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滕文公（上）》说：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大意说，一平方里的土地是一井。井是正方形的，一井有九百亩，划为九份，每一份是一百亩。中间的一份是公田，其余八份是私田。每一户农民拥有一百亩土地，八户农民便拥有八百亩土地。按照当时的制度，八户农民首先要耕种公田，之后，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诗经》中“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便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制度在诗歌中的曲折表现。公田的主人是谁？奴隶主？还是农奴主？史学界有不同的诠释。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在九百亩的土地上划出九等份，那么，表现在汉字上，必然是“井”的形状。这样的土地制度被表述为井田制，也就可以理解。
为了耕种与管理，在井田制的土地上，农民要规划道路，挖出沟渠，定出边界。在边界上开沟启土，堆积土垣，称“沟封”，如果在沟封上种植树木，这样的树木，便叫做“封树”。
与井田制相对应的是用于居住的“里”。里，也是正方形的，也是九百亩，也规划为九等份，八份是居民住地，一分是公共用地，是祭祖、酬神和举行公共活动的场所。里，发展到一定阶段便是城市。根据成书于西周末年《考工记》的记载，周天子居住的王城，也就是首都，理想的形式应该是正方形的，城里面设置九里，如同井字，中间的里，是皇城，皇城居于王城的中心位置；其余的里，作为百姓的居住的之地，围绕在皇城的四周。为了方便里中百姓的出入，在里的四周开辟里门；同样，为了方便城中百姓的出入，也要开辟城门，每面三座，城门的设置是，南北相对，东西相对，全城共有十二座城门。
城门之下是道路。其中，南北之间有三条道路，称经；东西之间亦有三条道路，称纬。但是，城门之间的距离太大了，只在城门之下设道路，不便出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城门之间，城门与城垣之间、城垣内侧,构筑六条与干道相平行的次要道路。这样,无论是南北，还是东西,各有九条干道，时称九经九纬。
干道与次干道，在西周的时候称涂，后世称街。
皇宫以外，是普通百姓所居住的里。里的四周筑有高墙，四面设门，门临大道。在里的中心地带设置社坛，即里社。社的四周营建住宅，住宅按编户组织，以闾为单位。《周礼》说“五家为比”，又说“五比为闾”，二十五家为一闾。四闾为一族。也就是说，一族有一百户人家。每一族的住宅连为一排。住宅南北相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郑州商城发掘出里的遗址，半地下的房屋有组织地南北相向而建，彼此之间保持一定距离。这应该是里中的道路遗存。
里中的道路，在古籍中表述为巷。
《诗经》中收有一首题曰“叔于田”的诗歌，颂扬一位叫“叔”的青年猎人的豪迈与英武，诗共四节，第一节是这样的：
叔于田，
巷无居人。
岂无居人？
不如叔也。
洵美且仁。
转换成现代汉语是：“叔去郊外射飞禽，大街小巷都无人。难道真的无人住？谁都不如那阿叔，那么漂亮又慈仁。”
为什么无人？因为，巷里的邻居都到郊野看漂亮的“叔”打猎去了。
巷之外，还有支巷，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曲。这种在里中辟巷，住宅构于巷侧的格局，被后世保留下来，成为很有情趣的生活空间，而且转化为诗人吟咏的素材。唐朝建中年间，少年白居易来到长安谒见名士顾况，顾况见白居易如此年轻，便对他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及至见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时，立即改口：“有此句，长安居亦容易，老夫前言戏之尔。”话虽如此，年轻的白居易委实没有能力购买自己的住宅，只能借寓永崇里的华阳观，他在一首诗中描述那里的环境是：“季夏中气候，烦暑自此收。萧飒风雨天，蝉声暮啾啾。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残夏的风雨把槐花催落，车马无踪，没有车轮碾压诗人的梦境，盈巷的槐花美丽极了。二十年以后，白居易在长乐里购得东亭。后来，又迁居到昭国里，由于官俸微薄，只能购买支巷（曲）边上的住宅，周围的环境也是“槐花满田地”，车马稀疏。对此，白居易宽慰自己是“务嫌坊曲远，近则多牵役”，偏僻自有偏僻的好处罢。巷这种充满幽静的生活情态的道路形式，元以后，在北京，以胡同的姿态出现。
至元四年（1267），元世祖忽必烈开始营建大都，九年以后竣工。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宏伟、最美丽的城市，辟有十一座城门。其中：
东垣辟三门。中为崇仁门，即明清东直门位置，在今东直门立交桥处。南为齐化门，即明清朝阳门位置，在今朝阳门立交桥处。北为光熙门，位于现在的和平里北街东端，望和铁路桥址的位置。
西垣辟三门。中为和义门，位于今西直门内大街西端。１９６９年修建地铁，拆除明西直门箭楼，发现了被围裹在里面的和义门瓮城遗存。南为平则门，今阜城门内大街西端。北为肃清门，在今学院南路与西土城路交汇处。尚存瓮城残址。
南垣辟三门。中为丽正门，位于天安门南。丽正门之东是文明门，位于今东单路口南部。丽正门之西是顺承门，在今西单路口南侧。
北垣辟两门。西侧是健德门，在今德胜门外五里小关处。东侧是安贞门，在今安定门外五里小关处，俗称五路居。
上面谈到，按照《考工记》的设计思想，四面城垣应该各开辟三座城门，总计十二座城门。大都虽然遵循了《考工记》的理念，却只构筑了十一座门，从而就令人费解。为什么会是这样？这要从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说起。刘秉忠，今河北邢台人，学问渊博，精通《易经》与《邵世经书》，深受忽必烈赏识。元的上都与大都均是他设计的。因此，元大都在城门的数量上违背《考工记》的定制，很可能与刘秉忠信奉邵雍之学有关。邵雍认为，阳主赢，阴主虚。阳在乾位“全用”。阴在坎位，“不全用”。故而南垣辟三门。坎位在北，而“北不全见，东西各半”，故而要略去一门，以示“北不全见。”又依据八卦方位，北为坎，“坎为隐伏”，其方位“重险，陷也”。正北坎是“坎入于陷则凶”，潜藏不露则吉，故而不在大都北垣正中设置城门。
民间的说法是，大都是仿照两足（北面两门）三头（南面三门）六臂（东西各三门）哪吒的形体建筑的。时人张昱在一首题为《辇下曲》的诗中吟道：“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哪吒城。谶言若以砖石裹，长似天王衣甲兵。”便是指此。
大都虽然少开辟一座城门，但是，仍然遵照《考工记》的思想，开辟了九条南北干道与九条东西干道，只是南北中轴线的北端没有相对应的城门罢了。
干道或者次干道，其时称街。街有大街与小街之分。街以下的道路，一称火巷，一称胡同。胡同是蒙古语在汉语中的借词，原指水井。胡同一词虽然产生于元代，但是，以其为词尾的道路，并不很多，根据元人熊梦祥的记载，在大都，只有二十九条胡同，有名称流传到今天的只有西四路南的砖塔胡同，是北京的胡同之根。
洪武元年（1368），明朝的军队攻入大都，出于防御的考虑，把大都进行了适当改造。但是，大都的干道基本保留下来，并且成为胡同布局的经纬，直至今天，仍然在为北京的现代化服务。
与大都相比，明代的北京，出现了大量胡同，围绕干道整齐排列。为了日照关系和抵御隆冬时节凛冽的北风，胡同大多采取东西走向，南北走向的胡同只占次要位置。相对于南北干道，胡同大多是垂直的；相对于东西干道，胡同则大多是平行的。今天被专家认可的大都胡同遗存，主要集中在东四、西四一带，都是东西走向的胡同。嘉靖三十九年（1560），一个叫张爵的人把北京的道路名称搜集起来，以《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书名出版。根据张爵的统计，在他的时代，北京共有1170条街巷，其中有459条胡同，约占总数的40﹪，几乎是大都胡同的十六倍。从此，胡同成规模、成建制地走进北京百姓的生活。胡同，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
明代的胡同，不少保存下来。在名称上，有的至今没有变化，比如，王府井大街附近的金鱼胡同；有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比如，金鱼胡同北侧的干鱼胡同，今天谐音为甘雨胡同；有的变化则莫名其妙，比如，干鱼胡同附近的椿树胡同，后来改做柏树胡同，不知道是什么道理，难道这里的椿树，后来基因变异，长成柏树了吗？当然，也有的胡同消失了，这一带，有一条胡同叫长人道，现在完全没有可以寻觅的痕迹了。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进入北京，但是，在清人的打击下，很快退出北京。九月，年幼的顺治皇帝进入北京，十月宣布“定鼎燕京”。对于北京，清人采取了全盘继承的原则，北京的城市格局没有变化，只是街巷的数量增加了不少。据统计，清代末年，在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中，总计有2211条街巷，其中有1121条胡同，约占总数的50﹪。
1949年前后，北京城内的街巷达于高峰，其时约有3216条街巷，1039条胡同，约占总数的3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的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个城区，总计有2352条街巷，其中有1204条胡同，约占总数的51﹪。街巷的数量减少了，但是胡同的数量却增加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是，北京市政府1965年整顿地名，把许多标志性的地名规范化，在词尾缀以胡同二字。
如同其他城市，在北京，对道路的称呼也是有原则的。元人熊梦祥在其所著的《析津志》中，曾经指出，“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认定大街与小街的根据是道路的幅宽。那么，火巷与胡同呢？可惜，没有记载。196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光熙门一带进行钻探，发现那里的街巷的宽度约在9.24米，相当元人的六步。有一种意见认为，这就是胡同的宽度。是否这样，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无论怎样，胡同狭窄于街，则是毫无疑义的。这个原则被后世继承下来。比如，鲜鱼口地区的道路可以分为四个等级：巷、胡同、街、大街。其中，巷的宽度一般在3米以下，长度在200至300米左右，比如得丰东巷、得丰西巷。胡同的宽度在3至5米之间，长度在300至500米左右，比如晓顺胡同。街的宽度在6米以上，长度在500米左右，比如西兴隆街、打磨厂街。大街的宽度在20米以上，长度在1600米，比如前门大街。晓顺胡同为居民提供了安静的居住环境。西兴隆街、打磨厂街两侧多商店。前门大街既是北京的南北干道，又是北京重要的商业区。
这种根据城市功能设计街道的布局，是十分科学的。我们很难设想，一座城市所有的街道都是一个尺度，很难说，居住在城市干道两侧的居住环境是优美而适宜的，人类的居住要求安祥、静谧，北京的胡同则提供了这样的居住环境。如果说，北京的四合院是中国传统民居的代表，那么，胡同则是中国传统居住环境的代表，可惜，对此我们认识不够。我们更多的是从交通的角度考虑问题，胡同似乎只剩下出行一种功能了。这当然失之片面。胡同的本质是居住空间的组成部分，是四合院的延伸，是从公众场所到私密场所的过渡。人类的居住，按照古人的理想应该是“居之安”，胡同则提供了这样的理想形态。对此，我们的研究不够而流于表层，需要进一步探索。
近年，随着北京危改的提速，旧城区的胡同，消失了不少，从而引起专家的忧虑。因为，胡同是北京旧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胡同的大量消亡，严重地影响了北京的古都风貌，专家的忧虑不能说毫无道理。进行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同时保留古都风貌，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为此，我曾经提出微观地理学说，核心是注重新旧景观的谐调，把新与旧的景观统一起来。现在的问题是不统一，新旧对立，从而形成视觉障碍。专家的忧虑很大程度便在于此。因此，保护胡同，不应该只是消极的，而应该从积极的，微观地理学的角度进行保护、研究与构想。
至少，知道一些胡同的历史、胡同的要素、胡同的功能、胡同的文化，品味胡同、鉴赏胡同、享受胡同，从而给我们的生活添加一点历史与审美趣味，总是令人心情愉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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