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那年，也就是1957年，全家从东四十条的一个小院搬到了西城的松树街39号大院。虽说大院是由两座红砖楼组成，但大院里的孩子们就像生活在大四合院里一样，过着快乐的童年时光。
要说我们大院可真是块风水宝地:东边是恭王府和涛贝勒府，南边是庆王府，北边是醇亲王府(也就是如今的宋庆龄故居)；周边不远处有郭沫若故居，梅兰芳故居，徐悲鸿纪念馆。虽说这些地方如今已是万众瞩目的旅游胜地，但在当年对我们小孩子来说并不感兴趣，倒是离大院儿不远的后海、什刹海、北海、景山总是吸引着我们，那地方让我们学会了游泳和滑冰。
大院分南北两座楼，南楼共三层，北楼共四层。我家住北楼二层。站在家里窗前往南望去，能瞅见北海的白塔尖儿。每当五一、十一的夜晚，不出家门就能看到五彩缤纷的节日礼花。当然，这些已被现在的高楼大厦所遮挡。
我们大院是当时的人民银行宿舍，我们自然是银行的职工子弟。上世纪五十年代住楼房已属超前，当时住楼房的人很少，整个胡同里就我们院儿是楼房。周围住平房的人管我们院儿叫“银行大楼”，有的同学去我家玩，出了我家门都往楼上走，他们不知道从哪儿走出楼门！
也许是处在那个年代的缘故，虽然住楼房，但毕竟孩子们都是从平房院搬出来的，家境也都差不多。所以还保持着平房院孩子的生活习性。那时候，不管多大的孩子，只要没事儿，都在院子里糗，直到让大人们叫骂着才跑回家。那个年代不搞计划生育，院里最多的家里有8个孩子。全院100多户，孩子加起来能凑上几个班。我是在临上小学前搬到大院的，那天我们五个孩子随着父母坐上长鼻子大脑门的公共汽车，来到了松树街39号大院。从那年起，我的童年都搁在了那个大院里。
那时候学习不像现在这么紧张，玩的时间很多，下午老早就放了学。做完作业我们都跑到院子里去玩，直到天黑。一家家窗户的灯亮了，院里看不清人的时候，常听到大人们的喊声:“小三儿回家吃饭！”“小民子吃饭啦！”玩野了的孩子们一边答应一边仍在疯玩，气得大人们从楼上跑下来追打着孩子。
我们小时候因为家里穷，都没有玩具。然而，一块砖头或一块瓦片也能让我们玩得忘了时间。比如有个游戏叫“踢盒儿”，其实就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捉迷藏游戏。游戏不限人数，先是大家出手心手背分成两拨，单独出手心或手背的那个人为“逮方”，其他人为“藏方”。院子中间的井盖为“家”，在井盖上放上一块瓦片，游戏开始，逮方闭眼数100下，藏方的人迅速散开，各自藏到院子的角落里，不能被逮方发现；而逮方必须找到并喊出藏方所有人的名字才算胜出，然后重新选出逮方，游戏重新开始。而藏方只要有一个人能趁机跑到“家”把那块瓦片踢出去，同时喊着“沾家啦”，就算藏方胜利，游戏重新开始，逮方还要继续他的角色。
这个游戏听起来没劲，但我们玩得挺上瘾，一玩就是半天。碰上耍赖的，双方会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有时还会动手打起来。不过谁也不记仇，隔不一会儿就又玩起来。
还有一个游戏我们常玩。在院子的甬道上画一个一尺见方的圆圈，圈里面放上半块砖头。参加游戏的人
丁壳，赢者先掷，手拿一块扁平的石头，在距放砖头的圆圈五六米处开始掷，掷出的石头要把圈里的砖头击出去，先击出砖头者为胜，其他人即为输家，输家都要给胜者一张洋画(一种像火柴盒那么大的印制粗糙的画片，印的多是三国水浒中的人物)。这个游戏叫“逮捞儿”，有点像现在新兴的一种体育项目“掷铁球”。
记得“除四害”那年，为了消灭麻雀，院里的孩子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胆大的都爬上了楼顶，那可是两面坡带房脊的楼顶！他们站在房脊上手里举着破脸盆“当，当，当”地使劲儿敲着，让楼下的人看着直冒冷汗；而胆小点的孩子拿着弹弓子到处踅摸麻雀打。那阵子天上几乎就见不到飞鸟。学校还分配下任务，每个同学每天要交上100只死苍蝇。我们从垃圾堆里找来臭鱼头，摆在院子里，手拿蝇拍守株待兔。要打够100只苍蝇谈何容易，“人多蝇少”呀。
大院的东北角有几棵枣树，结的枣又大又甜，形状像个微缩葫芦，大人们叫它“葫芦枣”。每年枣刚刚发红，孩子们就不安分了。到了这个时候，大院传达室的王大爷天天都会背着手在院子里巡视，不时抬头望望结满枣儿的树枝。长着一身赘肉、剃着光头的王大爷是孩子们眼中最厉害的人，他牛眼一瞪，大嗓门一吼，能镇住全院的孩子，所以，虽然嘴馋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眼看着那一嘟噜一嘟噜的枣儿却吃不着，孩子们哪肯善罢甘休。终于等到一个没有月光的晚上，我们几个淘小子约好，偷偷爬上枣树，哥儿几个大开杀戒，先摘它几个塞进嘴里。小哥儿几个正摘得来劲，只见黑暗中一道刺眼的光柱冲我们射来，随着是一声炸雷似的大喊:“小兔崽子，反了你们了，都给我下来！”——是王大爷！不能让他逮着，不然，只要他一告诉家长，孩子们准躲不过一顿打。我们吓得一个个又猴儿般从树上出溜下来，捂着满兜枣儿四散而逃。慌忙中，我还被杨剌子(枣树上一种蜇人的虫子)蜇了一下，疼得我边跑边吸啦。尽管到家挨了妈一顿骂，可看到全家人吃着甜甜的枣儿我心里偷着乐呀。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办那年，北京大街小巷大人小孩都打起乒乓球。我们院的孩子也不例外，大家在水泥甬道上画条线就对打起来。有人把家里的床板搬出来，底下支上长凳就成了球台，因为是几块板拼成的台面凹凸不平，球打在上面常常改变方向，我们把这种球叫地雷球，可以不算分。那时候没有钱买球拍，我们都自己做，用两块三合板粘在一起，做成球拍，涂上清漆，又漂亮又好用。有时候球被踩扁了，就用开水泡鼓了接着打。
弹玻璃球也是我们爱玩的游戏。那会儿院里挖得到处是坑儿，我们这些孩子天天围着这些"球坑儿"撅着屁股弹球，特上瘾，每局的胜者能赢得一颗亮晶晶的花心玻璃球。
要说我们院孩子玩得最棒的还是足球。两座楼之间的院子和旁边的一条胡同成了我们的足球场，我们利用这得天独厚的条件，练就了好脚法。院里两排高大的白杨树成了天然的球门。放学后，我们分成两拨儿，展开对决。两边窗户的玻璃也遭了殃，经常是了了换、换了，每块玻璃都要遭到一顿叫骂，可这并不妨碍我们踢球。有次不知谁的脚头那么准，一脚把球踢进二层楼的一家开着的窗户里，正好掉进人家的油锅里，当然是一顿痛骂在所难免，球也被没收了。后来，我们组织了自己的大院球队，常约附近中学的校队踢，还别说，总是赢。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院里楼房墙上刷上了革命标语，学校也罢停课了，出身好的"红五类"都去忙着搞运动，出身坏的"黑五类"都被轰回了老家，剩下我们这些"中间派"，也就是所谓的"逍遥派"最得劲儿，成天价东游西逛倒图了个自在。除了每天不落地踢球，就是去后海游泳，逮鱼捉虾，虽然很自在很逍遥，但不上课荒废了学业将来怎么办，我的脑子里空白一片，心里总是空落落的。
就这样晃了两年，到了1968年，开始了上山下乡，院里的孩子们一个个背上行李离开了亲人离开了北京，有的去了东北，有的去了内蒙古，有的去了陕西、山西······经常看到大人们提着行李送孩子走出大院，孩子们互相握手道别。
我是1968年7月4日离开北京去东北的，那天院里许多朝夕相伴的小哥儿们去送我，从来不掉眼泪的我那天满脸都是泪水。火车缓缓开动时，伙伴们的手全都伸向我，我紧紧地拉着他们的手不放，他们都边哭边跟着火车跑。
在东北几年的艰苦劳动和生活中，我深深怀念我们的大院，睡梦中常见到大院里的小伙伴们。每逢探亲回家走进大院，看到那亲切的红砖楼，那两排高耸云天的白杨树，那几棵常让我们惦记的枣树，我就会怦然心动，泪水就会在眼眶里打转。
如今，当年大院里的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他们搬出大院落户到京城的东南西北方。现在的大院早已物是人非。比起当年，现在的大院显得冷清了许多，孩子们也很少凑在一起在院子里玩，他们的游戏也更新换代趋向现代化。因父母大人仍在大院住，每周末我都要回到那里去看望二老。触景生情，每每走进大院我都会想起院里的小伙伴们，想起大院里的儿时游戏；那些美好的回忆历历在目，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