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北京人吗？”听到这样的问话，我常常茫然，虽然我在北京前后生活了30年，却不敢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北京人”。因为我是小时候随父母从外地迁来的，多数时间住在北京城墙外的地界，接触的大部分是外来人口，体会不出北京文化的特性。所以我很长时间不能把自己融入北京的文化氛围。
所谓的北京人应该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而且居住在北京城里，从衣着打扮、饮食习惯到思想观念全都浸染了胡同文化的人们。
我在东城区东总布胡同贡院二条2号居住的4年，是我经历北京文化的难得时光。可惜当时小，体会不深，直到我的年龄进入了易于怀旧的阶段，才重新拣起记忆深处的印象，发现自己和胡同文化确曾有过某种联系，产生出了研究的兴趣。
比如说，我家明明住在东城区的贡院二条2号，却非要在贡院前头加上一个没有隶属关系的东总布胡同，这是为什么呢？想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总布胡同比贡院更为北京人熟知。
虽然贡院是北京很重要的地方，但毕竟只有参加科考的文人才关心。人们津津乐道的只是状元及第、才子佳人一类的传奇故事。何况贡院二条是民国时代才形成的，人们便更不熟悉了。而胡同是百姓居住的地方，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住在胡同中的人又不断上演各种悲喜剧，被百姓口口相传，尤其那些与朝廷相关的故事，更使老北京平添出生活在天子脚下的自豪感来。所以说起胡同，老北京人如数家珍。
总布胡同作为元代建城时就存在的老胡同，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而且颇有些故事可讲。元代时这里因设有总捕衙署而被称为总捕胡同，时间长了，百姓以音相传，叫成了总铺胡同、总部胡同，现在写作总布胡同。清朝末年，以南小街为界，把总布胡同分为东总布胡同和西总布胡同，民国时期又把紧邻的一条胡同改称北总布胡同。大名鼎鼎的李鸿章作为清朝的功臣，死后成为惟一特准建立祠堂的汉人官吏，李鸿章公祠就设在西总布胡同。1900年德国公使克林德在西总布胡同西口因向巡逻的清军士兵开枪挑衅被击毙，由此成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借口。“五·四”运动时，在北总布胡同里发生过爱国学生火烧卖国贼曹汝霖住宅“赵家楼”的事件，永远被人们纪念。
这样出名的地方，当然被老北京人熟知，一提总布胡同，就知道在东城，建国门内。所以，作为绝佳的地理参照物，东总布胡同被写在我家地址上。
对于我来说，总布胡同不仅是地址，也留下我生活的足迹。小时候，跟大人去东单大华电影院看电影，去儿童医院看病，都要穿行东西总布胡同。东总布胡同里的小铺是我帮保姆打酱油买醋常去的地方。扩展东长安街时，我读书的东观音寺小学暂时并到西总布胡同小学，更要天天走过东总布胡同去西总布胡同上学。
我经常望着胡同两边的房子发出无数的幻想。有一个封闭极严的狭窄小楼，像西式城堡，上下两个小窗户还装有一根根铁条。我把它幻想做巫婆的家。现在推测，那可能是北京第一家啤酒汽水厂的遗址。还有那片古色古香、发出森严之气的李鸿章祠堂，我把它看成神秘的大庙，总想进去看看里面有没有和尚。
终于有一天，我进去了。那天，保姆带着她的女儿和我们姐弟四个一起去东城区文化馆，也就是这个李鸿章祠堂，去看“小电影”。祠堂里没有和尚念经，所谓的小电影也一点不好看，黑黑的方匣子上有一块闪亮的屏幕，一道道横线在屏幕上跳跃，把黑白色的图像干扰得让人眼花缭乱。我没兴趣看，弟弟们小，更没兴趣，一个个闹起来，保姆只好带我们回家了。
可就这一眼，让我经历了一个值得记录的历史进程。1958年5月1日，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开始试验播出电视节目，每周两次。当时接收机只有20台，全是进口的。我看到的就是第一次试播的电视节目。总布胡同添了一个新故事。
后来，文化馆搬迁了，李鸿章祠堂也只剩下一段红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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