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老舍《正红旗下》
手中这本《骆驼祥子画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就是我要献给老舍先生诞辰108周年的厚礼！它凝聚着我们两家两代人的共同心血。
《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1936年夏天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1936年9月至1937年10月在《宇宙风》上连载，1939年3月由人间书屋出版。这本书是老舍先生众多作品中很深刻的一部。
我的父亲孙之儁先生一生曾三次为祥子作“画传”。他让“祥子”的形象立体生动起来。父亲笔下的祥子第一次完成于1948年10月，连续发表在当时的《平明日报》上(1948年10月7日至1949年1月5日)。后出单行本。第二次完成于1950年12月，上、下集，由上海华东书店出版发行(1951年4月)。第三次开始创作于1962年，完成于“文革”前夕，现已荡然无存。
这本重新再版的《骆驼祥子画传》是以上海华东书店的版本为依据，精心修整，重新编辑而成的。
父亲在“前记”中写道:“远在十年以前就开始试着给祥子作插画。”“这书中的主角究竟画像了没有呢？”“在今年春天和老舍先生晤谈时，他说:‘祥子没毛病，虎妞很合理想，刘四爷也不错’。(附图一)”
经过几十年的跌宕起伏，当我踏破了不知多少双“铁鞋”，终于寻到一套1951年版的《骆驼祥子画传》，我决心将它再版，将这本极具时代感的连环画重新介绍给年轻的读者。要再版，少不了“再版前言”。请谁写？老舍先生的哲嗣舒乙大哥！
很快，舒乙大哥的“再版前言”就发到了我的邮箱里。他的文风向来都是开门见山。“一幅是一幅，真下工夫，讲究构图，讲究人物造型，讲究艺术美，每一幅都是用心创作的画作”，他的评价令我感动并给我极大的鼓舞，同时也给我提出了一个难题。
他说:“‘小人儿书’是一种重要的美术形式，是一块美术阵地，是文学和美术联姻，看看《骆驼祥子画传》的成功就会颇有领悟。”“这便是再版它的启示，千万别小看了。”“当然也要‘与时俱进’……要有新面孔。”
一本创作于70年前的小说，一本创作于50多年前的连环画，怎么才能有“新面孔”呢？
我在反复阅读原著、反复琢磨“画传”以后，逐渐找到了定位。陈子昂有诗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套用其句:“前为了古人，后为了来者。”再版，就要尽可能地把前人的文化内涵搭接给后人。于是我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立足原著，分析画传，诠释老北京风土人情。使新版书在讲述一个“老”故事的同时，衍生出一些有关社会变迁、人事沧桑的“新”故事来。我把新书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原汁原味地出版1951年版，含封面、封底。第二部分，我写了六万多字的随笔《对比·推想·赏析》，作为“解读”。第三部分，介绍收集画传的艰难过程。这样，一本薄薄的“小人儿书”就变成了带有人生阅历、北京民俗、语言探究、城市变迁等，具有延续性、广泛性和知识性的“新”书了。这样做虽然相当辛苦，但在完成的过程中颇有一番前所未有的乐趣和欣慰的成就感。
比如，老舍先生让祥子在从兵营里逃出之后遇到了三匹骆驼，而不是三匹马、三匹驴，这是为什么？因为北京西郊一带有明朝时迁来的山西移民，他们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靠养骆驼从事经营运输发家致富。这是有史可查的。
又比如:老舍先生把故事的开头，祥子被军阀大兵裹了去，设定在“妙峰山开庙进香的时节”；故事的结尾“又到了朝顶进香的时节”。这种安排并不是突兀的，因为妙峰山的庙会曾是老北京百姓们生活的重要标志。在老舍先生生动简练地描述了妙峰山的庙会后，收尾时重重地来了一笔:“乱世的热闹来自迷信，愚人的安慰只有自欺。”
我还“考证”出，祥子被孙侦探抢了之后，“不知不觉，他来到中海。到桥上……”这个桥应该是中海的蜈蚣桥。何以见得？我是根据父亲画的木制的栏杆桥的画面，对照着中海蜈蚣桥的照片印证的，而这座早已拆掉的桥的遗照却是颇有奇缘地在中国书店旧书拍卖会上得到的。
《骆驼祥子》这本书共有16万字，可是描写人物衣着的相关文字仅有一千多。老舍先生惜墨如金，不必要时绝不作多余的渲染。这样对于画者来说创作的空间就很大。但是在老舍先生写实原则的框架里，衣着、场景、用具等必须非常符合时代，所以我父亲在“前记”中写道:“服装景物跟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书上说‘北平’，便确定是民国十七年以后；至于出版年月，便确定是民国二十五年以前，祥子买车到出卖阮明前后四年的工夫，这四年便包括在1928年至1936年这几年里，所以画面上一定不许可画出1936年以后的服装，但是可以画出1920的服装来。例如刘四爷庆寿来的客人可能穿1921的斗篷。”为此，我专门写了一节《和谐的补充》，对于画面中服装鞋帽、用具等做了详细的研究。
不仅服装用具，对故事中的地点，父亲也丝毫不错地给画了出来。
比如:祥子婚后第二天一早就溜达到天桥，心情很郁闷。怎么能让读者知道祥子是在天桥呢？父亲选了当时天桥的标志性建筑——四面钟。
清代，先农坛很大，1919年在坛内靠西北处修建了一座纯欧洲风格、造型典雅的三层塔楼，因为四面有钟，所以被老百姓称为“四面钟”。1926年先农坛外墙拆除，辟出街道，“四面钟”也被排除到内墙以外，周边逐渐盖起了民房，塔楼也就混入了天桥地界(附图二)。这幅画面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形象史料。
在祥子与矮个子拉车出西直门这一幅中，一出西直门马路便往左拐，为什么呢？如果你仔细看看当年西直门的平面图，就会明白，西直门瓮城的城门设在南边城墙上，所以过了西直门城楼就得往南拐，画面上马路拐向左边就真实而准确了(附图三)。
在老舍先生的笔端，总是离不开农历的各种节气、庙会和节日。因此他笔下的人物自然而然地带有浓烈的生活气息。祥子被孙侦探抢钱的这一节，老舍先生就设定在祭灶这一天。
“七点以后，铺户与人家开始祭灶，香光炮影之中夹杂着密密的小雪，热闹中带有点阴森的气象。街上的人都显出有点惊急的样子，步行的、坐车的，都急于回家祭神，可是地上湿滑，又不敢放开步走。”寥寥数语，生动而真切。
祭灶就是祭灶王爷。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据说这位粘贴在灶台上的灶神专门监督人间的善恶，每年腊月二十四便去朝奏玉皇大帝，所以腊月二十三的晚上家家都要送灶神上天。为了不让说自己家的不是，就用江米或麦芽做成的糖来粘住他的嘴。写到这里，不由得想到，近些年来，民族的、传统的习俗和节日迅速地被淡化，过洋节成了一种时尚。伴随着这种倾向，民族节日和习俗的文化内涵也迅速地被淡化，自古以来的美德和伦理观念也严重的失范、滑坡。设想今年，如果我们家家祭灶，恐怕有很多国人就难以让他家的灶神替他“言好事”了。那些行贿、受贿、买官、卖官、赌博、嫖娼，甚至杀人越货的……这些人家的灶王爷向玉帝汇报什么呢？！恐怕塞满糖瓜也堵不严灶王爷直言不讳的嘴！自然回宫也难降吉祥啦！
在祭灶的日子里，我们怀念老舍。如果老舍先生在世，面对这种文化、道德大滑坡的局面，他一定会大声疾呼:“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大地龙蛇·序》)
为了留个纪念，我请舒乙大哥在新书的扉页上签个名。在我收到他寄回的“画传”时，竟然看到这样几行字:“叫做‘画传解读’，其实应该叫做心血；时间长了，由笔尖滴出的是血和汗……谢谢燕华的呕心沥血。舒乙，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五。”当我把这几句话读给我先生李燕时，两行热泪不禁流了下来。
历史是今天与昨天的对话，对话的主题总是“今天”提出的。科学是镶嵌在蔚蓝色苍穹里的星辰，闪耀着永恒的光辉。文学是记录历史与真理的载舟之水，那些青史黄卷，长夜孤灯，学问从来是寂寞的，做学问的人更应有梅花一样的气质品质。人与梅花一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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