除皇宫外，他的宅院要算是全北京城第一个装上电灯的了。

　　在荣禄之后，袁世凯为拉拢黎元洪，以十万银元买下荣禄宅东半部送给他。1912年后，此宅又成为民国副总统黎元洪之宅第。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以副总统继任总统。担任总统后的黎元洪仍居此宅。张勋复辟时，黎元洪被逐出京城。1922年，他再度出任总统时，仍回东厂的宅院居住。当了总统的黎元洪对自己的宅院进行了大肆的修整。当时圈定了总统府界，建造了西式围墙，并在王府井大街上开门。在其围墙的东北角，还立有一块刻着“黎大德堂界址”的石碑。

　　好景不长，1923年黎元洪又被直系军阀赶下台，只好回到天津，此宅遂闲置了。1926年黎元洪登报，出售东厂的宅院，被日本“东方文化会”购得。“东方文化会”购得此宅后，在院中建造了一座日本式的三层图书馆。后来，此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使用。

　　我去东厂胡同时看到，现在此宅原有建筑已所剩不多，只有一些零星的散落在院内各处。不过从院子的占地和院里宽敞宏大的格局看，依然可以感受到此宅原先的气魄。

　　■藏着御马用草的大草厂胡同

　　大草厂胡同也在王府井大街的西侧，呈东西走向。东起富强胡同，西止东黄城根南街。大草厂胡同，元时为崇真万寿宫的所在地。崇真万寿宫俗名天师庵、亦曰天师宫，建于元至正年间。真人张留孙、吴全节曾相继居于此地。明正统年间将张天师旧处改为收储御马用草的草场，草场称天师庵草场。因此地也曾是胜国都督府所在地，故草场又称旧都府草场。相传草场内有一水井，井水清冽甘甜，可与十王府的井水媲美。

　　明天启六年（1626年），草场发生了一件大事。不知何故，草场竟着起了大火，火势之大无法控制。魏忠贤急忙督率内外官员军士救火，三日方把火扑灭。可怜一个大草场就这样被烧得所剩无几了。

　　■东黄城根南街32号，一处颇具来历的四合院

　　此宅院原是清光绪年间内务大臣、曾任粤海关监督俊启建造的私宅，您想海关监督是多肥的缺啊，俊启在任上自然是攒了不少钱，回京后就在皇城边上置地建宅。因为俊启有钱啊，他的宅子就建得极是宏阔精致。

　　俊启的“露富”引起了李莲英的兴趣，李莲英对他不断勒索。俊启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李莲英怀恨在心，在慈禧太后面前借机以逾制为由，告了俊启一状。俊启知道后忧郁成病，后内务府又传出要查抄俊启的家，俊启气急攻心，不久就死了。

　　俊启的宅院被查抄后，赐予慈禧太后之弟照祥居住。民国时期，照祥家道败落,其后人将宅售予京汉铁路参赞、华北银行经理柯贞贤。柯贞贤购得此宅后将其修缮一新。他在自己的《澹园记》节略中说，予挈家北居，买宅城东，有园一亩，亭榭花石，颇足赏览。因增新之，朝晖夕霞，徜徉于斯。虽不宽广，亦聊可自怡。因名之曰澹园云。按澹园在小草厂。

　　柯贞贤认为自己的宅院不宽广，但实际上他的宅院是北京城少有的大型四合院建筑群组。我去院内探访时发现，虽然宅院已不完整，院内添建亦很多，但大部分主要建筑还在，在二院里还留有部分假山，我沿阶登上假山，整个宅院尽收眼底，其院内建筑规模之大，一点不逊于王府。难怪李莲英说它逾制呢。

　　■富强胡同里有惠王府

　　富强胡同是王府井大街西侧一条呈南北走向的胡同。富强胡同明朝属保大坊，称中街，清乾隆时称关东店胡同，因此地有东北会馆，并有几家车马店，多为关东客人居住。故而得名。宣统时称关东店。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花园胡同并入，改称富强胡同。

　　胡同内3号院原为清末惠王府所在地。现在我们看到的惠王府府门开在富强胡同，实际上原府的大门是开在灯市口西街的。惠王府原为贝子弘升的府邸。弘升为康熙皇帝第五子恒亲王允祺的长子。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弘升被封为世子，雍正五年(1727年)因事被削爵，于是他只好从府邸搬出。嘉庆年间，此宅改为嘉庆帝第五子惠亲王绵愉的府邸。绵愉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晋封为亲王，咸丰三年（1853年）授奉命大将军，与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督办防剿，抵抗太平军北伐。又倡导铸铁钱辅助大钱。
　惠王府原来有东、中、西三路建筑，不过现已留存不多。了解王府的旧貌也只能通过一些资料的记载了。

　　王府东路部分原为不甚规整的服务用房，中路为主要建筑，西路的原有建筑也不太规整。中路原有两重大门，正门五间，东西各带倒座房；二门三间。现存正殿一座，前后廊硬山顶建筑，顶带正脊，覆绿色琉璃瓦，两侧带转角房。原有东西配殿各五间，现西配殿尚存，东配殿被毁。正殿之北为穿堂门，左右耳房已被改建。门内为后寝区，有寝殿一座为硬山顶建筑，带有正脊，用绿色琉璃瓦；左右有顺山房，顺山房与殿身之间各有一个小夹门；东西配殿为硬山顶，覆灰色筒瓦，带前廊，南面另接耳房。寝殿之北有后照房，现已不存在了。西路有正房五间，前后廊硬山顶建筑，东西厢房各三间，均用灰色筒瓦。

　　惠王府原是由弘升的府第改建而来，因为受原府规制限制，所以王府等级不高，规模狭小，形制格局比较简单。虽然后来绵愉被封为亲王，王府升为亲王府，也只是正殿改用绿色琉璃瓦而已。惠王府整体规制还是逊于其他的亲王府。

　　■灯市口西街原是奶子府

　　灯市口西街，原是明清两朝的奶子府。据传，街内路北有一府第，是明熹宗朱由校赐封其乳母客氏夫人的。熹宗朱由校是明朝最特殊的皇帝，他大字不识，酷爱做木匠活，据说能工巧匠都不及他的手艺好。朱由校从小生母早亡，因此他最信赖的人就是乳母客氏。客氏与朱由校朝夕相伴，感情笃深。在朱由校做皇帝期间，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作为一个乳母所受到的隆遇，是前所未有的。每逢客氏生日，朱由校一定会亲自去祝贺。客氏每出行，其排场

　　都不亚于皇帝。出宫入宫，必定是清尘除道，香烟缭绕。不过客氏平时居于宫中，此处如是她的府第，估计也是客氏的临时住所。但此街的确是明代宫廷乳母居住的礼仪房所在。

　　据史料记载：“每年四仲月选乳妇，生男十口，生女十口，月给食料，在奶子府居住。及报生皇子，则用生女奶口，生皇女，则用生男奶口。”《宛署杂记》也有记载：“奶子府隶锦衣卫，其制每季精选各里良家妇，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四十名养之内，曰坐季奶口。别选八十名籍于官，曰点卯奶口。季终则更之。”后来因奶母奇缺，因此，这些奶母一旦被选中，就终身留在宫中。明代旧制，宫中所用奶母，均在灯市口西街居住，因而该街遂称为奶子府。到了清代，宫廷对于乳母的需要更多，这不仅是因为清朝皇帝的子嗣较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清朝宫廷内盛行用人乳增寿养颜。据说慈禧太后每天都要吃一碗人乳，以保持她姣好的容颜和圣体健康。

　　奶子府，到清宣统时就其谐音改称乃兹府，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如意胡同并入，改称灯市口西街。

　　■大豆腐巷曾是京城最大的肉市

　　大豆腐巷，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街巷，原来这里曾是京城最大的肉市。我去巷中探访时，遇到了街里的老街坊，他们告诉我原来整条街里，胡同两边都是卖猪肉的摊子，这些摊主都是山东人，买卖实在，猪肉新鲜，逐渐生意就越做越红火。当年与大豆腐巷一街之隔的隆福寺街一带，是宰猪的地方，那里宰了猪直接就拉到大豆腐巷出售。现在的五四大街，当年叫猪市大街，因为街里全是贩卖生猪的，五四大街是后来才改的名字。

　　老街坊们还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在大豆腐巷南口有一家生产蓝花皂的铺子叫方猪林。蓝花皂就是一种长条的肥皂，因为肥皂是白地儿上有蓝色的斑点而得名的。那时家家户户基本都用这种蓝花皂，现在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老街坊说，用方猪林家生产的蓝花皂洗衣服，那叫一个干净。他家生产的蓝花皂，主要是用猪油做的，用现在的话讲那叫环保。现在提起蓝花皂，老街坊们还是无限地怀念。
　■有过法华寺的报房胡同

　　在王府井大街东侧有一条长长的胡同，叫报房胡同。您可别以为这个报房胡同和报纸有什么关系，它和东城区的小报房胡同可不一样，胡同不是因报纸而得名，胡同的得名却是源于豹子。在明朝时，因宫廷养豹子的豹房建在此处，此巷遂称豹房巷。后来胡同名称雅化成了报房胡同。明朝皇帝挺有意思，他们爱养养动物，宫廷不但有养豹的豹房，还有虎房、象房、狗房、鹰房等等。不过报房胡同出名不是因为这里有难得一见的豹子，而是因为巷里的古刹法华寺。

　　法华寺建于明正统年间。太监刘通舍宅而建法华寺。明朝的太监们有个“爱好”，喜欢建寺庙，有很多太监不论职位的高低，都愿意捐资建造寺庙，好为自己积下功德。法华寺在建成后很是风光过。成化七年(1471年)，明宪宗朱见深赐法华寺碑。天启时，太监姚某重加修葺，皇帝又赐藏经玺书。可是明朝灭亡后，法华寺失去了往日的显赫，但由于主持寺庙的和尚善于结交官府、笼络文人墨客，清代自乾隆以后，香火极盛。特别是重建法华寺的德悟和尚在世时，他不仅广善好施，而且十分注意与京师官员往来。德悟圆寂时，“哭灵祭奠者挤绅商贾，素车白马，填塞衢巷”。

　　到了晚清时期，法华寺已不是普通地与官员来往这么简单了，它逐渐参与到政治中，近代史上许多重要事件都和它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咸丰年间，太平军起义，林凤祥、李开芳率太平军精锐北伐，兵锋直抵直隶，迫近北京。咸丰皇帝命奕?成立京师巡防处。京城巡防处是京畿地区一个临时性的军事指挥、联络机构。主要是刺探太平军、捻军的情报，调遣清军镇压农民起义，维护京师社会治安等事宜。当时京师巡防处就曾设在法华寺。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咸丰皇帝仓皇出逃，留下恭亲王奕?和大臣瑞常、文祥等人在京与英法代表谈判。法华寺又成为恭亲王等人与英法代表谈判之所。

　　1898年，法华寺内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戊戌政变前，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如果没有谭嗣同这次夜访，也许整个中国近代史就要改写。许多人认为谭嗣同夜访的法华寺是崇文区法华寺街的那座法华寺，其实不然。虽然那座法华寺也是京城著名的禅林，但是却不是谭嗣同夜访的法华寺。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谭嗣同夜访的法华寺是报房胡同的法华寺。

　　当时光绪皇帝实行新政，可是实行的新政受到了守旧派的不断阻挠，致使新政无法实行。光绪皇帝下发的关于新政的诏谕全成空文，维新派与保守派形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八月初二日，光绪皇帝又由林旭带出第二封密诏，命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人接到密诏后，表示要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他们决定孤注一掷，实行兵变，准备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还政于光绪皇帝。于是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当时袁世凯寓居的法华寺，秘密会见他，恳求袁世凯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或囚或杀。袁世凯当即表示忠于光绪皇帝。可是三天后事情急转直下，八月初六日晨，慈禧太后突然临朝训政，囚禁光绪皇帝，捕拿维新派人，杀害六君子。

　　事后许多人推测是袁世凯向荣禄告密，才有了后来的戊戌政变。可是谭嗣同已经被害，而袁世凯对当时的情景又是百般粉饰，使人们对此次秘密会晤产生了无限猜测。

　　■法华寺旧碑藏在多福巷

　　我去报房胡同探访时发现时过境迁，当年名冠京城的法华禅林早已改变了模样。如果现在想看法华寺要绕道报房胡同后面的多福巷里。当年法华禅林极是宏大，报房胡同连带多福巷的一大片地方都属禅林所有。但是历经几百年风雨后法华禅林的庙房早已混入民居很难发现了，只留有一块旧碑记载着当年的历史。

　　碑就在多福巷44号院内。44号院子很深，里面挤满了人家。我也是在院里老居民的带领下走到后院，才在一户住家的墙外找到了这块旧碑。老居民介绍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她家搬来时院里就已经盖了许多小房了。院里原来的庙房，几经翻建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法华寺现在几乎就剩下这块碑和碑旁的半块残碑和半个龟蚨了。

　　法华寺碑保存完好，碑上的盘龙栩栩如生，碑身的字迹还依稀可辨。碑文是写于乾隆四十三年的《法华寺德悟和尚行实碑记》。法华寺内原有碑六座，现在多福巷里的碑是其中的一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