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刘安主编的《淮南子·天文训》写道:“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为什么把这个节气叫做“清明”呢？《岁时百问》写道:“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
清明节的活动主要有两种，一个是上坟扫墓，另一个则是郊游踏青。
清明时扫墓是对祖先的“思时之敬”。在旧时，“烧包袱”是祭奠祖先的主要方式。“包袱”是指从阳间寄往“阴间”的“邮包”。“包袱”中装有冥币、金银箔叠成的元宝等。清明时在祠堂或家宅的正屋设制供案，把包袱放在正中，在前面还要放上水饺、糕点和水果等供品，然后烧香秉烛。这时全家老小依照尊卑长幼的顺序依次行礼后将“包袱”放到门外焚化。不少人家也会携带家眷到亲人的坟茔去扫墓。扫墓时要为先人修整坟墓，如为坟头添添土、锄锄草，在坟头上边压上一些纸钱等。然后再在坟前献上供品，进行祭拜。
白居易在《寒食野望吟》中对这一情景进行了描画:“鸟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生死离别处；冥寞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
在祭祀活动之后，人们便可聚餐、饮酒，有些人还会在这里放风筝和欣赏春回大地的大好风光。
北京人在扫墓的时候曾经有戴柳的风俗。在《京都风俗志》中记载:“清明日，妇女、儿童有戴柳条者，斯时柳芽将舒苞如桑椹，谓之柳荀。谚云‘清明不戴柳，死后变黄狗’，其意殊不可饶。或曰:‘清明不戴柳，死在黄巢手’，盖黄巢造反时，以清明为期，戴柳为号，故有是谚也。”由此看来清明时戴柳也可能是从黄巢起义时流传下来的。
清明时不仅要表达对祖先的“思时之敬”，还有郊游赏春的踏青。
在唐朝诗人顾非熊的《长安清明言怀》诗中写道:“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两初晴”。可见当时人们便已利用清明时节进行踏青活动了。这是因为清明墓祭的时候，自然环境为人们创造了一个春游的好时机，人们正是合理地利用了这一自然条件。从另一方面说，人们的祖先和亲人若地下有灵的话，都愿看到自己的后代和亲人高高兴兴地生活着，当看到他们兴高采烈地踏青时，也一定会感到欣慰。
对于踏青活动，唐代多有记载。如《旧唐书》中记道:“大历(代宗的年号，公元766—780年)二年二月壬午，幸昆明踏青。”在宋朝时，画家张择端在他的《清明上河图》中用传神的笔墨为我们描绘出汴京外汴河清明时的热闹情景。脍炙人口的杜牧那首“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把人们扫墓的心情、大自然的美景和踏青赏景的情景描绘成一幅情景交融的画面。
在《帝京景物略》(明代刘侗、于奕正合著)中写道:“岁清明。桃柳当候，岸草遍矣，都人踏青高梁桥，舆者则褰，骑者则驰，蹇者徒步，既有挈携，至则棚席幕青，毡地藉草，骄妓勤优，和剧争巧，厥有扒竿、筋斗、筋喇(弹拨说唱)、筒子(变戏法)、马弹(马戏)、解数、烟火、水嬉。”可见当时京城人踏青时的热闹情景了。
在明清时高梁桥一带成为北京人踏青的胜地。那时“高梁桥两水夹堤，垂杨十余里，流急而清，鱼之沉水底者，鳞鬣皆见。蓝棋置，丹楼珠塔，窈窕绿树中”。在晚清时，西太后从这里乘龙舟沿高梁河游颐和园，沿途观看两岸风景，那时这里景致尚可观也。
在清康、乾时，北京人还有一处踏青胜地，那就是满井。在《旧都文物略》中记载:“满井，在安定门外五里。井径五尺余，清泉突出，冬夏不竭。好事者凿石栏以束之。水常浮起，散满四溢。康、乾时，宴游极盛。”
旧时因风景名胜多为皇家园林，百姓无法进入踏青，故高梁桥和满井这两处自然风景区便成为京城百姓的踏青场所。
如今京城百姓继承了祖先在清明时扫墓的风俗，用以寄托对先人的怀念，这有利于人们形成尊老敬老的品德。只是在上坟扫墓和祭祀活动中应摒弃那些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活动。“烧包袱”也被献花来代替。而踏青活动如今随着交通的便利和风景区的开发，为人们出游提供了广阔天地。学校和单位组织的春游活动使“踏青”，更为人们欣赏祖国的大好山河提供了条件。 | 
