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仅藏的两件成吉思汗实物都是经史树青掌眼征得，现为镇馆之宝。
史树青在孔望山一游，颠覆了孔子带众弟子登山望海的传说。这些山上的汉代佛教造像群为佛教传入中国提供了又一个重要的考据。
史树青，我国著名学者、史学家、文物鉴定家、金石学家。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自幼受家学影响，性近文史，偏好收藏，弱冠之年即凭个人功力在真赝并举、鱼龙混杂的琉璃厂古玩市场上赢得了“鉴藏少年独名家”的美誉。青年时代，他求学辅仁，受业名师，习文研史，获硕士学位；后经业师余嘉锡先生推荐至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工作，自此便与文物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他参与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筹建，是历博的元老级人物，近六十年的风雨历程，他和历博一同走过。他为寻宝，历尽艰辛，殚精竭虑，多次为国家征得稀世珍品；他为鉴宝，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使古老的文明得以重光。耄耋之年，他又心系后继，言传身教，授业解惑，不遗余力。
史树青信手展开一幅画，登时，他被眼前的画面惊呆了——成吉思汗画像，他脱口而出:“好东西！”
成吉思汗画像
与圣旨金牌
1951年，史树青的一位同学知道他在博物馆工作，就慕名前来请他帮忙给看看家里的一些旧藏，说:“你懂画，又懂古书，你看着合适的就给我们卖了吧……”这位同学的公公叫陈宧，曾做过民国政府的参谋次长，当年陈宧视察蒙古时，蒙古贵族相赠了一些蒙古文物……来到陈家，史树青信手展开一幅画，登时，他被眼前的画面惊呆了——成吉思汗画像，他脱口而出:“好东西！此画非同一般。”他立刻对那位同学说你把它卖给历史博物馆吧……经史树青从中牵线搭桥，这幅画像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顺利地进了历博。据说当时只卖了很少的几块钱，原因是有关人员从题签的文字和纸质上判断，觉得“它可能是明人的摹本，或是清代画工依照明人的旧藏本摹绘下来的，并非多么稀罕之物”，历博并没把它太当回事。
光阴荏苒。到了1962年，国务院成立了“古代书画鉴定小组”，对全国各博物馆的馆藏书画进行统一的鉴定。历博当时请了张珩、谢稚柳和韩慎先三位书画鉴定专家对馆藏的全部书画进行鉴定。当看到这幅成吉思汗画像时，他们顿觉眼前一亮:“这是元朝的画啊！难得的稀世之宝！”三位大专家一致认为从画像的质地、墨色、人物形象、题签文字以及用笔等方面可以断定它是一幅元人的作品，由此这幅成吉思汗画像的身价可就今非昔比了！如今，它已是历博的镇馆之宝。史树青说为历博征集到这幅画像算是他最得意的一件事了！
说来也巧，另一件跟成吉思汗有关的文物——成吉思汗圣旨金牌也是主动送上门来的，只不过这次收购不像“画像”那么顺利，其间的过程颇为曲折:一天，一个外地人拿着一块“成吉思汗圣旨金牌”来到历博，说是要把它卖给历博。“牌子”拿到征集处，工作人员看过后认为它是假的，那人就准备打道回府了。正往外走时，恰巧碰上了由外往里进的史树青，史树青见此人拿着个包，职业的敏感使他上前问了个究竟。闻听是“成吉思汗圣旨金牌”，史树青一下子就来了精神，他仔细一看，情不自禁地赞叹道:“不得了！好东西啊！”看看已时近中午，他对来人说:“得了，咱先吃饭去吧。”俩人边吃边聊，席间，他把此人的姓名、地址都记了下来……
这圣旨金牌是干什么用的呢？从前古人传信凭的就是这样的牌子。信使把信和牌子包在一起给收信人看，以证明此是皇谕，对方看过后，再将牌子还给信使。秦桧害岳飞的那十二道金牌就类似于这种东西。这个圣旨金牌就是成吉思汗早年征战蒙古时传信用的。史树青介绍说，我们说文物有三种价值，一是历史价值，二是艺术价值，三是科学价值。所谓文物就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产物，是文化遗产，是一笔物质文化财富，它从不同的领域反映出历史上人们的社会生产实践状况。我们研究文物的意义就在于文物可以直接反映古人的文化、生产和生活，它真实地反映着历史，印证着社会发展的过程。人们的衣食住行里所包含的就是文化。文化遗产越丰富，说明这个国家的历史越悠久。这块圣旨金牌是蒙古时期的文化遗物，它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
但等到下午，尽管史树青力劝博物馆留下这件宝物，征集处工作人员和博物馆馆长却都认为它是假的，史树青只得遗憾作罢。半年过去了，史树青心中仍然惦记着“金牌”，四处打听它的下落。听说此物现在河北省博物馆，史树青立刻找到了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极力说服张局长帮助历博买下此物:“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不要？在您的任期内要是买下这东西，您就是为国家做了件好事，您就是立了一大功……”听他这么一说，张局长立刻就给冀博打了电话，结果冀博却因觉得价格太贵，把该物退还原主了。直到历博新馆长上任，在史树青的不断“忽悠”下，成吉思汗圣旨金牌这件宝物几经周折，终于回到了历博，不过价格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之后的某一年，内蒙古要到上海办《骑马民族文物》展览，与历博商量借此宝物展出，历博硬是没舍得借出去。
至今，中国国家博物馆(由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而成)仅藏的两件成吉思汗实物都是经史树青掌眼征得的，他为此颇感自豪。
游览孔望山时，他对同行的人说:我看这地方叫孔望山恐怕不太合适，依我看这些造像不是孔子与众弟子登山望海，更像表现的是佛祖释迦牟尼涅槃时众弟子举哀的一个场面。
孔望山的一游
颠覆山名来历
上世纪八十年代，史树青等一行人应邀前往江苏参观考察，到达连云港后，地方文物部门邀请他们到当地名胜孔望山参观游览，没想到史树青这一游，竟把孔望山之名的来历给彻底颠覆了。
孔望山位于连云港市区以南3公里处，传说是因当年孔子率七十二弟子在此登山望海而得名，是孔子的遗迹。来到孔望山，热情的主人兴致勃勃地边走边介绍，史树青望着山上众多的石刻越看越发觉有些不对劲了，他对同行的人说:我看这地方叫孔望山恐怕不太合适，依我看这些造像不像是孔子与众弟子登山望海，它更像是佛教的典故。这些造像表现的是佛祖释迦牟尼涅槃时众弟子举哀的一个场面，这些石刻的雕刻技法以及风格不像是春秋时期的作品，它应该是汉代的造像……此话一出，语惊四座。
后经有关部门重新鉴定，认定它们确实是汉代佛教造像群，距今已有2000年的历史，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佛像石刻，它有着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与考古价值，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佛教最初是从西域传入中国，所谓佛法西来，而孔望山摩崖石像说明了在汉代时连云港就已有佛教僧人在此居住，史树青首先提出了佛法东来说的观点，它对中国佛教史、美术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为佛教传入中国提供了又一个重要的考据。
如今孔望山已被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连云港市最负盛名的名胜古迹之一。
我们抱着个像炒菜锅锅盖那么大小的盘子去游行。街上看热闹的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纳闷:挺严肃的事儿怎么还抱着个盘子？
盛凉粉的盘子
原来是个宝贝
史树青曾多次将家藏珍品捐献给国家，如前文提到的“海瑞行书”轴及“邱逢甲七绝诗”轴等，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捐东西是一种境界。”早年捐献宣德青花大盘的故事，让史树青至今津津乐道:
“那年‘五一’劳动节，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游行，我们一大早就从学校出发赶往西直门集合。到了西外大街，街上好多卖早点的小摊，我一眼就瞧见一个老太太在那儿卖凉粉，实际上是一眼瞧见她那盛凉粉的青花大盘子了。那盘子颜色好，花样好，以前在王世襄家(著名收藏家、文物鉴定家)他爸爸给我看过这样的盘子。我就跟王世襄说:‘这不跟你们家的那个一样吗？’他说:‘是啊，这是宣德的盘子。’我们俩快步走了过去，跟老太太说‘这盘子您让给我们得了……’央告了半天，老太太才同意以五万块钱的价格把盘子让给我们，那时候的五万块钱合现在大概也就是五块钱。然后我们就抱着这个像炒菜锅锅盖那么大小的盘子游行去了。街上看热闹的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纳闷‘挺严肃的事儿怎么还抱着个盘子？’走到西直门内的科学院宿舍时，恰巧看见裴文中先生(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正在家门口看游行呢，我们赶紧跑过去跟裴先生说‘我们先把盘子存您这儿，您看我们这儿游行抱着个盘子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游行回来后，我们就把这件宣德青花大盘捐献给了国家。它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文物鉴定是一门综合的学科，它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文化素养，知识不够，就容易吃假货，反之，你就可能“捡漏”，别人没认出来的东西就被你捡个大便宜……
逛琉璃厂
读万卷书
史树青祖籍河北省乐亭县，他的祖上虽不是当地的什么大户，但家道也还算是殷实，用史树青自己的话说“我们家是小地主”。到他父亲时，家里开始在北京做些小生意，也算得上是个小业主了。他的父亲读过一些书，喜好文史，嗜爱书法，偏好收藏乡邦文献以及乡贤遗墨，别人介绍来的本乡本土作家的作品，他觉得好的就买下来，这些旧藏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我们讲爱国主义，首先你得先热爱自己的家乡，老是说我们那儿是穷乡僻壤，荒山恶水，这是对祖先的不敬。这不是爱国主义。热爱自己的乡邦文化，敬乡尊贤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史树青满怀深情地说。
受父亲的影响，史树青耳濡目染的也对文物产生了兴趣。那时他在琉璃厂附近的北平师范大学附中读书，逢年过节他就跟着父亲去琉璃厂，是那儿的常客。琉璃厂是北京一条古老的文化街，是收藏家们的聚散地。清朝乾隆年间因修《四库全书》，全国的文化人都聚集到了北京，琉璃厂便开始热闹起来，街上的店铺栉比鳞次，旧书、字画、古玩琳琅满目，鱼龙混杂，凭你自己去淘。上高中后，史树青开始在琉璃厂淘“宝”。“那时候我比较擅长看郑板桥字画，拿来一幅画，能看真假个八九不离十。每次向老师和同学们展示淘得之宝时，总能得到大家的赞许，令他们刮目相看……”为此，小小年纪的史树青竟然在卧虎藏龙的琉璃厂赢得了“鉴藏少年独名家”的美誉。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史树青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辅仁大学国文系；读研究生时，他又把历史学作为了自己研修的专业，他很得意自己“文史就算是都学上了”。研究生毕业后，史树青先是在北京汇文中学教书，后经业师余嘉锡先生推荐，来到当时的中央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工作(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前身)，从此便与文物结下了六十余年的不解之缘。
“我真正意义上的收藏是上了大学才开始的，那时有了学术上的追求，追求画外功、笔外功，追求文化知识的东西。读书很重要，启功先生之所以‘高’，笔外功也很厉害，就是因为他读书多。我最钦佩沈从文先生，看见一件文物立即就能讲出它的历史、人物、背景等许多东西，也是因为他博览群书，通古博今！文物鉴定是一门综合的学科，它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文化素养，文学、哲学、历史、艺术都要懂，这对从事文物鉴定大有益处。知识不够，就容易吃假货，行话叫‘打眼’；反之，你就可能‘捡漏’，别人没认出来的东西就被你捡个大便宜……”
读万卷书的史树青正是凭借他渊博的学识和博闻强记的功力使他在真赝并举的文物市场里“捡”到了“海瑞行书”、“邱逢甲七绝诗”等一个又一个的大“漏”；在废纸堆及破箩筐里发现了“文徴明字幅”、“西汉朱庐执刲银印”等珍贵文物以及慧眼如炬般地为国家征得了“成吉思汗画像”等稀世珍品……这一切使他成为今日文物鉴藏界的泰山北斗。
史树青爱读书，也爱藏书，他给自己的书斋取名“几士居”。问他有何寓意？他认真地说:“清代有位著名的藏书家，名叫黄丕烈，他的书斋名曰‘士礼居’。我念书的时候就有个志气，心想将来我也要成为一个像黄丕烈那样的藏书家，几几乎乎也得够上一个‘士礼居’。‘几士居’就打这儿来的。可惜的是直到现在我几几乎乎的也没赶上，黄丕烈的藏书太多了。宋、元版的书我几乎没有，明版的书有一些，抄本书有一点儿，几几乎乎的到现在也不够……”
采访结束时我问先生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先生说惟愿能把自己一生的所学及经验教训更多地传于后学，让这些浓缩着历史文明精华的文物能够再现辉煌……我想正是有无数个像先生这样忘情于历史，忘情于民族的人，才使华夏五千年的文化和古老的文明传承不绝，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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