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六必居之谜

    １９６５年一天下午，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来到前门外六必居酱园的支店六珍号，通过原六必居酱园经理贺永昌借走了六必居的大量房契与帐本，他从这些材料中考据出六必居不是创建于明嘉靖九年（１５３０年），大约创建于清朝康熙十九年到五十九年间。雍正六年，帐本上记载这家酱园的最早名字叫源升号，到乾隆六年，帐本上第一次出现“六必居”的名字。六必居既然不开设于明朝，当然它的匾也不是严嵩写的。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我和任志、沈鸿娴同志到山西临汾访问了居住在那里的贺永昌先生，从贺永昌那里又进一步弄清了关于“六必”的解释。过去“六必”经常被人解释为酿酒的六件事：“忝稻必齐，曲蘖必实，湛之必洁，陶瓷必良，火候必得，水泉必香。”因为六必居最初是家小酒店。

 　　贺永昌说，六必居本身不产酒，它只是自崇文门外八家酒店中趸来酒经过加工后制成“伏酒”和“蒸酒”再售给顾客。他自学徒时起，只知道六必居售“开门七件事”中的六件，除了茶叶不卖外，柴、米、油、盐、酱、醋六样生活必需品都卖，所以叫“六必居”。

 　　我自山西归来后调查了北京历代制酒的资料，确无六必居酿酒的记载，因此“六必”是酿酒六个要素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历史上山西临汾一带没有制酒的传统，倒有做油盐杂货生意的经验，因此山西商人把一家普通油盐店发展成为制作高档酱菜的酱园，完全是合乎逻辑的。

 　　从邓拓同志借来的那些有关六必居的档案资料来看，二百多年前六必居的老东家很会研究顾客心理，做一些宣传工作。他知道严嵩是个群众注目的人物，民间本来就有很多关于严嵩的谈笑资料。于是围绕着严嵩写匾的故事，使六必居的历史蒙上了浓厚的神话色彩，而且若干年来为了保护这块匾又产生了很多离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