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的前半生》(全本)出版了。如果我问个问题:《我的前半生》这本书是谁写的？您一定会说:“这还用问，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呗！”原来我也这么认为。其实不是，这本书的真正作者是李文达。新出版的全本里，有张他和溥仪的合影。
认识李文达是在1988年，恭王府花园为毓继明举行的三弦演奏会上。因为毓继明是溥杰先生的本家侄子，所以溥杰先生也来了。在众多的客人里，我发现一个70岁左右、中等身材、体形微胖的人和溥杰等人握手寒暄。我悄悄地问溥杰先生的秘书金子中先生:此人是谁？金子中告诉我:“他就是《我的前半生》作者，李文达。”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李文达这个名字，也是第一次听说，署名爱新觉罗·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原来并不是溥仪写的。
后来，以电影《火龙》和《末代皇帝》的拍摄为导火索，引发了《我的前半生》的版权纠纷。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直到1997年，李文达去世后才告结束。法庭宣判，版权归溥仪一人所有。还是在这场官司刚刚开始时，我在东长安街上老公安部大院的李文达住宅采访了他，听他讲述了《我的前半生》的成书经过。
关于《我的前半生》一书产生的经过，李文达说是这样的: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许多被押人员写了自传，内容无非是反省自己所犯罪行，名字都一样:《我的前半生》。溥仪的一部，是由溥仪口述、溥杰执笔写成的，最初是一本油印的小册子。1960年由群众出版社印刷出版了这本小册子，印数只有几千份，供内部参考。由于溥仪是个特殊的人物，敢于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并有忏悔之意，实属不易，说明我党的改造工作很有成绩。因此群众出版社想公开发行这本小册子。编辑出版的任务，就交给了李文达。
李文达，原是公安部的干部，1958年调到群众出版社当编辑。他接了任务后原以为很容易，有一个月就够了。一看才知道，这本小册子只写到1956年；而且当初溥杰在写这本小册子时，手边没有资料，许多历史事件当时无法查对，因而说得不清楚、不具体。再者，小册子的内容和语气主要是认罪、忏悔，缺少有血有肉的情节。这样的书出版后，它的可读性必然大打折扣。要出版这本书，就必须删掉那些空洞的内容，补充大量的改造过程。这时候，溥仪已经被特赦回到了北京，安排在植物园工作。李文达便住进了香山饭店，每天下午半天采访溥仪，晚上回来写稿子。这样搞了一个月，写了20多万字，但还是缺很多材料，尤其是管理人员在溥仪等人身上所做的大量工作和花费的心血、精力，连溥仪本人也不知道。李文达一看不行，还得去调查。这样，他就去了抚顺，在战犯管理所住了四十多天，和管理人员，和仍在改造的溥杰及伪“满洲国”的王公大臣们座谈，搜集到大批新鲜的材料。像溥仪在管理所中不肯杀生、人家打苍蝇他却把苍蝇赶走这样的细节，他本人是不会讲的。尤其让李文达兴奋和激动不已的，是管理人员对改造这些人所花费的心血。李文达还了解到这样一个细节:除四害时，要求每人消灭一只老鼠，这可把溥仪难坏了。一个叫王兴的管理人员，帮助溥仪做了一个捕鼠笼，解了溥仪的难。然而就是这个王兴，全家八口人在伪满统治下死了七口，剩下他只身一人！而这些情况溥仪并不知道。待后来李文达把这些事讲给溥仪听时，溥仪哭了。
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后，李文达向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另起炉灶，重新写作，主题就写改造，写共产主义思想对人的灵魂的改造。通过这位末代皇帝的变化，反映历史的必然。李文达的这个方案得到了领导的批准，也得到了溥仪本人的同意。此后，李文达又找了溥仪身边的太监、溥仪奶妈的干儿子等许多人，查阅了大量资料，如摄政王载沣和伪满大臣郑孝胥等人的日记，还看了近200米的显微胶片，眼睛都累坏了。全部调查采访工作，整整进行了三年。
1962年6月，由李文达执笔、以溥仪的口吻重新撰写的《我的前半生》出版了，16开本，上、中、下三册，55万字。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同年10月又出了第二版，比第一版减少了10万字。1964年3月正式出版时，还有41万字。此书前后改了9次，三易其稿。书成之后，溥仪给李文达写了四句诗:“四载精勤如一日，挥毫助我书完成。为党事业为人民，赎罪立功爱新生。”这首诗不仅肯定了李文达的劳动，同时表明:溥仪对李文达所写的东西是认可的。
在我采访李文达的时候，李文达向我出示了溥仪写给他的亲笔信和题词，还有一本厚厚的剪报集，凡是报纸上关于溥仪及皇室活动的报道，从清朝末年到日本投降，几乎无一遗漏。无论从研究新闻还是研究清史，这本资料都是非常珍贵的。
《我的前半生》是李文达所写，这是事实。至于署名是谁、版权属于谁，是另一个问题。说李文达是此书的作者，还有一个佐证是:这本书出版以后，一位清史专家给书中挑出了十六条错误。可能其中有些错误是溥仪记错了，但大部分显然是不太熟悉清朝历史的人容易弄混的。比如，书中几次提到“上书房”，以为这里是皇帝读书的地方。其实错了，皇帝读书的地方叫“南书房”。“上书房”是雍正年间开设的，专供皇子们读书的地方。把这两者弄混的，绝不应该是溥仪，而应该是李文达。
据李文达说，这本书出版后，他得到过一笔稿费，是和溥仪分享的。就是说，当时李文达所在的群众出版社是承认了李文达的劳动的。然而李文达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20多年后，会有人和他计较这本书的版权归属问题。那个时代的人，尤其是共产党的干部，只知道为党和人民做贡献，是不计较个人得失的。
《我的前半生》版权的纠纷是在1997年才结束的。有家报纸在发表法院判决的消息时，做了一个很有感情色彩的标题:“皇帝你可以放心了”。其实这是浪费感情:溥仪早在“文革”中的1967年就去世了。和李文达打官司争版权的，是溥仪的最后一个妻子李淑贤。据我所知，溥仪的兄弟及其他亲属并没有介入这场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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