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提起我家住过的胡同小院，虽说是比不了曾居住过无数名门望族的史家胡同、铁狮子胡同、新鲜胡同等，但要比其中所蕴含的咱老北京的韵味，甭等我吹，已有那无数的文化人儿，拍电影的、拍电视的，都绝对会手伸大拇哥。不信那您瞧，这一说要拍咱老北京的故事，他们一准儿会首选我们家后门为外景地。你要问我们家住哪儿？告诉列位:我们家就住什刹海，银锭桥南，海朝庵一号。
院儿里的老街坊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一家就住此后院北房，出我们院后门六七米，就是什刹海湖滨，不过用咱老北京话说，那叫河沿，可不叫这文词——湖滨。站在这儿您哪往北瞧，那近处就是大名鼎鼎的百年老号——烤肉季，您再抬头远看，那可就是如今咱京城难得的遗迹钟鼓楼了。这更不说您那往北一拐，这可就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的银锭观山了。
从1954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家人在此住了六七年。我从小学到初中，尽管平日住校上学，但每年的寒暑假中，那老北京四合院的平民生活，确给我留下了最美好温馨的记忆。
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分前后两院，前后院中有个圆圆的月亮门。前院大，却只有东房和西房，再就是通海朝庵胡同的正门。后院小些，有北房和东房，后门直通河沿。我们家住北房三间，西耳房住着胡奶奶一家老两口。胡爷爷在交道口电影院打更，白天在家睡觉。因此这后院总是非常的安静平和。东耳房住着电工李大叔一家三口:李叔、李妈、和李家大姐。东屋住着一家上海人，先生是电车公司的工程师，太太是家庭妇女，照看着一对儿子，大孩子叫德慈，是小学生，小的叫毛毛，在家玩耍。
给我留下很深记忆的是后院的几棵树。西侧长着一棵大枣树，院中一棵海棠，前后院月亮门东侧是一棵硕大的绒花树，因此我们后院除了冬季总是生活在树阴中。春天是海棠花似锦，接着那一树的绒花就开了，那粉红色的绒花每天早上开，晚上闭合，异常美丽。从每年初夏开始，那似乎看不见的枣花，总是以那淡淡的幽香馨人心肺。到了暑假后期，那一树的海棠和红枣便是全院孩子们的美味了。
说起这后院的四户人家，也各都很有其特两。西耳房的胡家，那是绝对的老北京派头，老两口那一口标准的京腔，很重礼数。胡爷爷出门走过我家廊子，必会颔首跟我姥姥打招呼，对院中的孩子们也是十分的亲切，一派长者风度。胡奶奶似乎终日爱坐在自家门前的竹凳上，纳鞋底儿补衣裳。她老人家那一身素色的半旧衣衫总是格外的洁净合体，显然在着身前是精心烫熨过的。
东屋吴先生是上海人，留给我们的印象则是终日忙于工作，很少谋面、闲话。可他家吴太太每日精心烹制的上海小菜，留给我的记忆倒是颇深。那时每到夏日黄昏，各家都习惯在院中晚餐，黄昏时节各家飘出的大都是炸酱面、打卤面、烙韭菜合子的味道。可人家吴太太精心制作的上海本帮菜的香味，那是必独领风骚了。当大家都一手端碗炸酱面，一手来条黄瓜啃着吃时，您瞧人家吴太太，却要把每条黄瓜都去皮、去瓤、切成小段，中间在填上肉馅，在饼铛上一一煎过，再浇上卤汁食用。而那削下来的黄瓜皮还要用各种作料加工成小凉菜。这真是给全院那粗犷式的北方生活，独增了一道风景线。吴太太烹饪时飘出的绝妙香味，让人至今难忘。
说起东耳房电工李大叔一家，则就更有特色了。东北人，热情、好客。他家愣在咱北京的正屋里盘了一台东北的大炕。这炕是占了多半间屋，街坊来了均请脱鞋上炕，院里的、胡同里的大爷、大叔、大妈、大婶们常聚在他家炕上打扑克。李大妈也总是热情的茶水招待，有时也常有瓜子给孩子们分分。谁家大人出门有事，孩子往李大妈家一放，只管放心。
我们家父母一早就去上班了，家里的六个孩子都住学校、托儿所，只有周日和寒暑假才在小院度过，因此这小院留给我的记忆都是寒暑假的日子。每年这时，我们四个上学的孩子，要在家自己做饭过日子。父母临出门时，一般会给我们兄妹留下一块钱，做伙食零用。我们会用这一块钱买菜、买肉，隔几天还能看场学生场电影，去游泳场游次泳那是足够的。
在那夏日的小院，绿叶浓荫下总是那么的宁静，大人是决不许孩子们大呼小叫的。因为晚上打更的胡爷爷在白天要睡觉。我们所能听到的就是那催人欲困的蝉声，和不时从胡同中飘来的悠扬动听的叫卖声。那叫卖声真是很好听的，我想决不会吵了胡爷爷的觉。因为在那年月决不会有如今这楼下收废品的那样，用大喇叭高声吼叫:“收彩电！收冰箱！”那时一会儿有老太太用那悠扬的音调唱出:“有——破烂儿——我买”，一会儿又有那低沉苍老的男低音，在一句一句叫出:“芸豆——芸豆饼”，就是那大老爷们收废品，也会给你一种文明的派头。我见过他们总是身着一身大褂，或背一包袱皮，或挑一副十分干净的竹筐，用仅有一块银圆大小的鼓，在一下一下地敲，决无浮躁之举。
海朝庵的半大小子
提起五十多年前留下的、有关海朝庵小院的记忆，让我难忘的有几个人，一个是前院王奶奶的孙子——鹏霄:他比我们年纪大些，高中生吧，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每到晚上，总是拿把二胡在后河沿拉琴，而且长进很快，没几年已拉得如诉如泣，总会使无数到什刹海边散步的游人驻足欣赏。在到后来鹏霄考入东方歌舞团，成了著名二胡演奏家，大名王全忠。
再有就是胡同里住三号的，和我一般大小的何家老二，名叫何志禄。因为我是长期住校上学，对胡同里的事、社会上的事，知之甚少，在胡同里认识了何家老二后，他常带我到钟楼后、豁口外去逮蛐蛐。他逮蛐蛐的高超手段叫我佩服得不得了。他家的大小蛐蛐罐，什么澄浆的、镂花的，也叫我目瞪口呆，从他那儿我学到了很多的市井知识。有时我还和他一起去鼓楼后的市场看耍把戏、听说古书。如今我六十多岁了，可那很多有关老北京的知识，还真是当年从何家老二那趸来的。这何家老二后来长大成人，吹得一手好民族管乐，是中国舞蹈学院的音乐教员，大名鼎鼎的中国葫芦丝演奏家，如今的大号叫何维青。
要说起这海朝庵五十多年前的一帮半大小子，有一个人物不能不提，那就是总出现在银锭桥南头的赵大爷。不过那时胡同里的孩子们，背地儿可没一个管他叫赵大爷的，一律称他为大麻子。他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只要在河沿儿、胡同里转上一遭，孩子们都会跑个净光。
那年头在什刹海钓个鱼捞个虾，绝对是孩子们的一乐，极少有成年人参与。钓鱼的方法也很简单，弄根缝衣针烧红一弯，做成钩，穿上线加上食饵就行，绝没有用鱼竿的。每当这帮半大小子钓鱼时，只要有一个孩子喊声:“大麻子来啰！”那孩子们定会四处逃窜。因此在大麻子的严厉监管保护下，那银锭桥下的鱼，多的真是一群一群的，还不时的翻滚跳跃，成了一景儿。
这赵大爷职业蹬三轮，还是胡同居委会的一个什么官儿，这银锭桥一带的孩子们没一个不怕大麻子的。其实他老人家只是长得一脸凶相，我还真坐过他老人家的车，体会过他那另类的温柔。那是一年冬天，下着大雪，没赶上单位班车回学校，只好坐他老人家的三轮。学校远在南城的先农坛，大雪纷纷扬扬，北风呼呼。我坐在三轮车上还真冷，刚过北海夹道，赵大爷就停车脱下他那老羊皮袄盖在我身上。在大雪和北风的呼啸下，我躲在暖烘烘的大皮袄下，看着背上冒着热气，吃力蹬车的赵大爷，真是感动了。下车时我用蚊子般大的小声说了一句:“谢了您那，赵大爷。”可赵大爷扬起他那大巴掌做要打我的样子，说:“咋不叫大麻子啦？”我躲过巴掌一溜烟跑进学校，只听见背后风雪中传来了一串响亮的、大麻子那独特的笑声。
桥头的店家小买卖
银锭桥烟袋斜街一带的一些小买卖，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记忆。
桥北胡同口东侧，有一家豆腐房。还养着一头拉磨的小灰驴，我常爱在那看小驴儿拉磨和做豆腐的工艺过程。所以到了上中学时，在学校食堂公益劳动做豆腐，那我可就是轻车熟路了。
每当豆腐房的豆腐成形出屉，这满胡同的大娘大婶们都会手端小盆来买，煞是热闹。豆腐房北面路西是一羊肉床子，开店的是一回民大叔，长得胖胖的，皮肤白里透红，很是和气。那时羊肉才三毛六一斤，甭说您买两毛钱的，就是买一毛钱的羊肉都卖您。如果买羊肉馅，还会撕块来自什刹海的荷叶叫您托着回家，并客气地说声:“您那！慢走。”
羊肉床子的隔壁就是一家回民早点铺。来副马蹄儿火烧夹焦圈三分钱、白浆一分、糖浆二分，五分钱这早点就算齐活啦。桥头的东北角，有家卖烀白薯的，从秋后开卖，能卖到来年五月节。他卖的白薯个头不大，可在大铁锅里码的齐齐整整，锅底的汤水早已熬成黏黏的糖稀状，您买上他三五块白薯，他必给您加上一勺糖稀，而孩子们若来买总会嘴馋的，不断要求再加点，再加点。
那烟袋斜街鑫园澡堂对面的一家小饭馆的牛杂碎，也是美味无穷。香气喷喷的一大碗热杂碎，浇上红红的辣油，再配上鲜绿的香菜末，你就吃吧一定会吃得一身大汗。记得我在丰沙线上当铁道兵的舅舅，每回进城来家，必会请我来此共享这道美味。由于我舅舅原生活在南方，习惯称呼老板，一进店便会高呼:“老板，来两碗牛杂碎。”那店主定会说:“现在是新社会，都是同志，没有老板”，每回都会引得我舅舅哈哈大笑。
家对面的烤肉季到是大名鼎鼎，食客如云，但那毕竟是大饭庄子，一年到头也去不了两回，留下的记忆不多。而什刹海一带的小馆儿、小吃给我的印象倒是颇深。就说那打冰盏儿、卖冷饮小吃的吧:那冰盏儿一打，小曲一唱，甭说吃，先听听就够您一美。这冰盏儿是一对小铜碗，在那买卖人的手中一晃一敲，飞出银铃般的声响，绝对赛过那说山东快书的手中那对鸳鸯板。叫卖声就更动听了，尤其在咱这什刹海一带伴着那湖水、荷花，您就听吧——“果子干、豌豆黄、杏仁豆腐梨膏糖、糊涂糕嘞冰海棠、山楂露儿酸梅汤。”真是一套又一套的，跟唱鼓词儿似的，百听不厌，回味无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